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传统之男子作闺音

男子作闺音

“男子作闺音”语出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诗词之辩》：“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从中可以看出，“男子作闺音”就是指男性词人作女音，写闺情、抒闺怨、诉闺思。而后，“男子作闺音”便渐渐被用来概括男性文人代女性设辞，假托女性的身份、口吻，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现象。

对于男子作闺音这一文学现象，考其历史脉络，可以通过典型的诗词就其荦荦大者作粗略的论述。

先秦时期，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和楚辞，其中以女性口吻所作之篇，不在少数。《诗经》中的思妇诗和弃妇诗，如《卫风·伯兮》描绘了思妇闺中生活的几个细节：“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荣。其雨其雨，杲杲初日。愿言思伯，甘心疾首。”又如《卫风·氓》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男女有所怨，相从而歌。虽然《诗经》中的大部分以女性口吻抒情的诗歌因年代久远其作者是否为男性已不可考，但是《诗经》中的这些闺中诗对后世男子作闺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看《楚辞》，屈原以缤纷的物象创造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以美人自喻“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男女喻君臣，抒政治失意之情，再者其《九歌》中的《湘君》《山鬼》都是直接托女性的身份、口吻和心理来写作的。这一时期的闺音还是呈现一种较为原始质朴的状态，写实，情感强烈。

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虽然文人诗歌创作不甚流行，诗歌较少，但也有男子作闺音的代表。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是较早的典型的宫怨题材的男子作闺音作品。魏晋时期，如曹植的《寡妇诗》、《妾薄命》、《弃妇诗》“悲鸣复何为？丹华实不成。拊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结，；流星没无精。”以女子的口吻抒发了妇女因为无子而被休弃的悲惨命运。曹丕、傅玄、萧衍、谢眺等都不乏闺词。或是求仕，或是同情。

唐代，“男子作闺音”发展到唐代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蔚为大观。一部分是闺怨诗，多咏征夫、思妇，如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全诗写征夫之妻秋夜怀思远征边陲的良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丈夫免于离家去远征。杜甫的《捣衣》，杜牧的《寄远》等等。一部分是宫怨，全

唐诗中《班婕妤》《婕妤怨》《长门怨》《昭君怨》《长信秋词》的诗作比比皆是，大都出自男性之手，这与唐代以文求实、热衷仕途有关，也与唐朝较宽松的政治现实使人们得以讽喻君主有关。另一部分则是香奁、花间等，《香奁集》《花间集》中国男欢女爱、柔情绮思、风花雪月的题材，人们往往颇多微词，褒贬不一。唐朝出现了“男子作闺音”的繁荣现象，与其历史环境文化氛围等都密不可分。

宋代，宋朝是一个很富裕的朝代，也是一个多奸佞多战争的时代，起起伏伏。而词人们在这种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包括男子闺词的创作。代表人物：冯延巳、晏殊、欧阳修、范成大、辛弃疾等。“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见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此为晏殊写闺思的名篇《蝶恋花》。词之上片运用移情于景的手法，选取眼前的景物，注入主人公的感情，点出离恨；下片承离恨而来，通过高楼独望把主人公望眼欲穿的神态生动地表现出来。全词深婉中见含蓄，广远中有蕴涵，表现了词人强烈的主体意识。

元明清，百年闺音未断绝。如元代商挺的《潘妃曲》把少女头青私约的心理表现得活灵活现：“披星戴月担惊怕，久立纱窗下，等候他，蓦听得门外地皮儿踏，则道是冤家，原来风动茶蘼架。”明词衰微，男子作闺音的代表杨慎、吴伟业词作多涉及情与欲。清朝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借用汉唐典故而抒发“闺怨”之情词，情哀怨凄婉，屈曲缠绵，但这怨情的背后，似乎更有着深层的痛楚，无非借闺怨作隐约的表达罢了。元明清的“男子作闺音”质和量比之唐宋是不可望其项背的，也显示了诗词的式微。

自此，可以简单地观“男子作闺音”概貌，从中可以看到男子作闺音文本在每个朝代都会呈现出相似或独特的面孔。对于“男子作闺音”文学现象有各种解释：“寄托说”、“文体说”、“同情说”、“双性感情说”、“女权说”。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缺陷，我也不赞成所谓的“中庸之道”——“综合说”，希望的只是根据诗词的内外部视角来争鸣辩论，则“男子作闺音”文学现象自会别有一番景象。

中国文学传统

时间观 1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第39页“人是可以认识时间之为物的唯一存在”。P3“伴随着时间意识的逐渐明晰，人才形成为人。” 只有既有生命又有思想的人类，才能既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又能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过程，从而产生时间意识。主观性时间意识成为人类文化（宗教、哲学、历史与文学）所关注的对象。 2松浦久友《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P88“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其感情的核心，正是通过对时间的推移，作出敏感的反映而产生出来的。” 人生忽如寄时间流逝带来死亡，届时会剥夺人行乐的权利——“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秦风·车邻》）——及时行乐时间流逝带来死亡，从而使理想和抱负化为泡影——“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及时建功立业时间流逝带来死亡，人生因而如朝露或远行客一般匆促——“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悲观情绪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从头认识生命的虚妄与死亡的必然。有花堪折直须折时间会使人生不断走向衰败，激发了中国诗人对于年岁的特殊敏感。——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杜甫《赠卫八处士》 “及时”意识——“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暮去朝来颜色故——怀疑现在过去的相聚与现在的别离对比——“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傅玄《豫章行苦相篇》）过去的成功与现在的失败对比——“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不利兮骓不逝。”（项羽《垓下歌》）过去的友谊恩爱与今天的背弃对比——“锦衾遗洛铺，同袍与我违”（《凛凛岁云暮》）过去的走红与现在的冷落对比——“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明年花开复谁在——恐惧未来未来不属于自己，而由冥冥命运去支配——“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重大变故生命本身的脆弱性——“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杜甫）吉川幸次郎“自己也不清楚在等待什么的对未来的不安” 此生此夜不长好——趁时而为单纯的幸福感——“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唐风·绸缪》）——其快乐是纯粹的快乐，并不同时伴有明天的阴影。“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陶渊明《游斜川》——尽情地享受眼下的快乐的同时，保留智者的冷静。眼下快乐难以久持恃，使得良辰美景变色。“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轼）眼下的快乐不过是一次偶尔遇到的生之高潮，时间的流逝转瞬间便会把它带走，人生便重又会坠入到那无边的空虚之中，去等待那也许永远不会再来的“又一次”。因此对快乐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迟疑态度。却话巴山夜雨时时间会带走不幸带来幸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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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它不仅对个人品行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意志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 ②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既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更有“智者歌其恩”寓于其间。所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运用文学的手段，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如《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三十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同流舍污。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将这种文学手段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不变节，永葆本色。翻看上下几千年的文学作品，赞美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的篇章随处可见。这种文学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既是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 ③中华文明史上的典范人物，其品行无不与文学构建的要旨相契相合。像“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刘禹锡、“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他们千百年来之所以为后人景仰，就在于人格的高尚与坚定：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和诱惑，他们心中的信念决不动摇，自身节操稳如磐石。 ④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更体现在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民族意志是众多个体精神品格的凝聚。历史上，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总能升华坚韧的民族意志可歌可汪的人物与事迹不计其数，相伴而生的诗篇，惊天地动鬼神。岳飞的《满江红》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就是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千古传唱，它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则是身陷囹固，决不屈服，视死如归。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角度，转为对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得到休养生息、是否能够安居乐业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铸造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民族意志，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⑤中华民族的精神构建，已绵延数千年。文学在新世纪履行构建使命时，厘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既要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要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我们要让文学顺应潮流，大展身手，勇挑民族精神构建使命的重担。（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20．选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7（4分） 21．请分析选文第②段与第④段不能调换的原因。（4分） 22．选文第④段画线句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4分） 23．对选文内容理解有误的一项是（）（4分） A．《诗经》中，智者所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运用文学手段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B．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中所有人物的品行，无不与文学构建的要旨相契相合。 C．选文中“面对强敌，精忠报国”“身陷圈圄，视死如归”是中华民族意志的体现。 D．选文最后段号召我们，要让文学顺应潮流，肩负起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使命。 24．请从下面备选人物中，任选两个，结合其作品一言照下面例句的句式，为选文第③段补～据：（4分）例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刘禹锡“粉身砰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备选人物杜甫范仲淹辛弃疾 20．中国文学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 21．第②段论述了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第④段论述了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更体现在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两段是递进关系，所以不能调换。（第②段和第④段的内容与第①段中“它不仅对个人品行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意志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的句子相对应。） 22．举例论证，具体地论证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的观点。 23．B 24．答案示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的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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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高考作文主题猜想：突破、热爱、责任 2020年高考作文押题素材（一）：突破作了茧的蚕，无法看到茧壳以外的世界；守在井底的蛙，难以了解宇宙星辰的浩瀚。突破局限的牢笼，并非一件易事，它需要不同流俗的眼界，需要自我批判的勇气。但唯有吐故纳新，历史之镜才会永远明亮；唯有寻求突破，经验的积累才不会成为前进的枷锁。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商君书》【出处】商鞅及其后学所著《商君书》【释义】普通人安于旧有的习俗，学者则沉溺于旧闻之中。此句是说习俗和旧知易产生偏见。【素材运用】习俗是常人的生活经验，是和谐生活的保障之一；知识是学者的见闻积累，是深耕研究的炉火砖瓦。但正如“故习”需要取精去糟，与时俱进，知识也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扩大自身的外沿。

霍金曾说：“知识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已经掌握知识的幻觉。”面对新时代与新变化，最狭隘的人往往不是懵懂稚儿、乡野村夫，而恰恰是那些博闻强识却因循守旧的人，那些饱读诗书却自视甚高的人。他们迷信权威，沉溺在旧有的认知中，最终困于自己筑成的堡垒。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能以更便捷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我们也更容易被各式各样的兴趣推荐所误导，陷入“自得其乐”的知识茧房。但这并不是难以破解的死局，因为正如电脑不能取代人脑一样，没有哪一种机器能够真正左右一个人的意志。任何算法都无法控制一颗保持谦卑、勇于突破、终生学习的心。智者不袭常。——顾炎武【出处】清代顾炎武撰写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释义】有智慧的人不沿袭常规办事。【素材运用】前有标榜横于当途，但若总效仿前人，陷于窠臼，何谈脱颖。“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曾是词人作诗余的写照，男子作闺音，以长短句抒写诗文难载之情，从晓风残月到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婉约幽雅似乎是词作之本。苏东坡却不拘陈规，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尽去词之含蓄，傲然问道：“我词何如柳七？”除去但求不与人同的内在驱动，“智者不袭常”有时也意味着脱离常规思路，给予人生新的可能。贬谪之后，刘禹锡被安置陋室，仕途看似渺茫，但他却不愿俯首谄媚，本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乐观豁达，对清贫生活也安之若素，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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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

“男子而作闺音”——对唐宋词中的一种文学现象的理解关键词：男子而作闺音、女性、审美、历史语境、闺怨摘要：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男子而作闺音现象数不胜数，在最为瑰丽的唐宋诗词部分，此现象更是值得关注。本文将从对各学者作出的阐述进行理解、分析，并从作者人格结构、审美心态、创作行为入手，将文本、作者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考察，全方面理解男子而作闺音这一现象。 “男子作闺音”就是指男性此人作女音，写闺情、抒闺怨、诉闺思。“男子作闺音”语出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诗词之辨》：“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但是只要翻翻文学史就会发现，“男子作闺音”现象在诗赋创作中非常普遍，跌见不鲜。这就使其超出了单纯的文体风格的论域，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普遍而独特的命题。大体上来说，“男子作闺音”这种古代文人代妇女或借妇女立言的书写实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创作主题模仿历史女性声音或代替女性抒发相思离愁，爱恨情仇，意向选择上带有明显的女性心理性格特征，内容上则多写女性的思慕与闺怨。另一类则是“言此意彼”，就是所谓的“托志帏房”，似写怨夫思妇之情怀，实写孽子孤臣之感。对于古典诗歌中大量存在的男子作闺音现象，对于文人士大夫为什么要在诗歌创作中以妾妇自居，又为什么采用这种“迂回”的言说策略，已有学者对此作出阐释，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寄托说”，这种观点认为，《诗经》以比兴抒情创其始，屈原的“香草美人”扬其波，到汉乐府诗歌，代抒闺怨的作品就渐渐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题材，后来作为一种手法渐渐凝固转化为模式化的比兴思维，男性诗人可以很方便、很熟悉地借思妇的身世和口吻来表达他们自己的遭遇。第二种观点称为“文体说”，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词的创作来说的。论者认为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它的审美效应必须靠歌妓的演唱来实现，为了适应这种女音演唱的要求，文人学士便纷纷“男子而作闺音”——直接以女性的身份口吻说话，在词里写女性题材，妨女性腔调，抒女儿柔情，从而使得词的主题风格柔化、女性化，归于艳丽婉转一路，促使男子作闺音的繁荣。在他们看来，唐宋词中存在着大量男性作家为女性代言的作品，与词最初诞生的酒宴歌席的环境及由女性歌手演唱的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此种现象的产生实际是“自律”要求所致。第三种观点是“同情说”。这种观点是杨义在探讨李白的代言体诗歌时提出的。杨义认为，在古代中国，女性处于边缘地位，不过是男性的陪衬和附庸。她们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创作的权利，而且彼时女性的爱情生活是很不幸：或远人长期不归，或郎君薄情背弃，凄楚哀怨、抑郁愁闷是其感情生活的主旋律。命运不幸而又蕙质兰心的女性自然会赢得男性的怜爱与同情，进而产生为之代言的创作欲望，模仿其形态抒发柔情哀意。这种创作欲望使他们主动关心女性，设想其处境，主动为之代言。杨义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男扮女装”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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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传统汪涌豪传统：构成文学背后的东西，大本大宗、传的下来、统的下去、基本的内涵特性。生存样态、言说方式、用园诗意、精神梦境。总论：关注现世的文学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传统：关注现实（以《诗经》为代表）日本汉学家百川静：辞书、诗经、神话研究大家，认为中国神话不成体系，因为中国人把神话历史化。“游仙诗”不是对宗教本身感兴趣，而是表达长生久视的现实渴望，—但现实渴望无法满足，神话体系即分解。西洋文学则发端于超现实文学，古希腊始，到近代宗教题材也是主流。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学观来源于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生态理论）第一节生存环境的制约一、社会地理环境活方式文化产生认同。江河、湖泊众多，交通发达，从而语言、思想、生活习惯流通。地域封闭：心理上保守因循。材料1 古人重视道路的建设（陆路为主，海仅为浴盐之利）《诗经·小雅·大东风》：“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大陆性意识：以海为田，补贴农耕。而非重视航海。周振鹤，曾撰文认为郑和航海是孤立的事件，历代皇帝不允许存在超出自己理性掌控的东西。康熙帝下令：“片帆不得入海”——出现“锁国”。《礼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海，吞吐日月之地，是一可怕的存在）材料2 地势优势，漠视海洋——缺乏信仰，“人定胜天” 相比之下，腓尼基人、希腊、罗马人，都是海洋文明，扩张侵略，出航前的祷告变为上帝信仰；日本同样是大海文明，由于灾害频繁，故有宿命意识，认为自然力不可控，视生命如樱花般脆弱，不惜死。神社遍布，宗教情结强烈。二、物质生产方式农耕：夏商周三代耕种只为裹腹不为交换，土地公有，集体劳作，不可买卖； ↓

小农经济：私有出现，男耕女织小生产，可以买卖，解放生产力。原材料→生产→销售；距离短→产品低廉→商品经济不发达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司马光《资治通鉴》官本位思想 ↓ 资本主义萌芽三、社会组织形式氏族社会解体不充分，宗法意识大量留存：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祭祀仪式。等级森严，上下亲和的超稳定结构。家国同构，群体意识发达，最期望有一个统一的天下存在。辜鸿鸣：基督教强调个人本身对个人的价值，做个好人。儒家强调个人本身对全体的价值，做个中庸的顺民。第二节社会意识的影响文化是人和自然的分离程度以及掌握自然程度的总和。一、崇尚伦理宗法社会，重视血缘（350个称谓，隆重的祭祀）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从双亲到君主，国家政治也蒙上了礼、仁的色彩“德主刑辅” 材料3 二、务实精神农耕生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利无悻悻，力不虚掷”“大人不华，君子务实” 章太炎、朱希祖《研究孔子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人比神重要，生比死重要。传统中国人不太会关注空空精神，会在不可验出止步。材料4 鲁迅：中国人重实际，黜玄想。因此在中国难以形成全民族的宗教。儒家让人做好一个群众，基督教让人做好一个“我”。中国人也重视过天，但是以天人之际（天人感性说）为视野。汉代用天来象征人事，如下雪代表瑞兆等。看似敬天，实把天当傀儡。中国经验理性vs.西方科学理性三、循环观念因为务实，会从周而复始的自然中（播种-收割）得出循环——万物循环，朝代更替——万事循环。这使得中国人更追求现在，安于现状，不思变革（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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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爱情词之文献综述叶艳春东海科技学院中文系，浙江舟山，316000 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不计其数的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歌精品。宋词与爱情相遇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演绎了一首首回肠荡气、淋漓精致的千古爱情绝唱。那里有忠贞不渝的爱恋，有生死相隔、刻骨铭心的爱恋，有离别时不舍得情感，有离别后魂牵梦萦的相思，有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遗恨。近几年来，现代一些作家也对宋代的爱情诗进行了许多的研究，可是说是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看法。一、婚恋题材情诗对于诗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产生。其中以《宋代民俗诗研究》（吴邦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书认为，宋代出现了更适合于表达婚恋题材的新型问题词的繁荣推动了婚恋诗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大量情诗的出现。另一方面，作者认为宋代出现了许多的女性作家，她们源于自己的真切感受，故而更加容易写出一些缠绵动人的情诗，例如朱淑真的《观燕》：“深闺寂寞带斜晖，又是黄昏半掩扉。燕子不知人意思，檐前故作一双飞。”一个充满才情的少女，情窦初开，檐前的燕子引起了寂寞少女无限的美好遐想，少女的纯真和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以敏感直白的方式充分展露出来。对于这个背景，大连学院人文学院的舒红霞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为《执着与背叛：宋代女性意识之觉醒》，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宋代女性意识之觉醒主要体现在她们对于女性作为“人”的本质需要的执著追求,具体说是对婚姻中爱情的追求，对封建伦理角色之外的女性个人价值的追求：即接受教育与进行文艺创造、关怀现实与参与社会活动等个人生存空间的努力开掘。这种追求是人性觉醒之表现，也是对礼教规范的传统女性角色之背叛。”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大胆向前，她们通过自己的文学才华将对于爱情的追求表现地一览无余。焦晓云和尹增宝也曾阐述过宋代爱情词繁荣的原因：“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更是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而其中所抒之情又以男女恋情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宋词中的爱情意识空前活跃。造成词长于言情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产生词的社会土壤是歌舞享乐，填词的具体场合是宫廷深院、青楼教坊，写词的目的是娱宾遣兴，唱词者的身份是歌舞女子，男女交往的频繁，使得情词便在歌宴酒席中感发出来。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昌盛，与此相适应的是都市里的酒楼、瓦舍大量增加，市民生活的提高，男女观、爱情观也发生了转变，所以人们都渴望大胆而真挚的爱情。[1]与之相适应的是，“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2]所以，宋代出现了大量的爱情词。归纳起来，宋词中的爱情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夫妻间的爱情词；情人间的爱情词；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 产生爱情诗，北京师范大学的谢琰发表过一篇名为《论唐宋之际爱情诗的演变轨迹及其时代根源》：“本文以乐府体、艳体、杂体三类爱情诗为主要线索,完整地描述了唐宋之际爱情诗的演变轨迹,并尝试对其时代根源作出阐释。通过梳理,笔者以为,晚唐爱情诗重表象、重心理,浓墨重彩地描写

中国文学批评史剖析

中国文学批评史听课笔记第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一、学科建立之前的发展概况：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上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但此前的学术史也不容漠视。正是由于前人成果的点滴积累，这门学科才能在本世纪的学术氛围中汇成江河，并形成滔滔奔涌之势。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的研究史，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曹植、应瑒、陆机、挚虞、李充、桓谭等古人的批评理论进行过评价。钟嵘《诗品序》对前人与时人的文学批评也有简要的评断。历代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批评著作的研究持续不断，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批评学术史的发展。不过，研究文学批评学术史最为简捷的路径，是从目录学入手。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代，一般认为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作为“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两部批评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出现。因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所以从它们的分类归属可以看出目录学家对这类著述的基本态度。最初著录它们的正史《隋书?经籍志》将之与《文选》、《玉台新咏》同归入集部总集类。《隋志?总集后叙》认为总集是作为一种创作范本而汇聚成钞的。《隋书》约成于公元656年，因此可以说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古代的目录学家对于文学批评类著作已经予以重视。以今人之眼光，将《文心雕龙》与《诗品》归入集部总集类不免庞杂，但由于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结合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行演绎，如钟嵘《诗品》对汉魏至齐梁五言诗的品骘，刘勰文体论的“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都是与作品同步进行的。所以《隋志》将之划入总集类，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文论著作性质的认识。自《隋志》将刘、钟二氏著述列入集部后，传统目录学便一直把文学批评著作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但是归类却是不断趋于细密和科学，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首次将文学批评著作从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文史”类是后来诗文评的先驱，它第一次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文学批评独立性的自觉意识，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分析设立“文史”之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别立文史专门也。”这种说法是大体符合实际的。正是诗话文评著作大量出现，才促使“文史”类在目录学中的确立。宋代的目录著作也纷立“文史”之目，而所收的著作数量更多且范围也更为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目录学家除了在分类上渐趋纯粹和周密外，对于分类的原因和各类的特点也多有阐释。宋人对文史类著作的评论，标志着他们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性质和特点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像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稍后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中更细分“文史”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三类，“评诗”类全文收录钟嵘的《诗品》，“评文”类主要引述经部、诸子、史传及文集中有关评论文章之语，“文章缘起”类则以任昉的《文章缘起》为主。诗评、文评类的出现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明代是社会经济和文学创作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明代的图书业也因为印刷技术的提高而空前发达。一些有名望的藏书家几乎都撰有家藏书目，如高儒的《百川书志》、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赵定宇书目》等不下十数种，再加上官方的《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等，

文化大繁荣背景下的国学热现象的透析

文化大繁荣背景下的国学热现象的透析法学院10级1班学号：1002010119 摘要: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传承着我们民族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传统。而现在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当然，对国学也同样有个扬弃的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国学热的讨论，是今天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关键词：国学国学热传统文化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谈国学，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学院，很多高校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或教学组织，厦门大学则于2006年恢复了创建于1926年的国学院，《光明日报》也开设了《国学》专版……我们称之为“国学热”。在当今国学热潮下，许许多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国学班里，背诵“人之初、性本善”，背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穿汉服、学经典……，而在目前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之下出现国学热现象，我们则应该理性的思考其出现的原因并且应该坚持辩证的观点来正确的对待。我认为当前“国学热”现象主要以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引发了国学热。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人们的思想走出了过去封闭保守的僵化状态，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这就激发了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当人们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象征时，挖掘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中有价值、有益的思想资源就成为顺其自然的事了，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这或许就是当今“国学热”产生的一个原因。第二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宣传和鼓励。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提倡的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而国学热现象与之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因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因为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则主要包括了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这里的软实力则主要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 文化的力量, 深深熔铸在民族

《男儿闺音》[张金尧王璞琇]

男儿闺音：“春闺泪”与“黎民情” ——评储兰兰电影《我住长江头》的剧作法张金尧王璞琇1 摘要：本文以清代学者田同之总结的“男子作闺音”为理论原点，从文词本体、创作动机和心理机制等维度分析储兰兰、马力主演的电影《我住长江头》对李之仪词《卜算子》的改编策略，在浅层表意和深层意蕴中，总结了这部影片表现形式的创新特征，并认为这部电影既忠实了原词中对美好爱情的赞美，也进一步表现了士人忧国情怀和“美政”理想。关键词：《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男子作闺音” 历经数载，几易其稿，由储兰兰、马力主演的电影《我住长江头》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片根据北宋词人李之仪所做《卜算子》一词的相关故事改编而成。李之仪曾官居朝请大夫，是苏轼门人之一，也是元祐文人集团的成员。他擅长作词，其词“自有一种风格”，《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是其主要代表作。“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全词以长江水为线索，描绘了女主人公对心中男子的无尽思念和对爱情坚定执着的优美画面。而据此改编的电影《我住长江头》演绎了李之仪在任当涂通判期间，除暴安良却遭陷害的悲壮故事，既是一曲不离不弃的爱情赞歌，也是一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正气华章。与小说改编不同，将诗词改编为电影具有更大的难度。这与诗词本身具有的意象特点分不开，因为语言和意境需要在电影作品中得以兼顾。《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最为突出的意象特征，便是清代学者田同之在《西圃词说·诗词之辨》中所谓的“男子作闺音”。这种“叙述体”的表现手法在诗词中常见，却不易直接被“代言体”的影视作品拿来吸收和借鉴。而这部影片最为成功之处便在于通 1张金尧，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王璞琇，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有哪些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中，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各领域，也各自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方化的色彩。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逐渐西方化了，现当代文学批评体系西方化了，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也在不自觉中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语言，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但是基本的理论术语却是西方的。这些西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文学，但是从根本上却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反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历史的事实和民族的传统，失去了民族的特色。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坚持中国文化传统？这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改变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方面进行充分的探讨，更重要的还是结合中国文学的特色而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实践。最近，有幸拜读了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想以此为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史与文学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按朝代或时代来对其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自“昔在陶唐”到“皇齐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人们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常用话语，同时也成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导。但是要说起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制于历史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有时竟也与史学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亦即先秦时期，以《春秋》、《左传》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我们称之为“历史散文”或曰“史传文学”；反过来，像《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历史研究者视为最珍贵最可靠的上古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称之为“史诗”，正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文”。到了汉代以后，虽然随着学术的分化而使中国的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用文学来演绎历史或者把历史作为文学题材的现象并没有消失。从远在先秦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开始而形成的杂史杂传传统，到汉代以后蔚为大观，出现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佚名的《汉武帝故事》、刘向的《列女传》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晋南北朝有轶事类小说；隋唐以后有历史人物传奇；宋代有讲史话本；元代有历史戏剧；明代有历史演义小说；清代有历史题材的说唱；现当代有历史回忆录、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历史”的，形式是“文学”的，“文”与“史”在它们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分开，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中不断地涉及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

【9A文】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及习题

绪论基本知识 1．儒家的文学教化论是从先秦到汉代逐渐形成的。 2．一般而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而道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和范畴主要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因素的影响。 4．意境说和教化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两大支柱。 5．诗话的源起，应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 6．何文焕的《历代诗话》，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郭绍虞等的《清诗话续编》是重要的诗话资料的汇编。 7．《词话丛编》的编者是唐圭璋。 8．最早运用评点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是南宋末年的刘辰翁。 9．金圣叹把评点的批评方法推向了高峰。 10．重要的文学评点有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和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思考题 1．简述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以及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有关。（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历史悠久，独具体系，有其深刻性与正确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2）由于受到古代社会农业性和宗法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4）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义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摹仿），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5）由于汉语独特的结构和声律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从中总结出一套结构形式和使用技巧。“古雅”的审美范畴和“复古”的文学思潮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特色。（6）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往往一身二任，故其理论批评文字也往往也具有浓烈的文学性。 2．简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中国古代具有系统性的文论专著不多，主要的表现形态为：（1）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和片段的文论。（2）笔记体的诗话和词话。（3）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4）小说和戏曲评点。（5）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中有关文学的言论。（6）古代一些选集和总集的编撰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倾向。第一章先秦两汉文学理论基本知识 1．先秦两汉的诗论往往与乐论互通。 2．“文学”一词，最早大约见于《论语·先进篇》，为孔门四教之一。 3．先秦诸子提到的“文学”都是泛指学术与学问，文学只是其内涵之一。 4．汉儒将文学与学术区别开来，大致把学术称为“学”，把文学称为“文”。 5．现存篇幅较长、较为完整的最早的文论资料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所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而发的一大段议论。 6．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文艺的是儒家，道、墨、法三家对文艺都有不同程度的否定。 7．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说，被后人引申为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道德标准与审美标准相统一的思想。 8．孟子在文学批评方面首创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

李白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何念龙研究员新著《李白文化现象论》读后

进入新世纪，李白研究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专题探索正向纵深掘进。在近几年李白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何念龙研究员的专著《李白文化现象论》[1]比较突出。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该书以宽广的学术视界、新致的思维路向和包容性理论建构而引人关注，标示着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其学术探索和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从思维论着眼，精心创建新的理论架构该著扎实厚重，内容丰富，洋洋44万字，共分5章25节，以建构论、特质论、再塑论、比较论、本质论等为结构框架维度，各自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该著着眼于学术思维路向的变更，在学界首次使用“李白文化现象”理论话语并加以全面深入阐解。作者认为，李白其人其诗及历代相关的史传记载、诗文评论、文艺作品和故事传说，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长盛不衰的“文化特异景观”。其生前社会轰动效应和死后巨大深远影响无人能与比肩，历代士人群体和普通民众不断地对李白进行解读、评论和再塑，在中国古代经典作家接受史上空前绝后而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李白文化现象的基本内涵包括作者本人、作品文本、巨大影响三个基本建构维度，具有独特性、雅俗共赏性和历史积淀性三个主要特征。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源自于其人其诗本身特异性、盛唐时期的精神孕育、士人阶层的心理诉求。这一现象的本质和核心是“李白文化精神”，即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极度的自由狂放精神、强烈的反权贵精神、淋漓酣畅的诗酒精神[2]（382）。作者对此特异现象的内涵构成、基本特征、生成机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析，使读者对于这一现象有了整体的理解和把握。作者还以“三型李白”论作为透析此一现象的“锁钥”，力求对“李白文化现象”做出深刻的解读。 “李白文化现象”命题和“三型李白”论，是该书对李白研究所提出的创意性的理论架构和全新的学术话语。回顾已往李白研究，基本上一直沿袭既定套路和阐释传统，即关于家世出身、生平经历、思想精神、交游行踪、艺术风格、创作特色、历史影响等传统研究内容和单向性、分解式研治思维，仿照史料汇编、作品集注、诗文系年、史实考证、文本诠释等惯常路数。从思维论视角来看，作者经过长期学术积累和多年不懈探索，以卓然独立学术姿态，锐意创新，突破了该研究领域那种单维度、线性型、平面化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致力于系统集成的逻辑建构，使对李白的研究更具完整性和立体感。在李白问题上，将宏观观照与微观解析、历时性审视与共时性剖析相结合，高屋建瓴，整体在握，显示了开放性和生发性特征，强化了系统性和立体化色彩，具有很强现代学术品格。这种理论构架，为李白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研究李白。二、从重点论着力，深度透析两个重要问题李白是超迈绝伦的特殊性存在，对其现象史问题研究需要将整体把握与重点阐解结合起来。作者突出重点而深度阐析，紧紧抓住两个最重要问题， Vol.33No.11 Nov.2012 第33卷第11期2012年11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c.Sci）李白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 —何念龙研究员新著《李白文化现象论》读后谈晓明（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56）摘要：“李白文化现象”和“三型李白”论（“历史原型李白”、“诗艺造型李白”、“传说塑型李白”），是《李白文化现象论》对李白研究所提出的创意性的理论架构和全新的学术话语。《李白文化现象论》突破了该研究领域那种单维度、线性型、平面化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有助于探索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迷踪谜案，从而为李白研究的深化奠定了的基础。关键词：李白；李白文化现象；三型李白论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098-02 98 --

中国现当代文学整理笔记教学文稿

中国现当代文学整理笔记

中国现当代文学整理笔记（以钱理群版《中国文学三十年》和朱栋霖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基础）第一章 20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依钱版名称）一、名词解释： 1、晚清文学革新运动： 1、在维新运动直接促助下，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 2、在晚清，裘廷梁呼吁提倡过白话文，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 3、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晚清域外小说输入造成的开放态势被文学革命承续并扩展。 2、“人的文学”: 1、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 2、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

3、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3、鸳鸯蝴蝶派: 1、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 2、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 3、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4、文学研究会: 1、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是文学革命后第一个纯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到170多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新文学。 2、其文学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