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

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

南京大学鲁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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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明清官话研究中，基础方言问题是很为重要的课题。1983年《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出版，我即研读，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1985年发表，文中提出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假说，以“南京男孩”事件作为主要论据。后又得到杨福绵神甫的证明和李思敬总编的支持。本文叙述玩味悟解和逐步获得“书证”的过程。西班牙汉语学者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的英译本、中译本于本世纪初相继问世，其中关于清初南京话的论述，是我的学术观点的又一铁证。官话的基础方言直至清末才转换成北京话，但其时南京话仍保持很大影响。关于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近来我的学术观点退了一步，同时进了一步。

关键词官话基础方言南京话利玛窦金尼阁瓦罗《华语官话语法》

一、“从字缝里看”《利玛窦中国札记》

通语的问题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但是在汉语史上，却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遗憾的是，在汉语的研究中，通语史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历代通语的情况我们很不了解，一部《汉语通语史》不知何年能面世？原因是，由于外来模式的影响，某种语言研究范式取得支配地位，于是使得多年来汉语及其历史的研究范围凝固化。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近二十年来，众多学者投入了汉语明清时代通语“官话”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热点。

我以为，汉语通语史的一个特点是两千多年来其基础方言的多次变动。即以近代而论，明清的通语“官话”，起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改为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作为明代通语的“官话”，其情况如何？如明人何良俊（1506—1573年）《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王）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于此可以推知“官话”与“乡语”相对。冯梦龙（1574－约1645）《笑府》卷九“闺风部”：“有好嫖者，妻谓之曰：‘我看妓家容貌，也只平常，你爱他有甚好处？’夫曰：‘我爱他官话好听耳。’妻即应云：‘这也何难？’”等等。就我浅闻，迄今语言学论著中引用的“官话”书证，出自明代中土文献中的，约二十例左右；而且中土文献缺乏我们所期盼的对“官话”的性质、使用范围、状况的叙述与描写。您已序叶的《明清官话音系》，是否要回应书中如下观点：“将某一地点方音提升为共同语标准音的想法不对”“共同语标准音不是建立在某个次方言和地点方言基础上的”“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只得利用外国人士的著作。

第一本当是利玛窦、金尼阁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1552年生，1571年加入忠于罗马教皇的耶稣会，1582年来到澳门，翌年进入广东肇庆传教，此后逐步北上至南京，1601年入北京，并深入宫廷，1610年5月卒于北京。利玛窦在晚年即1608年开始用意大利文记叙他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历，临终时基本完成。1610年冬，另一位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来澳门，翌年至南京，跟从先来的耶稣会士郭居静、王丰肃学习汉语，又至杭州、北京，他奉中国传教区的特遣赴罗马汇报，他于1613年2月从澳门登舟，次年10月抵梵蒂冈。他在途中将利玛窦的手稿译为拉丁文，并颇有增补，1615年在德国出版，书名作《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此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陆续出现，英译本书名作《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中国学者何高济等据以翻译，中译本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关于著者，这个中译本题作“利玛窦、金尼阁著”。而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于1910年始在梵蒂冈耶稣会图书馆发现，1013年第一次刊布，据意大利文翻译的各种文本也有好几种，例如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传教史》，1986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要言之，

利玛窦的书有两个版本系统，也有两个中译本。拙文的论述主要引据北京中译本。

何高济等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983年3月出版，数月后书到南京的书店。我翻阅后，发现其中关于明代的语言、文字的记述颇多，于是购买，随即玩味精研，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文，曾请李思敬、杨耐思二先生赐阅，1985年得以正式发表。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相当忠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明末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利玛窦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北京中译本页3）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是研究明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我们语言学人则重视它对当时中国语言文字论述的部分。该书说：“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大不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北京中译本页30）相形之下，利玛窦的叙述清楚、明确多了。大概是中国文士身在此中，司空见惯，习焉不察；而对外国来客而言，中国的通语和方言是他们首先接触，又是感到最为困难的事物，故详加记述。

明代存在“官话”，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也有令我们遗憾的地方，亦即利玛窦和金尼阁没有明确交代这个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中土文献至今也还没有发现能对这个问题提供令人满意回答的史料。

通语必须有基础方言。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论现代汉语的通语时说道：“十亿人口的大国，标准语、标准音不用一个活方言——北京话做底子，是不可想象的。”[完全用北京话作底子更是难以想像的！用活方言作底子可能在很有限的层面上用！今天普通话的确定模式不一定与古代一样。当今世界的共同语基础口语的确定问题形式也是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明确地说，明代官话必有其基础方言。利玛窦是这样叙述他所目睹的明帝国：“说到中国的版图，各个时代的作家们都在它的名字之前冠以一个大字，这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年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北京中译本页6－7）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官话”必有基础方言，这是毫无疑义的。[基础方言是要有的，但基础方言也是个历时的概念，与一代一代的共同语的确定不会是完全对应的，可以有相当的延缓。/我的以上这些问题是某些人攻您的前提。]

明代通语的基础方言，学术界最初主张北京方言说，这自有其道理在，如果不考虑金代，那么从元代起，北京就作为全国的首都，直至明代和清代，绵延数百年之久。

宋代大思想家张载说：“学则须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明代官话基础方言北京话说，可以“疑”吗？可以的，但是“疑”要有理由、要有证据。

我以为，研究明代官话最重要的问题，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基础方言是什么。拙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的重心即在于讨论这个问题。

拙文说：“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它与北京话有何关系？……我们的看法是，未必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拙文说，支撑这一观点的主要的论据是：“《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二十二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以为，在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或反证之前，“南京男孩”这一论据这仍然是强有力的证据，否定不了，忽视不得。这个“南京男孩”的证据是当年我“从字缝里看”出的，读书贵在反复玩味，方能得其中三昧。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澳门神学院院长）指派庞迪我（Diegeo de Pantoja）神父……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庞迪我神父来自托莱多（Toledo）省。”（北京中译本页378）“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则要陪同利玛窦神父前往北京。”（页383）“正在这时，一位身居要职的太监率领六艘马船载着丝绸，正要动身去北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页384）1600年5月18日从南京启程。在运河中航行逾月，至山东省西北境，“负责马船船队的太监在临清停下来，前往拜望这个收税官马堂。”（页388）“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这是关键词，应多作文章，它比“南京话”重要，因为南京话与北京话相差不会太大，学会了南京话也大致能算上是学会了中国话，学会了南京话哪怕在北京话的北京照样可以通吃！加上“纯粹的”就有价值判断，即这才是正宗的、值得老外学的！）另一个信息供参：明太祖的话就是我家乡的话，绝对与北方话相差无几。]南京话。”（页391）后来利玛窦、庞迪我及其同伴到达了北京，“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正确地写中国字。有这两个人在工作，基督教在都城获得了进展。”（页471－472）（尧按，请注意：该书没有说“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北京话”！）后来为了向万历皇帝请求赐给利玛窦墓地，连连奔走于官府，到众多的大官僚处走后门、拉关系，全靠庞迪我，如果他的中国话不娴熟怎能成功？可以再举一条史料：《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拉丁文翻译者兼增补者金尼阁，后来著《西儒耳目资》，这是汉语史上的名著，金尼阁在天启六年即1626年写的“自序”值得重视，他说：“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实始之，愚窃比于老朋而已。”他按中国士人的习俗，称字表敬。他所推许的三位泰西学者即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利玛窦在广东肇庆时与另一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合编《葡汉辞典》（见杨福绵长篇论文《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后来利玛窦自己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著《西字奇迹》等，仰凤是郭居静字，郭居静精于音乐，曾于1598年与利玛窦一道编过《宾主问答辞义》和几套词表，创制了五种符号标示汉语官话的五种声调，利玛窦很推许、赞扬他的汉语研究生平（中译本页336）。而郭居静后来成了金尼阁在南京学汉语的老师。金尼阁将庞迪我与利玛窦、郭居静这两位研究汉语颇有成绩的学者相提并论，足见庞迪我说中国话的水平和研究汉语学的水平都已达到很高的地步，成了《西儒耳目资》的先驱者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610年耶稣会中国教团监督利玛窦死于北京，庞迪我任代理监督，即向明神宗申请墓地，“呈给皇上的奏疏用的是庞迪我神父的名义”。（页618）奏疏中有这几句话：“我，庞迪我，是一个从极遥远的国家来的外国人，深慕贵国的声名和光荣，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远涉重洋，行经六千多里路，历尽无穷的艰难险阻，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尧案，西元为1601年1月）和利玛窦以及另外三个同伴来到陛下的朝廷。”（页618－619）我们不禁要问：“庞迪我说的‘另外三个同伴’是谁？”，前面的引文中已经讲明两个了，从南京出发上船时即有两个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那么，一同晋京的还有谁呢？看来就是这个太监送给外国传教士的礼物，即“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在当时两个洋人中，尤其需要学习中国话的是新来的庞迪我，利玛窦已经会说中国话了，他必然也会主动地教教庞迪我中国

话，可是若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话的教师，利玛窦无论如何是不能胜任的，他会有自知之明，应该由中国人担任教师！赴北京的途中起初只有两个中国人，让我们来看看钟鸣仁和游文辉何许人也，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钟鸣仁这个人物多次出现，例如第三卷第二章提到：“视察员神父把两个在澳门学校接受教育和培养的年轻人派给他们。其中的一个，钟鸣仁（Sebastiano Ferdnando）,在我们目前写作时仍然活着，勤勉努力。”（页243）再请读该书前面的叙述：“我们称他们为兄弟，是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加入了耶苏会作为修士。一个叫钟鸣仁，一个叫游文辉（Emanuele Pereira）,两个都是中国人但有葡萄牙的名字，都是澳门本地人。他们是信教的华人子弟，同时接受了葡萄牙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受洗时，就取了葡萄牙的名字，而在这时候他们似乎倒更像葡萄牙人而不像中国人。”（页317）于是我们可以作这样合理的推测：利玛窦、庞迪我和钟鸣仁、游文辉四人搭太监的马船从南京出发经运河北上到山东临清的漫长的旅途中，教庞迪我中国话的任务主要由钟鸣仁、游文辉承担，不过此二人是澳门人，而且是葡化的澳门人，这样的中国话教师显然也是不够格的，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太监当然是操的地道中国话，在与传教士结伴的长途旅行中自然对庞迪我学汉语的尴尬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先回北京，扔下了传教士们，为了表示歉意，投传教士之所好，知道传教士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这必然也就是最贵重的，于是太监送了个“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从临清以后，这男孩就成了传教士群体中的一员了。他“不负重托”，果然使“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

泰西人到北京，目的就想在中国首都，在皇帝的身边长期居住、传教，他必得学中国话，而北京皇宫里的操地道中国话的太监却要洋人以南京的男孩为老师，学“纯粹的南京话”！这在今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的这一段史实实实在在太发人深省了！短短52字迫使人不能不提出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假说。我的旧文云：“如果在明代，南京话是有别于官话的一种方言，那庞迪我就没有必要，至少不值得花力气在一开始学中国话的时候就去学纯粹的南京话，因为《札记》讲过，懂得通用的语言即官话，‘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而且庞迪我此时是去北京，力图在北京打开局面，从事传教活动。事实上他此后一直住在北京，为什么要学纯粹的南京话呢？”

这是假说，这个渐悟得来的假说还需要证明的。

杨福绵教授《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长文述及太监将南京男孩送给庞迪我，让他学“纯粹的南京话”一事时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面这一段记事是译自由金尼阁改订出版的《利马窦中国传教史》而不是译自利氏意大利原文。这一段记事的原文是：‘太监刘步惜很高兴地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神父们，当做礼物。因为这个男孩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 parlava molto bene［la］lingua cina），可以教正要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金尼阁把利马窦原文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达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鲁国尧据何高济的中译本看出了这一点，今以利氏意大利文原本证明之。”杨福绵教授本人是耶稣会士，到过梵蒂冈，他懂意大利文。杨福绵神甫长文中翻译的利玛窦原稿的一段话的根据是Pasquale M. D’Elia（德礼贤）所编的Fonti Ricciane（《利玛窦全集》），杨先生的译文当为可信，他的论断也当为可信。杨先生墓木已拱，他用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证明我的假说，我得感谢他。[“地道的中国话”“纯粹的南京话”可以不指基础方言或标准语问题，而是一般地形容指对老外能学得更具体生动活泼的中国口语，如今天可以说：跟这个男孩可以学会地道的南京话或山东话或武汉话，也即学会地道的中国话。]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北京中译本是根据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译自金尼阁的拉丁

文本的英译本。“中译者序言”云：“（《利玛窦中国札记》）手稿是用利玛窦的本国语言意大利语写成的”，“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利玛窦的原意大利文手稿并没有遗失，而是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了。当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汾屠立神父把它连同利玛窦的其它书稿一起刊布，题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本书原稿。”“1942年德礼贤神父再把它收进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中。”“原意大利文稿的公布，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起一些讨论。有的学者比较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本，认为拉丁文本除明显的增补而外，还有些不大显眼的修订和有系统地进行过改动的痕迹。”“金尼阁所增修的地方，有的是他本人的见闻，另一些则得自可靠的来源。作为一个和利玛窦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中译者序言页2－4）日译本《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译者指出，金尼阁的拉丁文本“有非常大的增补和删削，可以说是利用利玛窦的手稿的金尼阁的作品”《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译本的“附录：1978年法文版序言”：“至于拉丁文译本的长处，……鲁尔以原稿和金尼阁文本进行了比较，他发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重要增补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的补充和修改’。”（页657－658）“不应该忽视金尼阁文本中所特有的而为利玛窦原文中所缺乏的某些特点。首先应该指出，在翻译和刊行利玛窦札记时，金尼阁明显地改进了原稿的文字质量。……至于金尼阁，他被人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拉丁语学者，如果利玛窦札记在文学上是成功的话，那主要地应归功于他。”（页665－666）于此可见，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对勘有重要学术意义。

总之，《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金尼阁的拉丁文本跟利玛窦意大利文本存在一定差异，有改动，有增补。在叙述太监送给耶稣会士南京男孩的目的时，金尼阁也许是不经意间的改动，但是不管无意、有意，这一更动却泄漏了“天机”。

李思敬先生极为重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的关于明代官话的珍贵资料。1996年他在为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文补写的“提要”里说：“本文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关明代官话的几种关键性材料，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作了新的探索。这些关键性材料是：一、当时除各地方言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Guonhoa）’。二、‘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三、利玛窦认为：‘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四、在从南京去北京的中途，同行的刘太监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送给神父们，‘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据此，本文推断：到北京去工作的外国人，学习当时‘官方的国语’，要学习‘纯粹的南京话’，说明当时‘官方的国语’（即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这一推断反映着这些关键性材料的内在联系。好！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是确定性的，根据这些材料所提出的推断也应该是确定性的。本文的推断成为近代汉语研究上一个新的视点。关于明代的汉语共同语，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掘的问题，而作为开掘的方向，本文所发现的新的路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此，我们从《利玛窦中国札记》所叙述的“南京男孩”这一关键性史料，可以总结出下列“关键性”的要点：

甲、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的“地道的中国话”＝金尼阁拉丁文本的“纯粹的南京话”。

乙、让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的是什么人？是北京宫殿里的太监。可是那太监却叫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即标准的中国话！。

丙、《利玛窦中国札记》泄漏了有关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天机”。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念兹在兹。2004年春、夏我应邀到台湾授课，得以读到台湾光启出版社的中译本，时值老朋友日本京都大学木津佑子教授在台湾中央研究

院访学，我请她帮助，得到了意大利文本、日译本、英译本的有关段落的影印件，于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南京男孩”这关键性史实上述几种文本的措词情况。现在简述如下：

利玛窦因过劳而感到去日无多之时，着手用意大利文写他的经历，1608年开始，去世前基本完成。金尼阁在1613－1614年由澳门返罗马的途中携带了利玛窦手稿，在海船中把它翻译成拉丁文，并有若干增补和改动。1615年秋出版，并于1616、1617、1623、1684年各印一次，德文译本出版于1617年，西班牙文本出版于1621年，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于1622年。1953年英译全本问世。以上各本皆以拉丁文本为底本。何高济等的中译本（1983）系据英译本。

在利玛窦逝世300年后，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在罗马发现，1613年出版，1942年德礼贤神父加以整理、注释，出版了《利玛窦全集》。以这个刊本为依据，有川名公平的日译本《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1982），译者序云：“直接译自意大利文，远比英文本正确，利用价值也高。”台湾光启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利玛窦全集》，第一、二卷为《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刘俊余、王玉川合译。此本据德礼贤编注的《利玛窦全集》，其序言中讲述利玛窦原稿和金尼阁本的异同甚详，可参看。

我们现在绘制一张《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有关译本源流表：

金尼阁译、补

拉丁文本

1615 加莱格尔

英译本

1953 何高济等

中译本

1983北京

利玛窦原稿

意大利文

1608-1610

刘俊余、王玉川

中译本

1986台北

德礼贤《利玛窦全集》

意大利文

1942

川名公平

日译本

1983

我们将几个本子里的关于“南京男孩”的这一句话抄录于下：

先录意大利文本及台湾中译本、日译本系统：

“L’eunuco Leupusie se ne fu molto allegto e diede in dono ai Padri, alla sua dipartenza, un putto che egli aveva comprato in Nanchino, che parlava molto bene [la] linqua cina, per insegnare al Padre Pantogia, che veniva imparando con esso.”(意大利文本)

“刘婆惜非常高兴，在分手之前，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了神父，为教庞迪我神父学中文。这书童讲一口很好的官话。”（刘俊余、王玉川中译本，台北）

“宦官レウプシエはそれをとても喜び、別れぎわに、彼がナンキ－ノで買い取った男の子を神父たちに贈物として与えた。少年はたいへんきれいなチ－ナ語を話したので、パント－ジャ[パント－ハ] 神父の教師にするためであった。神父は彼について言葉を習った。”（日文译本）

承自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英译本和北京中译本系统：

“The eunuch who had been in charge of the expedition, sailed away joyfully, and as a present to the Fathers he left them a boy, whom he had bought at Nankin. He said he was giving them this boy because he spoke so distinctly, and he could teach Father Didaco the purity of the Nanchinese tongue.”（英译本）

“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何高济等中译本，北京）

意大利文的“linqua cina”，刘俊余、王玉川中译本翻译成“官话”，而日译本译作“チ－ナ語”，系直译。何高济等的“南京话”显然是根据的英译“Nanchinese tongue”。可惜我们没有掌握1615年（或其后）的金尼阁的拉丁文本。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和川名公平的日译本都很强调利玛窦原意大利文本的纯洁性，认为其价值高。笔者之见：他们的说法自有其道理，但是也不必贬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兼增补本的价值。金尼阁说明，他的增补“是我从每年的书信的真迹中搜集和提取出来的”。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在讲到版本问题时说：“金尼阁所补加的资料，都是取自其他传教士之教务报告。”须知，金尼阁1610年来华，1613年初即为中国传教区监督龙华民特派去罗马教廷汇报，他随身带了大量重要文件，如利玛窦的手稿，游文辉于利玛窦逝世后绘制的利玛窦像，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史料、资料，金尼阁在舟中必然阅读、采择、利用它们。我们还应该想到，金尼阁本人两年多的所见所闻怎么会不融入写作中？他刚来中国，必然具有新鲜感，必然在努力观察和记录中国。所以何高济等的中译本将《利玛窦中国札记》题作“利玛窦、金尼阁著”，是十分正确的，既合于情又合于理。利玛窦原文本，当然价值高，但是金尼阁增补本另有其特有的价值，也值得重视。例如金尼阁在对“南京男孩”事件的叙述中，将“中国话”改作“南京话”，就有意大利文本无法具有的价值，使三百多年后的中国人如笔者得以认证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我以为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下面这一重要的事实：金尼阁1610年冬抵澳门，次年即赴南京跟从利玛窦所推服的郭居静神父学汉语。金尼阁刚从外国来华，头等难题就是语言不通，他必须学汉语，自然是如利玛窦所云，学习的是官话，他从粤方言区的澳门，很快到了南京，在南京学汉语，后来他到过杭州，又到北京，领取中国传教区监督龙华民的任务，再南下澳门，登舟返罗马。他在中国虽然只有两年多，但是他所经之处，除了粤方言区、吴方言区外，尤其在南京、北京都住过，他能不清楚汉语的情况吗？能不了解南京话在汉语中的标准音的地位吗？金尼阁

的改动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的，是基于亲身经历的！这是我近期思考明代官话基础方言问题的收获。我认为，我这段话发前人所未发，很有力量！

我要着重声明：如今，即2005年，我的学术观点“退了一步”，但也“进了一步”。此话怎讲？

二十二年前，我笼统地说南京话或许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可是明帝国长达二百七十七年（1368－1644年），明代早期、中期的通语及其基础方言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还没有从中土文献或者非中土文献发现可靠的史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没有发言权，这是起码的学术要求。我应该将我的假设所指的时间段缩短。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来澳门，翌年入广东，太监向利玛窦、庞迪我赠送南京男孩一事发生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1601年到达北京，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卒。因此我们可以说句很谨慎小心的话：“利玛窦在华期间或其前或后一段时间，亦即明代末年汉语通语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这是我的“退一步”。

现在我的学术观点也“进了一步”。我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文中说：“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二十二年过去了，我要删去以前过于谨慎小心的“或许”，大胆地说：“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就是南京话”。当年我说：“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二十二年过去了，迄今为止反对“南京话”说的学者还没有一人对“南京男孩”事件作出另一种解读，这说明“南京男孩”是关键性史料，而一条关键性的史料，胜过千字万字的分析与说解，“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二、“从字面上看”《华语官话语法》

上面述及我们于1983年、1984年从“南京男孩”事件推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思考过程。那是“从字缝里看”而得出的假设，有幸得到杨福绵先生的证明、李思敬先生的支持，此文又增添了若干“书证”。时光荏苒，二十多年后，我再次郑重地向学术界申明我的观点，“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因为我获得了更强有力的证据，可谓之铁证。这次不是“从字缝里看”出来的，是“从字面上看”出来的。

记述清初官话的有西班牙学者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该书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在广州出版。2000年由柯蔚南（W. South Coblin）和约瑟夫?列维（Joseph A Levif）翻译成英文出版，2003年由中国学者姚小平、马又清翻译成中文，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广州刻本，封面题“弗朗西斯科?瓦罗编著，佩德罗?德?拉?皮诺埃拉增订”。现在简要地介绍一下此书的编著者和增订者。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 aro），中文名万济国，西班牙人，生于1627年，1649年（顺治六年）到中国，此后一直在闽北和福州传教，卒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瓦罗于1682年（康熙廿一年）写成《华语官话语法》，以手稿形式广泛流传，其书至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方在广州出版。佩德罗?德?拉?皮诺埃拉（Pedro de la Pi?uela），中文名石铎琭，1650年生于墨西哥城。其父西班牙人，母为西班牙裔。1676年（康熙十五年）抵中国福建传教，后从瓦罗学习中文。1702年迁往南京，旋因病返广州，1703年在广州整理其师瓦罗的手稿，将其出版。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死于漳州（以上悉据柯蔚南教授等的“英译序”、“英译出版前言”和白珊博士的“导论”）。所以现在见到的《华语官话语法》是瓦罗身后由其弟子据手稿加以编辑整理，增订问世的，因此此书中必有皮诺埃拉的观点，只是后人无法辨认。瓦罗师弟二人于顺治、康熙时来华，瓦罗的汉语生平很高，皮诺埃拉到过南京，他们的著作中反映的必然是清初汉语，他们所议论的必然也是清初的汉语的真实状况。

请看瓦罗师弟对当时汉语官话的记述，“诫律之五”：“在此我们还应该指出，中华帝国除了通用的官话之外，各个城市或乡镇还有不同的方言，他们称之为‘乡谈’。这种话只有

本地人才听得懂。”（英译本页31，中译本页18－19）该书附录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的文字则作：“此外还应指出，除了通用于各省市的官话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语言，中国人称为乡谈。这种土话只有本地人才听得懂。”（英译本页255，中译本页181）这两个本子大意相同，都是叙述大清帝国有一个通用于全国的官话，而“乡谈”是方言土语。令我们深感兴趣的是，1682年瓦罗的陈述跟1608年利玛窦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

刚才说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那是什么本子？在此我们有必要叙述一下《华语官话语法》的版本问题，因为这对本文的论述有重要关系。《华语官话语法》书前有研究瓦罗的专家白珊博士的长篇导论，导论说：在瓦罗生前，此书以手稿形式广泛传播，“17世纪后期，大概至少有过两个手稿原本，一个是瓦罗完成于1682年的本子，用西班牙文写就；另一个是他在两年后用拉丁文写的本子。两个本子都有价值。”瓦罗去世后，西班牙文手稿由弟子皮诺埃拉整理，于1703年在广州出版。第二版印制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用的是原来的木版，……这一版本极为罕见，有一个本子藏于纽约美洲图书馆的西班牙学社分馆。至于出版地、出版者，均不详。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另一部《华语官话语法》手稿，……从内容上看，这一手稿在几个方面有别于1703年本，……其上写明的再版时间是1793年。国会图书馆手稿与西班牙学社分馆本似有密切的联系，后者的出版年份很有可能是1793年，而不是1790年。关于这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有两种可能，即，国会图书馆手稿要么是西班牙学社分馆本的手抄件，要么是这一版本所依据的原稿。第一个推测似乎更能成立，因为出版者手里看来有1703年原本的木版。况且还有一种可能：他可以重印1703年本，只须对少数几处加以修改。”（中译本F24－25）英译者柯蔚南教授在引述了白珊博士的话后说道：“不论怎么说，只有直接比较了手稿本和西班牙学社分馆本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中译本F12）显然，英译者的谨慎值得推许。这两个本子，一在纽约，一在华盛顿，相距不算远，何不将两个本子做直接比较，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结论？是所望于北美学者。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广州刊本（西班牙文原刊本影印本、英译本、中译本）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英译本、中译本），这个手稿本的时间也并不迟，相当于清代乾隆末年，也应该认作关键性的历史文献，其中的话当然也反映了清代官话的历史状况，同样具有高度价值，这是不可忽视或贬低的。

下面是拙文的又一关键所在。《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本不仅讲到流行于大清帝国全境的官话，还对清初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有所讨论，自然首先讲到南京话，着墨不少，也提到了北京话，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正是我们殷切企盼多年的珍贵文献资料。据柯蔚南教授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在三处与1703年刊本有实质区别”（F12）。而正是在叙述南京话等问题时，置于我们案前的该书的1703年广州刊本，跟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二者文字上有相当的出入，自然引来内容的一定歧异。

请读“诫律之五”的第2节，先看广州刊本的叙述：“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我们一定要懂得中国人读这些词的发音方法。但也并非任何一个中国人就能把音发好。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它操官话的省份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地区比如福建，那里的人们发音就很不准确，把h和f混淆在一起。其它省份也各有自己的语音毛病。一个中国人即使知识广博或学历很高，也并不意味着他就能说好官话；实际上有许多这样的人官话说得很糟。因此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只学那些以南京话或北京话为基础编纂的cabecillas或词汇表。”(中译本页18)因为这一段是关键性的话，所以我将英译文抄在下面：“And in order to do this well,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way in which such words are pronounced by the Chinese. Not just any Chinese, but only those who have the natural gift of speaking the Mandarin language well,such as 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an Kīng南京,and of other provinces where the Mandarin tongue is spoken well.For there are certain [regions],such as that of FǒKién福建,where they pronounce and speak with many imperfections,confusing the h

with the f. And those of other provinces have other defects;and,even if a Chinese is a learned man or degree holder,this does not mean that he would necessarily speak Mandarin well,because there are many such who speak it badly.Therefore one should concentrate only on the cabec illas and grossaries based on the speech of Nan Kīng or pěKīng.”(英译本页31) 英译文“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an Kīng南京”，显然系据西班牙原刊本直译的,译成中文时，如果采直译法，当为“南京省的居民”。考清初并无“南京省”的建制。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明太祖初即位都应天府，……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顺天府，改北京为京师、京师为南京。清初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废南京称号，但习惯上仍沿称南京。”“明永乐元年以原京师所辖地区为南京，相当今上海市和江苏、安徽两省以及江西婺源县地。清顺治二年改为江南省。”（页761）“江南省，清顺治二年以南京改置，治所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康熙六年分置为江苏省和安徽省。”（页436）案，顺治二年为公元1645年，康熙六年为1667年。瓦罗于顺治六年来华，此时有江南省，瓦罗于1682年（康熙廿一年）写成《华语官话语法》，此时江苏省已设置多年。瓦罗写作“南京省”，是沿用旧称，其意实在于指江宁府及其周边地区。若论明之南京，清之江南省，所辖范围甚大，其方言复杂，主体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还有吴方言甚至徽方言等（清之江苏省无徽方言），吴、徽方言跟南京话区别明显，乃众所周知之事，瓦罗行文“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an Kīng南京”,沿用习惯称呼，当指省城江宁府及其周边的说同一语言的当地人，自然不会把吴方言区的人包含进去的。我以为英译者依照西班牙原文直译为“南京省”，而中译者把“Province of Nan Kīng”意译为“南京地区”都是可以的。我们理解瓦罗的南京省，实即指江宁府（旧称“南京”），英译本在此“南京省”后，隔六行，又出现“南京”，这次没有加“省”（因西班牙原刊本无），亦可证明瓦罗所说的“南京省”所指即“南京”，其义无别。

我们可以从这个1703年本看出，“南京地区的居民”是“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福建和“其它省份也各有自己的语音毛病”，“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它操官话的省份的人，[举南京因其先熟悉南京，“其它操官话的省份”大大降低了南京话的独特地位！]”才能把音发好。这些话不就是表明南京话是官话标准音？末尾在告诫传教士时，谈到cabecillas或词汇表，将南京话置于首位，也提到了北京话，不居首，但也有一定的地位。

而该书附录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的“诫律之五”的第二节的叙述文字，我提议，读者诸君必须特别聚精会神来读：“要想说好汉语，我们必须观察中国人如何发音，说出每个词。当我在此说到中国人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熟通南京话的人；南京话是官话，也是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会说南京话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读书人，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南京人、赣州人或信丰人。而北京和山东的方言略有不同。我们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中译本页181）[证据如山！]关键所在，不能有丝毫含糊，所以更有必要将英译文移录于下：“And to speak correctly we should observe how the Chinese pronounce the words. When I speak here of the Chinese, I have in mind the people who are erudite in the language of Nan-kin南京，which is the Mandarin[language] and Mother of the other language of China. However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mere fact that they speak it well does not mean they are learned men, bu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from Nan kin, from Kan cheu赣州，or from Sin fung信丰，which is where this language is spoken natively. The languages of Pe kin北京，and of Xan tung山东，however, differ a bit [from the standard]. Our glossaries conform faithfully to the language of Nan kin.”（英译本页255）这个1793年（相当于乾隆五十八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承认南京话是官话，并将它抬高到其它方言始祖（Mother of the other language of China）的地步，而对北京话略有微辞。对这些话我们可以略加演绎：

1、南京人当然说南京话，但是非南京人如赣州人、信丰人也会说南京话，可见南京话的流

播区域不限于地理上的南京地区。

2、在讨论到发音的时候，“熟通南京话的人”跟“中国人”两个概念所指相同。

3、传教士要学好汉语发音，必须观察中国人如何发音，亦即观察熟通南京话的人如何发音。那南京音不是标准音是什么？

4、这个手稿本斩钉截铁地提出了：“南京话是官话，也是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这太重要了！

5、“该书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再结合刚才提到的“南京话是官话”，那么南京话具有唯一权威性。

6、北京话和山东话皆与南京话“略有不同”。

如今我们可以知道，在明代末年利玛窦和金尼阁对他们当时的汉语官话做了一番记述之后，清代初年西班牙传教士瓦罗、皮诺埃拉也对他们当时的官话作了精彩的描述，利玛窦1608年至1610年写书，金尼阁1613年至1614年作了增补，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则成于1682年，二者在时间上大致相接。明末的官话和清初的官话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瓦罗书的1703年广州刊本，跟179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都说明了清初南京话的崇高地位，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说“南京话是官话”，将南京话奉为“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当我在此说到中国人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熟通南京话的人”，尤其令我们震撼，感到无比的兴奋：“铁证如山，可以定谳矣。”

这些推崇南京话的话，都是白纸黑字，谁读了，谁还会否认明末清初的官话不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呢？谁还会否认南京话在那个时代的汉语中的崇高地位呢？

我的明末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学术观点，是二十二年前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从字缝里看”出的，得来不易，虽然是我自己玩味久之，苦思精研而得，但是我要感谢何高济等先生，是他们在1983年翻译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到了当下的2005年，我又明确提出清初官话肯定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那是读《华语官话语法》，“从字面上看”出的，得来不难，这要多谢两国翻译家的劳动，在此我要表示对柯蔚南先生和约瑟夫?列维先生的感激之情，是他们在2000年出版了《华语官话语法》的英译本；我同样感谢姚小平先生和马又清先生，他们在2003年出版了中译本。我也要感谢这次“‘近代汉语官话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先生们，没有他们的盛情邀请、催促，我就不会认真研读《华语官话语法》，从而写出这篇论文。

三、余论

余论之一：研究语言史当然应该重视语言的本体研究，但是语言本体对语言史的研究未必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如自囿于一隅而倡言开拓，必然遭逢困难。而且，就汉语语言史而言，它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研究语言史的学者应该辛勤搜觅、充分利用确凿可靠的文史资料以研究汉语语言史，所以我们要大力提倡“文史语言学”（详见拙作《学思录》，载《南大语言学》第二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条关键性的史料其价值完全可以超过千字万字的对语言材料的分析。1600年太监赠送南京男孩给泰西传教士一事，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译本的对勘后发现的差异，对于研究明末汉语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有关键性的意义，回避不得，轻视不得。而《华语官话语法》的广州刊本，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对清初华语官话的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学说不啻是提供了铁证。这都是关键性的史料，它具有超常的证明力量！

余论之二：瓦罗以后，清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情况如何？我提供几条资料如下：

甲、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云，明治四年（1871）日本外务省设立汉语学所，教的仍是“唐话时代的南京语”，而至明治九年（1876）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其前身为汉语学所），则将“南京

语教育转换成了北京语教育，唐通事以来的南京语教育就此告终”。这一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此前的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

乙、清光绪五年（1879），安徽休宁人戈鲲化在宁波应聘至美国哈佛大学教汉语，他是第一位赴美洲教汉语的中国人，他教的是南京音，即南方官话。张宏生编集的《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引录了推荐戈鲲化的美国人杜维德(Edward Bangs Drew)的话：“戈鲲化先生平时讲的是南京官话，这与北京官话差别不是很大。北京官话虽然流行，但南京官话使用得很普遍。”(页292)

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有外籍学者研究南京话。1898年德国人屈奈特（Franz K ühnert）博士在维也纳出版了研究南京话的著作《南京方言》（Syllabar des Nanking Dialectes oder der correcten Aussprache sammt V ocabular），孙华先博士著有研究屈奈特《南京方言》的专著。同时又有美国人何美灵(K.Hemeling)着《南京官话》（Nanking Kuan Hua）（上海，1902）。

丁、《语言自迩集》（威妥玛着，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译序”根据很多资料，对官话及基础方言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最后结论说：“大约是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我同意张卫东教授的观点。

读完之后，豁然开朗！以上我的逐条评论都是未看全文随感而发，也可能某些人疑问的，故未删除，供您参考。您的文章丝丝入扣，逐步消解的我的疑问，最后完全把我制服，以雄浑的高潮完成诗史般的交响乐。小子作学问应学习先生的这种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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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1983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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