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清理条款

合同法,清理条款

篇一：合同条款-解除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合同法》规定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违约金条款

目录

违约金条款范文

概述

违约金条款针对当事人不按期履约而订立。如卖方未按期交货或买方未按期派船、开证。主要内容是规定罚金或违约金的数额以补偿对方的损失。罚金的支付并不解除违约方

继续履行的义务，因此，违约方支付罚金外，仍应履行合同义务，如因故不能履约，则另一方在收受罚金之外，仍有权索赔。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只承认损害赔偿，不承认对于带有惩罚性的罚金。所以在与英、美、澳、新等国贸易时，应注意约定的罚金额的合法性。罚金条款常用于大宗商品或成套设备的合同中。

编辑本段特征合法性

任何一个合同条款，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具有自身的威力，缺乏合法性的条款，无论设置得多么花俏也是虚有其表。影响违约金条款合法性的因素主要是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违约方可以请求适当减少。那么如何认定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

损失”。

明确性

操作性是衡量一份合同质量的标准之一，只有具有明确性的才具有操作性，违约责任条款内容必须明确，才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就如何适用违约条款发生争议的可能性。那种“一方如有违约行为，应该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的违约金条款只是一个架子，难以发挥实际的作用。违约责任条款由“适用条件”和“违约责任”两部分组成，对于适用条件和违约责任内容的约定必须明确，适用条件中必须对是否违约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具有可识别性；违约责任的内容具有明确性，或是约定具体的金额，或是约定具体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

震慑性

没有后果的法律非法律，没有违约责任的合同非合同，没有震慑性的违约条款非违约责任条款。合同一方当事人不愿意恪守合同，很多时候是因为违约成本太低，甚至违约成本等于零，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他们选择违约，所以设置违约责任条款之前，应该分析违约成本和履行成本的关系，只有违约成本高于履行成本时，违约责任条款才具有震慑力。约定的违约金可以比实际损失高，具有惩罚性的性质，所以正确运用违约金条款对震慑违约行为有很好的效果。当然过万事有一个度，过于苛刻的违约金条款往往难以让人接受，好的违约责任条款应该促成交易，而非交易杀手。好的违约

金条款应是绵里藏针，而非锋芒毕露。

编辑本段设计

在明确了优秀违约金条款的特征之后，设计违约金条款就会相对容易很多。违约金条款的结构可以分为两部分：“适用条件”和“违约金额度”。

适用条件

违约行为表现形式包括不履行、瑕疵履行和迟延履行等，适用条件可以针对违约行为的表现形式进行设计，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违约行为具有可识别性、甚至可以将适用违约金的具体违约行为进行列举。违约金额度

根据合同法，违约金额度可以设置为具体数额，也可以设置为计算违约金（损失赔偿额）的方法，但是不管采用那种方法，都应该根据违约情况来确定，而不宜采用狮子大开口。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增加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过分高于损失的标准是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故为增强违约金条款的威慑力，可以根据违约情况，适当增加违约金的金额。[1]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或者有法律所规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当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违约金具有补偿的性质，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或者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增

加或者适当减少。

编辑本段违约金条款的适用

违约金条款是合同的重要条款，是担保合同全面履行、补偿守约方的损失、惩罚违约方违约行为的重要措施。因为违约金是合同条款，应当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体现私权自治的法治原则；同时因为违约金是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基于公权力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以保障合同正义性。平衡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原则的适用，违约金调整应当以尊重当事人约定为原则，以公权力干预调整为例外补充。违约金的过高或过低的比较标准是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应当包括直接损失和履行利益；违约金的调整幅度体现着惩罚的程度和合同实质正义，因此违约方受到惩罚的程度应当同其过错程度相关联。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从该条第一款规定看，违约金属于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条款，应当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约定应

当具有法律效力；但从第二条看，违约金条款可以调整，体现了司法干预原则；但是对于违约金过高应该调整到什么程度才为允当，该条只是规定适当调整，究竟什么程度属于“适当”，笔者理解一是授权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由裁量，以期望更好地实现合同正义；二是违约金的调整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只有在违约金明显妨害合同正义时才予以调整。正是因为对违约金调整特别是对违约金过高时的调整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尺度，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违约金过高的调整存在多种标准，有调整到实际损失的，有调整到守约方实际损失的130%的，有调整到实际损失的两倍的，有调整到未履行合同标的以下的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违约金调整的参照标准、调整幅度大小的参照因素、调整的限度、违约金与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等进行探讨，以期对违约金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所谓证人是指能够辨别是非的人就能作为证人，只有在生理和精神上不宜作证的才不能成为证人，所以无论是否有利害关系都应该就待证明的问题做出证明，提供证词。

有利害关系证人的证言不管是在外国法例还是中国法例都有不能作为定罪证据使用的情形，比如夫妻等。

知道案情事实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不能明辩是非、意志表达不清的人，不能作证。所以你列的人都可以作证，只是证言效力大小不同。

由于人证利害关系影响相当大，故有无利害关系及利害关系的远近均直接影响证人证言的效力。简单地说，有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效力要远远低于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效力。

证人证言

(一)证人证言的概念

证人是指了解案件情况并向法院或当事人提供证词的人。证言是指证人将其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或证词。在我国，证人包括两类：一类是单位证人，另一类是作为自然人的证人。单位作为证人要出庭作证时，应当由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经其授权的人代表单位作证。

(二)证人证言的运用

1.证言与其他证据相比，具有一定的主观因素，证言真实性的程度易受证人主观意识的干扰。因此，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尽量排除证人作证的主观臆断、猜测或推断，在作证时也不得适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证人是聋哑人的，可以其他表达方式作证。

2.以下几类人不能作为证人：(1)证人证言是证人对案件真实情况的陈述，因此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待证事项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作为证人。(2)诉讼代理人与证人的地位是冲突的，因此诉讼代理人不能在一个案件中既做代理人又作证人。(3)审判员、

陪审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参与民事诉讼的检察人员如果在自己参与的案件中作为证人就可能影响审判的公正性，因此这些人不能在案件中作为证人。

3.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和其他密切关系的人虽然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由于上述关系的特殊性，一般而言，这些人作为证人所作的证言在证明力上要小于其他的证人证言。

4.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因为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就无法对其进行质询，不易判断证言的真实性。如果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的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词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这里所指的视听资料应当是证人作证的音像资料。所谓“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主要是指以下情形：(1)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5.证人证言一般是由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6.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从合理性上

讲，应当由当事人先行对证人进行询问，然后，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的，再向证人询问。为了防止受法庭审理的干扰，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

7.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如何负担是诉讼实践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根据《证据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

篇二：合同法重要疑难问题的最新司法观点(XX年)

合同法重要疑难问题的最新司法观点（XX年）

争议主要集中在代位权的客体即其行使范围。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代位权的客体为到期债权。近年来，存在应对代位权的客体基于目的性扩张的原则进行解释、补充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从比较法角度而言，可代位行使的权利非常广泛，可概括为“属于债务人的权利”。我国代位权的行使范围应作广泛理解，既应包括债权也应包括物权、物上请求权，既应包括上述财产请求权，也应包括有财产意义的形成权、有关财产保全行为（诉讼时效中断）及可能影响债务人之责任财产状况且不具有专属性的诉讼权利。另有观点认为，审判中应避免代位权扩大的倾向。由于该制度是对合同相对性的重大突破，过分扩大其适用范围，将威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而产生的各项合同法律制度，导致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损害交易安全甚至物权

法的稳定。在我国，其为一项新制度，理论与实务经验不够丰富，不应盲目扩大其适用客体。

结合合同法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可以认为合同法实际上明确规定了一种独立于口头合同形式和书面形式之外的默示合同形式，此系合同法的新规定。法律的上述规定，是顺应交易形式的发展习惯而制定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通过默示方式达成协议的情形，如自动售货机、自动售票车、磁卡、房屋租赁合同的自动延期等。在司法实务中，我们仍需加强对该种合同形式的研究。

实践中，经常存在当事人在答辩时认为合同显失公平或存在欺诈而要求撤销合同，却不单独提出撤销权诉讼之情形，法院对其抗辩应如何处理存在较大争论。有观点认为，撤销权必须以反诉的形式提出。如果允许以抗辩的形式行使撤销权，那么在原告撤诉的情况下，法院因无法就被告的抗辩另行下判而出现法院对被告行使撤销权不必处理的情形。同时，由于合同法赋予撤销权人以主张变更、撤销或合同有效的选择权且只能选择一种，若允许采取抗辩的形式，就会出现多种可能性，从而使撤销权的行使和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此外，撤销权在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撤销权的行使应当单独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另有观点认为，无论是反诉还是抗辩，都是向法院主张行使撤销权的形式，关

键在于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进行审查时，其撤销权是否存在已经消灭的情形。因此，应当允许通过抗辩的形式主张一般撤销权

实践中，经常出现第三人承诺或与债权人协议偿还债务人的债务，形成与债务人共同偿还债务的格局。这种情形的性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审判实践引进理论上“债务加入”概念对其性质进行界定。争论问题主要有：关于债务加入的认定标准，有观点认为，在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时应将其向法律已有规定最为接近的行为进行推断，因此，第三人与债权人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义务的，除协议中的文字和履行行为可以推断出不免除债务人义务的，视为免除债务

人的义务。另有观点认为，由于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因此，第三人与债权人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义务的，除协议中的文字和履行行为可以推断出免除债务人义务的，视为不免除债务人义务。

关于债务加入的责任形式，有三种观点：

（1）债务加入的第三人加入到债务履行中完全属于一种道德义务，没有对价关系，其是否履行这种道德义务不受法律的约束，第三人不负民事责任。

（2）目前我国法律对债务加入的形式和责任均未规定，因而不能定性为连带责任，第三人应与债务人负并列的清偿

责任。

（3）由于第三人与债务人所承担的是相同的、不分先后的偿还责任，其性质与连带责任最为接近，因此，第三人应与债务人负连带责任。

关于第三人履行义务后向债务人追偿，也有三种观点：（1）如果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协议，那么，第三人履行义务完全是其一种自愿行为，未经债务人同意，债务人不负有向其支付的义务，第三人不能向债务人追偿。

（2）第三人为债务人偿付义务后，债务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获得了利益，符合民法通则中不当得利的要求，第三人可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债务人偿还。

（3）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了义务，应自然取得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其自然可以代替债权人的地位向债务人求偿关于合同解除通知与诉讼的关系，有观点主张，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另有观点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这一规定不完备，如果违约方向法院提出确认之诉，在法院没有判决前，合同的效力是解除还是没有解除，法律没有规定。而在审判实践中，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之规定，此时合同应处于解除状态。但如果法院判决合同不解除，则非违约方

根据合同已经解除状态所采取的行动就须恢复原状。因此，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当规定在法院判决未下达前，合同不产生解除的效力。关于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有观点认为，权利的行使时间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且当事人决定解除合同需要一个综合判断的过程，不能要求当事人在发生解除条件时马上作出决定。只要当事人在有效期间提出解除合同，就不能认定扩大了损失，损失仍应由违约方承担。另一种观点认为，解除权应及时行使，因解除权行使不及时造成损失扩大的，扩大部分由享有解除权方承担。

关于解除权行使中的弃权，有观点认为，解除合同条件成就后，解除权人仍接受违约方继续履约的，视为解除权人对解除权的放弃。另有观点认为，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仅以接受履约不能推断出对权利的放弃。因此，解除权人接受违约方的继续履约，不能视为对解除权的放弃。

关于合同解除与违约金条款的适用，有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意味着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违约金条款也随之消灭，只能通过损害赔偿制度解决违约和损失问题。另有观点认为，违约金是当事人预先确定的一种独立于合同债务履行之外的给付。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违约

金条款属于“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因此，即便合同解除，违约金条款也继续有效。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法人工作人员正常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均构成职务行为。既是职务行为，则表明代理人的行为与法人的行为是一体的，代理人的行为视为法人自为的行为，不存在代理问题，法人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后果直接由法人承受。另一种观点认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成员的职务行为限于法人机关、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的行为，其他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除非构成表见代理，否则行为后果不应由法人承受。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立法的基本态度是禁止复利，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尽管对约定复利进行了规定，因是行政规章，对其只是参考适用，故计算复利的约定应认定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中国人民银行有明文规定可以计收复利时且为当事人所明确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有规定但没有约定的，不予支持。特别是对贷款期限届满后没有归还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对未归还的本金应按照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逾期利息标准计算违约金，对利息不再按照逾期利息标准计算复利。同样，虽有约定但无相应规定，也不予支持。

关于企业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第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之间进行直接借贷，国家不易监管，这种金融监管体制之外的融资有很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实务中存在企业将非自有资金借贷给他人牟取利差的情形，影响了金融

秩序，应予禁止。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均作了相应规定。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企业之间为了调剂资金余缺完全以其自有资金，也不属于多次而具有经营性质地进行企业之间借贷，且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超过国家法定利率浮动范围，这种情况如果作为无效处理，其实际结果与认定该行为有效基本相同。但是，如果企业之间进行借贷的资金来源是从金融机构套取的资金，然后又进行转贷他人的，不应认定有效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判令返还本金，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区别情况进行不同处理。对一般无效借贷，应判令借款方向出借方归还本金，按当事人过错决定责任承担，或直接按照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标准，由借款方向出借方支付因占用资金所产生的法定兹息或者赔偿。

对借款合同无效且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对贷款方已经取得和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与国家法定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之间的利差部分仍应予以收缴；对借款方处以相当于银行同期借款利息的罚款。

篇三：省高院关于合同法的意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

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

一、适用合同法疑难问题

（一）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当事人未要求调整的，法院能否主动调整

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和权利处分原则，在当事人未提出调整请求的情况下，法院不宜直接予以调整。但基于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部分当事人可能对于法律的了解还很欠缺，如果违约金数额明显过高或过低，而享有违约金调整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经济水平低下，却又缺乏法律知识，没有提出调整请求的，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真正实现公平正义，法院可以考虑对其享有的违约金调整请求权予以释明。

（二）合同被解除后，能否适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判处违约金

违约金条款属于“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其效力在合同解除后仍存续。合同被解除后，仍然可以根据违约金条款判处违约金。

（三）如何确定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合同签订后，尚未完全履行，当事人因履行中产生争议诉至法院，经法院释明后，提出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请求的，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合同约定了履行

期限的，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从一方向另一方主张履行合同，另一方拒绝履行之日起算，即按有效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方式处理；在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从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损失实际发生之日起算。

（四）支付价款时间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主张支付价款权利的诉讼时效如何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已经规定，这种情况下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价款,则如买受人未同时履行付款义务，出卖人应当知道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应自此时起算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如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将丧失法律强制力保护。如买受人收货后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亦应从出具欠款条时起算。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出卖人向买受人主张权利时，可给对方一定的履行期限，则诉讼时效中断，自履行期限届满后重新起算。

（五）对帐单仅载明用途为对帐的，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从保护债权的角度出发，只要对帐单上能够反映存在争议的债务，而债务人未表示否认，即应推定为其有承认债务并同意偿还的意思，便可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六）连续行为的诉讼时效应如何起算

连续行为是指同一债权人与同一债务人之间，一段期间内基于同一个整体的意思表示而连续发生的多笔交易行为。由于多笔交易具有整体性，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笔交易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七）货物运输合同保价条款的效力认定

保价条款通常是指货物运输合同的货运单上载明的诸如“托运人声明货物价值×元，并按声明价值的×％支付保价费；若不保价，货物灭失毁损时按实际收取运费的×倍赔偿”等条款。此类条款约定了承运人的两种责任形式，托运人选择保价条款与否，承运人所承担的责任大不相同。如果承运人应该尽到合理的提醒义务，该约定有效。如果承运人未尽到合理提醒义务，除非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承运人责任限额，则该货运单上限制承运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

（八）买卖合同的送货单、对账单等交易凭证中仅有员工签名而无企业盖章，能否认定企业为合同当事人应由收货企业举证证明签名人不是其员工，或者由法院主动调取员工社保资料等，查证签名人是否企业员工。如果没有相关社保、工资发放等资料，或相关资料不能反映签名人是企业员工，但有其他证据证明企业授权签名人收货的，或者可构成表见代理的，亦应认定企业为债务人。

（九）法院判决驳回解除合同诉讼请求，如该判决后被撤销，合同解除的效力自何时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当事人的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如果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则合同应自当事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人民法院判决不解除合同，后该判决被撤销，合同解除的效力，亦应自当事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时发生。

（十一）未及时行使解除权造成了损失的扩大，损失如何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因此，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另一方当事人应及时行使解除权，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同时，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给予享有解除权一方解除合同的合理期限，如享有解除权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未及时行使解除权，导致损失的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应由己方承担扩大的损失；如享有解除权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及时行使了解除权，其对损失的扩大无过错，则应由合同相对方承担扩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