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儒家文化系统下社会心理结构的偏好选择_源于阿罗悖论的启示_谷继建

在大多数教科书中阿罗悖论是根据阿罗对于社会福利函数的应用发现的：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慰藉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阿罗用比较高深的数学证明了这个悖论，首先它假设每个人在各种社会状态上的偏好是严格的，即没有人在任意两个状态之间感到无差异，每个人的偏好都具有“传递性”。他假设1、2、3代表三个人，a 、b 、c 代表三种社会状态，其次按照偏好对每一对可能的社会状态进行投票，社会的偏好次序则按“大多数规则”进行推理，结果整个社会的投票结果是：社会偏好a 优于b 、偏好b 优于c 、偏好c 优于a!

[1]

高鸿业也论述了可以

不受阿罗悖论限定的“独裁”社会，最后的结论是阿罗所说的“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姑且不论阿罗的推理和结论，笔者就从重大自然灾害的些许案例出发寻求阿罗悖论的应用，并提出一些改进和修补。

阿罗悖论产生以来受到很多质疑，原因在于阿罗证明其悖论成立时就限定了一系列假设：每一个选民的影响力都一样，票票同价，不可独裁，社会的偏好不可只反映一人或少数人的偏好；选民是理性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排序的限制，例如不能排除多峰偏好者；对个人偏好要有回应，如果每位选民都认为A>B ，选举结果也要显示A>B ；选举结果对于A

和B 的排序，只由A 和B 的相对顺序决定，与任何第三者无关，此假设特称为不相干议案的独立（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选举结果须前后一致，具递移性，如已投出A>B 及B>C ，则须有

A>C ，此即为理性假设；所有选举结果都应依排序得

出[2]。鉴于此，本文对人们偏好选择论述的方面性，拟采取以下结构形式，把阿罗的六个假设条件浓缩为四个，即三个条件合并为：偏好在回报性的基础上可以传递且排序。依照阿罗的假设条件，这里借以重大自然灾害的有关案例进行论证，希望通过本文研究能为大家提供一点国人偏好选择的认知，并非见到哪个特定的江苏女孩、莎朗斯通之流和“范跑跑”的生命渴望论就要骂骂咧咧，但从儒家文化构造内核上看，她们的行为和言论不可原谅，然而冷静下来，以偏好选择的理论来逐步分析国人偏好选择的问题，对于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行为和言论也许会多几分理性认识。

一、阿罗悖论假设前提与社会发展状态

阿罗论证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发展状态条件是什么，还没有多少学者给予准确的探究。阿罗（Arrow ）1921年生于美国、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1951年出版了《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被后人称之为“阿罗悖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高度繁荣的社会状态，无论是信息化、个人生存意识还是国家的治理信息渠道是比较完备的，阿罗处的社会状态是完全信息，只要个体稍微对社会信息浏览就能做到，所以它假设“没有人在人以两个状态之间感到无差异、社会偏好次序按照‘大多数规则’和每个人的偏好具有‘传递性’”，暂时把后两个假设条件放在后边详细论述，它们比第一个条

收稿日期：2008-11-04

作者简介：谷继建（1980—）男，讲师。E-mail ：gumuran2006@https://www.360docs.net/doc/a513920990.html,

基于儒家文化系统下社会心理结构的偏好选择

———源于阿罗悖论的启示

谷继建

（重庆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重庆402160）

摘

要：阿罗悖论的前提假设条件有六个，把它拿过来放到中国实际中来分析和应用，可以归纳为四点；文章用阿罗

悖论分析一些中国化的事件，并着重（大部分）用重大自然灾害展示的典型案例对阿罗悖论的应用范畴和条件假设作些许修正。

关键词：胁迫偏好；社会状态；社会心理结构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9）03-0120-05

第11卷第3期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1No.3

2009年6月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Jun.2009

件更为复杂。

1．同类社会发展状态是否让人感到差异

周海鸥关于《揭开社会选择的神秘面纱》中论述的很详细，其内涵条件就是论述的同类社会甚至同类地域情况下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的关系，并且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偏好的时候全部定义在同类社会发展状态，没有突破这个限度，所以我们力求有新的思维。这就是完全信息、能力信息和盲点信息这三种信息下对应的偏好问题：胁迫偏好，霸王条款下的物品和交易，或者商场里不能拆分的水果组等；中性偏好，对物品不存在明显选择偏好或者偏好随时变化即见一个爱一个式的选择女人；幻想偏好，玩笑说：若买彩票中了500万，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又道：一个四川农民感慨道：狗×的地震好凶吆，老子出来的时候看到几个外国人，还以为把老子震到国外去了呢。“范跑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对生命渴望到达一个极点，但忘却了、抑或是抛弃了他身份的大众意识和权力公众道德心理制衡，更没有体会到社会权利、自由、道德和政治的关联性，把自我个体看成是孤立的、绝对利己的理性经济人，他的做法就是一个完全信息下的胁迫偏好问题，很多事情他无法做主，但他却没有尊重社会大众的道德观，人们可以指责部分不合乎大众要求的行为和观点，却不能简单的一骂一打，否则，灾难之后就不会有新的进步。同种状态社会甚至同样的处境和信息源竟然差别很大，的确需好好思考。不管阿罗悖论正确与否（适用于此），有人认为在不伤害别人的条件下，生命至高无上，事故突然来临就要顾及自己的安全，动物世界如此，人类也如此；有人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价值的大小，即牺牲生命换来的社会效益，拿自己的生命与产生的社会效益作比较。

上述两种观点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在一个个体主体意识形态上。灾难中则不同，虽然不是主体的主动选择偏好，但胁迫偏好逼迫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地震中被撤职的绵阳北川县片口乡党委书记、安县塔水镇龙安社区支部书记、广元市商务局长和副局长、青川县小荆村党支部书记、茂县公安局长、车管所所长等，让后来人做事情的时候都要思考非主体意识问题，要考虑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力的胁迫偏好给自己行为规范带来的影响。

部分民众、官员甚至外国友人本来处于能力信息范畴之内，但因为这个时候的社会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信息高度通畅、情绪非常高涨的端口，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不仅仅是读书人）的人们发现自己从一个不太关心或不关心社会事件的人，忽然变得与地震密不可分，灾难场面的情绪化推动全社会认同感无形中提升了一个档次：部分官员在灾难中的表现值得肯定，他们在完全信息下转化了自己能力信息的行动范围，将灾难的损失最小化；与他们对应的是一部分临阵脱逃、忘记职责能力信息官员甚至是盲点信息官员（只有生存本能，没有职责和社会价值信息概念）被开除公职，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形成一种心理，人除了生存还要有对社会（职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负责的心理，社会发展历程逐渐告知人们，社会人处在一定时期要学会把自己的能力信息转化成完全信息，“随着个人获得信息的增加，人们对持续获益的途径会有更清楚的理解，达到社会理性选择的可能性也会不断增加。”[4]社会采取了怎样的方式对待这部分官员，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心理，这种作用力根本无法用规范衡量；国外友人（包括这次支援灾区的军队）从在自己所认知的、能力范围内获得的信息变得豁然开朗，发现中国形象和社会状况有别于原信息，在自己的能力信息内重新组合，变成了相对于以前能力信息（代表一种不足和缺陷）的完全信息；所有电视台尤其是央视铺天盖地、无所不包的传递着灾难信息，拥有电视机、收音机等接收设备的地区，不存在对灾难认知的盲点，人们从盲点信息转化为能力信息甚至完全信息，他们的偏好选择在无形中受到了胁迫（在此是很有意义的），上述例子中幻想偏好仍然存在，中性偏好则显得比较弱化。

简而言之，同类社会状况下，人们对选择的偏好仍然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和未知，阿罗悖论在这一点上几乎失去作用，尤其是这次大灾难中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来到汶川后的偏好变向。

2．不同社会发展状态是否让人感到无差异

这个标题重点论述不同的社会发展状态对无差异的感觉，基本上不重构无差异曲线，原本无差异曲线就是西方经济学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的学术水平还达不到对其重构的能力，也不打算对其进行重构。发达的西方社会其社会心理结构是离散性的，并且还比较稳定，信息差别较小。我们说信息差别是指信息的获取、体验、存量等，很大程度上符合偏好假设的完全性、可传递性和非饱和性等，这是阿罗所在的社会状态现实，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他自己的内在逻辑推理“依据”，他判断社会偏好的假设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社会状态的人具有完全信息，但是回过头来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状态，对偏好的假设不能视为社会个体的信息完备、序数偏好人际比较和严格单峰条件，那个“可乐男孩”被压在石头底下，看到救他的人张口就说：“叔叔，我要可乐，冰镇的。”看似玩笑的话，为什么能在这么严肃时说出？他所处的一个正常社会突然变成一个废墟，而

基于儒家文化系统下社会心理结构的偏好选择——

—源于阿罗悖论的启示

他在生存的刹那间很可能没有丢掉自己的完备信息①，认为可乐还是大量存在的，并且依照自己的偏好选择可乐且是冰镇的，这个时候的偏好选择是不是单峰的，他当然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时候是无峰状况。这是同一个社会状况下的不同境遇。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同各时代、不同社会状态的社会进行偏好选择探讨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情景。

与我们同步生存、发展的有完备资本主义、非完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向资本主义或其他社会形态过渡且带有原始、封建因素的社会形态，在这个信息化的地球村，不同地域却存在掌握信息的不同状态：完全信息，就是除大众信息能够获得外，还要包括部分不公开的内部消息；能力信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典型表现，高校存在这种案例；盲点信息，封闭山区村民把发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吞下去或者套在鼻子上。

在此，需要对这三个概念一一加以解释，以免有生造概念之嫌，也是吸取黄有光先生“一元就是一元原则”之“悲惨遭遇的教训”。

完全信息是指一个人在自己生存环境下，利用自己信息获取渠道的所有可能性得到最大信息量和被动接受的信息量的总和。

能力信息只是指一个人在自己生存环境下，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信息获取渠道的所有可能性得到最大信息量，而不受被动信息的干扰。

盲点信息是指一个人在自己生存环境下，哪怕是信息社会，但其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信息获取渠道的信息量相当有限，形成很多盲点。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信息状况全部在一个社会生存状态之下、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地域和环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刘惊铎曾说：“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增长与满足之间存在错位现象，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出现了精神缺场问题，一些人的身心健康出现失衡，生活角色同一性发生变化，在有些人群中出现了人格迷失现象等，……这种生存状态会在多元、多向叠加的复杂性情形下持续存在较长的时期。”[3]

但是，阿罗悖论的一个隐性限制条件是说不能把不同社会条件下人的偏好放在一起进行人际比较，于是我们提出商榷：中国儒家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的“和为贵”、“君子自强不息”、“不患寡、只患不均”等理念一直在传承，也没有随着时代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发生本质改变，如果分析偏好问题，这个非正式制度能不能被忽视？回答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偏好的选择源来自哪儿？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这个意识形态分析也要纳入到偏好的选择范畴，既然纳入了偏好的范畴，不同社会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人际可比性甚至历史可比性，不过也得像阿罗等人一样加上一系列的限定条件。

其实，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制度的许多理念都可以在部分不同社会形态进行比较，一定程度上阿罗先生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分子，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也是与阿罗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观点进商讨，即不同社会发展状态不一定让人感到无差异。当不同社会状态让人感觉偏好无差异时，阿罗悖论在一个点上要作大幅修改了，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三个信息概念很有信心。

二、阿罗悖论变体与中国社会心理结构

前言部分已经说明了阿罗悖论要在中国应用②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灾害反映的特殊问题，中国数千年儒家文化形成的社会心理结构跃然纸上，构成了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一些环节需要阿罗悖论做些许修改，接下来的环节是论述中国心理结构，并且在这样的心理下阿罗悖论怎样做到不失自己内涵，又能分析中国社会实践。

1．中国社会心理结构

社会心理结构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结构，他是由男女大众心理复合力凝变的产物，所以在此要略略区分社会心理结构的男性和女性心理结构，既然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在人类个体身上有机地统一着男性和女性意识，但并不完全同意荣格的“男女共同体”理论，尽管中南大学副教授杨雨女士以中国男性文人作品的弃妇情结与妻妾情结作为赞同荣格的案例，很值得商榷，中国男性“女性化倾向”是在极其个别领域和环节才出现的独特现象，但这种现象又不能仅仅归纳为男性意识和心理的女性化，也应该考虑部分男性民主思想和对女性生存地位的思考与呼唤（比拟化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性别心理倾向），故而，在社会心理论述中会对男女心理结构差异对社会心理结构的修正问题有所提示。男性心理结构独特特征是自古以来慢慢在“天皇老子”的观念下逐渐形成，与女性的些许特征很不相同，我在拙文《母权，一种社会逻辑：母系氏族、经济渗透力、权力非持平和女性阴柔美建构历程》中从历史长河的社

①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社会的信息是完全的，尤其是被扭曲的信息让社会大众的信息变得不够理性，但是我们仍然要遵循经济学的发展规律，为了分析的需要就把这种状态成为完全信息。

②当然我们首先要承认阿罗悖论的正当性，虽然国内外学界对此异议颇多，但似乎一直没有真正击破阿罗悖论的内核，我们也不打算对阿罗悖论吹毛求疵，只是着眼于其在实际中的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修正。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会心理渐渐积淀基础上论述了女性在一种思维、逻辑的形式上构成阴柔美偏好，这种由“女神”到“女奴”的过程中，“三从”要求妇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四德”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女性的漫漫黑夜中女性阴柔美已见雏形。而男性的心理结构是高高在上，“中国历史就有所谓成王败寇之说。侥幸做了皇帝，老子天下第一，没有做皇帝，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如项羽面对秦始皇的威武所宣称的‘彼可取而代之!’或如陈胜吴广等人找发

动起义的理由时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也好、陈胜吴广也罢，他们不是在说个人是平等的，而是说皇帝不是天生的，它并不是哪个人的专利，别人做得，自己也做得，哪一天自己做了皇帝，也盛气凌人。”[5]这种心态下的偏好选择处于游离状态，很不稳定，尤其是群体性的情绪性波动，很容易改变社会的偏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社会偏好似乎顷刻就瓦解了，可以断定在儒家经典文化氛围下人们偏好的不可预测性特别强，甚至些许历史事件就很容易改变偏好方向，选举关口的陈水扁“3·19”枪击事件显示：台湾民主制是儒家文化中对偏好难于界限的突出表现，“不管你怎么样，老子就是不选你”，哪怕利益在无形中受损，也不像欧美国民那么理性和经济，至于原因可以参考中国社科院沈杰的《中国社会心理嬗变：1992～2002》，所以阿罗悖论在中国的应用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2．阿罗悖论变体

阿罗悖论的变体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变的，以上述思路继续探讨。对阿罗悖论的前提假设进行改造：在政治和文化双重制约下，每一个选民的影响力都一样（微乎其微），票票同价（微乎其微），不独裁（政治社会向民主社会过度），社会的偏好不可只反映一人或少数人的偏好；选民是理性的，不排除群体非理性；选举结果对于A 和B 的排序，只由A 和B 的相对顺序决定，与任何第三者无关，文化道德力不作为第三者；偏好在回报性的基础上可以传递且排序，多限于熟人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自古以来没有脱离过政治强制约，当然包括社会和个人的偏好，甚至文化都是显性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皇权政治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心理无形中成了偏好的航向标，所以普选下的民主（台湾相当典型）趋势是在影响力一样、票价相同的选民，而又非独裁的情况下，儒家文化下的偏好选择呈现出了不可预测性，虽然很多情况下选民从自己的理性①出发，但是无法排除

儒家文化下群体赌气性行为出现的群体非理性，这个群体非理性很容易改变整个社会选举的偏好构成，甚至改变政治对偏好的导向，选举结果很容易被文化道德力说服使偏好变向。古代社会常把辩士作为职业人员，就是利用这一点让对方（包括对方个体、群体）偏好发生突然性转变，这在国外案例是不多存在的，可见文化道德力在儒家文化系统下对偏好（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影响不可忽视，于是就要进一步讨论社会结构问题带来的偏好在回报性的基础上可以传递且排序问题。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体制和人际偏好的精辟概括，所以在“乡土中国中人们很少流动，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乡土。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6]。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是：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作为个人对于生活的很多方面———使用机器和机器制造的物品———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被机器束缚着，因此我们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制造和运转机器的陌生人里[7]。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对比显然很多情况下不能混为一谈地满足阿罗的前提假设，尤其是陌生人社会，偏好在回报性的基础上可以传递且排序的群众基础和实施条件明显不显示、不充分，在熟人社会恰恰满足阿罗悖论的这个条件尤其是有族长或类似族长体制存在状况下，这个条件很容易满足，陌生人社会做事情讲究回报是可能的，流动性和陌生化使传递和排序几乎不可能，中国的熟人社会滞留乡土情结很容易做到回报（有时候回报性因素要次于情感因素、道德因素等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排序和传递（在中国甚至这样的情况会传至下一代），所以我们改造了阿罗悖论的一个前提，就是要限制在熟人社会范畴之内，阿罗悖论在我国社会的实用性就顺利得多。

三、阿罗悖论结论性回顾和展望

阿罗悖论的前提假设条件是通过他本人在本社

①不管这儿的理性出自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还是个人小恩小惠的立场，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只要经济人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

就是理性的。

基于儒家文化系统下社会心理结构的偏好选择———源于阿罗悖论的启示

会认知结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所以应用阿罗悖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就按照中国社会实际对其前提假设进行改造，运用新的假设条件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偏好选择和社会问题时无法简单地照搬阿罗悖论，更不会简单地对类似“范跑跑”跑的无影无踪（自愿还是被迫是不一样的悖论构造）加上一句简单的定性，也不会对社会民主进程中的种种政治现象过于吹毛求疵或者不理解，更要懂得如何在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下运用阿罗悖论原理及变体分析、解决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并且可以大胆地预测，在改造而又不失阿罗悖论精髓和原貌的基础上，阿罗悖论在我们社会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364.

[2]韦伯韬.票是怎么投下的[J].中国统计，2004（8）.

[3]李昂.“培养具有民族精神、血脉的现代中国人格”系列之一[N].中国青年报，2004-05-18.

[4]李培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与出路[J].社会学研究,2001（6）.

[5]魏敦友.上帝、皇帝和人格平等——

—法治的文化心理初探[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6:6.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

[7]劳伦斯·弗里德曼.美国法简史[A].高鸿钧.清华法治论衡（第4辑）[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87.

Preference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Based

on Confucian Culture System

——

—Inspirations from the Arrow Paradox

GU Ji-ji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s,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402160）

Abstract:Arrow paradox has6premises,four of which will be applied i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realities of China.This paper uses Arrow paradox to analyze some Chinese events,and typical natural disasters especially Wenchuan Earthquake in an attempt to redefine its application category and revise its certain premises.

Key words:coerced preferences；social conditions；soci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孟青]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