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磷矿40亿都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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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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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磷矿40亿都打了水漂 [转帖]

转自《南风窗》

□本刊特约记者谢湘宁

发自北京

1991年6月20日，国家重点工程—湖北荆襄磷化公司56万吨重钙项目在大峪口开工了。

这是国家“八五”期间投资最大的矿肥结合项目之一，一开工就提上了政府总理向全国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当时的各媒体称为“能够使我国化肥工业跃上新台阶的重要工程”。

工地上红旗猎猎，锣鼓喧天。工程领导小组成员由国家计委、化工部、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的领导组成。开工典礼上，领导同志依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不完道不尽对这个项目未来豪情壮志般的希望。

只有一个人，据说是国务院某部委的一个司长，在下面竟说：“我希望这个项目不要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

这句话不幸被言中了，而且更惨—该项目于1999年12月9日验收合格。而在此前

两个月，它就已经因内外交困而停产。直到2002年的今天，它还在黯淡的命运中苦苦挣扎。日前，记者来到湖北，探究这一工程诞生的缘由与其困窘现状。

糊涂开张

大峪口位于湖北省钟祥市胡集镇境内，东临汉水，西依荆山，南傍荆州，北邻襄樊。这一带方圆数百里都是我国主要的磷矿资源地区。当地磷矿的特点是品位低、杂质多但储量丰富。1958年，国家在这里成立了荆襄磷矿。1985年，矿党委向省、化工部、国家计委提出申请，要在此地建24万吨磷铵装置，将磷矿就地加工。当时有一个很鼓舞化肥行业的口号：化肥不进口，全靠自己干，横下一条心，拿下三千万。这是1973年国家计划会议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提出的口号,意思是中国要在化肥生产，特别是磷肥生产上独立自主，不靠进口。国家计委正根据这一口号做调研。当时化工部提出化肥要上台阶，也准备在湖北上磷铵项目，但上在哪没有定。荆襄的报告打上来，正迎合了方方面面的心愿。接到荆襄的报告后，马上就有高官来考察。但考察后认为这里没有生产磷铵的主要原料合成氨，上磷铵不合适。这时候另有位高官说，要不就上重钙吧。就此，一个年产56万吨重钙项目很快变成了白纸黑字。

到底是哪位高官最先提出荆襄上重钙的，现在有几种版本的说法，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是在那种大干快上的大气候下十分轻率的选择，而且后来就演变成了有千军万马、数十亿资金投入的一场浩大而又旷日持久的工程，再后来就演变成一个怎么也填不满的穷坑。

重钙是化肥重过磷酸钙的简称，它含有效磷(P2O5)一般为46%，与普通过磷酸钙（普钙）一样，都属成分单一的磷肥。在氮磷钾三大化肥品种中，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只认氮肥，虽然很早就有“普钙”，但大都当配肥使用。让中国农民认识磷肥还得感谢美国人。80年代，美国的高浓度磷肥—磷酸二铵进入中国后，它的神奇肥效让中国农民开了眼界。农民编了个顺口溜，说种地“一靠政策二靠天，三靠美国老二铵”。可怜的荆襄重钙——等它生产出来时，中国农民早被美国老二铵收买了，哪还认它！没有市场，注定了它的悲剧命运。

当时也有人提出重钙的市场问题，而且还拿出了具体的计算数字，证明到时候必然会因成本过高价格下不来，产品打不开销路。还有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荆襄生产重钙要用硫铁矿，当地没有，要用广东云浮的硫铁矿，也就是说，每天光为荆襄运输硫铁矿就要有四列专车保证，一列装，一列卸，两列跑。在运输十分紧张的中国，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更多的人却认为没什么解决不了的大问题，说东北大农场用苏联的重钙已经好几年，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一年吃掉100万吨重钙应该没问题。在那种“横下一条心，拿下三千万”的激情岁月中，在那个官官都需要有一个大工程来表现政绩的大气候下，一个个围绕市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这样草草地被忽略过去了。

1989年3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荆襄磷矿年产56万吨重钙项目（也称大峪口矿肥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当时批准的总投资为10.66亿人民币，其中用世行贷款9415万美元，不够部分由国内配套。

一个千辛万苦的项目就开始了—首先是钱。由于种种原因，开工时间拖到了1991年6月20日，项目预算也成了14.66亿，比可行性报告多了4亿。1996年7月16日概算总投资又调整至36.697亿元。随着预算的连连突破，该项目所背的利息也在长。利息最高时达

到15%。到建成时，该项目光利息就超了五六亿。预算连连突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时间一拖，物价涨上去了，原来的钱不够用了。为什么时间一拖再拖，原因也很简单：资金不到位。这个项目国内配套的80%资金是由国家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及国家拨款、建设债券等组成。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明明是国家要上的项目国家出钱，却逼得企业像要小钱一样一点点地去要钱搞基建。当时任项目指挥长的荆襄磷化公司总经理曾春苟回忆说，人家世行贷款没问题，合同什么时候签了就到位，国家钱可没那么痛快，你得求爷爷告奶奶，先给你一点，你再请示再汇报就再给一点，不请示汇报谁给你呀。我一年要跑十来趟国家计委，硬是跑到大年三十。还要跑化工部、财政部、重大办……还要请客送礼说好话。我常想，我这到底是替谁在跑？

第二还是钱。根据荆襄磷矿打给省政府的“荆化字（1998）14号”报告，国内配套资金的20%要由湖北省自筹，金额为5.8643亿元。但实际上截至1997年底，工程只从省里拿到近2.4亿元。据计算，该工程建成投入正常生产后，需要流动资金3.3亿元，而湖北省少拿的几乎占了整个流动资金。截至1998年7月最后完工，工程欠施工单位的钱就有8000万元左右，欠电力3000多万，欠煤炭5000多万，欠硫铁矿1600万元……到1999年停产时，共欠1.2亿。国家本来答应给该项目一部分铺底流动资金，约为2.8亿（又说2.5亿），实际上第一次只给了5600万，最后到1997年，化工部和财政部还给了3600万元贴息贷款，建行给了8000万，扣息后实际上只给了5000万，加起来共有1.8亿多流动资金。但由于要还债，所以钱根本不够用。有人说这个工程第一个大灾难、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灾难就是湖北省有2亿多元投资没有到位，致使后来工程资金一直在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分文没有。据说湖北省对这个项目开始就不太情愿，中途也曾打过退堂鼓，因为这个项目虽然落在湖北，但人财物都是国家说了算，湖北简直一点好处都沾不上。但国家计委已经批了，国务院总理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了这个项目，生米做成了熟饭。但回过头看，即使湖北省资金全部到了位，即使国家答应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这个工程也不会真正立起来的。

到了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出这个工程的致命弱点了。其实稍有点数学常识的人就能算得出来，连本带息近40亿元的投资最后要摊到年产

56万吨的重钙上。一吨重钙（粉状）就算按历史上的最高出厂价1250元，一年

56万吨重钙全卖出去，也只能收7亿。就这么个卖法，整个企业不吃不喝也要五六年才能收回投资。而这个项目的理想寿命也只有10年左右。换句话说，这个项目就是开烂两回，也难见利润。人们开始在下面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一个人焦急地站出来反对，没有一个人在会上露出心情沉重的样子。相反，从上到下都在乐此不疲地奔波着。俗话说，吃工程吃工程，有工程就有吃的。谁也不用花一分钱，谁也不用承担后果，相反，谈判、设计、施工、采购、操作……每个环节都因此而有了活干，有了钱挣，有了国出，有了升迁、捞外快的机会。这般好事，谁又愿意搅和呢？

本来设计三年建成的大峪口项目，到了第七个年头才勉强建成。1997年5月18日，荆襄磷化集团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大峪口工程胜利建成。但就在新闻发布会开完不到两个月，该公司就开始向有关部门打报告告急。第一个是《关于解决大峪口矿肥结合项目急需投产流动资金的报告》。从1997年7月到2000年6月，荆襄磷化集团共向国家计委、化工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湖北省等有关部门打了40多个紧急报告，包括申请流动资金和资本金、申请项目改造、申请债转股、直至申请破产兼并等。此间国家和有关部门也想尽了办法，先后采取了封闭贷款、债转股、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帮助寻找接收方等办法，但终究解决不了这个大摊子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尤其是，国内化肥市场早已不是当年“化肥

不进口，全靠自己干”的形势了，进口化肥货多物美价廉，国产重钙一吨当时最高也只能卖到1050元，还卖不出去，而生产一吨重钙的成本却达到1091.42元，等于生产一吨还要倒赔。不生产干赔，生产赔得更多。无奈，从1999年春节开始，荆襄磷矿各装置就陆续停车。到当年10月初，整个荆襄矿区全部停车。

有意思的是，两个月后，该工程居然正式通过了竣工验收。验收报告称，“实践证明，项目的主要方案确定是合理的，设计是成功的，工程的安排、投资的控制和使用符合基建程序规范……建设速度是快的。”

停车后，曾春苟成了人们眼中的罪人。停车后不久，省委组织部下来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曾春苟的不信任率达98%。他被免职了。免职后他反倒冷静了，说，我亲手把它建起来，又亲手把它停下来，但这不是我的错，我犯不了这么大的错。我的教训是：今后要上项目，产品不好决不上，钱不到位决不上，不是自己的决不上。

一口泥潭

到1999年10月重钙主装置全线停车时，荆襄磷矿的财务状况是：现有账面资产为527069万元，评估后净值212130万元，欠外债31650万元（其中欠银行11200万元，欠原料费、电费、药费等20450万元），欠内债11100万元（其中工资白条5600万元，养老费3200万元），另外还有1050万元的在外投资无法收回。

为了在日益恶劣的情况下能够活下去等待国家救援，荆襄想出了许多办法。因为欠银行的钱，荆襄的账号基本上都被封了，逼得荆襄公款私存，把钱转到私人账号上。过年省长给了点救命钱，银行说钱一到我就要划走，我不划走法院也要封。荆襄赶紧又把钱退回到省里。后来省长下了死命令，这钱无论如何要拨给荆襄，这才又转回来。由于荆襄外债太多，告荆襄的案子有几十个在等着，法院不但封账号，还扣车，在街上见一辆扣一辆。原来的数百辆大大小小的车，后来就只有两辆小车有行动自由——董事长和总经理的。

最可怜的是荆襄的职工。他们当中有当年打着红旗唱着战歌进矿的老职工，也有兴冲冲刚刚报到的新职工。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伴随着矿山走过岁月的。什么市场经济，什么竞争求生存，他们用不着去想，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一直还认为是在为国家效忠，一直还认为国家投这么多钱建的企业必定是铁打的江山一般。可眼看着企业就垮了，他们陆陆续续成了没有人管的社会闲散人员。到2001年底，荆襄内退人数已达1383人，下岗6000多人。2000年大多数职工人均只发了1200元生活费，2001年只发了1500元生活费，许多家庭看病、孩子上学都发生严重困难。老职工们的一腔热情化作一肚子怨气。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向上级部门写信反映问题，找下台的领导和新上台的领导大声地质问他们，斥责他们，推搡他们。但是这都没有用。企业的领导们什么也回答不了职工，企业不是他们的，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他们的使命就是使出浑身解数化解矛盾，别让矛盾激化，别让职工上街。

问苍茫大地，谁救荆襄——这句话最早记者是从2001年1月到任的现任荆襄化工集团董事长梅刚国口里听到的。此前他在省里管理干部学院当副院长当得好好的，论著颇丰，桃李满天下，哪个企业想改革都得请他去上一课，开导一番。上至省领导，下至企业头头，见了他都尊他“梅老师”、“梅院长”。到了荆襄，他才发现自己变成了个叫花子。省委找他谈话时给了他两项任务：一要找饭吃，二要找活路。一年下来，他发现这两条哪条他也做不到。荆襄眼下这个样子，没有人会再给他饭吃。1.3万多人的企业，最少的时候，他这个董事长

手里能掌握的资金只有200多元，可法院银行仍旧见钱就划见车就扣见人就抓。他去求人家发扬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可怜可怜荆襄，人家说我们现在也是市场经济了，救了你我们吃什么？那点过年钱，还是他厚着“梅老师”的老脸才搞到的。而第二条要想完成比登天还难。梅刚国发现，不但他完不成，放眼全省，他敢保证也没有人能完成。荆襄工程当年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总理批准，国家计委牵头，化工部负责，省里配合，湖北省在这个工程中只是充当配角，尽尽地主之宜，它能做什么主呢？去年，为了寻求荆襄问题的解决办法，湖北省通过了荆襄公司破产方案，并报送到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结果不言而喻：没戏。荆襄的事，一举一动都得国家来协调，用云南的矿得协调铁道部，用硫磺要协调加拿大的，连买个零件都得国家计委批……就像孩子是人家的，企业只是代人家管。可真找了国家计委，人家说我们现在又不管企业了，找化工部，人家已经撤了，就是不撤，也是不能管的。2000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荆襄磷矿债转股，中国信达公司成了荆襄最大的债权人，换句话说，荆襄就是它的了。可是该公司除了来核核账面，照样什么都不管。有一次梅刚国在饭桌上冒了回书生气，对信达公司武汉分公司经理说，既然荆襄现在是信达的了，你们不能不管，人跟账走嘛！总经理一点也不急，笑着对他说，你荆襄好了我更好，你荆襄完了我照样发展。倒像是梅刚国要讹人家东西似的。

其实为荆襄着急的远不是梅刚国一个人。从荆襄开始打困难报告时起，从国务院总理朱基、副总理吴邦国，到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盛华仁、化工部部长顾秀莲、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以及当时的国务院其他几位副总理、其他有关的部委负责人都为荆襄的事打过报告听过汇报做过批示。国家经贸委新任主任李荣融上任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尽快解决荆襄问题。湖北省新省长张国光到任后的头三个会都是听荆襄问题汇报。为了能给荆襄找条活路，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亲自陪吃陪喝陪笑脸，破例批准公款送礼。可以说，从国家到省里的主要领导（他们都不是当年大峪口工程的决策人和参与者）都被扯进荆襄这个烂泥塘，在里面苦苦挣扎，但却没人能够阻止荆襄仍在不断恶化的速度。其实办法还是有的。目前上下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先缩水破产，再拍卖出让。连荆襄人自己也承认，由于年久失修和管理不善，再加上负债累累，眼下荆襄所值已经远不是账面上的50多个亿了，没有人会当冤大头按这个价值收购荆襄的。荆襄磷矿1999年后打的报告，都是坚定不移并且心急如焚地要求缩水破产兼并。这一决心得到了省里的大力支持，最终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人的默许。于是荆襄四处寻找买主，先后和几家公司谈过，这几家公司也先后大张旗鼓地前来评估考察。上面提到的荆襄目前净值212130万元的评估报告就是几家想收购荆襄的中外公司做出的。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原因基本上有两个，一是这几家公司评估的净值与账面资产差距太大，二是这几家企业都以荆襄是国家建的为由，要求国家再给予优惠政策。但这两条国家有关部门都难以接受。特别是第一条，国家计委根本接受不了，我花了近40亿元建起来的企业，刚验收完了就剩下21亿了？那十几亿上哪去了，你们谁能说清楚？

谁能说清楚呢？谁也说不清楚。谁说清楚了就得赔。谁赔得起？谁敢担这个责任？没人担责任就得继续往下耗。

谁来收场

昔日红红火火、风风光光的胡集镇，随着荆襄磷矿的偃旗息鼓而迅速凋落。矿区的电影院没了，图书馆没了，小饭馆小卖铺没了，满街骑着脏乎乎的摩托车吆喝着拉人的都是矿里的职工。由于欠电费太多，省长的话也不管用了，家家只好备着一捆捆的蜡烛，昔日上宾如云的荆襄宾馆如今一夜一夜地黑着灯。两年来，职工们习惯了晚上才有水，偶尔白天来了水，大家反倒觉得奇怪，猜测至少来了个司长。

一套套分别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进口的具有90年代水平的设备在一天天腐蚀，管道漏了，仪表被人卸走了，阀门锈成个铁砣，螺钉用手一拨拉就掉。一些设备还没拆包就扔在工地上任凭风吹雨打，一些设备职工还没来得及弄懂说明书就已经成了一堆废铁……职工们心疼地说，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几十亿的国有资产就真的没了。即使现在有钱开车，任何一套设备，没有上千万元都不要动。职工们也急了，既然国家经营不起来，干脆就卖掉，卖3亿、5亿也行，总比烂掉要强吧？谁管这事？总该有句话呀！

一个投资近40亿的工程还没正式验收就已经停产了，这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投资体制来说，不啻是一次巨大的失败。然而，对这种投资体制来说，最大的失败还不是制造出“开业之时就是停产之日”的悲剧，而是悲剧出来了，却找不到人来收场。记者在荆襄听到这样一件事：当年有一批精密仪器到达火车站并通知矿上领货，可矿上谁也不知道这些仪器是谁订的，干什么用的，就任凭设备在车站风吹日晒。小偷偷走了其中的铜阀门，设备就扔在那没人管。后来才知道，技术科一人在杂志上看到这个设备觉得挺好，就让材料部门买来一套，可他自己后来也忘了。荆襄人唏嘘着，大峪口工程现在就像那堆设备呵，谁来认，谁来管？

梅刚国记得，他是2001年1月3日到荆襄报到的。4日上午开全体职工代表大会。他上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从今天起，我就是荆襄人了……”结果底下一片哄笑声。他奇怪，说错了吗？下来后别人才告诉他，前几个月，省里从另一个企业调来一个董事长，来时跟职工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句，一个字都不差。当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可刚过一个月，那个董事长就回去了，死活都不来了。荆襄人看透了，没人会真的到这个地方来受罪。梅刚国说，我在省里呆着多好，工资又高，工作又顺心，来这一年就少收入上万元，天天还被职工围攻。职工不理解，说你要真是荆襄人怎么不把家属带来？他们哪知道，我跟家里一说要上这来，我那80多岁的老父亲就哭了，死活不让我来。我要是让他们也来，我的家还要不要了？我也是人。

今年4月15日，国务院一位领导人对荆襄的问题再次做出批示：“根本出路还是帮助大峪口磷肥项目搞好，花了几十亿成为一大包袱，不好交待。”然而，要把包袱还原成一个企业，最起码也要再注入几亿元的资金，让谁出呢？由谁来牵头呢？

目前，荆襄仍然在三种希望中苦苦挣扎：一是国家注入资本金；二是实行租赁经营；三是企业破产重组。在家苦等的职工们过一段就会兴奋地传送着某企业要来收购荆襄的喜讯，方案已经被谁批了，但过几天就听说人家不干了。希望再次变成失望。荆襄人就是在这一次次地希望变失望的心理折磨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绝望了，就上街发泄一番。梅刚国几乎不在公司里呆着，一方面是要不停地到处跑救济，一方面是害怕又被职工们扣住。

此一时呀彼一时。和上项目时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相比，现在的荆襄还能给谁带来什么好处？这，大概就是荆襄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国家重点工程沦落到今天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