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地理学

文化转向与新文化地理学

在二战之后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的文化研究热潮，被称为“文

化转向”，文化转向在1990年代支配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穿透了自然科学本身的存有论和认识论争辩，把文化带入人文社会学科当代辩论的前沿，鼓励学者将焦点放在文化上，视之为自我和社会群体形态的表意过程，因此多种社会学科均将“文化”置于研究的焦点。在地理学学术研究领域，“文化转向”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文化地理学的学术研究进入空前活跃的阶段，首先表现为文化理学在地理学领域的知识影响力渐增。其次，文化转向使人文地理学中的一切分支学科，更加关注文化的相关概念。在英国形成了以地理学家杰克逊（Jackson）与考斯格罗夫（Cosgrove）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他们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进而基于这些内容来考察空间构成、空间秩序、空间竞争。（唐晓峰，2005）

“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里最活泼而有争议的分支领域之一，拥有

长久的学术传统与多样的当代展现。当今的新文化地理学特性还处于各自不同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争辩中。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主流理论发展可追溯至十九世纪晚期，德国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拉采尔从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达尔文学说中借用生物隐喻，暗示人们应该像研究生物一样去研究文化。与此相关的以埃伦·塞坡尔（Ellen Semple）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学派，该学派接受了拉采尔的地域论思想，借用了生物学中一个重要的隐喻“适应自然环境的行为”论述文化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它试图利用对环境刺激新达尔文式的反应，来解释全球不同文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该主张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无情的批评，以索尔（Carl O. Sauer）为代表的美国伯克利学派以批判盛行的环境决定论而产生，成为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这个学派建立了文化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与物质人类学的联系，并把重点放在各民族的物质文化上。索尔从德国地理学借用了Landschaft概念，即景观（landscape），在他写于1925年的〈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里，景观被用以描绘文化地理学的方法论（Leighly, 1963）。索尔借鉴了人类学家的“超机体（superorganic）”文化概念，将文化（而不是自然环境）预设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和制控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这一文化力量是给定的、统一的、稳定的。而对于这个文化，即主流文化，学者们是可以准确无误地再现（representation）陈述的。在文化、环境、人三者的关系上，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对象。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这是伯克利学派研究的前提。他提出把地理景观看作一种综合景象，集中对它进行研究，以找到当地文化的整个运转过程。以一种既定的文化为参照，或以抽取文化特征为第一步基础工作，然后考察人——按照文化原则行动的人（超机体的文化）——如何改变了自然景观――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景观，是伯克利文化地理学派主要的研究思想。（唐晓峰，2005）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开始争论伯克利学派研究文化区域的方法。人们主要指责索尔将文化视为“超机体”因素(actor)。也就是说，文化不仅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也可看成是个体。没有了内部区分，人们会想当然认为适用于整体的事物就适用于个体成员。但中心问题在于文化既是个体文化，又不局限于个体文化。伯克利学派偏重于乡村和历史景观的研究，其对文化的研究与经历了漫长时期所产生的变化有关，使它表现出不能很好地和城市文化的快速变化情况相结合。因此此学派的方法在变化迅速的地方难以适用。

二十世纪后期的“新文化地理学”以挑战伯克利学派而产生。新文化地理学响应了当代社会生活里，逐渐有自我意识的文化政治，尤其是全球化的西方城市，及其混杂且混血的人口，也回应了争取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争取公民自由运动和土著民族运动等先前处于底层团体的亚文化的渐增要求，并认为原来遭致排除的“声音”应该能够表达和有所作用。对整个社会而言，有产和无产这个概念范畴似乎在被争取个性解放的政治学说所取代。认为文化是相对单一而正常的一组信仰、价值、态度、行为和人造物品的观点，已被揭露为受到性别、阶级、族群、年龄和身体便利性的影响，而偏向特定群体。以此同时，消费作为现代世界里塑造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日益重要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提升了在不同时间与地方里，塑造和重塑其认同的自由，例如透过身体外貌、性欲特质、食物或时尚的选择，音乐品味、娱乐或生活方式，并且和其它分享这种文化认同的人，一起组成志愿组织。虽然其地理冲击和社会影响并不均等，这些相同的过程导致先前相对而言在空间上固定，而在时间上稳定的文化边界逐渐被逾越，以及导致越来越多文化混合状态的经验和认识。这些反映了文化地理学家所陈述的文化问题的转变。

1996年国际地理学联盟成立了一个研究群体以促进文化地理学领域的国际学术研究。这表明文化地理学作为新兴学科重要地位的正式认可。表现于当前全世界的文化问题，例如西欧的统一问题、非欧洲移民与多元文化的都市社会（Claval, 1995）问题，或是伊斯兰地区面临宗教团体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等，这些文化议题都为这种文化研究的转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证明了文化地理学乃是当前地理学想象与关切的最有活力、最具当代展现的人文地理学分支。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概念的新理解是文化地理研究范围拓展的理论基础。关于文化的概念，新派学者们直指文化的价值观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意义。社会中的价值观是多样的，相互冲突的，可以演变的。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不仅是文化人的地理（文化的空间研究），而是具有种种价值属性的各类社会群体的社会空间（空间的文化研究）。在话语、文本、解构等新潮理论的背景下，超越人自身而存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当然被抛弃。进而，对文化景观的理解也出现新的视角，景观不再是客观的自在情景，而是要凭主观“阅读”的“文本”，一切符号意义、文本误读、再创作等问题随之而来。社会空间不可能是一种静止的存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震荡，都将导致社会空间的变异、空间话语的更新。对现代社会中社会空间的文化诠释，自然成为新文化地理学者踊跃而先的领域。

文化地理学是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着重研究文化的过程，亦即研究的焦点是文化作为一个表意系统，在一个社会秩序里，如何穿透了经济与政治系统。其次，我们在诠释里将地理置于优先，亦即我们聚焦于空间、地方或景观的文化向度。本部分通过对文化与自然环境空间、文化的空间隐喻、文化的空间再现探析文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并把这种空间关系置于现代消费的现实社会中加以观察、阐释。本部分尽可能地避开当代文化地理学复杂难董的理论辩论，而是从传统视角出发理解当代文化空间化、符号化的含义，以及对文化现实情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