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编清代文学 第一节 清初的诗文作家

第八编清代文学

明朝到了崇祯年间，正如一棵大树，根子已经坏死，不论崇祯皇帝如何勤于政事，也无法挽回明朝覆亡的命运了。1627年，陕西白水农民王二首先起义，到1631年，已经出现了王自用、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为首的36营起义军20余万。起义军经过十多年的沉浮作战，到1641年，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股势力最大的起义军。1644年，张献忠攻入西川，建立了大西政权，1644年3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建立大顺政权，明朝灭亡。李自成入城后，由于政策和策略一再失误，加之对清军警惕不足，不能招降吴三桂，1644年4月，吴三桂降清并迎清军入关。4月29日，李自成匆忙称帝，30日退出北京，5月1日清军占领北京。1645年1月，李自成在屡战屡败以后，李本人在湖北九宫山为地主武装所害。南明及起义军余部一直坚持到1664年才最后被清军全部消灭。

清朝建立以后，虽然是异族，但在统治方面采取了与蒙古人完全不同的政策，所以清朝存在了267年，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最后灭亡。在清朝建立后的前100多年里，出现了康、乾盛世，社会政治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学术都得到空前繁荣。

清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和文学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一、程、朱理学得到尊崇，宋代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清朝朝廷要求学习《四书》、《五经》，科举考试是八股取士，亦从中命题。

二、产生了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相比美的清代朴学。（即汉学中的古文经学派，注重名物的训诂、考据）乾嘉学派。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校勘学、小学、地理、金石、辨伪、辑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编纂了近十万卷的《四库全书》，烧书24回，禁毁书籍3000多种，焚毁图书15万多部。民间为避祸自毁的图书不计其数。

四、密织文网，大兴文字狱。如康熙朝的《明史》案、戴名世的《南山集》

案，雍正朝的曾静案，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更多了，一个词、一个字犯了忌讳就可能被抄家杀头。多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的冤案。

五、清代，以往各朝兴盛过的文学样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诗、文、词、骈文、戏曲、小说等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是封建时代行将结束时最后的辉煌。

六、在清初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产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带来了传统学术思想的深刻转变。（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启蒙。）

第一章清代的诗文词

第一节清初的诗文作家

一、遗民作家

明末清初，一部分遗民诗文作家表现了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文作品表现出了家国之思、山河之痛的爱国情怀。比较著名的诗文作家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杜濬、钱澄之、归庄、屈大均、申涵光、吴嘉纪等。最著名的当数为后世所尊崇的顾、黄、王三大学者。

1、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末曾加入复社。明亡以后，曾考察山川形势，图谋恢复故国，晚年定居陕西华阴县。

他主张学以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认为“诗本性情”，应该“为时”、“为事”而作。作文章应有益于天下。因此他的诗作多是抒写国家兴亡、吊古伤今之作，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诗风凝练沉重，苍劲质朴，沉雄悲壮。诗风接近杜甫。

2、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清军入关后，曾投身抗清斗争，他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认为诗出于性情，是不平之鸣，强调写现实，主张学术经世。他注重学问，推崇宋诗。他的诗文散发着爱国主义的光芒。他的作品收集在《明夷待访录》中，其中《原君》犹为著名。

3、王夫之，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是一个思想家。明亡，曾起兵抗清，南

明灭亡后，隐遁归山，以著述为事。

他认为，诗是“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他的诗多表现亡国之恨、故国之思，含蓄而深沉。他是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文章也体现出具有现实针对性，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

另外，遗民诗人如杜濬、钱澄之、归庄、屈大均、吴嘉纪等都写了不少山河破碎、人民遭难、怀念明朝故国的诗篇。

4、遗民散文家有：王猷定、魏禧等，此外还有降清的侯方域，文章都有一定的特色。王猷定以传奇体文笔写古文，是一种创新，对转变明末文风起到了一定作用。魏禧的散文则以议论识见为主，目的是经世致用，文章兼有欧、苏之长。侯方域的文章被时人誉为第一。但其实由于其华而不实，多有做作之嫌。他仿唐人传奇的作品写得较好。

除了以上几人外，当时比较有名的散文作家还有：汪琬、廖燕、姜宸英、冒襄、邵长蘅等人。当时魏禧、侯方域、汪琬，被称为“清初三大家”。

二、清初的诗人

清初的诗坛，分为尊唐、宗宋两大潮流。尊唐者重神韵、宗法、格调、肌理，而又有初唐、盛唐、晚唐之分。宗宋者，反流俗、排淫滥，使文入诗，又有苏、黄、剑南之别。但也有自抒胸臆，试创新体的诗人。道光、咸丰以前，国势稳定，诗人或尚典雅，或写性灵，各家俱与现实无关。及至世乱，诗风有了变化，多有愤世哀时之音。

清初的诗人以钱谦益、吴伟业二人最为著名。二人俱为遗民，都投降了清朝。二人是清初诗坛的领导者，吴宗唐，钱尚宋，影响颇不一样。

1、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江苏常熟人，清军入关后，投降清朝，官至礼部侍郎。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所标榜的诗必盛唐之说，对他们摹拟形似的作品加以抨击，推崇苏东坡、元好问的诗。他的作品虽然也有不少写故国之思的，但目的是为了掩饰自己降清变节的耻辱。

2、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的诗富于才华，辞藻美丽，尤长于七言歌行。明亡后，诗中多激楚苍凉之音，主要是对他自己丧

失名节的悲吟。吴伟业和钱谦益不同，他是以唐诗为宗的诗人。

除二人外，清初较早的诗人还有被称为南施北宋的宋琬和施闰章。他们都有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诗风也不相同，宋琬磊落雄健，施闰章清丽婉转，二人都是宗唐的诗人。

3、王士禛和“神韵说”。清初最著名的诗人是王士禛，他是清初宗唐派的代表。

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三人，山东新城人。著述有《精华录》。他接受严羽的论诗理论，标举神韵，他色论诗的主张被称为“神韵说”。

“神韵”一词，在明、清人的批评著作中，如胡应麟的《诗薮（艘）》、王夫之的《古诗评选》中就屡次提到，而上溯其源，宋严羽《沧浪诗话》中以“入神”为“诗之极致”，唐朝司空图提倡诗歌“韵外之致”等，都对王士禛有所影响。王士禛的“神韵说”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张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要求诗歌有味外之味。

他欣赏司空图提出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意境，以及严羽形容盛唐诗歌“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言词简净、涵义深远的作品。所谓“言尽意不尽”，“妙在象外”就是他评诗的重要标准，即要求诗要有含蓄深蕴之美。

2、追求清远淡雅的艺术境界。

他从“神韵”的宗旨出发，提倡清幽淡远，自然流丽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境。他在《渔洋诗话》中说：“律句有神韵天然不可凑泊者，如高季迪（高启）“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程孟阳“瓜步江空微有树，秣陵天远不宜秋”是也……”

他所谓“天然不可凑泊”，就是指诗要表现一种冲淡闲远的画面，不用生涩的字眼，力求自然天成。因此，他提出“清”、“远”为“神韵”的特点，具有清远的意境，也就富有“神韵”了。他说：

白云抱幽石，绿篠（筱）媚清莲——清也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

何必诗与竹，山水有清音——清远兼之

3、力求表现事物的精神风韵。

我国古代画论、诗论中，“神、”“形”代表事物的本质和现象，因而高明的画与诗，都讲究“神似”、“传神”，以“神韵”论诗，就是要求不流于形态外表的描摹，而要表现歌咏对象的品格风韵，并注入作者的思想感情，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

（苏轼咏梅诗：竹外一枝斜更好。

陆龟蒙咏牡丹：无情有恨何人见，月白风清欲堕时。）

4、以盛唐为尚，标举王（维）、孟（浩然）清音。

王士禛说：“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他独推王、孟一路清远闲适的诗风，对李、杜、韩、白都未心折，主要是为了矫正明代前后七子的诗风（雄阔壮大的诗风）。

王渔洋的“神韵说”是康熙时期国家安定、思想禁锢的产物，具有较大的时代局限性。他的诗论过分强调虚无飘渺的清远境界，产生了一定的流弊。然而它以鲜明的特色，成为清代诗歌理论中颇具影响的理论。

鉴于他的诗歌理论，王渔洋的诗作多是流连风景、咏怀名胜之作，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但他的诗在风格上，神韵天成，清新悠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接近唐时的王、孟。由于对神韵的强调，他的诗重外表，轻内容，形式主义的东西更多一些。

三、清初的词

清初，盛于宋代并取得高度成就的词，在清初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出现了很多词人和流派，其中比较著名的词派是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当时最著名的词人实朱彝尊、陈维崧和纳兰性德。

1、朱彝尊和浙西词派。朱彝尊，字锡鬯，浙江秀水人，他以宋代姜夔、张炎为宗，是浙西词派的代表。浙西词派的特点是清丽雅正，走的是婉约的路子。

朱彝尊的词，内容一般是感时怀抒写恋情、游冶酬赠、咏物集句，内容相对狭窄而贫弱。艺术上的长处实高秀清丽，杂以咽塞悲凉，词语圆转浏亮，琢句精工。缺点是境界不阔，立意不深。刘大杰认为，朱词“清丽雅正，实为元、明以来所未有，但缺乏高远的境界和风格。

浙西词派的代表，除朱外，还有李良年、李符、沈暤（号）日、沈登岸、龚

翔麟，他们被称为“浙西六家”。

至乾隆年间，钱塘人厉鹗成为浙派词的巨匠，继朱彝尊之后扩大了浙派词的声势和影响。厉鹗继承朱彝尊的雅正之说，追求清、婉、淡、幽的特点，认为词应该“远而文，澹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他认为周邦彦为宋代第一人。他的词笔调清疏细巧，字句工炼。擅长写山光水色，表现出幽隽清冷之美。

2、陈维崧和阳羡词派。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江苏阳羡（宜兴）人。他学习苏轼、辛弃疾。陈维崧提倡豪放的词风，同时要求要有深刻的内容，而不能徒具豪放的形式。他的这一主张实是针对词坛积弱不振的局面发出的。由于他的主张是为了荡涤词坛香婉柔靡的风气而倡导新风气，并能够抓住思想内容这一构成文学风格的根本因素，所以能够高屋建瓴，较之从语言、音律上分别豪放、婉约的词论更有说服力，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维崧的词多豪迈语，但由于他没有苏、辛等人丰富的生活经历，所以他的词豪迈有余，而浑厚不足。

阳羡词派的代表人物，除陈外，还有万树、蒋景祁、史唯园、陈维岳等。

3、常州词派。嘉庆以前，词坛多为阳羡、浙西二派所占据，嘉庆初年，出现了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取代浙西主持词坛，影响词坛百余年。

张惠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词“与诗赋之流同类”，他以治经方式说词，特别提出“比兴寄托”的主张，张奉晚唐温庭筠为最高正格，他的词作骋情达意，细致生动，语言凝练干净，不乏情韵，意旨常在若隐若现之间。

4、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明珠之子，是一个贵公子。22岁中进士，官御前一等侍卫，后出使北方，盛夏得病而死，年31岁。纳烂性德21岁时娶妻19岁的卢氏，夫妻二人伉俪情深，卢氏是一个身体单薄、多愁善感的女子，作为侍卫要经常伴从皇帝，离别实二人之间经常的事情，每次短暂的相聚接着一次新的离愁，卢氏每次和丈夫分别，心理上就经受不住：“待问归期还未，已看双睫盈盈”。向来能够默默忍受的性德也产生抱怨：“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卢氏21岁去世后，纳兰性德在父亲要求下又娶妻官氏，但始终不能忘怀前妻，他为自己出身贵胄而没有突然抛弃功名而深感懊悔。丧妻的忧伤和疲于应付差事，使他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的侵袭，最终英年早逝。

纳兰性德在文学主张上是一个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人，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他说“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作诗，欲以言情耳。”主张以真实的感情为诗歌创作的第一要义。真实的性情和感情，只能来自具体的生活实践。他对那些徒然从形式上模拟陶、谢、李、杜的人实嘲笑的。

2、要求人们正视文学形式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用新的形式表情达意，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艺术功能，无需模仿古体，应发挥创造力，才可以自立门户。

《渌水亭杂识》：“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味。”

3、提倡文学创作力求做到内容于形式的完美统一，反对以形式束缚内容。他把诗歌创作中撇开内容表达的需要，盲目搬弄故实的文字称为死句，坚决反对涂写自缚手脚的步韵诗。

4、要求在史传文学的创作上避免渗入作家的主观色彩，以保持评价、叙述的客观于公允。

纳兰的词为清人之冠，有人称之为清之李后主，他们的生活和艺术成就都有相似之处。他的词多表现生死无常，人生如梦，家国之感，悼亡之情，他虽然年轻，但他的词表现了天真、沉痛和深厚的感情，可以说实最真诚、最有生气、也为大家所喜爱的美丽作品。他的词没有做作，没有虚伪，是实实在在吐露自己的声音。他的词的精神实浪漫的、贵族式的。

纳兰词大多写离愁别恨，即使叙写塞外风光的小令，也都与对家乡与亲人的怀念融为一体。如：

万里阴山万里沙，谁将绿鬓斗霜华？年来强半在天涯。魂梦不离金屈戍，画图亲展玉鸦叉，生怜瘦减一分花。（《浣溪沙》）

他的词中感人至深，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和风格的实他为纪念卢氏写的50多首悼亡词，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亡妻感情的真挚和深刻。如：

凤髻抛残秋草生，高梧湿月冷无声。当时七夕有深盟。信得羽衣川钿合，悔教罗袜送倾城。人间空唱雨淋铃。（《浣溪沙》）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君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蝶恋花》）

他的这类作品，不流于单纯的思念，而实固执地期望不可能实现的重圆，把希望寄托在宗教或迷信、幻想的传说上，可见他对前妻的痴情。他不能忘怀过去，悼亡词中融情入景，一切景物都蒙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成功地表达了他苍凉的心境，表达了他绵绵不尽的哀思。顾贞观说是：“忧绪以远”“动人凄婉”。总体风格实清丽婉约的。

清代对他的词评价最高。王国维《人间词话》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又初入中原，未然汉人风习，故能真切如此。”谢无量：纳兰词“独为一时之冠”，“盖其情致旖旎，不徒模拟古人，亦所自得者多也，小令尤善。”罗慕华：朱、陈不免太多学者气，纳兰则以口写心，“清新俊秀，自然超逸，情词俱胜，无懈可击”。但他也指出，纳兰词“女性气”过重，少豪迈气概，然而又是这种“女性气”实成就他绝妙好词的要素。

以上三家词人以外，清初的词家还有王士祯、毛奇龄、佟世南、顾贞观、吴伟业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