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

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探析

宋祥秀（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党校）

摘要：福利国家制度是20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对保障其公民生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20世纪90年代，在福利国家危机重重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第三条道路”思潮应运而生。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这一思潮的倡导者。他分析了福利国家存在的问题，区分了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并指出福利国家改革的方向，即倡导积极福利，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Welfare state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the20th century,which played a positive role on the protection of its citizens liv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However,with the social changes and globalization era,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welfare state is increasingly exposed.In1990th,as welfare states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and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re more and more clear,the third way thought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d.Anthony Giddens who British social theorist and sociologist advocated of this thought.He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welfare state,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ternal risk and manufactured risk,the direction of welfare state reform that promote positive welfare and establish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关键词：吉登斯社会福利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型国家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Anthony Giddens social welfare positive welfar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作者简介：宋祥秀(联系人)，女，1978年12月出生，籍贯：天津，教育背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工作单位：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党校，职称：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社会管理基金项目：本研究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和制度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0JZD0033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文献识别码】Ｅ【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７０６９（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４１－０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福利国家危机重重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

“第三条道路”思潮应运而生。这一思潮倡导一条超越左与右的中间道路。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他在分析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倡导积极福利，以应对在全球化进程中到来的后传统社会的危机。

一、吉登斯对福利国家弊病的批评

福利国家制度是２０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安抚民众、稳定社会秩序，并为恢复经济创造条件，英国率先开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恢复和重建。到１９５８年，几乎全部西欧国家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设立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项目和管理机构［１］。随后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是福利国家迅速发展的时期。福利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项目齐全，为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保障，覆盖面宽，具有普遍性。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对保障其公民生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缩小了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稳定，并以立法的形式体现了社会的团结互助。

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尤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之后，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各个福利国家都开始了改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福利国家的反思和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应运而兴的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也在对福利国家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寻求福利国家改革的方向。

吉登斯认为应该在以下的几个方面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反思：

第一，福利国家最大的结构性缺陷是提高经济效率与试图实行再分配之间的紧张关系。［２］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没有很有效地减少经济不平等，没能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更富裕的团体比更贫穷的团体更容易从福利国家中受益。［３］福利国家实际上成了帮助扩大中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贫困地缓解主要不是通过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而是普遍富裕，也就是财富的普遍增加，而经济不平等和两级分化并没有减少。［４］

第二，福利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很不民主的。福利国家建立社会政策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５］

第三，福利国家导致了道德公害。当人们凭借社会保险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重新界定为之投保的风险时，道德公害就产生了。吉登斯认为，

“与其说是某种形式的福利供给创造了依赖性的文化氛围，倒不如说是人们理性地利用了福利制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６］，造成了福利依赖等违反社会政策设计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

第四，福利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应该仅仅视为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的危机。福利国家在推行社会政策的过程中，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保险的普遍化，分担了人们的风险，但是这是以假定风险相对稳定地分布在全社会为前提的。吉登斯认为，大部分福利措施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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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８月刊改革与开放

的目的是解决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切断事情发生的根源。在反思现代化的时代，人为风险是不稳定的，传统的福利国家就不能很好地应付人为风险。

第五，人们普遍认为福利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来源，而吉登斯认为，这一问题应当说主要是组织资源的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解决当初设想的问题。如财政来源的安排方式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相适应，由此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改革福利国家，应当注意对上述几点弊病的克服。此外，还有一个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风险的转化。

二、后传统社会的风险转化：从外部风险到人为风险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人类福利也大大增进，人类控制和降低了很多类型的风险。传统社会的风险，例如传染病、自然灾害、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等都得到了控制，并且对风险可能造成的危害给予保障。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是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的保障。吉登斯认为，对于许多典型的风险而言，后果是能呈现出来的，因此可以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去推测各种风险。而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后传统社会——

—吉登斯更愿意将后工业社会称后传统社会，人类面临的新的风险却不属于这一类，人们面临的危机和风险与传统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有所不同，人们并不具有可以指导自己行动的以往经验。

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与在传统社会和后传统社会，人们所面对的风险是不同的。在此，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外部风险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自然的不确定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７］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面对的风险都是可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规律的风险，如生育、养老；还有一些风险是自然发生的概率性事件，如工伤、失业、疾病等，这两种风险都是外部风险，都能以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

人为风险指的是“我们在以一种反思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动框架中要积极面对的风险”，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８］吉登斯认为后工业社会人们面临着人为风险，这种风险难以预料，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

吉登斯认为，在传统社会，人们面临的风险大都是外部风险，福利制度是帮助人们应对这种风险，而在后传统社会，人们所面临的是人为风险。风险性质改变了，传统的福利制度无法有力应对，于是出现了危机。

三、福利国家改革的方向

吉登斯认为，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应对新的风险，必须提倡积极福利。同时，

“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应当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这个概念，这个概念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９］

１、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

吉登斯把传统的福利国家所运行的福利制度称为消极福利，他认为这种解决外部风险的消极福利无法解决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所面临的人为风险。“福利国家体现的是生产主义、外部风险、传统的家庭分工等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福利国家失去了原来的基础”。［１０］

由此，吉登斯提出积极福利的理念，用以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面对人为风险该如何应对，福利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该朝向何方。“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也应当为这种福利做出贡献，而且，他还有助于财富的创造。”“它关乎到人的幸福。”［１１］

传统社会的消极福利与吉登斯提倡的积极福利有许多不同。传统的福利政策主要是根据外部风险组织起来的，用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事，具有被动性，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的重新分配，其目标是维持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使人不至于因遭遇风险而陷入生存危机，因此被称为消极的福利政策。可见传统福利政策的目标是维护人的生存，其手段是外在的物质或现金给付；而积极的福利主要不是为了对付贫困，而是强调自我实现和责任。其目标是推动人的发展，其手段是增强人自身的生存能力。传统的福利政策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制，而积极福利对人为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采取防范措施。

吉登斯所倡导的积极福利有如下特征：

第一，积极福利的目标是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不刻意回避风险或者设想“其他人会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会积极地面对风险；

第二，积极福利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但不能完全限制在国家范围之内，需要国际的甚至全球范围的合作。如，通过减少环境污染来改善健康情况的措施，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第三，积极福利应当体现出有效的风险管理。“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的资源”；

第四，实施积极福利的理想政府的目的应该是鼓励人们追求幸福，而且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应该以此来界定。幸福的实现是由安全（心灵和肉体上的）、自尊、自我实现的机会以及爱的能力推动的。如果幸福被普遍化了，并且不威胁到别人，那么它就是一种积极的追求。福利制度的建设应当注重在保障人的生存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自我实现的条件。

２、构建社会投资型国家

吉登斯不仅提倡以积极福利取代传统福利国家的消极福利，还认为应当在一个提倡积极福利的国家构建社会投资型国家，来取代传统的福利国家。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建构有如下要点：第一，提倡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

无责任即无权利是建构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吉登斯认为，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还要更加积极地认同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我们必须找到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１２］超越构想的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超越构想试图寻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１３］

无责任即无权利这一原则反对传统福利制度中把福利视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权利要求的观念，主张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在福利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也应当不断延伸。而且每一个公民仅仅具有对社会负责的意识是不够的，他还应该具备对社会及个人负责的手段和技能。比如，

一个失业的人，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同时，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并争取获得胜任新工作的技能。因此，主动的、负责任的个人是新福利政策的核心所在。为此，积极的福利政策十分注重教育和培训，认为教育和培训是培养负责任的个人这一目标的最积极、最经济的手段，是促使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从“依赖福利”走向“工作福利”的桥梁。

第二，提倡“包容性”的平等

传统平等观所定义的平等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具有相同的地位。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平等观是一种静态的、僵化的平等观。吉登斯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从社会排斥和社会包容的涵义上来理解平等。“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拥有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１４］。不平等意味着“排斥性”，“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１５］，即缺乏社会“准入”资格，意味着不可获得的权利和机会，缺乏公共活动空间。从这种对平等的新释义中可以看到，平等不再单纯是一种空间位置，而是社会准入的权利，不论这种准入是在社会哪个方位，其更深的涵义是体现了人的发展和实现的机会获得问题。“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还必须为人们提供出多样性的生活目标。”［１６］

第三，强调人力投资

为了促使国民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并提供自我实现的条件，社会投资型国家应该注意“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商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１７］。福利国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支出”，还应该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放到失业者身上，资金支持的重点就不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提供失业保障，而是促使当事人通过培训掌握新技能，提高就业能力，为接受新工作或冒险进行新创业作好准备。放到大众身上，就是要为他们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通过教育提高他们素质。这既是经济特别是新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有助于消除因知识多寡产生的新的不平等，有助于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转变。可见，超越构想的人力投资政策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和整体人民素质的一种战略性选择。

第四，积极利用风险

吉登斯认为，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意味着保护人们免受风险的影响，还意味着把风险看作是促使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是改变自我、创造机会、丰富生活的资源。风险管理鼓励人们不依赖福利救济，已主动精神去工作。吉登斯指出，

“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机会与创新是风险的积极一方。”“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１８］

四、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对我国社会政策改革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吉登斯的福利思想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改变福利观念，加强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以前，个人出资进行风险抵御的意识很淡；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种制度都在改革过程中尚未完善，所以下岗、贫富差距的拉大等问题，又使人们感觉个人要更多地承担抵御风险的责任，也让很多人处于没有保障的状态中。超越构想启示我们要注重

责任与权利的平衡，政府与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个人不能依赖于政府，要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政府也要为人们提供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以促进个人承担责任的能力。

第二，调整投资方向，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

积极福利提倡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将终身教育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各种风向的根本手段。我国也应该根据改革的实际情况，将投资的方向有扶贫、济困转移到教育和职业培训上来。给人们提供更多接受各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各种技能，使之能够很好地应对在各种社会问题和生活。

第三，注重风险管理，培养自强意识。

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已经不再是消极的生活危机，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机会。在风险面前，人们不能一味依赖政府的福利和保障，而是应该增加自强意识，利用风险所提供的机会，积极寻求和创造自我实现的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在调整自己以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社会自身有很多需要改革和正在改革的结构性、制度性等问题，同时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更要面临全球化给我国社会所带来的各种冲击，所以积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做出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特点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各项改革，并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注释：

［１］臧秀玲．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新探索．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８）：２９

［２］［３］［４］［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杨雪冬译．《超越左与右——

—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１５３页．，第１４６页，第１５４页

［５］［６］［９］［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１、３９－４０、６７－６８、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４、１２２、６６６７页

［７］［１０］［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２２、６９页

［８］周涛、王平．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６）：１１３

参考文献：

［１］［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２］［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

—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杨雪冬译．《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４］李宏．从消极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国家——

—民主社会主义探索新福利制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６７，（１），２００１

［５］臧秀玲．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新探索．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８）

［６］周涛，王平．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２０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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