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管理的要求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管理的要求

2012级对外汉语兰阳

【摘要】：社会转型具有深层次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效果，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有：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并存、政府和市场双重启动、转型发展中的非均衡（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工业农业、城乡发展的非均衡）。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市场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型政府。

【关键词】：社会转型特点繁荣进步利益矛盾政府建设

前言：当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和全球化信息资源的共享，我国不容置疑地进入社会利益结构主体深刻变动、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计划体制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与市场经济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发生碰撞所交织于一起的“高风险时代”。在这特殊时期，社会已由过去比较单一的结构向复杂的结构转变，其具体体现于利益主体更为多元，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利益需求更为多样。在这种多变的情势下，人们原来所熟悉的社会大环境也在发生着整体性移位，一些在大家看来陌生甚至是无法想像的行为方式、游戏规则也相继呈现于周围。这一切的变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一、社会转型期的中国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那么，什么是社会转型呢？广义的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狭义的社会转型是指：历史长河中一个具体时期和具体领域内社会运行轨迹的转变。社会转型作为一场社会变革，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一是社会转型不单单是某一个社会层面的转变，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整体转变；二是社会转型虽然有其自生自发的内在规律，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但它最终必然会带来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质变，具有深层次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效果。

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的起点，一般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即已开始，从那时起，中国社会便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一直饱受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困扰，在这期间偶尔的低速发展也经常被打断。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本应步入自觉推进的转型时期，但由于各种因素所致，社会转型并未真正全面展开。只有在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整体上才真正跨入了名副其实的全面转型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各项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和制度已经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渐渐地暴露出其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引发了一些问题和矛盾。为了促进社会的不断健康发展，需要“转型”。

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三方面体现。

经济转型。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开始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这一接轨意味着中国需要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历30多年的转型与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整体繁荣时期。

社会转型。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基本都是“小政府”，很少干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发展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然状态。1949年以后，这种自然发展状态开始改变。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后发国家的国情及“只争朝夕”的民族进取精神，始终坚持着“政府主导型”的

社会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就是由党和政府主导的引领中国快速发展的巨大工程。在这种模式中，不仅政府机关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大众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大型国企同样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

思想转型。传统社会的思想起点是“尊卑有序”，而现代社会的思想起点是“人格平等”。无论权力大小、财富多寡，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人除了指“自然人”之外，也指大大小小的“法人”。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社会转型则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各个层面发生的急剧变化。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就单从经济体制的变革而言，我国分别经历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代表的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整个中国社会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经历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对于城市地域而言，这种变革集中表现为社会体制转轨、政治体制改革、社会阶层分化重构、社会发展阶段转变以及城乡文化变迁五个方面。

我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划分为转型初期、中期及后期三个阶段，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中期阶段，在这一时期社会具有以下特点:（1）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正处于市场规范和调整阶段；（2）城市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发展战略急需调整充实；（3）我国正在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与升级阶段；（4）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从宏观上看，转型期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先看风险，1、（1）制度性风险：就业、收入分配和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不协调，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平衡（2）社会保障滞后（3）腐败问题严重2、阶层性风险：（1）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2）中间阶层发育缓慢（3）精英群体结盟3、文化心理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焦虑加剧、道德问题。

再看机遇，1、经济基础的发展，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国民素质、教育水平的提升3、全球化趋势，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

当前，我们在实现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城乡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的结构性冲突的明显化、社会运行机制的摩擦将加剧、社会利益分配的差别将扩大、社会失序现象仍将不同程度地存在等等。

二、社会转型期必须着力解决的若干突出利益矛盾问题

所谓利益矛盾主要是指社会结构中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个人等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因利益的差别而产生的相互关系不和谐状态。这种不和谐状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甚至使整个社会的矛盾激化、冲突和对抗。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分化日趋严重，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矛盾日益突出。比如现阶段出现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先富与后富的关系问题，以及企业改制、下岗失业、工资、物价、住房、医疗、房屋拆迁、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农民负担问题，无一不表现为一种物质利益关系的矛盾。尤其是以下几个突出的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

1．由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利益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就是不同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群体之间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贫富差距日渐凸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2000 年基尼系数已经超出国际公认0．4 的警戒线，高于印度、伊朗、波兰这些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而且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的悬殊不仅表现在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财富的占有上。据统计，收入最高的10% 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将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 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在1%上下，80% 中等收入的家庭财产仅占财产总额的一半。在城镇居民财产中，金融资产出现更加迅速地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在20 万亿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 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所占有。也就是说，占人口6% 的人占有了40% 的金融资产。除了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以外，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各种统计数据已充分证明，目前我国社会成员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矛盾日益凸现，总体而言，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先富群体获取财富的手段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富者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是凭借不正当的竞争条件和经营手段而非法“致富”，他们富的不合理，不合法，如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贩假等。另一种是个别党政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其实际收入大大超过了其正当收入。他们或用权力直接经商，坐收红利；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或钻体制漏洞，获取巨额价差、利差和租金而暴富。以这种非法致富、权力致富而导致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矛盾，就具有极大的不公平性、不合理性，已引起社会各界群众的普遍不满和社会的潜在危机。

贫富差距悬殊以及所产生的不合理利益矛盾，是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应有充分的估计：( 1) 会强化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甚至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偏离改革的价值目标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2) 会严重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 会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阶层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2．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中雇主与雇工的利益矛盾。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经济的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既是我国现阶段适应生产力水平所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但是随着私有经济的不断发展，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中的劳资矛盾问题也日渐突出。现阶段中国社会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矛盾既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对抗性的一面。这也是由现阶段中国社会私营企业主的两面性所决定的。在现阶段，这一阶层既有拥护宪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面，又有剥削雇佣劳动者取得利润的一面。正是由于劳资双方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雇佣劳动关系，就决定了劳资矛盾具有对抗性的一面，或者说它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具有对抗性因素的矛盾。至于劳资关系中是对抗性一面占主导，还是非对抗性一面占主导，这主要看劳资关系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的制约情况而定。

3．官员中一些腐败分子与广大群众的利益矛盾。腐败官员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是当前中国社会矛盾中的一个焦点，也是最具对抗性的一个矛盾问题。各级党政官员作为法律政策的执行者( 制定者) 、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群众的领导者，本来应尽职尽责，更好地为人民和国家服务。但是近年来，一部分腐败分子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大肆侵吞人民群众用血汗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这种以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以换取一己私利的结果，不仅没有起到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作用，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就是腐败的泛滥，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毒害了社会风气，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社会主义时期官员的腐败行为，所侵犯的是党和国家以及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腐蚀、破坏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道德规范体系。从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一层意义上说，腐败也是一种剥削，但腐败与剥削决不能等量齐观。如果说剥削是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他所雇佣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腐败行为则是对全社会劳动的无偿占有。如果说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剥削还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腐败作为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积极作用可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腐败的危害性的认识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曾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早在1980 年，陈云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2 年，针对当时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和干部腐败问题，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加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1989 年，邓小平再次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1997 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由此可见，腐败分子所侵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是一种对立形态的利益矛盾，由官员腐败引发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参考文献：

[1]景天魁，张志敏. 中国社会政策：特点与经验[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2]范恒山.中国改革高层论坛[M] 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