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中国》读书笔记

《作为方法的中国》读书笔记

沟口雄三是日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以鲜明的批判性和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闻名于世。其中《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其著述中论战性最强的一本，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和研究角度。全书作为一个论文集被分为三个部分，本人在阅读中又重新加入自己的理解并整理如下。

一、近代中国像

（一）被扭曲的近代中国像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洋务—变法—革命”这一阶段论模式被当作理解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基本框架。按照以往的主流观点，洋务运动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夭折，取而代之的是中体的变革，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变法派以树立立宪君主制为目标而进行的戊戌变法，但新政仅仅维持百日便以失败告终。此后，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章炳麟和孙文等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上述阶段论所包含的大致内容，即从保守、反动到进步的阶段论。

沟口雄三指出，以上基本都是从毛泽东革命出发对历史的回顾，其中已经混入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进化史观的历史价值观念，理论和评价先入为主，因此制造出了一个主观性的“近代中国”，而这只是一直以来被扭曲的近代中国像。近代中国的研究迫切地需要确立一个广阔深远的视角，以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来透视清代史和现代中国。也就是说要抛弃所有的偏见和成见，脚踏实地地根据事实来俯瞰从清初直到毛泽东革命这一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过程。毕竟，近代中国最直接地继承的正是清王朝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在考察近代中国时，清朝的研究必定是无法缺少的第一步。

（二）中国基体展开论

正如上文所述，在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问题上，曾经有很多人都以“洋务—变法—革命”这一有名的阶段论为依据，即把洋务看作是视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工业（西用）来温存清朝专制体制（中体）的阶段；把变法看作为因洋务的失败而试图变革王朝体制、树立立宪君主制的阶段；把革命视为进一步否定清朝体制走向共和制的阶段。沟口雄三在《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一章中通过对这一阶段的重新思索，对过去的近代中国研究的方法论和态度加以批判性的考察。

沟口雄三将战后与上文所提的阶段论密切相关的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的立场

和方法整理为六大类型，即近代论式的、超近代论式的、历史唯物论式的、人民（农民）论式的、政治性的以及民族感情论式的。后两种类型由于性质问题，沟口没有进行分析，只是就前四种类型结合上述阶段论来进行考察。他通过分析指出，上述前四种方法和立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里仍旧残存着把旧中国视为“落后”的看法。然而“中国到底是不是落后”作为一个一般命题原本并不成立。因为这里所说的“落后”是以欧洲、日本作为参照对象对比得出的评价，具体来说就是比较生产指数、国民收入等数据。但这种数据上的比较与中国的文明、历史落后与否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况且，就算是以数据来说明问题，中国的先进和落后都只能以其自身作为参照来进行比较，而与欧洲、日本等第三者毫无关系。由此，沟口指出了“守旧—洋务—变法—革命”这一假说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对中国这一历史基体缺乏洞察，抛弃了其自身的事实。这一假说之所以能流行不衰，就在于不管是专家还是一般民众，日本人对于“中体=…落后?”这一欧洲透视法始终深信不疑。

在上述基础上，沟口提出了自身的立场，即基体展开论的立场。所谓“基体论”，就是说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长期持续的种种现象在不同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上，所以中国的近代应该从近代与前代的关联来把握。其关键就在于，沟口认为中国有中国固有的展开。而且这里他所说的“中国”，是指南北混合，辽、金、元、清等异族与汉族不断冲突混淆的过程中，在发生变形的同时被牢牢继承下来的“基体”。所谓“固有的展开”，就是指以基体自身的内因为契机的辩证法式的展开。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把中国近代看作是所谓“西方冲击”的承受者，而应该将其理解为“旧中国”的蜕化过程。这是因为“西方的冲击”虽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运动，仍是“旧中国”基体的延续。对此，沟口做出了很详细的论证，指出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虽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日常伦理、民间习俗等方面都受到了“西方冲击”的作用，但这种冲击并没有破坏甚至瓦解前近代以来的结构，而是往往在中国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并最终以中国独特的形式出现。可见，西方很多先进的思想虽然有其普遍性的价值，但就其形态来说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也并不代表可以完全照搬到中国。总而言之，中国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实现近代化过程的。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的时候，首先应该以受到西方冲击之前的前近代的历史

因素为基础，从其独自性出发，来探究其变化和发展的具体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中国自身。

在表明自身的立场之后，沟口重新审视了“守旧—洋务—变法—革命”这一阶段论假说。他首先要求消除顽固、固陋和开明、进步等关于守旧和洋务的评价，继而从变法、革命、洋务三者在时间和阶段上的前后关系中把变法、革命抽离出来，看作是洋务中的政治部分。这样，就可以重新对洋务、变法和革命进行界定：变法就是洋务具体实践过程中对军事工业甚至政治制度、国家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具体内容，革命又是变法中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变革。因此，从范围上来看，甚至可以把“洋务—变法—革命”整理为范围从大到小的不同领域。

二、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

（一）“中国近代”的相关概念

要理解沟口雄三所主张的新的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首先需要明确他所论述的相关概念。

（1）中国的“封建”和近代

在论述“封建”这一概念的时候，沟口首先总结了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在回顾江户时代时所认为的“封建”的含义：第一，“封建割据”，即闭塞的、排他性的、寡头专制的村落主义；第二，“封建专制”，即“人民”在政治上、社会上没有权利的状态；第三，“四民不平等”，即世袭或固定的身份等级秩序。从这三点可以看出，日本人头脑中的“封建”概念是根据江户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政治、社会关系而形成的，是一个贬义的概念。但是在中国，“封建”是三代遗制之一，在其产生之初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种理念，即温暖的政治渗透于各个角落、上下往来畅通无阻、有德者位居高位的秩序井然的状态。和日本一样，“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国也与制度相关；但和日本相反，在中国，制度本身就被视为理想。

现在说起的“封建”，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作为制度论的封建，上文提到的日本和中国的封建观就属于这一方面。第二，作为时代区分论的封建，它是欧洲和日本的时代划分中的一个时期，在近代之前，与近代相衔接，在回顾的时候由于从近代的视角出发而往往成为被否定的对象。第三，历史发展阶段论中的封建，即从进化史观的角度来考察，认为近代比封建时期更为进步，境界更高。

第四，生产关系论里的封建，即地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对抗关系——地主、领主垄断生产资料，农民则是封建剥削的对象。欧洲和日本的封建无论从时期还是发展阶段来看都在近代以前，并且其社会是制度论和生产关系论、即所谓封建性的上层建筑和封建性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的社会。“封建”这一概念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是极为自然的。

然而，中国的封建和日本、欧洲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被称之为封建的时代到周代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所谓封建就是领主制、就是和近代相衔接的前一个时代的常识性知识，与中国的现实是不相合的。但是现在的许多研究者却接受了诸如“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国家”、“中国革命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之类的说法，也就是认同了前近代中国是封建社会这一前提。这种观点其实只涉及了“封建”这一概念的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生产关系论的封建，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正如本段开始所提及的，“封建”在中国作为一种包含了理想政治状态的概念，历来是被推崇的。至少在晚清以前，封建社会往往是人们所想要重新恢复的理想时代。由此，在中国，“封建”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前两个和后两个之间是有一个断层的，这就是中国的“封建”不同于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的根源所在。

从制度论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封建”一词由于其所包含的理想的政治制度，从明末到清初都是人们努力想要重建的。明末以降，出现了黄宗羲等人在“封建”的名义下对皇帝专制的批判和试图利用封建制等级结构的多层性反过来限制皇帝专制绝对权力的尝试。清代的封建论则是在围绕官制的讨论中出现的。到了晚清，封建甚至被等同于地方自治。但由于统治阶级对于地方自治所怀有的恐惧心理，清代虽然出现了诸多的封建论，乡官的设置最终也没有成为现实。不过，虽然在政治上的地方自治未能实现，但在经济上，地主阶级却日益掌握实权，并最终通过经济上的力量而使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此后，随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的人数的急剧增加，自治论进一步上升为省级自治，最终走向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省独立宣言，导致了清朝的崩溃。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把清代封建论的演变看作是一股革命的潮流。

从制度论的“封建”转化为生产关系论的“封建”，这种转换的契机来源于晚清从欧洲传来的时代区分论和发展阶段论。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社会通诠》

等的出版开始，以夏商周三代为理想状态的复古史观被推翻，封建作为一种分封制度，也不再等同于自治。此后，陈独秀又忠实而急进地照搬了《社会通诠》的理论，封建也就被看成是时代划分上的古代，而且是一种残存于现代的遗物，是中国历史阶段论上的落后。在这里，“封建”的含义从最初的制度论加进了时代区分论和发展阶段论的内容。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渗入，“封建”完全转变成了生产关系论上的用语。在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封建”一词由褒义转为贬义，并广泛为人们所接受。

至于近代，沟口指出，它在以往和“封建”一样，被所谓的近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限定在了历史发展论和生产关系论的范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近代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至于时代的区分，则往往将中国与欧洲近代相遇的时间看作是其近代的开始，因此鸦片战争就被看作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但由此一来，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就成了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此，沟口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亚洲的近代应该从自生的近代和外来的近代两个方面来把握，不管是外来的还是自生的近代，都应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近代化过程。

（2）天下、国家、生民与国民

中国虽有数千年的历史，却只有众多的王朝而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名，如果一定要说有，也只有“天下”。中国直到晚清都没有产生国家意识，创建近代国家显得尤为艰难。

其实，中国并非自古就没有“国家”这种说法。但古时候中国所谓的“国家”一般指的是作为统治领域、机构的国和统治者的家，也即朝廷。民与这里所说的“国家”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民是天生的自然存在的“生民”，王朝=国家只不过是构架在生民之上而已，所以生民并不会被卷入王朝=国家的命运。国家=朝廷的命运是由君臣等所谓的肉食者来负责的，但是天下的存亡，则是人人有责的。国亡而民不亡，天下亡则民也亡。所以与国相比，天下有着更优越的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洲“国家”入侵中国，为了与其对抗，中国不得不创造出与其类型相同的国家与国民，于是天下和生民也就不得不被包摄于国家和国民之中。中国的“国家”和“国民”正是由于纳入了天下和生民，因而表现出与欧洲和日本的巨大差异。在建设强大的独立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天下的生民”被套进了国家和国民的框架里，使得原来具有的世界普遍性遭到了扭曲。也正是因

为如此，天下、生民和国家、国民往往被视为“近代”的落伍者，最终也没能上升为一种主义。

（二）考察“中国近代”视角的转换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存在着两种主流倾向：一是对中国的蔑视、批判和否定的方法态度，二是以竹内好为代表的同情和支持的方法态度。前一种态度是对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以追随欧洲的方式来处理其所谓的亚洲后进性而产生的否定和批判。后一种态度则是从相反的视角对前一种态度的否定，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路：中国把因为缺乏欧洲式的近代而造成的落后作为前提或条件，结果反而实现了日本所没有实现的自下而上的彻底的社会革命，即在政治上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共和主义体制，在思想上根本打倒了作为封建体制教学的儒教道统。这种观点，试图通过扭转“先进—落后”的视轴，把落后看成是不同层面的、新的所谓第三种先进。但从本质上来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在“先进—落后”的框架内追寻、解决问题，其最终指向是以西方文明作为评判中华文明的标准。也就是说，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预设，即以西方为中心，来解读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从这两种观点出发，我们都只能取道欧洲的视线，而不能实实在在地根据中国自身历史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真实的中国。

由此，沟口雄三提出了新的考察视角，即结合中国以前近代为基础的“异”于欧洲的独特性来考察“中国近代”。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时，没有必要以欧洲为媒介，因为中国本身就拥有独特性，应该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自身的脉络中凸显中国社会的演进。

三、建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一）沟口雄三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文中沟口雄三对于中国学研究的根本立场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他独特的研究视角。

第一，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沟口在他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他的基本学术立场，即要彻底撇开“西方中心”的世界一元化价值观，否定西方近代原理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以平等原理和多元世界来看待东方和西方，在亚洲内部寻找亚洲自身的近代，从中国历史中发现中国固有的原理。

第二，近代内发式视角。内发式近代是指欧洲资本主义入侵以前已经在中国

内部酝酿成的中国历史进程。沟口认为，中国王朝体制的瓦解是由于内部的历史动力而引起的，只是恰好在其瓦解之时遭到外国文明的入侵，由此加剧了中国局势的混乱。在这个瓦解的过程中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理念却经历了清末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相互扶助理念等等，最终基本上得到了继承。可以说，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它所继承的是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第三，欧洲价值体系相对化。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被当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被人们不断拿来试用，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各学科的研究，也影响到海外汉学的发展。沟口雄三由此反对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论，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欧洲为标准随意解释中国的古代，而是以中国为媒介，把现代日本、亚洲乃至世界问题化并对其质疑。

（二）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其主旨就在于“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换句话说，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通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判以往的“世界”，在将欧洲相对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相对化，要用这种连同日本一起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而以世界为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向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学东渐，亚洲固有的学术受到欧美思潮的毁灭性颠覆，失去了文化的自我。在整个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亚洲沦为一个供研究和解剖的“对象”，而不是有着自觉研究思绪的“方法”。即使是后来有学者提出“非欧洲”的主张，也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之一。针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思路，沟口雄三创造性地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也就是要抛弃西方的研究方法，代之以独特的研究视角，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中重新构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从中国自身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中研究中国，在中国历史的内部逻辑中，建立起一个观察点，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的解释。

“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主旨就在于通过对中国的独自性原理的发现，来使欧洲的原理相对化，在“集合多远特殊化的前提下结构…世界?图景”。这

种全新的认识论以历史求真的态度破除了“欧洲=先进”的意识形态预设，从而为真实地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但是，沟口的立场并不是狭隘的民族或种族立场，而是一种更为博大和宽广的人类立场。他要求站在人类普遍性的立场、多元性的要求和看法之上来开始中国研究。他所理解的普遍性，不是过去所被人们默认的欧美中心主义的“普遍性”，而是不同民族、种族的话语之间多元化的视野交融，是各种特殊性之间的普遍性。自此，西方的特殊性不再被误认为是世界的普遍性，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也不再被笼统地看作世界的普遍性。在这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中，西方经验返归为一种特殊性，东方经验也自有其特殊性，只有对整个东西方的特殊性经验进行观察和比较，才能真正认识和定义“近代化”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内涵。

总而言之，《作为方法的中国》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本。书中许多创造性的研究，对以往一些通行于国际学术界的观点和认识方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其研究成果，值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