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评Colin Sparks《全

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摘要：超越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本文将该书论题转化为更具一般性的、对一种新型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同时，在梳理该书理论建构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依据作者以「世界结构」为背景所主张的基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世界结构；主体性中国；开放性全球化观

一

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的崛起及其殖民政策的实施，非西方国家便在整体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文明

与本国传统的双向关系问题[i][1]，其间当然也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论者们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实

现现代化或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思考或研究

之中。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理论界蔚为壮观的关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之研究的主题。由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乃是一个关涉到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问题，因此这一论题从一开始便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提出下述值得我们颇为认真探究的问题：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

促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从

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

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

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媒体、文化与社会》杂志主编Colin Sparks所著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一书，可以被视作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一种理论尝试。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与其他相关著作不同的是，它不仅着重从理论上梳理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及其所构成的知识脉络，而且还试图结合自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情势去发展建构一种

新的理论范式。

二

正如Colin Sparks所言，「关注发展问题的人们中一些人一直对媒体非常感兴趣。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如何利用大众传播，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减少贫困。」[ii][2]「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本地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规模，来帮助诸如Ifes 和Bvanis那些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改变他们落后的

生存状态。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建立在落后技术上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针对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现代农业国转变。手工产业将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替代。乡村生活逐步让位于城市生活，口头文化将被文字所取代。」这意味着发展传播学乃是从传播学视角探究发展问题的一门学问，亦即研究媒体或媒介对非西方国家发展之价值的学问。

一如前述，由于发展问题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勾连在一起，发展传播学的一个论题也就是要从理论上探究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实效。作为一个著名的左派理论家，Colin Sparks当然会探讨上述问题，但是我从自己的学术偏好出发，却更关注他基于其一贯的批判性立场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中所蕴含的几种理论范式之间的相

互论争及其优长和缺陷所做的理论梳理。

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Colin Sparks 分别以1947年冷战的开始、1960年代末的全球激进主义浪潮、1989年的苏东剧变和新千年的开始等四个时间点为分界，比较详尽地探讨了四种理论范式的学术流变，即他所谓的「主导范式」（及其「延续性变体」和「参与范式」）、「帝

国主义范式」（「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范式」和「一种新范式」。

在Colin Sparks看来，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一些研究国际宣传问题的论者开始思考媒体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促进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兴起。从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构成鲜明对照的著名观点（即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出发，这些论者认为，大众媒体在培养和引导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态度和信仰方面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态度和信仰则被视为重大社会变革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当时传播领域的主导理论便是所谓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的出发点是相信所谓的专家们，主观地认为这些专家了解什么是对他人最好的信息，所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设计一套传播程序向‘有待发展’的人们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主导范式」所强调的乃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的「六点行动计划」可以被认为是「主导范式」的典型表述之一。在施拉姆看来，首先，大众媒体应当被用来「塑造一种国家情感」（Schramm，1963：30）；其次，大众媒体应当扮演国家计划的喉舌；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责任，让人们学会「必要的技能」；第四，大众媒体在扩展市场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第

五，大众媒体应当帮助民众适应计划成功后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最后，大众媒体还应当承担教育民众具备主权意识，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具备国家主权的意识。

但是，这种将视角聚焦于精英和上层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很快就遭到了论者们的反思和批判，而其间最猛烈的批判则是该范式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从表面上讲，这是由于精英和上层所兜售的各种西方现代性因素对那些后发

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底层民众而言很可能是极其陌生的：「某种特征可能在西方世界造成变化，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却不一定会有效。」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却是由于该范式忽视了后发国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个殊性所致：

发展中国家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拥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因此致力于发展传播，不是将其理念灌输给一群相似的传统人群，而是要将其注入进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有些人群可能会比其他人群理解接受并实施新理念快一些。

因此，这种「主导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地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

途径，在现代（西方）与传统（非西方）之间造成了激进的对立。

面对「主导范式」所遭到的上述批判，论者们做出了下述三种回应：一是仍然坚持现代优于传统的观念，但是却寄望于寻求个人层面上（而非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转变，而这就是所谓「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二是转而诉求「参与范式」，将视角转向底层，强调大众在传播-发展关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激进地转向对后发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ts）——特别是外部结构的限制——的分析与批判，而这便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范式」。

发展传播学中的「帝国主义范式」乃是伴随着西方「六十年代危机」[iii][3]所引发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其出发点是：尽管殖民帝国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依存

与控制的关系。「帝国主义范式」集中体现为「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其所强调的关键之点是：

国家的正式独立并非意味广播电视能够按照发展中国

家的全民利益来发展。这些国家需要有「一种从完全从属的、殖民主义状态向政治独立、拥有国家主权的状态过渡」.不论

是在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在那些始终独立的国家，或是取得独立多年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都保留了一整套使媒体从属于帝国主义势力要求的机制。

因此，对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实质上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发达国家繁荣的条件是欠发达国家的苦难和被剥削，而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要保持对国际资本、产品和服务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不断获取通过本国民众的努力而无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范式」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而且还超越了其他论者（如激进范式中较为激进的那些论者）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并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然而，对这种国家间关系的重视并没有使它能够豁免人们对其理论框架本身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抨击：尽管「帝国主义范式」对于国家内部结构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它在理论实践层面上却只关注国家间的关系，而这意味着其真正关心的乃是各国如何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里行使表决权的问题：「早期的分析既关注社会内部结构对发展的制约，也关注了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但是在该理论倡导下的实际战略中，却仅仅涉及了后者。在确认国家间的斗争是变革的主要推进力

量后，它在实际长远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却又把这个对内部结构的重要认识抛到了脑后。」除了「帝国主义范式」本身所

具有的上述缺陷以外，全球化时代到来所导致的传播与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媒体结构的变化、观众结构的变化等也都加速了该范式的终结。

Colin Sparks认为，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具有如下十个特征：一种全新的学说（全球化表征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方法论的创新（对当代社会复杂性的强调以及

对非还原主义或简约主义方法论的诉求）；理论与实践的新

型关系（全球化理论缺乏明确的实践检验）；媒体和传播在

当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媒体传送不再受政治地理的限制）；对在地化或地方化（local）的重新重视；社会主导或控制中心的缺位；媒体和传播的多中心化；地区性市场的发展；全球媒体产品的出现等。总之，

当今世界事务也处于没有方向和动机的无序状态之中，但它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无序。在大众传媒领域，节目及其他形式作品的生产已经不再限制于「帝国主义范式」中确认的地域，随之而来的节目的交换也在各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不再有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在这个新时代里，大众传媒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体现全球化、超越空

间限制这一特征的工具。对于构建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媒体同时还承载着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且超越了特定国家的界限。在娱乐和新闻时事方面，一种刚刚出现的真正的全球广播环境已经形成。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Colin Sparks主张对当代社会生活中全球化的各种实证素材与该素材的理论化进行明确

的界分：那些全球相互联系密切的事实并不足以确立「全球化范式」的正当性，因为它们还可以有其他多种解释。基于上述思路，Colin Sparks逐一验证了「全球化范式」的十个主要论点。他认为，以我们熟知的民族国家之地位的削弱为例，我们并不能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否认民族国家依旧可能具有的作用。这是因为无论全球市场多么自由和强大，它都不是一个自行调节的机构；相反，全球市场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和规则来保证其有效运行，而可以提供这些规则和法律的国际组织却依旧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并需要以国家体系为基本支撑。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并不能作为民族国家衰落的例证，因为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与国家对媒体和传播的权力在本质上受到削弱乃是两个不同的

问题：这些现象只能作为国家没有使用其全部拥有的资源的例证，但是国家的权力依旧存在。

尽管卫星广播技术使信号得以从一个国家上传再下行

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不接受法律的管辖。接收信号的国家也依旧拥有对这些服务进行有效控制的权力。假如它认为这些服务有悖于国家利益，并认为应向广播公司提出条件，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干预，那么国家仍旧拥有这种能力和权利，一如长期以来它对地面波服务的管理。无论出于经济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国家行使这种权力都无可厚非。

因此，Colin Sparks并没有止步于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而是在质疑该范式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新的

理论范式。该范式虽说承认「全球化范式」在当代发展传播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主张吸收「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长处，兼顾国内结构和国际结构这两个层面。

现在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范式，既能保持两种方法的优势，又能在深植于传播政策中心的种种政治行动层面上，形成两者之间的合力。「帝国主义范式」清楚地指出世界出

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结构上的问题，而这些结构却无法从个人心理上或社会阶级层面上得到解释，因为它根植于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和政治之中。「参与范式」认识到自我解放是人

类自由的唯一道路，而这要求传播者为实现这个目标主动采

取行动。

Colin Sparks所谓的「政治行动层面」实际上涉及到了发展传播学的根本目标，即解决世界上最穷苦人口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压迫问题。在他看来，「全球化

范式」并不能提出一个可以对抗贫穷和不平等现实的战略，它只是在经济层面宣称可以通过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和利

伯维尔场来处理和解决上述问题。当然，这也是他更愿意借鉴「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原因之所在。

三

在前文中，我粗略地梳理了Colin Sparks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的基本理路。然而，如果我们试图超越Colin Sparks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那么我们便可以将该书视为一种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探究之作。实际上，根据我个人的阅读，这部论著的最重要的可能贡献之一就是它不仅

为我们认识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范式提供了一种理路，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和洞见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开放出了一个新的

视角。我之所以能够做出上述论断，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一方面，「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Colin Sparks对「主导范式」（以及「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和「全球化范式」的梳理，其目的并不是梳理或梳理的对象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范式。换言之，这种「新范式」实是源于他对当下主流的全球化「话语」或「范式」的不满，因为这种主流话语忽视了全球化时代结构性不平等和民众参与对促进后发国家之发展的意义，亦即忽视了此前「帝国主义范式」和「参与范式」所强调的、国际国内层面「结构性限制」对后发国家发展的意义。[iv][4]在这个意义上讲，Colin Sparks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实际上为我们建构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另一方面，尽管发展传播学有着特殊的研究对象、领域和方法等，但如果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为分界），那么Colin Sparks为我们建构的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实际上是从发展传播学视角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上述论断成立，那么我们便可以将Colin Sparks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的主题转换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对后发国家而言，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全球

化观？或者，我们究竟应当基于何种视角来认识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

Colin Sparks对此的回答，简单来讲，便是他所建构的那种综合借鉴「全球化范式」、「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新范式」。进而言之，他通过对国际层面「全球统

治结构」和国内层面「统治阶层」（Colin Sparks语）的揭示并将其纳入主流的全球化话语而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全球

化理论，亦即基于「全球统治结构」而强调民众参与的全球化理论。

显然，这种全球化理论对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是颇具诱惑力的，因为它把全球化时代影响后发国家之发展的内外在结构性要素都展现了出来，从而使我们洞见到了那种以诸民族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为依凭、以强调全球化进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呈现出来但实是以西方「理想图景」为判准的主流全球化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发达国家与后发国

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特质。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确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那么Colin Sparks所建构的这种全球化理论对中国而言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对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结构性不平等的讨论实是颇

不充分的。

一如前述，Colin Sparks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全球统治结构」的概念。从理论上讲，这个核心概念不仅是其理论有可能超越其他范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他对其他理论范式进行有效批判的理论根据。但颇为遗憾的是，从表现形式来看，由于对这个核心概念缺乏详尽阐释，使得他的理论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最终落空；而从理论根据来看，对这个核心概念之分析的缺失，也是使他对三种范式的检讨和批判略显零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我本人一直以我所谓的「世界结构」或「全球结构」为概念根据来分析全球化时代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条件。我的相关论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紧密相关的命题：

第一，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是当下全球化的世界却蕴含着结构性的不平等，亦即形成了一种我所谓的「世界结构」。伴随着全球化时代

的到来，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

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

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我之所以将中国所参与的「世界游戏」标识为「世界结构」，是因为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蕴含着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支配。[v][5]正如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2000：7）所言，「之所以出现市场的全球化，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议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不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在我看来，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强制性支配关系，不仅表现于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所关注的经济层面，亦即世界结构在允诺经由市场经济体制而使生产资料在全球达致优化

组合的同时致使中国在经济上处于一种日趋依附西方的边

缘化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在规则制度层面。众所周知，在一些颇具影响的领域当中，那些经由中国承认的所谓世界结构既有的法律规则或制度，实际上乃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而正是透过这些法律规则或制度而传入的某些价值，也在支配关系的逻辑中转换成了毋需讨论的单一性和终极性的标准。二是在一般的文化层面。众所周知，因意识形态的消解，科技的发展与文化确实发生了高

度的整合，但是在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关系中，正是那些作为「支配者」的西方诸国的文化正在伴随着科技的出口而出口，而那些作为「被支配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则在不断地被压缩、被压制和被抽空化（邓正来，2006：15）。

第二，与此前的现代化时期不同，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进行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亦即形成了一种基于承诺、而非基于「共谋」的支配。在现代化时期，由世界结构生成的「现代化范式」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支配作用，但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也是中国学者普遍忽视的是（亦即中国学者集体无意识的具体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支配」过程中与「支配者」的共谋，亦即中国论者对西方「现代化范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批判意识或无反思性的接受。显而易见，就这种支配而言，此前世界结构对中国支配的实效乃在于受影响的中国与它的「共谋」。据此我们可以说，

这种支配乃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对于中国来说只具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因为只要中国不与它进行「共谋」，那么西方「现代化范式」就无力强制

中国按照其规则行事并根据它进行未来的想象。[vi][6]但在后冷战时代，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进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

据此我们可以说，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由此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参与其间的这种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邓正来，2006：14-15）。

第三，国际法上传统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能拯救中国，我们必须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对世界结构中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对后发国家极为

重要，因为它凸显出了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与16世纪以降西方论者所宣称的主权国家「平等」之事实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紧张。根据前述的支配关系，当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开始。当然，这个「新帝国」时代所依凭的主要不再是军事战争和鲜血，而是信息、知识、资本和市场；更为紧要的是，「新帝国」或其他支配者在这个时代的目的，很大的程度上也不只是为了在世界中扩张和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在世界中把各自民族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当作物品加以推行，并经由推行这些民族价值或理想图景而将相关的社会秩序或

政治秩序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此，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

除了能够在对外方面为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保护人权和经济发展提供最正当的理据以外，所谓「平等」的主权，亦即主权的中国，不仅不是充分的，而且还有着相当的限度。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

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从强调「主权的中国」到强调「主体性的中国」的转换，根本的要旨便在于突破主权的限度，走向世界结构层面的「主体间性」，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不再是某

些主权国家决定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而是主体间性与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在交往和商谈中一起生成演化。[vii][7]

第四，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在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

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

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

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是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

向「非国家法律一元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权争夺」问题（邓正来，2009：7-193）。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一旦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就可以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

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

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但是，有发言资格并不意味着有发言能力。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

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的新特点。形势与政策论文

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新特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这些问题和以往安全问题又有些不同，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是当前全球化时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关键词：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化特点正文：从国家产生以来直至冷战结束,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军事和政治领域)吸引着各国政府的主要精力。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传统安全依然突出并有新表现的同时,非传统安全日益凸现成为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文章通过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兴起原因的分析,说明一个严峻的现实:在中国深入研究、切实重视并且认真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着其现实性、紧迫性和重要性。非传统安全是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的安全威胁”。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印度洋海啸及禽流感等一系列事件,使得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凸显出来,成为既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在过去各自相对封闭独立的生存环境中,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当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诸多因素相互推进与综合作用的产物。一、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之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作为一种安全形态,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影响扩大并引起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涉当代国际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结构变革和剧烈动荡。”全球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全球化的风险主要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快速性和严重性。“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与新挑战。全球化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加深的结果。在

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平安.doc

普天之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一个字眼 ———“安全”。三个事实，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人用“全球化”来度量今天的安全问题。这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但惟独到20世纪90年代，它才发生了质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一是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对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等政治

事件的发生，无数的历史学家曾经探询其背后的原因，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导致东西方分裂局面彻底瓦解的深层动因，是市场扩张。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通讯速度的改变，而是信息传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三是“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现，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是一般的、笼统的“全球化”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是我们观察、理解和处理当代安全问题的纲。别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动。因为安全归根结底是基于利益的关系。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与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世界在不断地发展，时代在不断地进步。科技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世界正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近，全世界之间的距离也慢慢的变得更加近，带来的结果便是全球化，全球化已经俨然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造成的结果便是世界各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球化有利也有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利用它的优势，尽量减少弊端，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我们知道，时代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也是国家安全环境的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在一個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生的，这就是“全球化时代”。毛主席曾经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而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更加促使了国家安全的全球化。一个强大的国家，兵不血刃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招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代唯一的超级大国，被几个游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场“全面战争”；对“SARS”和“禽流感”的防范，催生了“全球预警”机制；海啸、地震、飓风等也引发了许多国家的军事救援行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深刻影响的大背景下，我们面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新图景。当今世界，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性安全”。全球化时代给人类的安全问题帶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全新的变化，不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我们就搞不懂今天的安全问题和战略问题。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第一个本质特征是安全的两重性特征。利益规定安全，从来如此。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零和状态下国家关系的性质大多是单一性的，那就是对立与对抗，而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没有消除对立和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同步存在的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状况要求安全的行为主体把针对安全两重性的两手策略上升到战略手段的层面来运用，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只是改变了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范围，因而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一国的安全威胁往往具有了针对别国的性质。例如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户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而全球气候变暖效应所造成的地球气候异常直接危害了美国，卡特里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形势与政策论文—论我国当前周边形势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地区形势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周边安全环境在地缘方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表现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和“北稳、南和、东紧、西动”的不同态势。在外部因素中，台海问题，南海争端，中印边界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一直都是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其中，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边的国际形势。本次论文我就对中国的周边地区形势进行简要分析。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类型多元化存在，民族宗教问题异常突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地区。在我国周边地区，世界上人口过亿的10个国家有7个是在这个地区。既有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贫穷落后的老挝、蒙古、孟加拉国、阿富汗等，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冲突激烈，因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地区性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此外，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和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有宗教神权国家，佛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都能在这个‘地区找到很多的支持者和信奉人群。（一）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二）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三）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实现。（四）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外军事扩张日本是中国的海上强邻，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侵略并且其统治者至今对此没有清醒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掌握核武器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主要针对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五）南亚半岛和中国安全

中国周边国际形势分析

中国周边国际形势分析摘要：我国疆域辽阔，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相邻。我国周边各地域的政治格局表现出横向的差异性及纵向的变动性。从东、南、西、北各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也呈现出不同态势，大致可归纳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从海陆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可概括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处理好周边关系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关键词：周边关系冲突矛盾共同发展战略安全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条件。我国周边关系发展可具体分析为以下八个方面：一、朝鲜半岛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半岛南北双方真正走向和解，只有在中美等大国的支持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日本 2010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8周年。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日本政府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严重影响地区的稳定，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三、美国在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素，也是对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 Revised as of 23 November 2020

商学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世界经济概论学科论文题目（中文）：全球经济化的带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班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0816 组员（3人）：周微杨雪莉雷鹏指导教师：刘兴职称：副教授 2011年9月13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摘要】世界经济正从国际化阶段过渡到经济全球化阶段，即从国际化的世界经济发展为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关键词】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 1、经济全球化的带来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最近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全球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空前加快起来。经济全球化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据专家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ＩＭＦ）。“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其实，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方面。经济全球化，就是指所有或大部分国家中的社会经济活动超出一国的国界范围，人们在多国领域里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活动的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猛，吸引着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为了取得有利的竞争条件，开始把基地不断向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扩大，为大规模商品流通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迅速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资本跨国跨洲流动加快等等，不胜枚举。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下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将证明并已证明全球化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多数反对全球化的人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全球化，不是因为全球化使人们能够更加便利获取新技术、新知识和更多的信息。他们反对的是不公平的全球化，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干涉，使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取更大利益。右翼保护主义者也反对全球化，他们反对自由贸易给本国传统产业、民族企业带来的冲击。各种各样反对全球化的人，不管其动机如何，理由多么充分，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我们只能努力避免和克服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因素，尽量发掘和利用其积极因素，才能在此历史演变的关键时刻，顺应潮流，阔步前进。三、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a)贸易自由化与全球网络化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扩展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不仅规范了世界贸易的规则，而且进一步降低了各国海关和市场准入的门槛。在传统贸易方式的基础上，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其他如电子商务、电子贸易撮合、电子资金账等也逐渐开始推广。 b)金融、货币、投资市场的全球化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加快了金融自办的国际溜达，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讲台了资金的交易成本，提高额资本的效率，为资本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进行投资和筹资活动提供了便条件，带动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筹集发展资金变动更为容易，也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外汇管制的放宽和“电子货币”的流行，货币的国际交换和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投资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大。扩大直接投资已成为各国加强经济经济联系、发展国际分工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使生产要素的流动配置扩展到全球化。 c)人力资源流动的全球化人力资源流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性移民数量和范围的扩增、人才跨国培养和流动大幅增加、人才“隐性跨国流动”趋势增加。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十多年来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加大，对外贸易的地域和规模也迅猛扩展。在200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了9%左右的增长。并且，中国的经济总量于2010年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也引来了诸如“中国威胁论”等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言论。从大的格局来说，冷战结束，终结了中国与邻国间的政治分割。各国之间都基于各自长远战略利益与现实实际利益加以考、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的邻国包括了诸多国情差异巨大的国家,在整个世界上是较为少见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在与我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中，最为复杂的当属中日关系，其次为中朝与中韩关系。中国与日本关系之间，既有每每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紧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现实关系。钓鱼岛、参拜晋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日军遗留毒气弹、南京大屠杀等等的历史遗留问题。近几年，日本经济持续萎靡不振，而我们在今年年内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引起了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不满与敌视，也使日本政府对我国的态度更加捉摸不定。同时伴随着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中日关系在发展中又存在着许多隐患。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日之间关系的友好一面。现如今，中国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商品出口国，索尼、东芝、丰田、本田、马自达，在我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我们的产品也大量销往日本。这都可以说明，我们同日本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要求我们对待中日关系是要理智、客观、冷静。我国和朝鲜、韩国之间的关系，虽不如与日本那样复杂，但也是扑朔迷离、纷繁复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抗美援朝，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将“联合国军”赶出了三八线，保卫了自己和朝鲜人民的家园，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可以说，我们与朝鲜本应有着革命战友般的友谊，但是朝鲜核问题也使我们与朝鲜兄弟之间有些不愉快的小矛盾。我国与韩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历史上，虽然我们帮助朝鲜军民抵御了侵略，但在韩国人眼中，我们却是造成朝鲜半岛分裂现状的凶手之一。两国关系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改革开放后，现如今，我国境内现有超过一百万的韩国公民居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韩国人海外居住地。我国的白菜、葱、蒜等农产品大量销往韩国，我国大量持有着韩国国债，持有量位居前三。同时韩国也向我国大量出口汽车等工业产品，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同日本一样，我们与韩国也日益成为联系密切的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横跨要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代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界线，我国北方边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国家，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问题和安全隐患。同时，我国和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性状态，并且不会在短期内长生重大动摇。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第一章国际关系的形成一，早期国际关系有何特点？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货币关系落后，国家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国际关系的发展缺乏基本的动因，再加上交通和通讯手段十分落后，使得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处于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国际关系处于不发达、不成熟状态、总体上呈现出幼年期的显著特点： 1，偶然性。国际关系偶尔发生，简单、松散，影响不大，不具有必然性和有机性。 2，地区性。国际关系地域跨度狭窄，主要是邻近地区、邻国间的关系，活动地区受到限制，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亚地区性的特征。 3，有限性。首先是交流的内容有限，主要是一般商品和思想文化的交流。其次是交流的形式和途径极其有限。 4，幼稚性。首先是国际交往的方式、习惯较为幼稚。与不发达国际关系相适应的是，逐步形成了一些关于战争、外交、调停甚至仲裁的适用等国际惯例，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如何引发国际关系的变革？国际关系是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国际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巨大的变革作用，催生了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取得统治地位这一最深刻的经济动因，在欧洲促使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建立统一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运动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国家相继诞生。西欧民族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廓清道路，促进国内统一的民族市场形成，使同一民族居住的地域用民族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而在东欧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里，弱小民族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受到压迫和排挤，他们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推翻异族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总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三，国际关系体系是怎样演变的？现代国际关系是以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法利亚和会为启端的，由此形成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法利亚和会及其和约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贡献是塑造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它对国际关系的全球进程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包括领土主权）原则，从而使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国家体制成为现代国际关系活动的坚实基础。中世纪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体制，让位于由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独立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兴起，是国际法产生的必要历史条件。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是国际法产生的重要标志。和会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在欧洲大陆确立了一个相对均衡的多极格局，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拿破仑帝国瓦解后，于1814年10月至1815年6月召开了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主要调整了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各国的疆域，实现欧洲均势，重建欧洲和平。它为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力量的平衡，使欧洲大国管辖的领土面积大致相等。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欧洲的多极均衡格局，即由法国一国力图称霸欧陆回归到多强争霸欧洲的局面。维也纳会议对国际关系的贡献还有三个：(1)《各国关于禁止贩卖黑奴的宣言》；（2）制定国际河流航行的“开放”制度；（3）《外交代表等级条例》。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大国间的力量对比，法国战败削弱，意大利统一，德国统一后20年就一跃而成为欧陆头等强国，标志着支配欧洲政治的大国发生了位移，欧洲均势在迅速失去平衡，维也纳体系的崩溃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全球国际关系体系最终形成。国际均势结构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集中表现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斗争。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世界范围内大国的分布及其力量对比加速变化，一个新的全球性格局的雏形浮现。一场扩张和争夺的狂潮，终于导致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决定霸权的归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美、法、日、意以和平的名义建立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战胜国按照战后力量对比的变化重划势力范围，建立符合其既得利益的全球体系。压制和妥协早就了短暂的均势与和平。

分析中国周边形势

中国周边形势分析《香港商报》12月25日报道，朝鲜半岛局势紧绷之际，美国决定再加派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开赴东亚，亚太海域将出现三个美海军航母战斗群。中国海军少将张召忠向媒体表示，当三个航母战斗群出现在同一地区时，标志着战争就要爆发。现在“里根”号、“华盛顿”号与“卡尔·文森”号三个航母战斗群会师，被舆论视为60年来对中国和朝鲜的最大军事挑衅行为。自从南韩天安舰沉没、中日钓鱼岛之争和朝鲜韩国炮战，东北亚局势每况愈下，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演习愈来愈频繁，规模愈来愈大。今天以三艘航母战斗群配置东北亚，比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的规模还要大。众所周知，美国派一艘航母是战略威慑，两艘航母是备战，三艘以上则是作战。以今次规模来看，美国显然已开始备战，向世界发布东北亚必有一战的战争暗示。而如今东北亚各国都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其实，无论美国及其盟友打着什么旗号，最终目标都是中国，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崛起之势势不可挡，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时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新兴大国中国的快速崛起，作为当今世界利益的既得者——美国及其盟友，会允许其他国家同他们分享猎物吗?纵观世界近五百年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也就标着另一个大国的衰落，没落的帝国必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其衰落时间，尽一切力量打压和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速度，这是一个历史规律，也是一个国家的本质，任何国家做任何事情都是把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 2010年即将过去，我们回首今年中国周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暗藏着种种阴谋，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对付中国，在中国周边无时无刻都存在一群野狼，他们时刻盯紧中国，恨不得把中国一口吞掉! 斯里兰卡每日镜报24日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近期纷纷在其国防白皮书中将中国列为威胁或忧虑对象，一个美国领导的围堵中国的军事同盟正在形成。如果中国与这些国家未来发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概论学科论文题目（中文）：全球经济化的带来与世界经济的进展班级：国际经济与贸易0816 组员（3人）：周微杨雪莉雷鹏指导教师：刘兴职称：副教授 2011年9月13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世界经济的进展

【摘要】世界经济正从国际化时期过渡到经济全球化时期，即从国际化的世界经济进展为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关键词】全球化；世界经济；进展经济全球化的带来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最近十几二十年的时刻里，全球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空前加快起来。经济全球化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据专家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淌、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畴的经济高速融合”（ＩＭＦ）。“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样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错，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事实上，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方面。经济全球化，确实是指所有或大部分国家中的社会经济活动超出一国的国界范畴，人们在多国领域里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活动的趋势。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进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冷战终止后大多数国家把进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一些进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猛，吸引着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为了取得有利的竞争条件，开始把基地持续向成本低廉的进展中国家转移；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扩大，为大规模商品流通制造了条件，跨国公司迅速增加和规模持续扩大，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要紧载体；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展，资本跨国跨洲流淌加快等等，不胜枚举。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专门是信息技术的进展推动下显现的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进展和繁荣，这是世界经济进展的必定趋势，是市场经济进展的必定结果，历史将证明并已证明全球化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全球化时代,何处安放青春

全球化时代，何处安放青春在“阿拉伯变局”中的中东北非，在泰国街头的红衫军和黄衫军中，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以来反对派发起的历次重大活动中，都活跃着青年的身影。这是否意味着历史重新回到了20世纪初期，青年再次成为社会的主力乃至领导性力量呢？很遗憾的是，答案可能不是这样的。全球化的一代在中国，社会上很多人对“90后”抱有较多的担忧。这一代人出生时，多数中国家庭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幅提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更多。因此，“90后”这代人身上表现出了一些前面几代人所没有的特点，比如更加热衷于物质生活，思想观念上更加开放，责任感也更少，合作精神较差，吃苦耐劳远不如前面几代人等等。实际上，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中国。环球同此凉热，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如此，在发达国家同样如此。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了”，西方人甚至认为，全世界只剩下了一种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接轨还是改革，目标都是向这种唯一正确的道路前进。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在他们看来，私有化、自由贸易、代议制民主、言论自由、崇尚个人自由等成为全世界都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欧美的一切都成为全人类必须努力学习的典范，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概莫能外。在此前提下，全世界大多国家都被动或主动地被吸纳进了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实，这是被曲解的全球化。在一切似乎都有了正确的答案和标准的同时，“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似乎就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答案已经是确定的了，即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能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是基于互联网的兴起和迅速普及。出生于1990年代的这一代的成长与电脑和互联网普及几乎同步，因此他们在观念上天然地亲近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这代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淡漠，反感集体生活，以反对和疏离主流社会生活、价值观为荣。但全球化的首要含义是资本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这就意味着资本会本能地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地区。由于各种产业资本向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流动，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迅速衰落了。比如埃及的纺织业曾经是该国的重要产业，现在已完全衰落，中国台湾地区1990年代以来形成优势的电子产业近年来也已经进入衰落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当然会反映为就业机会的变化，随着传统优势产业的衰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就业机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和中国.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和中国.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取得了全面的优势,于是苏联解体形成的权力真空使尼克松时期一度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演变成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1 。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实力对比,美国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遂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尽管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最初提出的十四点宣言,如废除秘密外交、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的确是基于威尔逊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但当遭到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与后者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

中国周边局势

一、北部（含东北、西北）有俄罗斯、蒙古、朝鲜以及中亚其他国家与我国接壤，首先，我们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俄罗斯，这是个传统的欧洲国家，16 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横跨欧亚大陆，战略资源丰富、与我国相连的边境线约为4300公里。从历史上来看，俄国人并不是一只温顺的绵羊，他们有着斯拉夫人剽悍的性格，一直奉行领土扩张的政策，在近代史上，曾侵占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因此，我从心底里是讨厌他们的，从长久来看，我们还要加以提防。当前分析：俄国是一个重工业基础雄厚的国家，尤其是他的军工技术，处于世界前列，领先我国一大步；由于前苏联的分裂使俄国遭受重创，经济相对落后，军事实力也迅速衰落，随然目前已经在缓慢的恢复当中，但众多国内国际因素决定，他要完全崛起回复到前苏联时的强大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而且是非常艰难的。再加上目前受北约东扩的影响，俄在欧洲的战略空间被极度压缩，当前的主要精力是应对北约东扩的压力，尚无暇他顾；

并且，中俄两国现在已勘定了边境线，双方不再有领土纠纷，可以说，俄罗斯在可以预见的10年之内，不会构成对中国的威胁。而且，两国还面对一个共同的对手，这就是美国。在这里，不得不谈到美国，美国现今正想方设法渗透到中亚的蒙古及前独联体国家，以便对中俄两国形成分割包围之势，在两国背后设置炸弹。因此，中俄两国与其他中亚国家有必要在这一地区加强合作，迫使美国的这一阴谋不能得逞，从全球范围来看，中俄两国加强合作可有效的抵御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政策，维护全球战略的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还应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方面加强合作，维护边疆的稳定和祖国的统一。北方还有两个重要的国家，这就是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朝鲜是穷兵黩武，韩国是经济发达，他们又属于同一个民族，自朝鲜战争以来，分为两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我个人认为，在北方地区，将来对我国构成威胁的恰恰是这两个国家，为什么这样说？理由很简单，他们对我国都有领土要

全球化时代如何维护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当今时代，国家利益已经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向海洋、太空乃至无形的信息空间扩展，这些领域的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领域的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国家安全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局限于传统的“领土边疆”，更扩大到国家利益发展的“利益边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特殊产物，“利益边疆”并不是一个具有地域性指向的概念，而是指国家利益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内划分的界限和范围。当然，不管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如何变化，军事力量永远是最重要的。要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不仅要关注和维护领土安全、领海安全、领空安全，还要关注和维护海洋通道安全、太空安全、电磁空间安全等等，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最基本的安全利益所决定的。由于关注和维护领域的扩大，这就要求国家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除了以往对军队要求必须具备的战略能力，如战略筹划和指导的能力、遏制和打赢战争的能力、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战略态势的能力以外，军队还应：第一，强化海洋安全观念，提高维护海洋安全的战略能力。构建一支坚强有力的海洋安全战略力量，捍卫国家领海和海洋权益，保护国家日益发展的海洋产业、海上运输和能源资源战略通道的安全；第二，加强建设维护太空安全的战略能力。我们应该积极开发太空，不断增强航天实力，有效防范来自太空的安全威胁，为人类和平

利用太空作出积极贡献；第三，加强建设维护电磁空间安全的战略能力。构建一支强有力的电磁空间安全战略力量。我们应有效维护电磁空间安全，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保持掌控电磁空间优势，以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和生活正常运行，同时为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创造条件。在经济领域，国家应该更加注重内需增长，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太过依靠对外出口。一味依靠大规模的出口廉价制造业产品来保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策的通融、制度的保障，势必会助长企业家们为了谋取更多利益而降低劳动成本的势头，这样一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就在所难免；进而导致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萎缩，国家出口依存度进一步加大的恶性循环。对此，政府应该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条件，增强其消费能力，投入资金，保护环境。把握好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可以让利于企业，以降低企业的增值税或者是零售营业税的方法，刺激国内市场，甚至国家可以考虑对企业进行退税的方法来增加减缓企业受到金融危机压力的影响。全球化时代，军事与经济对国家发展来说缺一不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而经济发展可以反过来促进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强。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论文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论文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与新“乱子”有所增加，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等，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是因为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复杂。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有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中国还有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6个海上邻国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此外还有非接壤但有着密切关系的近邻国家等，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邻国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二是因为在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在这些领土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上，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反映了周边某些国家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它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和平主义政策，造成对中国不利的既成事实，谋取现实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在未来边界谈判中的地位。三是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从发展趋势上看，似乎中国正在逐渐确立自身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

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增大了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印关系、中韩关系等双边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四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同盟体系。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此外，美国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等保持着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特别是，日美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美国的战略是维持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试图排除任何一个大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可能发起的挑战。因此，近来美国的战略东移，试图牵制中国崛起的意图更加明显。不过，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存在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是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巨大，是许多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持一种多少有些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防范心理，担心从经济上受制于中国。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这在几年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中已经有清晰的体现。其次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随着中国的发展，很多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感到焦虑。对此，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理念和政策举措，来缓解这方面的焦虑，包括新安全观、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建立一系列伙伴关系、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

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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