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著名教育家代表作及重要教育思想概述中国篇

古今著名教育家代表作及重要教育思想概述

（中国篇）

汤永胜

1、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也是私学的创始人。孔子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一书中。

孔子的教育思想：一、“性相近”，“习相远”的教育作用论。认为人的先天素质差别很小，人性的差别主要是由教育和习染的不同而造成的，肯定了教育的作用。二、“有教无类”的教育对象论。孔子适应当时新兴士阶层的政治要求，创设私学，把以前贵簇独占的文化传授给平民，只要“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扩大了教育的对象。三、“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的教育价值论。教育的价值在于：“克已”、“复礼”、“当仁”。却克制自己的欲求，按照周礼行事，最后当于“仁”。四、诗、书、礼、乐的教育内容说。其中，孔子特别强调了学《诗》的重要性，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五、教学方法论。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与思结合、身体力行等几个方面反映的都是孔子在教学方法上的创造。因材施教讲的是要根据学生个性才能的特点来讲来施教。启发诱导了学生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与思结合的名言。身体力行则强调了为学的功效，不在于言辩，而在于躬行，躬行的严格、要求则是“择善而从”、“过，则勿惮改”。

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境界论。

2、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丘之孙，名伋）之门人，其思想学说成为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思孟学派。孟子持“性善说”，宣扬“王道”，倡言“仁政”。孟子持性善论，此其教思想之理论基础。

人性本善，善有“四端”，即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与非人的界线。“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善端”扩而充之，便形成仁、义、礼、智“四德”。“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为是我所固有，所以不学而会，不学而能，是谓“良知”、“良能”。“四德”以“仁”、“义”的节文，“智”是对“仁”、“义”的了解与自觉。讲仁义，目的在实施“仁政”、达于“王道”。“王道”与“霸道”对立，故“仁政”重教：“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得民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性虽善，可后天的教育还是重要的。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不过，孟子所说的教育主要在于“反求诸已“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在教学思想上，孟子主张坚持标准，主动自得。“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这是讲标准、规矩；“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这是强调为学贵在主动自得。在教学方法上，孟子也提出了“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以及“盈科而后进”等思想。

3、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又称孙卿，战国末赵人。《劝学》篇较系统地阐述了荀子的教育思想。荀子首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人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先天就具备的，而是后天“善假于物”以及“教使之然”的结果。由此肯定环境和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蓬能长直、白沙变黑、香芷发臭，均是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现象的启示就是：“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篇指出教育的目的是“成人”，途径是坚持“德操”。《劝学》篇也提示了学习上的一些规律，例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即是说，学习从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出发，完

全超过前人。另外，《劝学》篇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例如，“积善成德”、“用心专一”、“锲而不舍”、“学莫便乎近其人”、“好其人”的思想，等等。

《性恶》篇专论人性问题，集中批判孟轲的“性善论”，系统地阐述了荀况自己的“性恶论”的基本主张。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孟子主张只要扩充人性中原有的“善端”，即可成为“圣人”；而荀子强调人的本性中虽无“善端”，但有学习“礼义”的能力。既然“仁义”的能力。既然“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那么，涂之人也当有“可以为禹”之可能。但是，可以为禹，却未必能为禹。“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变可能为现实，关键在后天的努力。所以，荀子鼓励、告诫人们要“伏术为学，专心一志”。

4、《礼记》

《礼记》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礼记》详细记录了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对古代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思想乃至妇幼教育等，均作了全面总结，对我国古代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礼记》中的《学记》为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作品，其中也包含荀子的思想影响。《学记》对我国先秦时期的教育和教学，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教育专著。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故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7]。”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明确了教育的目的的作用。此外，《学记》也分析了教与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命题，深化了古代的教学思想。从《学记》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教学体制已相当完备，教学规则也相当周密，教学内容丰富，且有严密的考核制度。

《礼记》中的《中庸》（节选）也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其中有些地方概括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含有积极的因素。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庸》的核心是解释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把学习过程分为由知到行的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四者为“达知”，后者为“践行”。《中庸》把“知”分为三种：“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者所代表的智力和身份不同，知的程度亦有深浅，但其“知之”的目的“一也”。

《礼记》中的《大学》一般认为也是儒家思孟不派的作品，但其中也有荀况学派的影响。《大学》通篇的主旨在于说明“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起句即点明了大学教育的三纲领。“明明德”，就是要通过存养的工夫，把天生的“明德”发扬光大，达到修已之目的。修已为治人，所以要“亲民”，“亲民”体现了儒家德治与仁政思相；朱熹作“新民”，意为推已及人，亦全乎儒家“修已治人”思想。“止于至善”则昌最高目标。何谓“至善”？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昌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也是先秦儒家论理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为实现三纲领，《大学》推出了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关键在修身。因为儒家认为修已才能治人，统治者必须先修其身，才能治国平天下。在此，《大学》首次明确指出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并突出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国治而后天下平”，“平天下在治其国”。欲平天下，须讲“絜矩之道”。所谓“絜矩之道”，就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一句话，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身教原则和所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只要君子有“絜矩之道”。即可做到上下相安，秩序稳定，国治而天下平

5、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三大文教思想：其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从“天人感应”的观点出发，认为是至上的主宰，王权是天授的，所以王者须“承天意以从事”。儒家强调正定名分，最适合中央集权政体的需要，所以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二是兴太学以养士。实行有为政治的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人才。其三是重视选举，任贤使能。董仲舒提出了加强选举、合理任用人才的主张，荐贤者赏，荐不肖者罚，官吏的任用和升迁要遵循“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原则，使真正的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

6、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昌黎，人称昌黎先生，唐代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因官至吏部待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唐代文学家、教育家。著作家。著作主要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把性和情加以明确区分，提出了“性三品”说。上品的人是善的，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下品的人是恶的。上品之人经过学习和教育，其善性便可以更加发扬光大，学习与教育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行之有效。中品的人可塑性比较大，可引导他向上品升华，也可以引导他向下品堕落，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因此显得尤为重要这部分人又占社会的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应按封建的道德标准来教育改造这部分人，使之顺性克情，向上品的人靠拢。对于下品的人来说，教育对他们起的作用虽然微小，但是他们“畏威而寡罪“，可以通过刑威来辅教化之不足。所以教育对下品之人的”恶性”，仍具有重大的改造作用。

《师说》：关于教师的作用，韩愈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就是说，人没有“生而知之”的先知先觉者，所以不可能没有疑难问题；有了疑难问题不去请教老师，这种人是一辈子也聪明不起来的。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和老师的作用。关于老师的任务，文章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还就建立合理的师生关系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认为师生关系并非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进学解》：“业精于勤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全文记述了师生之间的一场对话，在这场看似交锋的对话中，韩愈对治学方法进行了阐释。首先，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刻苦，而其荒废在于嬉戏游乐；为人行事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而其败毁在于因循荀且。其次，文章还提出为学要在博的基础上求精。韩愈在教学实践中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认为博与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韩愈一方面强调博学，提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侍用无遗”。学业的精深要以广博地掌握和积累知识为基础，否则知识浅薄，孤陋寡闻，要想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韩愈又要求精约，提出读书要“提其要，钩其玄”。这就是说，在博学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抓住重点，掌握关键，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他反对“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学习方法。

7、张载

张载字子厚，北宋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世称横渠先生。

《经学理窟》（节选）：关于学习方法。张载主要有四点主张：一是立志，“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求学要先立定志向，有了坚定的志向，才有勇往直前的决心，才能达到最后的成功，志向要远大，“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二是勤勉，学习过程是艰苦细致的脑力劳动，必须勤勉努力，才能有所收获。“学之不勤者，正犹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于学，加工数年，自是享之无穷”，如果停止学习，就如同活人中断人生命，成了木偶人；三是虚心，虚心向他人求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手段，“假使今日问于人，明日胜于人，有何不可”，虚心还可以避免学习中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心既虚则公平，公平则是非较然易见”；

四是存疑，“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读书学习要善于发现和提出疑问，不仅要在可疑处知疑，还要在看似疑处求疑。

8、朱熹

朱熹字元晦，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学家、教育家。

〈〈白鹿洞书院揭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目的的是“明人伦”，即封建纲常的“义理”，并用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人人自觉维护封建制度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者按学、问、思、辨、行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空指明了修身之要，处世、接物之要，并把它们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修养的准绳。

〈〈学校贡举私议〉〉：在这篇文章中，朱熹对南宋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作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对于科举制度，朱熹认为，科举考试内容和科目设置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重德行义理，而重空言诗赋，往往使人们忘记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求学之本，而去追名逐利，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无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科举制度必须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一是设立会德行之科，取消诗赋之科。二是改革经义进士科考内容，提出将诸经、子、史、时务分科分年考试的设想，并根据不同的考试形式采取不同的命题要求。为学须是痛切恳恻做工夫，使饥忘食，渴忘饮，始得。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读书，须要切已体验。不可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先进。朱熹认为为学之道，必须从读书入手，读书即是穷理，是求学的不二法门，对于如何读书，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后来他的门人将其归纳为六点：第一，要“循序渐进”。第二，要“熟读精思”。“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第三，要虚心涵泳。所谓“虚心”，是指读书时要虚怀若谷，静心思虑。

第四，要“切已体察”。读书不能只在纸面上做功夫，还需领会书中的精神实质，要超出书本，身体力行，与实践相结合，第五，要“着紧用力”。读书要抓紧时间，发奋刻苦，饥忘食，渴忘饮。读书就像逆水行舟，需要着紧用力，不可放松，“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第六，要“居敬持志”。“居敬”就是读书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全神贯注。“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而“持志”就是读书治学要有远大的志向，宏伟的目标，并能以顽强的毅力求其实现。

9、陆九渊

陆九渊字子静，自号存斋，学者称象山先生。南宋思想家、教育家。

〈〈语录〉〉：一、教育的目的在于明理、立心、做人。明理，就是确认世界都是“理”的产物或表现。立心，即体认万事万物皆由心所生，要自作主宰，不要执著于一事一物，不要被外面的事物所役使和干扰。二、学者须先立志。“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求学之所以要立志，是因为常人被声色富贵所陷，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只有立志才能有所成，“无志则不能学，不学则不知道”。三、优游读书。读书不必贪多求快，应以精熟为贵，不懂的地方也不必穷索，可以暂且放过，继续往下看，平易读之，先看能明白的地方，多次读后，不懂处自会豁然贯通，涣然冰释。

四、勇于存疑。读书不能盲信，要发挥敢于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大胆怀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

10、王守仁（王阳明）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朝中期思想家、教育家。

〈〈教约〉〉：从教学程序来讲，他将每日功课分成考德、背书诵书、习礼或课艺、再诵书讲书、歌诗等五节。从教学方法与教学组织形式来讲，考德是教师在每日清晨用与学生谈话方式进行，目的是检查学生在家的一言一行有无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歌诗则采用观摩竞赛等方法，每日轮值一班歌诗，其余学生则静听，每五日各班互唱，每月初一和十五学生合唱于书院。习礼采取了与歌诗相类似的办法，每日轮值一班，其余学生旁观，每月初一和十五学生则全习于书院；与歌诗稍有不同的是每十

日各班互习。，诵书讲书则要求学生“不在徒多，但贵精熟”。这些教学方法与组织形式可加强师生间的互动交流，促进学生间的竞争。

11、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其著述汇编为《蔡元培全集》等〈〈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文中对北大学生提出了3点希望：一、“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二、“砥砺德行”，注重品德修养，“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

三、“敬爱师友”，对教员“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对同学“互相亲爱”、“道义相勖”。这3点也是蔡元培为北大学子修身为学提出的具体要求。〈〈新教育与旧教育之类岐点〉〉：在本文中，蔡元培首先论证了新旧教育的不同。其次，文章介绍了当时国外重视发展儿童个性的教育思潮及其成果，批判了国内教育界“尚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之学生”的注入式教学法。为此，他提倡实验教育学，建议“第一，须设实验教育之研究所。第一，教员须有充分之知识，足以应儿童之请益与模范而不匮。第二，则供给教育品者，亦当有种种参考之图画与仪器，以供教员之取资。”

蔡元培的“发展个性，崇尚自然”的教育思想：主张解放学生个性，反对封建教育对学生的摧残，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他倡导按照儿童的身心发展进行教育实验；在教学中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这些思想对于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12、陶行知

陶行知原名文濬，后改名为知行、行知，安徽歙县人，近代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教育和社会改革事业，留下大量著述，汇编为《陶行知全集》等。

《中华教育改进社会改造乡村教育宣言书》：在本文中，陶行知明确指出：乡村教育的目的是要“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这里所谓的“服务”，不是像此前在城市里的平民识字运动一样单纯地教农民子弟基本的文化知识技能，而是把乡村教育作为改造整个乡村生活的策源地，

也就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要使乡村教育真正实现这个使命，其前提就是不能将城市里的那套思路简单挪用到乡村，而是要从乡村管理生活的实际出发，“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同时，乡村教师也不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生型”教师，而必须具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可以说是改造乡村、生活的实干家。他相信，实施符合乡村生活需求的教育以改造好整个农村社会，是中国立国的根本大计。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陶行知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教育，过好的生活就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就是受坏的教育，而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促使生活的变化。学校的培养目标之所以要确定为“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就是为了让乡村教师不但能适应乡村生活，而且能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在课程设置上也打破了学科课程观，“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

在这种新课程观的指导下，教学方法也必须在根本的变革。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也就是说，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以“做事”为中心，教和学都统一在生活实践上。在这样的教学理念下，教师的角色也有质的变化。在学校里“各科教师都称为指导员，不称为教员。他们指导学生教学做，他们与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

《教学做合一》：他认为“教学做合一”实际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指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二是指关系，“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已说是学，对人说是教”；三是指目标，“教育不是教事，而”做“在其中尤为重要，它是根本，又是中心。

陶行知强调“做”的主张异常明确，他反复申述此意：生活教育必须“在做上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作拿做来教，方是真教，

学生拿做来学，方是真学；不在做上用功夫，则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表达了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基本方法，也表达了“生活教育”论的教学方法，并且在晓庄师范加以试验；“教学做合一”既是晓庄师范的校训，同时也是晓庄师范学校教育的思想基础。

《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与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在诗中，陶行知用“用手”来比喻“劳力”，用“用脑”来比喻“劳心”，把两者都视为人生不可缺的工具。他热切地呼唤所有的人手脑并用，把劳力与劳心相结合，成为开辟中国新天地的“大好佬”。在本文中陶行知指出，无论是“物质的创造”还是“心理的创造”，一切创造都是从辞去中来的，所谓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由行动而发生思想，由思想产生新价值”的过程。他提出了一个与王阳明的命题相反的命题：“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由此，陶行知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认识过程：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行动。如是演进，人的思想认识教程便不断深化，以至于无穷。所以，“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至此，陶行知明确了创造教育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