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看待韩国对中国文化的掠夺

如何看待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争夺

（1）我们先来看近年来韩国在文化方面对中国:"文化掠夺"的表现

韩国将由中国传入的“江陵端午祭”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韩国学者称汉字是由韩国人发明的，并打算将汉字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

韩国有将汉服与祭孔大典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打算，孔子甚至被考证为是韩国人；

韩国将中国的东北三省说成是韩国民族的历史舞台。

( 2 ) 我们来分析一下韩国不择手段、不遗余力进行掠夺的原因与目的。

原因：韩国在古代史上是中国的附属国，在近代史当中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现代史中则受到美国的控制，韩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极度缺乏大国风范的国家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掩饰本国在历史上备受周边大国控制在文明上完全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尴尬事实。

目的：我们要考虑韩国的政治野心及现实战略需要，通过掠夺中华文明赋予本国同中国在文明上的平等地位，同中国争夺东方文明的主导权，从而为韩国的大国雄心提供精神层面的支持，

( 3 ) 国的“文化掠夺”方面，我们应该有如下的态度：

第一，认识到严峻性，韩国对中国的“文化掠夺”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行动的，如果中国不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就将会在中韩两国的文化交锋中进一步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不加以阻止，一方面会慢慢成为既定事实而被国际所接受，另一方面会进一步助长韩国的极端民族义的膨胀，这会极大的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要有自信，不必妄自菲薄。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下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韩国受中华文明影响的这一事实也不是韩国通过歪曲历史就可以改变的.

第三，我们要进行反思。韩国对文化的重视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的，我们真正重视过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吗？韩国打算将中医改为韩医申遗，韩国打算将源自中国“整体风水地理”申遗，中国在做什么呢？

第四，以实际行动进行还击。对于韩国的“文化掠夺”行为，中国应该采取行动，进行全面而坚决的反击，必须要让韩国明白这种放肆掠夺的后果所要付出的代价。

（4 ）面对韩国的“文化掠夺”，我们必定是要采取相关措施的.

第一，重视本国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与工作，不要给韩国以可趁之机。对于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要进行全方位保护，比如充分利用现在已经设立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强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二，加强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工作。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上升到传播中华文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宣传的范围不要限于国内，而要面向全球。

第三，有理有据，对韩国的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还击。韩国对中国在高句丽问题、印刷术、中医、汉字、史前文明等领域的“文化掠夺”完全缺乏史实依据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应该组织专家学者列出详尽的史实依据告诉韩国人为什么这些为什么是中国的而非韩国的。

第四，日本是乐于承认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及对日本的影响的，因此中国可以推动在各个层面上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共同反击韩国的无赖行为，在东亚范围内孤立韩国的无耻掠夺行为。第五，应该加强对进口韩国影视文学作品的审查，凡是出现歪曲与中国相关历史的内容应该禁止这些作品进入中国，避免在客观上为韩国的“文化掠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具体分析造成中国道德危机的原因

第一，历史的原因。中国优良传统文化思想遭到严重破坏。其一，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摒弃。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知识界的反思直指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道德文明。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对“旧道德”和“旧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没能使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发扬光大；其二，反右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创立了最初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体系，但由于过于理想化的道德导向，没有达到强化其对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作用。随后，反右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哲学和阶级道德哲学成了整个社会道德取向的主流，致使传统道德丧失殆尽，理想主义的道德受到怀疑，人们的道德信念陷入严重的危机。

第二，体制原因。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形成以金钱为导向的价值观精神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倾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其二，过分强调艰苦朴素，把富裕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歪曲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有意识形态上的禁欲主义色彩。其三，过分强调纪律、服从、组织观念，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个人的追求和选择，扼杀了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因此，重功利的市场经济有其不同于计划经济的道德倾向：其一，追求创业、发家致富、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谋取私利，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见利忘义，诚信丧失；其二，强调个人能力、个人奋斗、个人目标的实现，以金钱、权利、地位论成败，甚至以物资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准，形成经济主义的价值观；其三，伦理道德失去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和国家的人文主义关怀，缺乏对社会责任感。

我们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摒弃了计划经济的道德倾向，却没有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的道德理念，致使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功利化、拜金主义扰乱了人们的道德标准。

第三，法制原因。法制建设不健全及法律未得到有效实施。我国法律基本制度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有法可依”。近年来，我国的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

展，科技的进步，很多新型的犯罪不断出现，却没有相应的法律与之配套，从而导致在道德领域出现盲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不雅行为屡禁不止，人们在网络上毫无忌惮的谩骂，以揭露他人的隐私为悦，这些现象法律上尚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法无禁止皆自由”，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皆可以去做，即使与道德标准不符合，也不会被定义为违法。以上种种，都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背道而驰。更甚者就是常听到法官的受贿与犯罪，摧毁了人民的最后的依赖屏障，更摧毁了人民对真理的最后信心。

第四，中国社会缺失真正的信仰。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的确，没有了对头顶星空的敬畏和追寻，就不会、也无法坚守心中的道德法则。信仰缺失造成了社会道德危机。中国社会今日的道德问题，根源就在于缺少了这种敬畏之心，缺少了信仰体系的支撑。中国文化中，原本并不缺乏宗教情怀。而且，相对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还有其独到之处，即官方所坚守的儒家信仰，对各种其他宗教或信仰采取一种相对宽容、兼蓄并存的态度。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时期都是呈现一种主流信仰与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1949年到1979年期间，虽然宗教信仰被作为反动落后的东西抛弃，但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使我们拥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的道德情操。但不幸的是，1979年以后我们陷入了信仰缺失、甚至信仰真空的状况。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发展使共产主义理想多停留于宣传层面，而政治信仰功能的减退又未能由宗教信仰及时的弥补，致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信仰真空。信仰的缺失使个人无法找到“终极关怀”，无法实现生命的根本转变，从而沉沦于各种欲望之中，永无休止。个人利益的追逐变成生命的唯一意义，自然也就无法、无暇正确认识自身存在于其间的整体世界和各种关系，无法获得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个人由于丧失了和整个世界的丰富完整的联系而使自我成为单向

度的占有财富的“挣钱机器”，道德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哪里没有信仰，哪里就没有道德，没有了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道德危机不可避免的产生和蔓延。

通过上述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道德文化在告别传统之后，在几个社会转型期，还未能找到其合适的现代生长点和生长条件，因此，社会的道德缺失和道德的危机，是由多个社会阶段累积、多种社会原因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