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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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

毕惜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讯问策略是利用对方的劣势和弱点进行的心战智斗。在法律允许范围具有正当性，但是又天然地具有危险性。如何在讯问中既充分发挥策略的作用，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必要以法制原则透视讯问策略运用，明确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建立讯问策略应有的法律保障体系，将讯问活动真正纳入法制轨道。对此笔者提出了讯问策略运用的比例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防止虚假证据原则。

【关键词】讯问策略；运用；法律界限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１４０（２００４）０３—００９８—０５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健全，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的有关问题尤为引人关注。诸如讯问中的沉默权问题、律师在场问题、刑讯逼供问题等都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是刑事诉讼改革的热点问题，而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则是其中的难点之一。侦查讯问是带有对抗性的活动，较量的双方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手段，要取胜必须“棋高一招”，这种思维的对抗性又称“博奕性”，取胜的关键在于策略。应当承认，策略都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坏人用策略往往被认为是欺骗，好人用欺骗被认为是策略，这是语言的艺术，而使用策略一词使人感觉“名正言顺”。但如果策略运用不当，不仅仅是涉及讯问是否成功的问题，还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败坏国家形象，损害社会善良风俗，损害司法效益（可能获得的是短期效果而失去长期效益），造成司法环境的污染。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对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的研究刻不容缓。

一、讯问中策略使用的正当性

与危险性分析

在讯问中，法律决定了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是对立关系，一方想方设法打击犯罪，另一方则千方百计企图逃避法律打击。可以说，讯问的过程就是双方较量的过程。这种较量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证据的较量，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如果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案件；而有证据，即使没有口供是可以认定的，可见证据的重要性。在讯问中，如果有证据，那么侦查人员就掌握了讯问的主动权。但是，侦查中，尤其是侦查初期，侦查人员掌握的证据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是不会完全诚恳地、发自内心地承认犯罪事实。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刑事科学技术也没有发展到能在哪怕是大多数案件中仅通过物证提供破案并定罪的依据的程度。“在犯罪侦查中，甚至在最有效的侦查中，完全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其他可能了解案情的人”。［１］（Ｐ２）而此时，双方的较量就是策略的较量、心理的较量。著名法理学家波斯纳说：“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一定的小的诡计的。特别是夸大警察已经获得的、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不会失去什么的预先战术设计，都是许可的。”［２］因此，如果在讯问中完全禁止使用一切手段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那么讯问则不具有作为一种侦查手段的意义。

【作者简介】毕惜茜（１９６３一），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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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策略本身具有诡诈性，很多时候讯问活动中的策略会逾越通常意义上的道德界限，对于接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来说，任何讯问策略都不会是也不应是轻松和令人愉悦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３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也就是说讯问策略的运用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不能超越社会的容许，这样则具有其正当性，应当被法律所容许。但应看到，在和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的较量中，侦查人员“必须站在较低的道德水平上，不能像遵守道德和法律的公民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所期待的那样”。［１］（Ｐ６）事实上，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的策略就可以使用，这～点，很多国家的刑事侦查教材中都提到，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讯问策略的危险性是因为讯问策略天然地具有“威胁”、“引诱”和“欺骗”的倾向，这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危险眭体现在某些讯问策略的使用容易导致无罪人在无奈、压力之下承认有罪，或是有罪的人做出虚假的陈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中，侦查人员常常通过一定的语言、行为，或营造一定的气氛，形成一定态势，使犯罪嫌疑人走入预先设计好的“陷阱”，使犯罪嫌疑人为争取“主动”而供述，也就是利用对方的劣势和弱点进行的心战智斗。如两名同案犯均被抓获的情况下，将其中一名嫌疑人置于看守所不问，多次讯问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并与之有说有笑，此时前一名嫌疑人就会产生自己的罪行已被侦查人员掌握的错觉，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主动供述。当讯问不能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时，侦查人员有时会故意夸大所掌握的证据，使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崩溃，在走投无路的心理支配下供述。但是，即使是无罪的人，面对这样的指控，或惧怕得到更重的处罚，或为了尽早摆脱诉讼的纠缠，也有可能选择承认有罪。有些讯问策略的运用虽然并不会导致虚假供述，但是由于这些策略的运用本身已经超越了社会道德容许的道德的边界，也应当为法律所禁止。

讯问策略的危险性在我国讯问中表现尤为突出：一是目前我国侦查讯问尚处于封闭状态，律师也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少量的法律帮助，并没有讯问在场权。一旦讯问中运用了失当的策略，犯罪嫌疑人就会处于权利被侵害的无奈境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律对此问题的模糊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３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根据法律对于刑讯逼供罪的规定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确定讯问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是，法律并没有界定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威胁、引诱、欺骗”，只是简单地、全面地禁止。法律规定的模糊使得侦查人员在使用讯问策略时有一定的随意性，讯问活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讯问人员的职业道德来维系。侦查讯问这种关乎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的警察权力如果只是依赖于实施者的个人素质将是非常危险的。

法律背景的模糊和实践中运用策略的迫切性使得侦查讯问中策略的运用有时过于小心，放纵了罪犯，有时又越出了法律，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破坏了司法的权威和尊严。一方面讯问中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法律保障的缺失也降低了讯问策略的使用效果，讯问策略的运用现状并不令人满意。据了解，讯问中采用得最多的是说服和以消耗时问为主的讯问方法。

因此，笔者认为，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讯问策略在讯问中的充分发挥，有必要以法制原则透视讯问策略运用，明确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建立讯问策略应有的法律保障体系，将讯问活动真正纳入法制轨道。

二、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

手段的比较法分析

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手段，联合国相关文件中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在各国刑事诉讼法和实践中，大多对此有一定的容忍度。德国《刑事讼法》第１３６条规定：“禁止以刑事诉讼法的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允诺。”这表明，德国刑事诉讼中允许以刑事诉讼法准许的措施“威胁和引诱”，只有超出这个界限的才被禁止。

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禁止采用胁迫的手段讯问，但是对欺骗和引诱手段并没有规定。从其司法实践来看，除非是导致虚假自白的诡计，一般是被允许的。

英国《１９８４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也没有规定禁止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手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践中，只有性质严重的威胁、引诱、欺骗侵犯了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时，才构成非法讯问。

美国也是如此，他们注重的是程序的合法、公正，而对讯问的内容没有详细的规定。美国警察对嫌疑人作了承诺又不兑现算不算违法？对此认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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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中国法律将欺骗规定为违法，在美国则没有。在讯问中，美国警察常常使用心理胁迫、诱骗的方法。１９４２年美国法学会制定的《模范证据法典》［３］规定，通过不太可能会产生错误陈述的威胁或允诺手段而获得的口供可以运用。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９６９年Ｆｒａｚｅｒ?Ｃｕｐｐ一案中默示地认识到涉及欺诈或欺骗的讯问的必要性，并认可了这种作法。①美国刑事司法专家阿瑟?ｓ?奥布里等人所著的《刑事审讯》中就介绍了包括情感共鸣法、强烈诱惑法、减轻处罚法、假象欺骗法、夸大犯罪等级法、假造证据法等讯问方法。［４］

承认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在侦查讯问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非意味着我们对这类方法采取完全容许的态度。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国家，超出一定限度的威胁、引诱和欺骗都是非法的。但是，各国因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的不同，对施加一定压力的讯问方法的容忍度上有所差异。由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确立了“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宪法原则，对于口供采用自白任意规则，也就是说口供的采信必须是其自愿情况下的供述，故而讯问中策略运用的合法性审查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口供的提供是否违背了自白任意规则。具体的策略运用标准为：讯问中可以使用包括哄骗在内的手段，但是不得使法庭或社会受到良心的冲击或社会的震惊，并且不得有利于导致虚假陈述的出现。美国最高法院曾将“良心上的冲击”这一概念应用于这样一个案件：一名被捕的吸毒嫌疑人，为了藏匿两个胶囊而一口咽下。当时警察为取出胶囊，不顾他的反对将他带到医院抽取胃溶质，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对法庭良心上的冲击。而对“社会的震惊”的理解，美国安东尼奥?拉默大法官列举道：其一是警察装扮成牧师去听嫌疑人的自白；二是警察装扮成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来引出嫌疑人的有罪供述。［１］（Ｐ２７６）美国最高法院在２００１年６月的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ＡＮＧＥＬＡＲＵＩＺ一案的判决中确定了影响口供可采性的讯问方式。最高法院认为，只要讯问中没有使用威胁（ｔｈｒｅａｔ）（对嫌疑人肉体或精神上折磨），误导（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包括没有实现或无法实现的诱导）或不当的承诺（ｐｒｏｍｉｓｅ）（与公诉方职能不相称，如与公诉方存在贿赂关系等），那么所得到的口供将

被视满足自白任意性规则。［５］

我国司法实践中情况又是如何呢？事实上在讯问中，侦查人员并没有完全拘泥于禁止使用“威胁”、“欺骗”、“引诱”手段的规定，在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讯问策略。受中国传统谋略文化的影响，讯问策略常常是以虚实、隐露、直迂等关系的辩证结合。在这些策略的运用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为了避免和现行法律的冲突，讯问理论研究者运用了“虚虚实实”等概念来替代“假、骗”这样的字眼。“虚”则属于讯问技巧，有别于“吓、哄、骗”。根据这一理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虚”可用，“假”不可用。“虚”、“假”都是我们对讯问技巧标定的概念，但是关于两者之间的界限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讯问专家认为讯问技巧与“吓、哄、骗”之间的区别在于：讯问技巧是科学与艺术高度的结合，有计划、有方向、有程序、有目标；但是“吓、哄、骗”是盲目的、无方向的、无程序的，更谈不上科学与艺术。“虚”是一个策略，是一个“量”的概念，“假”是一种败招，是一个“质”的概念。［６］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是明显缺乏操作性，无法帮助我们建立讯问策略的使用标准。

可以看出，各国对于讯问手段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严禁刑讯逼供，一致排除基于武力或强迫而获得的供述，但对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手段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运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态度。但是，由于缺乏配套的制度，实务界的作法却与法律相悖，这种立法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足以说明我国这方面的规定有待完善。

三、讯问策略法律规则之设想

美国法官的自由裁量可通过援引判例来对讯问中策略等问题加以约束。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所以我国的讯问策略的法律界线宜在法典中加以详细地规定。笔者认为，应当把握“适度控制”的原则，即法律约束不可过松，也不可过紧；法律规定不可过粗，但也决不可过细。对于讯问这样一种策略运用十分灵活的活动既不可能，也不应当详尽地用法条来约束。我们应当主要以事前的授权和事后

①在该案中，被指控犯谋杀罪的被告人被错误地告知同案犯已经交代。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认为警察错误地告知的事实，不足以造成对自愿供述的不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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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济来控制侦查权，让其在合理的范围之中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国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１４条规定“对于被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显然，这将会对讯问实践产生相当大的冲击。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权利，应当重新建立起讯问策略的运用规则。怎样的讯问策略不会造成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后果，同时又能在合法情况下获取口供，笔者认为应当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判断：

（一）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内涵是要求国家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益之问应保持一种合理的比例和平衡关系。也就是说讯问中使用带有危险倾向的策略其必要性用比例原则考量——即为了追诉的利益而对个人利益的破坏可以的容忍度，这就是价值平衡问题。如果仅仅考虑行为的道德标准，或者单纯考虑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利益，那么，侦查人员就不应该使用带有任何欺骗性的行为了。但是，如果同时考虑到社会公众不受犯罪危害的权利和打击犯罪的需要，那么，侦查人员采取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就是合理的选择了。那么，如何达到价值的平衡，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量：一是侦查人员在采取某一策略时，必须有利于其法定的职能目标的实现。二是必要时才使用，即“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一种权衡。即使使用，也要选择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三是即使采取的是损害最小的手段，还要衡量该损害应小于其所要保护的利益，即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二）司法诚信原则

诚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诚实，反对虚假；二是信用，强调守信，反对食言。这一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不得滥用司法承诺，不得做出超越权限、不能兑现的许诺。如果作出承诺，不得反悔。例如，在美国，要诱使一名嫌疑人回国接受审查甚至是审判，要和他谈条件。有两种隋况：一是让中间的朋友告诉他，他父亲病危，利用他的孝心将其抓获。二是承诺回国并免其刑，但是，当他回国后马上将其抓获，并判处重刑。［７］（Ｐ１７６）普遍认为，第一种情况不违法，是允许的。而第二种情况利用公民对国家的信任达到某种目的，既不符合比例原则，也违背了诚信原则，其效果是国家的“赖账”和公民对国家的不信任，造成司法的污染。如果要与对方交易的话，控方的条件就是看其口供的价值，如果他回来后，其口供有重大价值，那么，予以免刑，否则，滞留几十小时，依然放他离去。这一切要事先谈好，并要恪守诺言。由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目前尚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作为实施保障，其执行必然具有不稳定性。因而在讯问中侦查人员向犯罪嫌疑人宣讲这一政策时应格外注意。否则损坏的将是司法机关应有的诚实守信的形象，公民与司法机关之问的契约关系将被破坏。所以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当侦查人员被犯罪嫌疑人问及量刑情况时，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直言相告自己无权许诺。但是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作出如下承诺：例如，可以承诺犯罪嫌疑人的“坦白”、“抗拒”等行为会如实记录在《讯问笔录》或《起诉意见书》等诉讼文书中，供人民法院量刑时参考。再如侦查人员可以做出保护或帮助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第三人的许诺。但是这种许诺只有满足下面的条件才能够使用：一是承诺必须兑现。二是这种承诺不得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或超越自己的权限。三是作出承诺时必须掌握分寸，附条件的承诺要将条件交代清楚。当然，如果有正当理由可以不兑现承诺，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是兑现承诺的条件已经丧失，如犯罪嫌疑人反悔、翻供等。

（三）不得破坏公序良俗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侦查讯问中任何策略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这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这条原则规定的是讯问策略运用的道德底线。某些讯问策略虽然并不会导致产生虚假的供述，但是其内容不能为社会道德所接受。例如，在美国罗格斯案件中，被告人因抢劫被捕，被捕时从他身上搜出一把手枪，经弹道检验，该枪是几个月前发生在一抢劫案中发出致命射击的手枪。警察讯问了他６个小时，这期间，警察给他提供咖啡、三明治，没有对他实施暴力，他一直不承认开枪。这时，有一位侦查员拿起电话，假装要给其妻子打电话，把他妻子叫来询问此事。他妻子患关节炎，出于对妻子的关爱，被告人招认了。最高法院认为，警察的这种作法对被告人的意志施加了过大的压力，他的供述是强迫的，必须排除。［８］在美国的一些州，不允许以对第三人（被告人的配偶、亲属、朋友）起诉来逼迫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另外，利用宗教信仰哄骗或对未成年人引诱等也是被禁止的。按照这一原则，“在侦讯人员审讯犯罪嫌疑人Ｒ受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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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正在哺乳期的Ｒ妻传唤审查。Ｒ妻只得将乳婴委托亲友代为ＮｇＬ。由于Ｒ某爱子心切，只好亲笔手书令其妻交出罪证，案件得以顺利攻破。”①的成功范例是否值得商榷。而如果是下面的情况又另当别论。例如，嫌疑人声称自己案发时在电影院看电影，为了审查对方是否是谎言，侦查人员说：“太巧了，那天晚上我也在那家电影院看电影。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还有两个人打起来，电影还停了好几分钟。你看见了吧？”事实上，那天晚上侦查员并没有去看电影，而此时嫌疑人有些进退两难，如果是谎言的话就很容易被戳穿。［７］（Ｐ１７０）这样的一种欺骗，既不违背公序良俗，也应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

（四）防止导致虚假证据原则

讯问策略的使用有一定的风险和代价。在使用时需要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防止导致虚假证据（虚假陈述）。在讯问中，使用的策略剥夺和扭曲了嫌疑人的意志，就有可能导致虚假陈述。在英美，带有风险的策略的使用而获得的证据被接纳的限制条件就是：不得有利于导致虚假供述。美国英博教授在其所著《审讯与供述》一书中说道：“审讯人员在任何案件中，当怀疑特殊的哄骗方式是否允许时，可以实行这种方针，即对自己提出下列问题：‘我将要做什么？’‘这会使无罪的人承认有罪吗？’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审讯人员应该继续去做打算做的事或者打算说的话。另一方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审讯人员则应该停止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想说的话。这是审讯人员所遵循的惟一可以被理解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检验标准。此外，这种检验标准对于公众和被羁押人和嫌疑人来说都是公平的。”［１］（Ｐ２７６）

我国也应当坚守这一原则，并将这一原则的审查判断权力交由法官。法律不应当也不可能详尽地规定哪种情况下的讯问利于导致虚假陈述的产生，因为真实的世界永远无法被法条所穷尽。当然，法官裁判的基础在于全面了解讯问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牵涉到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等制度的确定等问题，而这些制度正被讨论并逐渐地被确立中。

讯问策略是综合地运用过程，策略是宏观的，对讯问起总的指导作用。策略要靠具体的手段、具体的语言来体现。目前，对讯问策略法律界限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所涉及到的许多问题尚属空白。本文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如何界定策略运用的“度”，也就是说为了追诉的利益而对个人利益的破坏可以的容忍度如何界定、如何把握，这就是价值平衡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推动侦查讯问法制化的进程是我们研究的宗旨。

【参考文献】

［１］弗雷德?英博．审讯与供述［Ｍ］．何家弘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波纳斯．法理学问题［Ｍ］．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３１．

［３］ＴｈｅＡｍｍｅｒｉｃｎ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Ｍｏｄｅ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４］阿瑟?ｓ?奥布里．刑事审讯［Ｍ］．但彦增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７１．

［５］ｈｔｔｐ：／／ｓｕｐｒｅｍｅ．１ｐ．ｆｉｎｄｌａｗ．ｃｏｒｎ／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ａｒｔ／ｂｒｉｅｆｓ／０１—５９５／０１—５９５．ｍｅｔ．ｕｓａ．ｈｔｍｌ．

［６］季宗棠．审讯侦查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何家弘．证据论坛：第六卷［Ｍ］．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８．

（责任编辑李记松）

①案例选自王锦章编《兵法谋略与侦审对策》，警官教育出版社，第２８页。编者将此计称为“围魏救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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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

作者：毕惜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刊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年，卷(期)：2004，20(3)

被引用次数：4次

参考文献(8条)

1.弗雷德·英博.何家弘审讯与供述 1992

2.波纳斯.苏力法理学问题 1994

3.The Ammericn Law Institute' s Mode of Evidence

4.阿瑟·S·奥布里.但彦增刑事审讯 1987

5.查看详情

6.季宗棠审讯侦查理论与实践 2001

7.何家弘证据学论坛 2003

8.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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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将打击这类犯罪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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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历来是我国侦查破案的一种重要手段，但由于几千年来刑讯逼供的持续影响和刑事诉讼过程中部分司法工作人员的不规范操作，导致了讯问过程中违反刑事诉讼程序和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情况层出不穷，讯问这一侦查手段也受到广泛的置疑。而在97年刑法修改后，刑事诉讼日益注重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这也导致了在一些缺乏实物证据和犯罪现场的犯罪案件讯问中，特别是在贿赂案件这种几乎无实物证据可供查实的案件讯问中，审讯人员经常因为没有科学的讯问方法和策略，导致讯问陷入僵局，无法取得突破。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总结前人关于讯问的宝贵经验的同时，对其进行理论升华，并充分利用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知识，针对各种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特点，思考相应的讯问策略和方法，指导我们的讯问活动。本文着重通过对贿赂犯罪嫌疑人心理的研究，结合实践中常用的侦查策略，提出笔者自己的一些观点，希望对我国贿赂犯罪中讯问策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思路。

本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侦查讯问概述，分别介绍了侦查讯问的概念和性质、目的和任务，对讯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侦查讯问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种侦查手段，虽然在讯问过程中容易有违反刑事诉讼程序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但不可否认它对于侦查破案，尤其是证据明显缺乏的刑事案件的侦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决不可因噎废食。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侦查讯问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在对讯问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等问题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的认识讯问在侦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加之对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分析，我们才能在实践中放心运用这一侦查手段。 第二部分为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特点、证据特点和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研究。通过对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特点、证据特点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此类案件与其他犯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一般刑事犯罪中经常使用的其他侦查手段在此类案件中往往无能为力。因此，这就凸现出讯问在贿赂犯罪案件侦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讯问过程中，只有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及其薄弱环节，才能找到正确的突破口，为侦查破案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笔者对贿赂犯罪嫌疑人心理特点及其在侦查阶段的变化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为下一步制定和运用适当的讯问策略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部分为介绍侦查讯问策略的概念、运用讯问策略的方法及具体的讯问策略。笔者主要是从理清讯问策略的概念和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入手，探讨在具体讯问过程中行之有效的讯问方法、有针对性的具体讯问策略问题以及为了充分运用讯问策略所需的配套措施。贿赂犯罪侦查中的讯问，因其面对的不同种类的贿赂犯罪和不同身份、类型的犯罪嫌疑人而需要采用不同的讯问策略；在审讯时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心态的犯罪嫌疑

人采用最适当的讯问策略和方法，以期取得最满意的讯问效果。笔者最后指出由于讯问工作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很快撕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而使用不当则可能伤及自身，形成讯问僵局，甚至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的严重后果。因此，为了使讯问达到最佳效果，在讯问中应当注意严格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办案和合理运用讯问策略等问题。

5.期刊论文陈正勇.Chen Zhengyong小议经侦讯问技巧-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09,""(4)

经济犯罪案件的嫌疑人与其他案件的嫌疑人相比,有其特有的心理特点.侦查人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因势利导,恰当运用讯问策略.审讯的基本立场是要向讯问对象推销并让其接受"如实供述对自己有利"的观点.讯问策略的利用就是要围绕这个"利"字做文章,因势利导,以"利"诱之,促使其如实供述.具体而言,就是要刚柔并济,情理交融,用无形压力促其供述;欲擒故纵,避实击虚,用客观事实迫其认罪;攻心夺气,重点突破,用证据逼其如实供述.

6.期刊论文何泉生"侦查讯问难"的成因与对策新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1)

"侦查讯问难"是长期困扰侦查人员的最大难题之一.形成讯问难的客现原因主要有:审查难;犯罪嫌疑人本人方面的原因;破案的证据基础不够扎实;犯罪嫌疑人不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与讨论中的保障人权立法相配套的法律规定缺失等.形成讯问难的主观原因有:观念落后;侦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不适应;讯问策略、方法运用不当等.应当采取的对策有:转变观念;提高整体素质和攻坚能力;转变侦查模式,广泛收集证据;加强审查性讯问

,排除无辜;扩大传统讯问突破口的范围;制定有效的讯问策略及方法;建立配套的法律和制度.

7.期刊论文姜勇讯问各类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不同语言策略-中国检察官2007,""(3)

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的犯罪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着高学历、高智商、高职级发展,其反侦查能力以及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不断增强,加上"传讯犯罪嫌疑人不得超过12小时"的硬性规定,使得职务犯罪案件的突破难度越来越大.这就要求讯问人员不断探索侦查谋略的最佳途径和有效方法,进而在创新运用中充分体现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谋略技巧和侦查水平.本文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就如何巧妙地运用讯问策略突破职务犯罪案件作一粗浅探讨,希望能抛砖引玉.

8.期刊论文毕惜茜侦查讯问中博弈原理探析-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8(4)

博弈论是一门研究理性决策者相互作用的新兴理论,它正融入到社会科学体系的各个分支中去,为各门社会科学所应用.侦查讯问中的侦讯双方之间也是一种博弈.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博弈论研究可以从侦查讯问的本质入手,分析讯问的博弈性以及运用讯问策略的博弈论根据.

9.期刊论文徐志高公诉人法庭讯问艺术-中国检察官2007,""(1)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强了控辨双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对抗性,公诉人在法庭上全面担负了控诉职责.法庭讯问策略是公诉人为达到法庭讯问效果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和手段,其本身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由于法庭上的情况千变万化,讯问艺术的运用不可能整齐划一,只能因人而异,因案而异.

10.期刊论文孙越.Sun Yue论非语言策略在侦查讯问中的具体运用-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公安理论与实

践）2010,20(3)

侦查讯问过程中,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总是用尽手段与审讯人员周旋,拒绝交代犯罪事实.为实现讯问目的,审讯人员必须灵活运用各种讯问策略,动摇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使其老实交代犯罪事实.除传统语言上的讯问策略外,非语言策略的灵活运用也非常重要.非语言讯问策略即通过面部表情、体态、眼神、语调等非语言手段的运用来达到摧毁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目的,主要有非语言符号的运用、"设计布景"、证据以非语言的方式使用、测谎仪的应用等方式,另外尤其要注意在运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务侦查讯问的目的.

引证文献(4条)

1.孙逊消防安全的科技支撑——失火案件侦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期刊论文]-江苏科技信息 2008(10)

2.刘文录音录像下的讯问策略简析[期刊论文]-人民检察 2008(6)

3.刘文录音录像下的讯问策略简析[期刊论文]-人民检察 2008(6)

4.孙孝福.兰耀军域外刑事讯问制度比较研究[期刊论文]-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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