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12-1班王煜曼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
《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
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
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
（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
（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
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史记读书笔记3000字
史记读书笔记3000字
史记读书笔记3000字 【篇一：《史记》读书笔记】 《史记》读书笔记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元封三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负重，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及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此书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全面而客观的叙述反映了中国古代三文摘:史记读书笔记3000字)藩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现在可以体会出精妙之处了。 单从个人来看，伯夷似乎不值得为之立传。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何尝不是如此？太史公则进一步认为伯夷、颜渊等的出名，皆源于孔子的称赞，在篇末叹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自有他的道理，然而很多名人名垂青史却是个人改变命运实现抱负的；一面是社会不可避免的世俗等级，一面是圣贤激励人心的古语，太史公也在天平的两端徘徊，一般人更是如此了。
老庄哲学虽然有些消极，但有时也可给人某些启迪。老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人应去除骄气多欲；庄周则以祭祀之牛比喻高官爵位，有一定的道理。 韩非子可谓洞悉人生百态。《说难》微言大义，可贵之处在于将君主之欲归结为名、利，并考虑到表面和内心，几句话分析出世上大多数人的心态，佩服之至！太史公感叹韩非为《说难》而终不能自脱，很多事情意思很明白，执行时却难以完成，韩非应该就是一个例子吧。 伍子胥以一人之身，倾覆楚国，智谋韬略过人，似乎深得《说难》大义，在观察到公子光有内志之后，敬献专诸，而后归隐山林等待时机，远见和识人眼光让人佩服之至，但他最终死于越王勾践离间之计。太史公总结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古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也是他自己勉励的表现，这样去解读历史，不禁体会到它的宏伟壮丽内涵。 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微言大义，同时也体现出中国文化对“智慧”的定义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孟子则生不逢时，他的学说不重功利，因此在环境多变的战国时代得不到君主重任，以至太史公在篇末感叹道：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太史公的感慨使我终于明白为何社会对读书人的定义总是安贫乐道，而读书人一旦当官做商便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实际上，也有书中自有千钟栗的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太史公的观点。 战国四公子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春秋战国也因有了他们而增添了不少亮色，他们也是后世文人君子仰慕称颂的对象。 冯爰说“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并拿往来市集的人们来作比较，让人听来不觉过多世态炎凉，反而能悟出一番人生哲理，深得大义。赵国平原君，赵胜。有毛遂自荐的轶事。本人只是个风流倜傥有才气的公子，太史公说他不能识大局，认为赵国四十万大军战败的原因在于他贪求上党的领地，此话不尽然，赵国君臣不一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
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
艺术成就与影响
艺术成就与影响：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 一，发展了慢词。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 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改委婉含蓄的小令手法为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 三、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 四、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 词至柳永一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拓了词的内容题材。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其词大多写享乐与风情，但将视线转向市井青楼中的现实生活与实在人物，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还有描绘繁华的城市风光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的词作，扩大了词的题材。（二）对词体的创制与开拓，“变旧声作新声”。创作了大量慢词。柳永213首词中用了133种调，在宋代880多种词调中，有100多种为他首创或首次使用。100多个词调大多为当时流行的新曲调。 （三）在词作的审美趣味上，尝试变“雅”为“俗”（即以俗语写俗情）。以赋法入词，运用白描手法进行铺叙点染，善于利用时空转换写景抒情，自创独特的结构方式。 （四）大量地使用词体进行自我感情的抒发。 五、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词在当时就受人欢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又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慢词被后人普遍接受；很多人在批评他“俚俗”的同时，也暗受其影响，如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也都经常以俗入雅。而像周邦彦一类的作家更“多从耆卿处夺胎”(周济《宋四家词选》)。 三、枊永词的语言特色 “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 1.善于化用前人诗歌中的语汇、意象，如“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出于谢朓，雅化，而不深涩；《八声甘州》中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被苏轼誉为“不减唐人高处”(赵令峙《侯鲭录》)。 2.善于运用口语、俚句，《昼夜乐》：“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直白浅易。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陈师道说柳词“骫[wěi]骳[bèi]从俗，天下咏之。”俗语多，如恁、争、怎、伊、自家、阿谁、看承、滑得等。 从1127年到116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是宋词发展史上由北宋词向南宋词的过渡期。 从作家队伍来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多是由北宋入南宋的词人，如李清照、陈与义、朱敦儒、李纲、张元干、岳飞、叶梦得、胡铨、赵鼎等。 另一方面，从创作来说，也鲜明地体现了过渡期的特点，即这一时期的词人虽然有一定的个性，但更多的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早期的词一般多是婉约词，和平安定，吟风弄月，这显然承接了北宋后期的特点，而后期的词表现战乱、苦难与个体理想失落的苦闷。这一时期的词则往往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结合在一起，忧伤与愤慨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增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苏轼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从而为词向诗风靠拢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轼也因此开拓了词境，确立了词的尊体地位，使词由歌筵酒会的助兴小曲成为士大夫案头的雅文学。
论史记的艺术手法—虚构的真实
论《史记》的艺术手法—虚构的真实 摘要：《史记》代表了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给予其高度评价。《史记》气势磅礴，情真意切，深广宏富，醇厚典雅在中国文坛上熠熠生辉，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但历来对《史记》中详细记述的史料真伪有所争议，本文认为虚构正是《史记》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手法。 关键词:《史记》真实虚构艺术特色 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量，史学特质对于《史记》来说尚在浅层，其更深层的特质当属于文学。《史记》取材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还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其史学成就突出表现为“真”。 《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史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实录。”司马迁这种实录精神，真实的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前期历史，展现了那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慷慨悲壮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能够突破自己的个人感情，不因自己个人感情歪曲历史，表现不怕杀身之祸的英勇无畏的批判精神、求实精神，真实反映历史真实面目。 然而《史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其文学特色又突出在“假”。假，即虚构，非历史真实的。“虽假仍真”是《史记》的特色。虽是虚构，它却比真实更真实。这里的虚构，即是艺术虚构；前一个真实，是生活的真实，后一个真实，是艺术的真实。世界上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都是编造的。但艺术的真实却比生活的真实更真实。生活的真实往往是琐碎的、无实际意义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则是内在的本质真实，是超越现实真实上的真实，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和象征的真实。《史记》的非历史真实，具有某种浪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
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总第１６４期第１１期学术交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４Ｎｏ．１１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陈纪然８，孙树勇６ （哈尔滨师范大学ａ．人文学院．ｂ．德育教研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 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 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 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 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史记》；礼；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６７—０３ 《史记》是良史所记，其特点是真。《史记》作为信史，终极目标不止于真，而是由真及善。司马迁认为《春秋》记事不载空言，“其实皆以为善”，只不过人们“为之不知其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则《春秋》而撰，《史记》的义理也是“以为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善是德的核心，德在礼的范畴，有德者守礼，守礼即是有德。“以为善”既是《史记》倡言礼的核心，也是目标。 了解《史记》的礼治思想，《礼书》、《乐书》两篇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知道，《礼书》、《乐书》主要录自《荀子》的《礼论》、《乐论》，这是不是司马迁自录呢？以《索隐》、《正义》为代表的褚遂良补录说和以日?泷ＪＩＩ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代表的除去序的部分为后人妄增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但这两说的共有弊端是没有坚实的证据。也有人认为，《礼书》、《乐书》是司马迁自录。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认为，《礼书》既有“太史公草创之文”，也有取苟子书以足之的文字，“史公于此，有深意焉”。《乐书》的情况与此相类。取他书以为己篇，是《史记》述史的特征，也是古代书籍编撰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后人理解其书会产生很大困难，录于他书的文字体现什么样的“深意”？这很不好回答。因为在录于他书的文字基础上，所作的讨论显得似是而非。因此，应该把“太史公日”为标志的《礼书》、《乐书》的序赞作为了解《史记》礼治思想的最明确的资料。 一、礼是规范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礼治的明确认识很早就被总结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之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实际上这道出了礼的本质，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史记》的礼治思想与《左传》相承。司马迁认为，“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书》），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强调礼的社会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书》）“礼”和“绳”、“衡”、“规矩”并举，目的在于说明礼对“人道”（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这个比喻来自于《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一句，但有所发展。《乐书》太史公日“淫佚生于无礼”，《史记》多篇都用到“无礼”、“失礼”等语，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ＳＭ２００６—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纪然（１９７５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１６７? 万方数据
(完整版)论欧阳修词的艺术成就
论欧阳修词的艺术成就 欧阳修，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在散文领域的光芒掩盖了他在诗词领域的成就。其实，他在词领域是有着重要的开拓作用的。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评说：“宋至文忠（欧阳修），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苏轼），深婉开少游（秦观），本传云：‘超然独鹜，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①可见他的词成就并不亚于他的散文成就。他在词领域的诸多探索和实践为词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直接启发了以苏轼为代表的词学革新。 一、以深沉、细腻的手法讴歌男女情爱，是欧阳修在继承南唐词风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词为“艳科”，张炎有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②欧阳修在北宋平庸的士大夫群体中，个性更为张扬，他对待男女情爱的态度更为大胆，敢爱敢恨，异于流俗。宋人笔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欧阳修与歌妓之间的风流秩事。欧阳修自己也在《浪淘沙》中公然告白曰：“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在欧阳修的词作中绝大多数是描写男女情爱、讴歌爱情的作品。他率直大胆地描写歌女的容貌、体态，抒发对歌女的爱慕之情。 罗大经说欧词类花间，事实上欧阳修的言情词并非简单地袭承“花间”或南唐词风，他的词中有更为自我的个性表现。刘熙在《艺概·词曲概》中说：“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③。这个评价更为中肯。欧阳修已在继承南唐词风的基础上，向着更为深沉、细腻的层次发展了。他的词中多将笔墨着于对人物体貌神态的描摹上，通过细腻的描摹来刻画人物的美丽和恋情的美好。如《好女儿令》中便细致地描写了女子的容貌——“眼细眉长”、“姿姿眉眉端正好”；妆扮——“宫样梳妆”、“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体态动作——“靸鞋儿走向花下立著”。再如《减字木兰花》中的“楚女腰肢天与细”，《南乡子》中的“浅浅画双眉。取次梳妆也便宜，洒着胭脂红扑面”，《鹧鸪天》中的“学画新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等等。 欧阳修往往能通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刻画人物心理层面的情感波动。如《浣溪沙》中的“托腮无语翠眉低”的神情，含有多少思念道不尽。而《玉楼春》中的“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刻画离人伤心欲绝的苦楚。欧阳修这种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使他的言情词中另有一番沉郁的气质。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暧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首词借离别两人眼中景色寄寓相思之情，随着离人渐远，离愁愈浓。视线的“尽处是春山”，而相思却还在春山之外，可见思之甚。词中蕴涵的情感深厚、沉郁，情感的抒发委婉、含蓄，这正是欧词向着抒情层面的发展和深入。 二、突破“艳科”传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率意抒发情怀，是欧阳修创作中的情感升华。欧阳修是继承李煜抒情词风的第一人。李煜抒情词的形成源于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正是这样惨痛的经历使李煜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响。而北宋词人大多高官厚禄、生活闲适，他们的词作多在风花雪月之中流连，很少抒发“艳情”之外的情感。欧阳修恰是北宋词人中的一个例外，他本身是个有个性、有理想之人，也因此使他在北宋力求平庸的政治体制下备受打压、屡遭挫折。这些经历使他对人生坎坷、仕途险阻有着更深的理解。他在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中吟下了“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之句，这句取自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境，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以词状志，抒发怀抱。 欧阳修在散文理论中提出的“道胜至，文不难而自至”④，同样可以应用于他的抒情词创作中，只是这里的“道”是以“情怀”为主。欧阳修正是以他至情至性的情怀来倚声填词，情怀所至诗意盎然。在他的抒情词中，有着感慨人生的悲怆情怀，有着与友人送别重逢时相惜
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
史记_的史学价值,文学特点[1]
《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记》写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史记》写及人物四千有余，个性突出与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对历史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精心选材。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鲜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刘邦隆准、项羽重瞳、李广善射、扁鹊擅医、邓通爱钱、信陵君好客、石奋恭谨、韩信能忍、王温舒残酷等等，他还常常抓住一个人物的几个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张良瘦弱等。在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传记选材大都是围绕性格特征精心进行的。为此，他在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划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不排斥小事。此外，为表现人物性格，他在选材、安排上还十分注意互见法的运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他本人的传记里，而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详写，在《高祖本纪》中略写。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和虚实相生手法刻划人物。前者如“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描写，东廷辩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描写，都是通过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鸿门宴》，作者只实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对其他人物包括诸侯王及主要将领，并没有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写实人物的语言行动，读者明显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 此外，《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经过，便突出地将三者综合在一起来表现人物性格。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的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如《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与权奸屠岸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在二人看来，为了争取善与正义的最
浅论《史记》与《汉书》的思想差别
浅论《史记》与《汉书》地思想差别 ——以《史记》《汉书》中地项羽形象为视角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是我国历史上地宏伟巨篇，分别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和断代史两种体例，促进了我国史学地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地历史资料.两书作者分别生活在西汉和东汉，都叙述了秦亡汉兴到汉武帝时期九十多年地历史，因此两者具有一定地可比性.但是由于所处地时代背景不同以及个人地思想倾向地差异，导致对历史认识地叙述和评价地差异，为此本文选取了秦汉之际左右政局地风流人物——项羽为切入点，通过对照两书对其叙述地特点，试阐析司马迁和班固思想地差别及原因分析.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项籍差别 一、《史记》与《汉书》地比较 《史记》和《汉书》均产生于汉朝，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是我国重要地历史著作，奠定了我国史学史地基础，具有举足轻重地意义.因此，很多人非常有兴趣把这两部书及这两位作者进行一番比较，进而对两书地写作上有更清晰地了解.本文以项羽地形象塑造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两书地叙述差异，进而分析两书作者思想地差别. (一) 就项羽在两者书中所处地体例而言，《史记》要比《汉书》高明.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项羽归入到“本纪”中，在卷七《史记·项羽本纪》，而班固将项羽与陈胜列于一处，同归于“列传”，在卷三十一《汉书·陈胜项籍传》中.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又裴松之《史目》：“天子称本纪.”1故知本纪,一是专叙天子及其世系,二是按年月次序叙事.司马迁将非天子地项羽列入天子之列，充分体现出司马迁对项羽功绩地肯定和欣赏.司马迁在其自序中有言，“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 1转引自：《<史记>与<汉书>地比较》刘学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历史学研究》2011年1月
【课外阅读】谈《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2)
【课外阅读】谈《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往往暗示着人物未来的命运。在第七十回中,湘云见柳花飘舞,偶成小令,宝钗、黛玉看了,都觉新鲜,请来众人趁兴填词,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拈阄决定。 湘云写的是《如梦令》:“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此词以拈来柳絮借喻占得春光,实为对湘云未来的暗示。湘云后来嫁给卫若兰,新婚美满。但此词从占春一转而为惜春、留春,情绪上是那样无可奈何,预示着她所谓的美满婚姻好景不长。 探春拈到《南柯子》,只写了半首:“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玉拈到《蝶恋花》,写不出来想认输,读了探春这半首,续道:“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探春只写半首,原因之一是,“探春后来远嫁不归”的意思已在前半阙四句中说完,原因之二是,“空挂”、“难羁”也可预示宝黛将来生离死别,即使宝玉填出词来,别离内容难免重复,“落去”正可喻黛玉逝去,“莺愁蝶倦晚芳时”就是说“红颜老死”,“隔年期”说得隐曲,是说要与柳絮再见,除非它重生,要与人再见,除非是来世。黛玉拈到《唐多令》,写的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逑。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首词寄寓着黛玉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愁,以柳絮之白比人因悲愁而青春老死,隐含黛玉对爱情理想行将破灭而发自内心的悲愤呼声。 宝钗拈到《临江仙》,写的是:“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一向高洁,在欢娱之词中以“解舞”、“均匀”自诩,她的处世、她的思想性格与黛玉不同,黛玉死后,客观上必然造成“金玉良缘”的机会而使宝钗青云直上,但宝钗最终不免被弃,词中“本无根”即寓此意。 写柳絮,其实在写人,隐约之间描绘出作词者各自遭遇,暗示着人物的未来命运。从这种谶语式的表现手法,可以看出曹雪芹每写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学生姓名：李向阳学号：20135021102 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闫孟莲职称：讲师 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叙事艺术极为高明。司马迁独创了纪传体的叙事结构，叙事主题鲜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善于以小见大，追根溯源，探求事件深层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且较其他史书来说，《史记》在文学性故事性方面更强。 关键词：叙事艺术，纪传体，追根溯源，故事性 Abstract:as the firs biographical history in China, narrative art of shiji is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Sima Qian created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theme and bright, clear lines, detailed slightly proper, good view, traced back, and decide to search events underlying factors,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stronger in terms of literary narrative. Key words:narrative art, biographical, traced back, story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庞大，体系完善，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迁不但文学修养极其深厚，文字生动，笔力洗炼，其在《史记》中所展现的叙事技艺也是极为高明。《史记》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难怪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认为《史记》的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独创纪传体叙事结构和以写人为主的叙事风格 《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左传》都是编年体，受其编年体的叙事结构限制，叙事较为分散，不能相对集中地记叙，只能以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而《史记》独创的纪传体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人物为线索，串联起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这样集中地围绕一个人叙事，既可以更好地突出所要表达人物的性格，又使得事件的故事性可读性大大增加。 纪传体自然是以描写人物见长，这也使得《史记》在文学价值上远超之前的史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它所描写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甚至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许多下层人物，这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史记》中的人物，各自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在刻画人物时，司马迁还用到了互见法，苏洵首谓司马迁写人叙事“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而有些则是作者不好直接议论的，如对刘邦的刻画，在本传中写他的雄才
史记的历史成就
简论《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 （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4、《史记》的文学成就 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肯定其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成就。司马迁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尤其是那些传记性文字。充满感情的传记无疑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史记》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对《史记》的文学成就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这里强调三点： 第一，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作为历史着作，《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
关于史记的论文标题摘要范例
关于史记的论文标题摘要 范例 Last revision on 21 December 2020
7.解读《史记》中“发奋自强”之精神 【摘要】：本文通过条析《史记》历史人物的兴衰成败及论赞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反复强调发奋自强精神的重要性。发奋自强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取胜的法宝之一。 【关键词】： 【正文快照】： 《史记》历来被人们所称赏,其原因固然是多种而复杂的,但文中处处闪耀着的中华民族之精神,不能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何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古代伟大的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概括为八种:一是热爱中华、首倡一统的爱国精神;二是调查研究、勇于探索的求实精神;三是…. 8.从“豫让”形象和司马迁的悲剧人生看《史记》的悲剧美 【摘要】：《史记》以其悲剧篇目之多,悲剧人物之众,悲剧类型之复杂,形成了全书浓郁的悲剧氛围。在《刺客列传》中,通篇以报知遇之恩为叙事的主线,成功地刻画了一大批知死勿让,杀身成仁的刺客形象。其中豫让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色彩又最为浓重。作品是灵魂的回声,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就是作家人格的物化形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特色。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对《史记》悲剧美的形成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悲剧美是《史记》中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史记》文学性的精髓所在。 【关键词】： 【正文快照】： 《史记》有人物传纪120余篇,其中57篇是直接以悲剧人物命名的,加上涉及悲剧人物的二十几篇,《史记》全书共有70余篇悲剧性作品,记载悲剧人物近120人。单从统计数字上看,《史记》就是一部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着作。一、知死勿让的抗争———从“豫让”的复仇行动看《史记》悲剧美 10.从《报任少卿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摘要】：从《报任少卿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他衡量生死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实现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关键词】： 【正文快照】： 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应该是追求真理,到了孟子更进一步提出…. 11.论《史记》“以兵驭文”的文章风采
论柳永词之雅俗
关于柳永词之雅俗及成因浅析 汉语言文学08级3班200802101334 罗坤 摘要：关于柳词的雅俗定位问题一直是历代文人争论较多的热点问题。多数文人总是持一种较为极端的观点——非俗即雅。而 本文作者则从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待柳词的雅与俗。即既有 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并对柳词之雅俗的成因也做了简 明的解释。 关键字：俗及成因，意俗，庸俗，通俗，情雅及成因，意雅及成因，语雅及成因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宋词是无法逾越的一章，而柳永在宋朝的词坛上更是无法忽视的。他是当时词坛上最为受人瞩目的词人之一，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词人。他的词曾造成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空前盛况。但是他也是两宋词坛备受争议的词人之一。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其词的雅俗归类上。大部分人均持一种极端的态度，而我认为柳永的词既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 一：俗及成因 历来论者对柳词之雅俗往往更倾向于吧柳词归于“浅近卑俗”一类。如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词论》中说：“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虽然肯定了柳永在词的创新上的成就，以及其词音律的和谐，但还是将其整体风格定为卑俗一体。文学史上，关于柳永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如南渡初王灼《碧鸡漫志》，陈师道《后山诗话》，黄昇《花庵词选》
等。这样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绝对。 我认为柳词的俗应该分为三部分——意俗，庸俗和通俗。毫无疑问，意俗和庸俗这两种会属于绝对意义的贬义，而通俗这个词则属于一个中性词，它可以是因为没有个性而大众化，也可以是因为其通俗易懂而受人欢迎。 1.意俗 就柳词而言，涉及到猥亵香艳的，对女性充满色相的，世俗化的“意俗”作品也是有的。如:《柳腰轻》中的“英英妙舞腰肢软”，《洞仙歌》中的“缱绻。洞房悄悄，绣被重重，夜永欢馀，共有海约山盟”，《小镇西》“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凤栖梧》中的“旋暖熏炉温斗帐，玉树琼枝，迤逦相偎傍。 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等等，类似于这样低俗，浮艳之作还有很多。当然这是柳词被历代文人定位为卑俗浅近的最主要依据，同时这也是后代文人应该摒弃的诟病。 2.庸俗 词体进入晚唐五代后，经文士的改造和加工而日趋成熟，又经“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创造和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定了一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一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但随着词的发展，后世词人之作日趋庸俗，而柳词中的庸俗之作也是在这一文风影响下而形成的。如：《合欢带》中的“妍歌艳舞，莺惭口舌，柳妒纤腰”，《长相思》中的“雅态轻盈，娇波艳冶，巧笑依然，有意相迎”，《红窗听》中的“如削肌肤红玉
《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如对你有帮助，请购买下载打赏，谢谢！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