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死亡的政治学意义--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再诠释 -

现代政治观念：由来、悖谬与挑战

——以恐惧死亡为分析理路

郭台辉

摘要:人类演化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避免对死亡的恐惧。政治独立于宗教并致力以群体力量克服死亡恐惧是古希腊经验主义政治观念产生的界标。霍布斯承接亚里士多德对死亡恐惧的解释，在理论上开启现代政治观念的源头。现代政治通过克服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其观念的认同，但在现实中却衍生三个悖谬：恐惧死亡是现代政治产生的来由但也成为政治统治的借口；民族国家是解决冲突的最高诉求但往往制造更多的政治性死亡；制度设计是抑制死亡恐惧的最优选择但却未减弱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当代全球风险社会出现的新死亡恐惧对现代政治观念构成新的挑战，成为政治理论的新议题。

对于什么是死亡，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有着大量不同的解释，但他们都表明，死亡是生命的绝对他者，是主体无法理性地施加任何意义的虚无，从而暴露了一切理性和逻辑思维的局限性，因此面临死亡的人和继续生存的人都对死亡充满恐惧。因此寻求避免群体性死亡的方式尤其是由暴力带来的死亡恐惧是推动人类历史变迁的主旋律，而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观念恰恰是源于直面克服死亡恐惧的功效，从而取代遮蔽死亡恐惧的中世纪神学政治。这显然是人类智慧创造和观念进步的文明成果，但其内在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种观念的形构与变迁给现代社会带来什么问题？在当前全球风险社会时代现代政治观念遭遇什么新死亡恐惧的挑战？这种勾勒有利于给现代政治学的发展与政治学者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一、克服死亡恐惧：现代政治观念的来由

死亡问题是人类最为古老的文化问题，而如何避免对死亡的恐惧更是人类演化史中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然而，恰恰是这个难题催生了人类早期的宗教活动、神话习俗和艺术，而后来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进一步诞生了更多具体的知识领域和学科分支，以便更精细地解决人们恐惧死亡的问题。一般而言，对于如何避免死亡恐惧的问题基本上有三种策略：一是犬儒主义策略，即把肉体与灵魂分开并制造不朽的假象以遮蔽对死亡的恐惧，如宗教；二是理性主义策略，即理智地承认并直面死亡的恐惧，但把个人的死亡恐惧巧妙地转换成集体的死亡威胁，并以群体的力量排除对死亡的恐惧，如政治、法律制度等；三是科学主义策略，即把死亡作为一种可以用科学方法减少发生的自然现象，并探究死亡的原因和规律，如生物学、医学、心理学。

政治作为一种用于避免死亡恐惧的理性主义策略，主要用于如何把个人的死亡恐惧感转换成集体不朽的建构过程，而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于宗教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并明确探究克服死亡恐惧方式的经验知识，开创了经验主义政治学的先河1。亚里士多德首次批判柏拉图企图通过“灵魂从身体的开释”的理念论来遮蔽死亡恐惧的观点，公开承认人类的死亡恐惧感。因为“死亡是终结，而且对于死者来说，一切东西都随着他个

1洪涛：《逻格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282页。

人的死亡而丧失了其全部价值”1。但他更进一步指出，正邪、荣辱问题是高于生死的，过城邦政治生活的公民可以依靠道德力量和勇气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城邦作为一种政治空间代表永恒和不朽，暗含着秩序和确定，用于消除代表短暂、死亡和不安全的时间。城邦把部分个体变成公民，公民构成并巩固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公民既各自确保其下所有个体生命的安危，又需要共同确保城邦整体的存在和不朽。同样，公民用勇气抗击自城邦之外自然和人为的死亡威胁，用美德和善追求城邦本身的正义，克服贫穷、疾病尤其是暴力造成的死亡威胁。因此，亚里士多德通过城邦－公民的相互依存关系，把政治视为经验实践活动中用于克服死亡恐惧的最高艺术。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解释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至理名言。

然而，为什么在漫长中世纪的人们不是理性选择避免死亡恐惧的方式，而是采用“若不能死就不能生”这样一种渴望死亡的方程式？这是因为，基督教统治的世界是统领于柏拉图的解释，并通过严格等级的宗教礼仪制造出一种“灵魂不死”的假象，认为所有个体都可以超越生物性死亡而由灵魂获得再生。中世纪所有政治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延续都是为了维持这种假象以逃避时空的有限性，并通过这种假象来转化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固然，一旦对死亡的恐惧程度远远超乎假象所能掩饰的力度，假象及其所维系的外在制度组织就出现结构性危机而土崩瓦解，相应地，人们迫切需要克服死亡恐惧的新方式。因此，中世纪后期的教会政治无法解决类似于黑死病和长期战乱这些大灾难带来的社会恐慌，这促使霍布斯承接亚里士多德对死亡的理解及其降服死亡恐惧的政治理论资源，发明“利维坦”这种国家政治，直接克服而不是遮蔽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自然欲望与对死亡的恐惧这两个对立统一的公理是霍布斯建构其政治哲学的支点。2自然欲望主要表现为获得他人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承认即虚荣自负，而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和残暴无情的，这就决定了虚荣自负的满足必须诉诸于强制暴力。其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对方肉体的存在，而是以死亡为胁迫，因为死亡意味着一切欲望的终结，为了保全生命的未来存在，一切自然欲望都不得已屈居其次。这样必然产生冲突，即“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在冲突过程中，或许强者置弱者于死地或弱者俯首称臣，或许在势均力敌而两败俱伤时双方握手言和，强者的虚荣心虽然得到暂时的满足，但在不断进行冲突时“也面临着来自别人同样的威胁”，他也不得不作出屈尊的选择。因此，冲突双方对肉体伤害的痛苦感觉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这必须诉诸于两条路径的选择：武力或凭借契约。强者为了保住其来之不易的优势和荣誉的承认，不是一直把对手从肉体上消灭，而是把这种承认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产生了主仆关系型的专制国家。但更多的是，势均力敌的敌对双方都为丧失生命的恐惧所震撼，都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由冲突带来的死亡，从而双方被迫放弃部分欲望，作出让步和妥协，达成共识，并以法律制度方式解除冲突并建立契约型的政治国家。在霍布斯看来，后者是现代国家的理想形态。这样，“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恐惧”3，而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并维护人们的和平与安全则是现代国家产生的合法性来源和全部道德基础。显然，作为启蒙思想集大成者的霍布斯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抛弃中世纪“灵魂不死”的神学政治，直接利用恐惧死亡这一人类最大弱点为逻辑起点，强调通过由所有人同意的政治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排除其公民对死亡的恐惧感，从而成为现代政治学之父。他的逻辑推论成为引导后来所有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原点，而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国家安全的至上性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安排和世界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

1亚里士多德：《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2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3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6页。

可见，霍布斯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们在感情上都不可避免地恐惧死亡，而创造政治和国家这种理性设计的“人造物”就是用来直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维护人的生命安全，从而抛弃柏拉图和基督教制造的灵魂不朽假象。然而，在对待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政治方式上，霍亚二人有着很大的不同：1、政治来源不同，从而政治与恐惧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同。对于乐观的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是城邦公民一种内生性的美德，是人类过至善群居生活的最高技艺，因此过群体生活的人类天生能降服对死亡的恐惧；对于悲观的霍布斯来说，政治是不依靠自然力量而是依据人们对死亡恐惧的理性判断和选择，以平等的方式缔结契约并建构至高统治权力的过程，是一种外生性的统治和管理机器。2、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不同。古希腊城邦是少部分具有勇气和美德的成年男子才有资格成为公民，他们积极效忠和捍卫政治共同体；霍布斯强调的是，所有人都以自由为交换成本而受到国家法律平等的庇护，全部享有相同的公民身份并消极服从政治共同体的安排。3、对政治共同体正义性的理解不同。城邦政治的正义性在于按公民对共同体的贡献大小公平分配权利，需要接受德性和善的评价，而在霍布斯把正义、善、道德均置于政治之下或之外。正是这些不同，霍布斯把古典的城邦政治话语结构性地转换成为现代的国家政治话语。这既是既往（承接古典政治文明的成果）开来（为现代以安全生存为核心的政治科学奠定基础），但同时也是产生现代性问题的政治源头。

二、死亡恐惧的复出：现代政治观念的悖谬

霍布斯的政治观念是典型的人本主义，他建立的现代政治理论大厦（利维坦）及其道德基础（自然权利）是从个人对死亡恐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出发，按照个人“自我保全”的原始本能和自由意志而演绎的。因此，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保全”是所有人渴求政治共同体呵护的根本原因，而利维坦国家是政治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的根本任务是克制领土国家范围内所有公民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群体性暴力导致的死亡恐惧，而通过宣扬国家主权、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对外防御和对内威慑的作用，通过合理的制度结构安排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确保国家稳定和平。然而，现代政治观念在三方面引出导致更大死亡恐惧的悖谬性后果。

首先，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是现代政治观念具有合法性认同的惟一原因，但往往成为统治权力的最好借口。尽管政治在亚里士多德（城邦）与霍布斯（利维坦国家）那里都强调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和平稳定，而共同体之外和之间都是不属于政治范畴的“自然状态”。但是，在克服死亡恐惧的问题上，两种政治观念有着根本的差异。城邦政治不仅是公民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和提高防御能力的共同体，而且本身还培育公民美德和追求至善的公共生活，具有手段和目的的二重意义。霍布斯恰恰颠倒了死亡恐惧与政治产生的因果关系，认为理性的个人是由于害怕死亡才不得不交出自然权利，以此获得在政治国家内寻求庇护的公民身份。因此，现代政治是因死亡恐惧而产生并保障人身安全为目的一种手段，本身没有任何目的可言。相应也被抽离其道德评价的可能性，失去了正义和善等美德的价值追求，只剩下维护国家整体安全这种赤裸裸的工具性目的。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仅从对暴力造成的死亡恐惧来理解。因此，霍布斯对政治学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在理论上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古典政治转变成手段本身即为目的的现代政治。这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一方面，失去至善追求和道德评价的现代政治从此成为克服死亡威胁的纯粹工具理性，进而成为统治者借用公共资源争夺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手段。另一方面，由死亡恐惧而产生的威胁程度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不一样，因此政治国家在安全防御制度、方式和策略上不一致并随时调整其手段。这种调整不仅不受制于任何规范化和普遍化的伦理道德约束，而且相反，服膺于政治的现代伦理道德均对此调整进行美化和修饰，使政治权力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当然，在现代政治实

践中，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经常是由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杜撰出来的假象，其目的是为了调动可资利用的方式来缓和内部的紧张斗争或延续其自身统治，而死亡威胁是最能激发民众内在潜能并拥护既定政治统治的有效手段。总之，克服死亡的恐惧是现代政治观念、行动和制度寻求其合法性的最深层次来源。

其次，为了解决内部和平稳定问题，现代国家不仅设计一整套制度框架，还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式消除各社会的差异性，但对国家效忠的公民却仍然对统治者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唯恐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一方面，现代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通过权力整合和规范国家－社会关系，使国家更有能力统一管理社会，使其基础性权力如意识形态、军事、法律等的威慑力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确定社会所有人都平等获得国家的统一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在维护稳定时还同时在三个维度着力：在文化上，运用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宣称国家共同体的同一性和不朽，用统一的民族或种族文化取代甚至清除差异的地方文化；在经济上，刺激国内资本主义市场和工业的发展，确保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威慑力；在政治上，集束地方暴力机构和破坏地方组织的自主性，确保民族国家稳定垄断暴力和国家认同。然而，尽管如此，公民并没有因为统一管理的强大民族国家而解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埃利亚斯指出其原因：“垄断性地控制暴力”的现代国家解除地方自治、自主维护安全的传统防范机制，国家的普遍意志和价值聚集并取代所有个体的具体意志和价值。1这意味着国家拥有对内镇压与屠杀和对外掠夺与战争的绝对权力，而个体没有能力抵制国家的暴政行为。同样，一旦国家没有能力保障外来入侵，失去自我保护的地方组织更为摧枯拉朽地瓦解了，社会所有人均以个体的形式直面死亡的恐惧。因此，交付自然权利的个体以公民身份进入民族国家之后，仍旧对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保持一种高度警惕和不信任感。其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公民委托的权力所构成的国家主权不走向专制和暴政，以此消除由政治权力运作本身带来的死亡威胁。由此产生了现代政治的悖论：本来因生命受到死亡威胁才进入政治国家的公民反而还须恐惧由政治权力运作和斗争产生的死亡。

最后，民族国家是抵制来自外部死亡威胁的最大保障，但也是引发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政治性死亡的罪魁祸首。人类恐惧死亡主要是因为死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绝对空无，而霍布斯的贡献恰恰是，创造出一个囊括一切意义的绝对存在即强大的政治国家，在特定领土范围内降服死亡的绝对威胁。辖区内所有放弃各自自由权力的个体均以享有国家赋予平等权利的公民的方式，把每个人对死亡的恐惧凝聚成一种超大规模的集体力量，并且全部毫无保留地效忠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为国家安全奉献一切甚至生命。相应地，国家动员一切资源和力量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利用集体的力量排除来自共同体外部人为的死亡恐惧，把为国家利益而献身的公民视为英雄典范而加以不朽的学习和颂扬。由此，公民与国家之间浑然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统一体关系。这样，现代西方世界生长出一种惯性思维：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民安全的最重要和唯一的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增强国家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战斗力，首当其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成为设计社会发展蓝图和人们美好生活前景的前提要件。然而，非常玩味的是，在霍布斯思想中保留一种维护国家内部和平而不顾及国家间“自然状态”的紧张，而正是这种紧张使现代政治的现实变迁完全抛弃了启蒙思想家们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正如霍布斯的追随者卡尔·施密特所言，政治成为“敌友关系的划分”，政治的核心要在“把肉体上消灭对方作为极端的敌友关系中”去寻找2。这使以民族国家为主宰力量的现代政治导演惨绝人寰的现代历史悲剧，产生更大规模的死亡恐惧。在国内方面，不

1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Ⅱ)[M]，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8－122页。

2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C]，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页。

仅各阶级因统治权力的争夺而产生集体性暴力和长期战乱，各民族因独立问题和各种族因信仰问题而互相残杀，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因权力分配问题而大动干戈；在国际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争夺领土和资源问题而长期发动大规模战争或以死亡相威胁。毋宁说，这两方面带来的大量政治性死亡愈发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得以彰显。科学技术在军事装备中的运用，研发出各种超地域和大范围的杀伤性武器，产生大量骇人听闻的死亡事件。民族国家所储存的核武器是当代世界最为典型的一种死亡恐惧。当今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这种可以使全球生物集体毁灭的核威胁才能维系世界的和平，甚至成为当今能保障人类和平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然而，世界的和平或战争完全取决于“现时代的武器装备、地理学和军事组织”1。这表明，由恐惧死亡而产生的现代政治已成为人类悲剧的元凶，而由屠杀和战争导致的大规模政治性死亡是现代政治本身独特世界观和认识论的产物，是“现代文明必然带来的结果”。2

三、新死亡恐惧的骤显：现代政治观念的挑战

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仍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导致大规模政治性死亡的区域性战争和冲突仍有发生。因此，人们并没有减少对死亡的恐惧，毋宁说反而益发意识到生活囿于一个充满死亡威胁的世界。这是因为，除了现代政治本身产生的死亡恐惧之外，人类开始面临新的死亡威胁，即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严重后果，而这种新威胁对启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现代政治观念构成严重挑战。正如贝克所言，随着现代化积累的文明成果逐渐为其负面后果所抵消，现代化进程出现自我对抗、自我改变和自我毁灭，社会开始进入“自反性现代化”阶段。3正是这种现代化的自反性特征使人们大量产生新的死亡恐惧，主要体现为：所有民族国家研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武装军事武器和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人们在晚近三十年开始警觉到，潜伏于军事、资本和消费市场等领域的科技，如核能源、生物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等等带来的死亡威胁在空间上没有地域性差异，在时间上没有可以预见性。相反，由科技负面后果所产生的不安全因素伴随着食品、空气、水等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随时随地都可能引发大规模不明原因的突发性死亡或面临死亡的危机。这些危机通过现代发达的通讯网络瞬时传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从而触发全球性的死亡威胁。更不用说，2001年的9·11事件使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都遭遇恐怖袭击并造成数以千计的死亡。此后，恐怖主义危机更加剧全球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感，虽然所有国家政府有着共同的反恐合作意愿和措施，但仍然给人们的生活施加更多的不安全感。

如果说诸如海啸和瘟疫这些来自自然界的死亡威胁不是当前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那么，来自科学技术和恐怖主义这些自反性现代化后果中不可预测的死亡威胁却是史无前例的。显然，当代人类对死亡的恐惧难以延用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灵魂不死假象来作犬儒主义掩饰，因为随机发生的死亡使人们不可能无视或超脱这种恐惧感；这些死亡威胁无法激发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公民勇气和美德来排除，因为产生死亡威胁的敌人不仅来自“外邦”（其他国家、地区、组织或个人），不是来自下层的“奴隶“或“自由人”（工人、农民或商人），而是来自于公共或私人领域的任何空间（如自杀性爆炸）以及维系自身基本生活的任何质料形式，如空气、水、食品等；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也难以诉诸予现代社会的科学主义策略，因为现代发达的生物医学技术尽管有能力探究各种死亡的原因并告知减少死亡概率的科学方式，但囿于技术的限度而无能力解决一些致命性疾病，更乏力于防不胜防的恐怖袭击。既

1 Thomas C. Schelling(1966), Arms and Influ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p.254.

2加藤节：《政治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3参阅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然过去各种避免死亡恐惧的策略均难以奏效，人们开始把眼光转而集中于政治领域。那么，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是否能够继续诉求于霍布斯推崇的利维坦国家呢？贝克指出：现代化的风险表现为对动植物和人类生命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1这种全方位的新死亡威胁已经远远超乎民族国家－公民关系结构的控制范围，“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被视为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威胁”2。因此，国家不得不重新把对死亡的恐惧抛回给个人，并意图让他们以个体自我的方式解决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这样，饱受死亡恐惧的人们似乎又回到了霍布斯那个“自然状态”的假设中。

既然已经无法借用避免死亡恐惧的既定政治形态，那么，是否继续延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设，建构一个能够降服全球风险的全球利维坦（世界主义政府），还是按照人们恐惧死亡的新政治需求而重构现代利维坦（国家）的理念和结构功能？倾向于前者的代表是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罗尔斯，他试图采用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假设和契约论原则来设计一种规避全球风险和实现全球正义的“万民法”；贝克更倾向于改造现代国家，他认为现代性可怕的后果主要是由民族国家封闭的权力容器及其相互倾轧的恶性竞争所导致，而全球风险社会的政治创造意味着有创造力和自我创造力的政治，既不培育和恢复旧有敌意，也不从中吸收其权力和资源，而是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主义原则，把民族国家结构改造成具有全球关怀的“世界主义国家”。3

然而，在全球风险社会中，不管这些政治构想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和争议，但已表明，具有理性、创造性和反思能力的当代政治理论家们既没有在各种死亡威胁中退缩，也不试图制造各种“不朽”假象。毋宁说，他们与第一代启蒙思想家那样具备足够的历史视野和理论勇气，正在发挥“政治学的想象力”。他们对新问题和新挑战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开始转变现代正统政治学的观念、视野、视角、方法和主题，不仅重新审视政治与克服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政治直接克服死亡威胁的本源目的，而且致力于探索使人们更幸福地过群体生活的政治观念。

（郭台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1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弗兰克·福里迪：《恐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3Ulrich Beck(1997)，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social ord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