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阐述

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阐述

摘要：新儒家的特点是既吸收西方的理性思辩，又保持看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根性与精神。始终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心性修养。新儒学在探索和谐的哲学意义时。表现了以人的感受为中心，重视形象思维，走向社会治理的特点。

关键词：新儒学：和谐;内圣外王;心性修养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分子本着对民族文化的执着追求，力图在新文化传播的形势下恢复儒学传统地位。顾恋着宋明理学的辉煌智慧，又吸纳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学前赴后继地追求中国哲学和社会的振兴，是一种担承着社会义务的文化大潮。这股文化大潮以谋求现代化为迫切任务。在西方经济遥遥领先于东方的时代，新儒学不断探索东西方哲学的本义和东方社会的发展。而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中西哲学交融。或折中调和。或辩证综合。但重视中国传统哲学汲纳西方成果者仍为主流。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表达，继承着中国文化。也融入了西方的思想。中西文化在探寻“和谐”时表现了很大的差异性。

现代新儒学在大陆香港台湾都有大家和传人。一部分海外华人。曾经接受中国文化若干影响，漂流或定居海外，会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感到不适和孤独，心理上会回归寻根，渴望中国文化的精采能胜过西

方。以增加华人的地位和荣誉，所以他们积极响应中国文化和儒学的重振。

实际上在五四之前。在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就试图从政治体制的改良，实现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他们变革改体、倡兴民权、实施宪政。康梁的和谐理想反映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虽然未能实现，却为国人描绘了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激发知识分子舍生忘死地为和谐理想奋斗。

此中，继康梁之后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唐君毅等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大家。他们与古老的儒家和谐观与宋明理学的和谐观，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

1新儒家继承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心性修养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多优越之处：中国文化追求调和持中。融洽我与对方之间的关系。得到内心的满足。中国民族精神即清明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

梁漱溟是“以主观感情的满足作为认识的标准，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要能满足我的主观感情就是好的。”即只要求得心灵的安定，就是好的。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以此为基础，来达到内心和谐的。西方文化提倡通过努力奋斗取得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意欲向前”的精神;印度文化肯定现世

的痛苦不可改变并默默承受，为追求来世的幸福，这是一种“意欲反身向后”的精神：而中国文化不论现状如何，总是从心理上认为满足，这是一种“意欲自为调合持中”的精神。中国人“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调合罢了。”所以，在近代社会，虽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如西方人，但中国人在物质上享受的幸福，却比西方人多。“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享受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而在能享受这件事上：也就是说，不在你想要享受什么东西，而在你对你所享受的东西如何认为。”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人虽然受到封建伦理教条的约束，但父辈对子女的支持和交流比西方人更多。西方社会，孩子在成年后，大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他们采取理智的态度，处处打量计算。与西方相比，大多数中国家庭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更紧密，家庭生活充满温情和情趣，不至于落到计算与冷漠的地步。总之，在精神生活和家庭生活上，中国人幸福和美。达到了内心和谐的境界。在家庭中，做父母的总是忘却自己，为子女付出，而子女经常从父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规划人生。扩展到社会中，人人都以对方为重。不是总想着自己应得的利益，而是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感受，以及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在这样一片和气的氛围中。什么矛盾和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社会就成为充满温情的和谐大家庭。

冯友兰先生努力吸收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来弥补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不足，但他同时是中国哲学精神执着的维护者。他主张哲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让人可以获得心灵上的和谐，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哲学虽不能提供具体的

知识，但却能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让人获得内心的平和，让人感受到幸福与和谐。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对于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用中庸之道来协调人的生活。一个人要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和谐，那么他既要有人世的精神。又要懂得出世的洒脱。如何调和人世与出世、现实与理想、动与静等等对立面呢?中庸之道便是不离开日常生活，又可将这些矛盾面都统一起来的最高境界。

唐君毅与新儒家第一代的杰出代表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一样，也十分重视心灵的作用。在他的《中国哲学原论》一书中，曾这样说到：“若乎最上一机。乃复悟得上所言之义理之世界，无论如何广大高明，皆原在吾心之昭明灵觉之内，亦未尝不下彻于吾之现实生命与日常生活之中。”后来，台湾的学者解读唐君毅的思想时肯定“生命世界在物质世界之上，而心灵世界又在生命世界之上，而为自然宇宙之中心。”唐先生的这种思想虽然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却有他的闪光点。人类探寻知识都是为了让自身生活得更好，尤其哲学家更是关注于人的心境和感受，中国古代哲学的主题始终围绕人的生活。面对无法改变的许多困境，诸多不能解释的矛盾，人如果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谐，就等于外界的一切矛盾都已经消除。因为人类的所有努力。不论是探索自然规律，还是耕作劳动，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从而获得内心的和谐幸福。又因为矛盾总是存在的，人类永远无法解释所有的现象，但这些事实往往无法改变，所以，只有调适内心。保持心境平和。才能生活得好，才能实现个人的和谐。每个人都和谐了，社会自然也和谐，这就达到了所有努力的终极目的。

像以上几位新儒学的前辈一样，杜维明先生也十分重视心性修养的作用。他认为，儒学的基本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广的人文主义，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同时这种人文主义是人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之中，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从提高个人心性修养开始，即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杜维明认为内圣之学是儒家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人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的存在，更把对人的要求提升到一种道德宗教的层面。如何修养成真实、诚实、真善美的内心世界是儒家内圣之学的理论基础。一个人修养成了和谐美好的心性，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治理好国家，协调好人与自然的矛盾。

2新儒学也认为和谐产生于不同事物的适度调和

冯友兰还认为和谐也来自于内心不同情感适度的表达，以及各种矛盾的调和。正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情感完全没有发生的时候，心的活动就无所谓过与不及，这是中的一个例子。情感发生了，但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这就是和，中是来调和那些搞不好就会不和的东西的，和是中的结果。

以上是说情感，同时也适用于欲望。人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会产生许多欲望和情感。当一个人的所有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达到恰

当的限度时。这个人在精神上就很健康，他自身就达到和谐。一个社会也同样。当各式各样的人的内心都和谐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而有秩序。

由此可见，和是调和不同达到和谐统一。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却是相容的。因为只有几种“异”调和在一起才形成“和”。但几种“异”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要按照适当的比例，即遵守“中”的规则。才能产生“和”的效果，所以，“中”的作用是协调矛盾达到“和”。小到个人，大到社会、自然，要达到和的境界。必然是内部没有激烈冲突，组织得井然有序的和谐的整体。正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3新儒学同样提倡天人合一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它代表着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总是向自然界学习，效法自然，即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崇尚自然。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最重要。并且提倡“上善若水”，就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人若效仿水一样柔和宽容地待人处事。则是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了。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因此人不能杀生，不能侵犯其他生命。儒、释、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基本一致。都把自然看

得十分崇高。钱穆先生继承了儒家的思想，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人是自然的晚辈，因此人应该把“仁爱”之心扩展至自然界宇宙之中。钱先生也赞同儒家把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我们从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时要讲究时节。不要在万物生长时采用它。适时地利用，让自然界的动植物都能良好地生长和繁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才是真的“王道之始”呀!

4新儒学注重中西哲学的适度互补才更和谐

冯友兰等学成之时，正是“五四”前后，这时文化空前活跃，各种思潮纷纷登台，也是政治上民族生存风雨飘摇的时候。“五四”也曾出现过打倒孔家店和坚持旧儒学的激烈斗争。冯友兰等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照顾旧的儒学必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拯救国家民族必须改造旧哲学，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因为中国古老的旧哲学容纳了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因素，如果吸纳了西方现代逻辑的成果，哲学的精神将会更加贴进民族国家大众的生存发展，可见从宋明理学走向新儒学，表现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特征。

中西文化的真正交融和互动始于清近晚期，所有的方法是“格

义”，代表人物是严复。冯友兰先生说，“格义”是两种文明相遇初期相互解释的一种必然过程。抑或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批评西方文化，抑或用西方文化来批评中国文化。

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世界史的近代阶段，西方比东方先走了一步，先东方面文明化了。因此，中国一定要学习西方的优点，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冯先生认为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是既吸了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也汲取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并且将二者协调得很好。这种中西哲学的融会，应是“执其两端”，无西学的“过”、无中学的“不及”，兼容并蓄而又适可而止“用其中为道”。两种哲学的适度调和才能使二者和谐共生，并推动世界哲学的发展。

“五四”以来的现代新儒学最重要的特点，是迫切地以哲学为武器谋求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新儒学继承了儒家、宋明理学以和为主的思想，终于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时候也发展壮大了自身。

现在，在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大时代，中国的发展仍然可以继承培育和发扬儒学适度修身顾及伦理等等积极的文化基因。但是在一个信息化的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世界。过多地强调新旧儒学的思想地位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新儒学以哲学为武器推动社会发展的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与大气又是极为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