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

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2011级一班韩斌斌 2011509268

自从上了杨老师的课，确实对社会和自己身边的事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本课是关于文学，关于小说的一门课，故此查找了一些相关的材料，就近代文学的发展来阐述下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下面是我的一些观点。

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审美表现的中心。因而，如何表现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便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当代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中，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曾因左倾政治的影响出现过弱化、衰退，乃至消亡，也曾有过它的觉醒、复苏与高扬。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伴随其中的批判与论争，在这个过程中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限制或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时，人们对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三四十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论争的基础上的。二十年代末，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宜扬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标准”。“文学家的心目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鲁迅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批驳，在当时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内阶级斗争处于激烈时期，是很有必要的。他充分肯定了文学的阶级性，为革命文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是，对梁实秋“普遥的人性”所具有的合理成分。鲁迅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不仅表现出当时左翼文学观念狭隘的一面，也为以后文学否定人性找到了立论的依据。

四十年代在延安解放区整风运动中又一次展开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当时的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和革命青年纷纷奔赴这里，使得陕北的这个小城，成为革命文艺家聚集的中心。由于许多作家、艺术

家来自国统区，又多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便难免带来抽象的人性论和人类的泛爱论。他们有的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有的则主张“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毛泽东对人性、人类之爱的批判，长期以来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观点，对建国后的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基于以上两次论争，基于鲁迅、毛泽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述，建国初期的文学创作，涉及情感领域，多是歌颂共产党的恩情，抒写对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的怀念，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即使是写男女青年的爱情，那也是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纽结在一起。如《种瓜姑娘》巴尔汗姑娘和情人约定婚期：“等我成了共青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这里的爱情，基本超出了人性、情感的范围，变成了简单的同志式的劳动竞赛。

但是，人毕竟是有复杂感情的高级动物。只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随时都会看到人性光辉的闪烁，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朱定的短篇小说《关连长》，应该说是当代文学中最早表现人道主义的佳作。小说写于1949年11月，叙述的是解放上海的战争中，我军第三连关连长率领战士摧毁敌人据点的故事。要炸掉这座作为据点的洋房，调动迫击炮轰炸，可能是一件酣畅痛快之事。然而，这座洋房却是一所学校，一个房间里还挤满了孩子。惨无人道的敌人就是想利用这些孩子做掩护。关连长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机枪，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这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敌人利用孩子。以维持自己的苟延残喘相对比，这种精神越发显得光彩照人。然而，当这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什么“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什么“没有高度战略思想的拼命主义冒险者”，什么“违犯纪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动”等等。直到三十年以

后，对《关连长》错误批判的危害性才被人们所认识：这是“建国以后我们文艺界的第一次批判。虽然那时还没有把谁打成反革命，但那种简单粗暴的态度，无限上纲的措词。以及用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应该说，开了此后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批判运动的先河。”

1954年前后，路翎连续发表了几篇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短篇小说，其中《洼地上的战役》影响最大。这篇小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叙述了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故事。金圣姬母女为战争付出了牺牲。她们对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情是诚恳的、真挚的。金圣姬对王应洪，由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心支持，发展为男女之间的恋情，这对于一个热爱着志愿军的朝鲜姑娘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这是感情的深化与升华，这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作为志愿军战士的王应洪，他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护和珍藏着这份萌生在心底的爱情，把金圣姬送给他的绣着他们俩人名字的手绢揣在怀里，另一方面又严格地服从军队纪律和战争胜利的需要，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作品歌颂的就是这种自觉精神。他自觉地将自己的隐私汇报给组织—与他共同执行侦察任务的班长王顺;他自觉地选择了危险，以自己的死亡保护了班长的安全返回。“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无私、无瑕的纯化境界中，使普通战士和活泼少女在斗争激流中达到了崇高人格的自我完成，为战地爱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

1956年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唤来了文学艺术短暂的繁荣。干预生活的口号，不仅使作家干预到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而且也鼓起了作家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勇气。一些作品就是通过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揭示人的复杂感情，揭示人的心灵变化，进而鞭挞丑恶的灵魂，歌颂美好的革命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精神。

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是两篇比较早的自觉表现人性、人情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描写的是夫妻关系中男主人公“我”的一段曲折的感情变化。“我”与妻本是自由恋爱，结婚后生活幸福、美满。自从结识了漂亮、活泼、风流的女性加丽亚后，“我”渐渐地冷淡了朴实、正派、传统又一心爱着“我”的妻，而将感情倾向了加丽亚。显然，作者的批判指向，是针对“我”感情的移位。“我”与加丽亚的关系从友情发展为恋情，是一步步走向“悬崖”，当然应该立即“勒马”。而妻的爱情专注、胸怀大度，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

充分的肯定与赞扬。这也是“我”能够悬崖勒马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能从感情的角度反映生活，批判现实生活中在夫妻感情上见异思迁的现象，这在当时公式化、概念化盛行的年代，应该说是具有新意的。但是，如果用今天的观念来观察“我”的感情变化，仅仅用“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我”与加丽亚相处时的愉悦、开心、丰富多彩，和“我”与妻一起时的呆板、枯燥、单调乏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面不只是感情的因素作怪，而且也确实是客观实在。追求健康健全的家庭生活，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充实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这也是人之常情所在。倘若妻能从五十年代生活到今天，她一定也会为自己当年生活的呆板、单调而感到遗憾。这就是说，作者在写作时的批评与赞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有时也会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是以一种新的题材—旧社会曾经当过妓女的女性的爱情生活，反映了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体现了充分的人道主义精神。徐文故为生活所迫，在旧社会有过一段受屈辱的不光彩的历史。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不仅没有歧视她。而且关心她、帮助她，使她淡忘内心深处的自卑与屈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种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显示了我们国家的革命人道主义力量。徐文霞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善良、进取，都说明她人的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的恢复。过去曾经做过燎客的投机商人的突然出现，又一次给徐文霞的心灵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但是，深深爱着徐文霞的技术员张俊，在经过了短暂的徘徊、犹豫之后，终于又鼓起勇气。敲响了小巷深处徐文霞的房门。张俊以一个新中国知识青年人道主义的胸怀，冲决了封建观念的罗网，“显示了新社会贴心的温暖，新思想无比的优越，而曾经是最羞辱、最下贱的徐文妓也因得到双重的解放而显得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