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 中学语文教学手记

中学语文教学手记

王丽

前年夏初，当我收拾起我的教科书、我的备课本和我平时在学校用的一应物件，走出H中学那带着十九世纪欧洲风格的铸铁缕花大门时，我对这份职业的热忱、灵感和骄傲将永远留在H，再也找不回来了。我无法想象我还能在另一所学校，面对着另一群孩子，重新开始我的讲台生涯……

我是经一位长者的引荐来H中学当代课教师的。那时我刚从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在浙江老家曾当过12年中学和师范语文教师的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重操旧业。这不光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喜欢它带给我的尊严感和年轻感，也不光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更重要的是，我想体验一下在北京当教师的滋味。

说起来，我的运气还真不错。我所任教的中学不仅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而且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其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创办于1871年，在中国教育史上曾一度与燕京、金陵、圣约翰这些名牌学校齐名。一百多年来，它虽历经沧桑变迁，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名校所特有的雍容大度和既古老又青春永在的风范，一如校门口花坛中央那口被芊芊芳草围绕着古老的校钟。

我教的是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课。上过几堂课之后，我开始觉察出H中学的学生与我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差异来。也许是从小生长在我们这泱泱大国的京都，“早充观国宾”之故，H中学的学生显得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敏锐、内心更丰富也更有激情，且特别富于幽默感和善于言词。总之，在他们身上，有一股京都长大的孩子特有的气质——当然，这与他们大都来自文化层次较高的家庭和从小学到初中受过较好的教育有关。

这一切加快了我与他们的沟通。在课堂上，我鼓励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展开讨论。我们的讨论常常从课文内容出发联系各种社会现象：从“学雷锋运动”到当前社会上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的不道德行为，从日本政府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到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从金庸小说到流行歌曲……在讨论中，我和学生们似乎达成一种共识：语文课本身就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

然而，我很快深深地感到苦恼。首先是教材的陈旧、落后。在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真正从语文的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其余一半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且还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便是写景抒情文章也是如此。如第一单元选的三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难老泉》，均作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其思想意蕴都明显打上那些年代的印记。另外，像报告文学这种注重新闻性、现实性的文体，课本中选的仍然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五十年代的作品，真令人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

记叙文是如此，议论文的情形也许更糟。除了领袖讲话和鲁迅作品之外，其余几乎都是一些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平庸之作；而更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总共28篇课文中，竟没有一篇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仿佛使用这本教材的老师和学生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末，而是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后来，我还找了高中其他年级的语文教材来看，情形也大同小异。面对着这样的教材，我常暗自发问：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累深厚，从古到今，名篇杰作举不胜举，挑出几十篇、上百篇适合中学生读的绝非难事，为什么偏要选一些如此陈旧、平庸的作品塞给学生们呢？

但我别无选择。我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一方面要考虑到学生应付考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教学生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名篇杰作，哪些只不过是平平之作。如教第一篇《雨中登泰山》，我没有按“教参”的讲法一味说好，而是在肯定了文章的可取之处后，又谈了自己的看法：写景有堆砌罗列之嫌，太“死”、太实，缺乏意境和神韵；文章意蕴不深化、不丰富，缺乏让人回味的东西，且全篇找不出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精彩之笔，更谈不上有鲜明的特色。学生们愕然了——他们从小学到初中，从没听过一位语文教师如此评论一篇课文。在他们的印象中，凡选进课本里的文章都是无可挑剔的，尽管他们自己并无这种体会，甚至没兴趣去体会；但我这种讲法却使他们觉得十分新鲜，他们的兴趣反而被激发起来。时间一长，他们也渐渐领悟到如何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别一篇作品的高低优劣。

没想到教材给我带来的更大的烦恼还在后头，那就是课后练习的编排设计。为了省事，还是举《雨中登泰山》一课的练习为例吧。其中有这样一道思考题：课文处处于一个“雨”字，创造了“人朝上走，水朝下流”的诗一般的意境。作者下笔是怎样点雨的？收笔又是怎样点雨的？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姑不论“人朝上走”云云，天晓得会是什么“诗一般的意境”，我敢断言此文作者李健吾先生是肯定答不上来的；而且，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绝不会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换言之，只有自己毫无写作经验的人才会想得出这样荒唐可笑的问题，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教材中比比皆是！每次遇到这样的题目，我都是尽力克制住内心的反感，将“教参”上的所谓“标准答案”抄给学生，以便他们将来应付考试。

相比之下，上述这类题目还不算是最离谱的，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时下流行的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题，以《雨中登泰山》一课为例，请看题目如下：

四、下面是课文中的一段话，后面列出四种分析，把最能确切反映作者意图和表达方法的一种选出来。

课文：略

1．作者运用借代、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在逆境中奋斗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2．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的千姿百态、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3．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在逆境中奋斗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4．作者运用借代、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的千姿百态、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这种绕来绕去的习题，让人一见脑袋立刻发胀，哪里是语文练习？分明在挖空心思捉弄人！我忍住气耐着性子才把题目看明白。按照课文的意思，我想选第（2）项不会错吧！但翻开“教参”一看答案，却是第（3）项。我冥思苦索，最后总算琢磨出编者的玄机：在编者眼里，这些泰山上的松树原来都是政治生物，都在“逆境”中“奋斗”、“自豪”！这岂不是分明在教人牵强附会，甚至投机取巧吗？我的年龄使我有幸未曾经历过反右，文革时也没资格成为红卫兵，可我从这道练习题中完全能想象政治上的牵强附会多么荒唐而可怕！……但我却不能擅自改动答案，我又只能将自己的见解连同“标准答案”一并端给学生。

解答这类题目仍不算是最苦恼人的，要你自己来编写这种形式的题目，那才

是痛苦不堪的事。每每期中考试由各校自行出卷，这个任务自然落到各科任课老师头上，由于我常为此“叫苦”，其他老师体谅我，特意将最简单的一部分题目分给我出，但我还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折磨。我的思维怎么也不能构想这样一种题型：即必须做到供选择的四项答案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其余三项都是似是实非的，而且在意思表达上只许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存心让学生乍一看一头雾水，须经过一番全神贯注的仔细斟酌比较之后才可能判别出来——当然，结果“正确”与否，只有天知道！这种任务对我的智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真是空前的挑战，我每次都须绞尽脑汁，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直弄得头胀如斗才算勉强完成任务，但别的老师一看总还能挑出不少漏洞。

后来听说，这种题型是在使用计算机改卷之后出现的，目的是追求判分的“准确性”、“科学性”，避免人工改卷难以避免的“随意性”，但似乎没人想到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语文不同于理科。理科考试用计算机改卷也许确有好处，而语文课则不然——语文课的内容不是抽象的公式、定理、定义、概念，而是凝聚着作家（广义）的思想、情感和才华的有血有肉的作品。由此可见语文课本身就带有很多模糊性、多义性的东西，大至课文主旨，小至一句话、一个字，都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本不能用“非此即彼”这种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在语文教学中，迷信计算机式“判分”的“准确性”、“科学性”，付出的代价是无数少年的生机和灵气！

我的这些苦恼和想法当然不能无保留地向学生们倾诉，我怕的是孩子们若完全按我的想法去学语文，将很难对付那些逼人就范的种种考试；但千虑难免一疏，有次也闹出个小小的“乱子”来。

在高一语文课本中，有朱自清的两篇抒情散文——《绿》和《荷塘月色》。我对朱自清的作品本来比较熟，对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和有关传记也多读过，备课时又查阅了近年有关朱自清散文的评论文章；当然，我也翻阅了“教参”，但我觉得那上面讲的实在太“死”、太陈腐，我宁愿按自己的意思来讲。

那几节课是我一个学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尽量深入浅出地给学生们讲这两篇作品的意境美、神韵美、语言美，也讲朱自清的人品道德学问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而对我来说，这样的讲课彻底打破“教参”的桎梏，从中也体会到一种找回“自我”的美妙感觉。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讲到《绿》的寓意时，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见解并稍加发挥说：在当时正值青春韶华的作者心目中，梅雨潭的“绿”，其实已幻化成（或者说已升华为）一种至真至纯至美的象征，它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所以作者称它为“女儿绿”，并连用几个女性的“她”字来称呼它——因此，这篇作品的寓意也可以看成是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深情热烈的讴歌。这个见解虽然与教材上讲的大相径庭，但学生们觉得十分新鲜、有意思，于是便牢牢记住了。

偏巧到了期末考试时，区教研室统一出的卷子中就有这样一道题：

这一段文字（指有关“绿”的那段描写）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请用简明的语言加以概括。

标准答案是：“表达了作者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而我的学生中有好几个都答是：“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讴歌。”结果被扣了分。

这件事使我哭笑不得。当然，我不是说“标准答案”的就是错的，但这样的答案就像是一顶帽子，拿来安在随便哪篇写景抒情散文的头上都差不离——因此，这不是滥调又是什么？

不过，还有比滥调更误人子弟的判断题，如：

A、描写梅雨潭的绿，观察点是梅雨潭。（）

“标准答案”是“梅雨潭边”，因此，这道题是“错”的。

D、最后通过想象把梅雨潭的美提高到了神妙的高度。（）、“标准答案”

是“把梅雨潭的绿的美……”，因此上题也是“错”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题目，除了出题者，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能做“正确”？有人说：现在中学的语文考卷，连大学教授都做不出来。其实，越是大学教授越做不出来，因为它太荒谬了，荒谬得令人匪夷所思！只是苦了当学生的，除了绞尽脑汁，努力去捉摸出题者的思路和死记硬背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作文教学中，也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怪招；至于议论文的作文教学，则完全是公式化、教条化的。课文分析是本着“教参”上说的“提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著名”公式来教的（教材中选的课文几乎都可以纳入这个套子），初中这样教，高中也这样教，一以贯之，我戏称为“三股文”，比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更厉害。

应该说，议论文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有感而发的。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恰恰相反。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一定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越是重大的问题越无法解决。因此，很多议论文名篇杰作并不打算解决什么问题，只以其议论的精辟、精警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思考，并以其审美价值给人以美的感受。如果按“三股文”的要求，鲁迅的很多杂文都是不合格的！

这里，我还不能不提到，近年高考作文的题目设计走的也是“三股文”的路子，题目的繁琐、怪异、刁钻，也是挖空心思才想得出来的，仿佛存心要将学生考“焦”、考“像”；然而高考一过，报上却是一片叫好声，称赞题目如何新颖呀、训练如何全面呀等等。不过，就我见闻所及，叫好的都是某些重点中学的特级或高级语文教师，未见有语文专家学者出来认真讲几句话，实令人感慨系之。

幸而也有例外，上海的高考作文题就出得高明得多，如前年的《责任》、今年的《我看课外阅读》，端端正正，大大方方，且贴近学生生活，可惜未能在全国推广，让那些歪点子一意孤行。

我常常想，如果使这些素质很好的北京孩子自觉地多接触、多关心校园外的广阔生活，凭他们敏感的心灵、活跃的思维、“早充观国宾”的眼光，他们的写作兴趣和能力一定会有明显的提高。在高一语文课本第二单元后面有一项写作训练，内容要求学生分小组选择一个合适的问题，制订采访提纲，采访校领导、团干部或教师。我想，何必规定得这么死呢？何不把采访范围扩大到校外，让学生自己选择对象作一次社会采访。

我的设想立即得到学生们的热烈响应。他们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在短短两周的课余时间里，两个班八十多名学生分组或单独采访了不同社会层面、十余种职业、近百人次对象。在这些采访对象中，有国有大厂厂长、银行经理、国家体操队教练、球星、大款，也有下岗女工、外来打工仔、小保姆、卖报老人、残疾人，甚至还有地铁乞丐、癌症病人、吸毒者的亲属、离异家庭的孩子……。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人第一次以一个自觉的社会观察者的眼睛来窥视这个充满悲欢哀乐的大千世界。从他们写的采访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大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关心社会，为一些陌生人的生活和命运而思考、而欢乐或担忧……。

一个采访报摊老人的女孩在采访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卖报是最简单不

过的活儿，谁都会干；可是，当我陪老人守了一下午的摊子以后，我才体会到这活儿的艰辛，明白挣钱的不容易。那天是星期六，老人一直守到傍晚，眼看天都擦黑了，买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可老人还没有收摊的意思。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长期在老人这儿订报的顾客今儿不知为什么还没下班来取报。老人说，既然答应人家了，怎么也得等他，要不一会儿人家来了，一看摊子没了，多窝心呀！这平平淡淡一句话教我寻思良久，我明白了什么叫‘敬业精神’，什么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什么叫‘平凡中的伟大’！”

我真忍不住要对孩子们说：这才叫作文！学作文原就与学作人分不开的。

最别出心裁的是一帮采访北京名刹——法源寺的学生。他们七人结成一小组，组长是一位挺能干的女生。他们与一位远来中国佛学院深造的年轻僧人展开一场十分生动有趣、富于人生哲理的对话。在八十多篇采访记中，他们的采访记别具一格，让我这当老师的想起来就觉得高兴、有趣，文长不录。不过，我曾给《中国校园文学》杂志写过一篇综合报导，其中摘录了他们的妙文。据编辑部的朋友说，那篇报导发表后，反响挺好，有读者再次给我来信，但我那阵子正忙得焦头烂额，没写回信——不过，我自知我的这些做法都有头无尾，愧对学生和读者！

我虽然教了多年的中学和师范语文，但从我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便时时想着不要当“教书匠”。也因此，多年来我一直读书写作不辍，使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始终保持在一种敏锐、活跃的状态，读书、教书、写作三者构成我生活的等边三角形；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暂从“教书”这口“井”里跳出来，开阔视野，更新和充实自己。我在H中学所做的这种教学试验，完全是出于对我国长期以来语文教学的荒唐谬误的痛切感受，也出于对学生的责任感——使我高兴的是，在这我种教法的影响下，学生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越来越浓，随着他们读、写、听、说诸项能力的提高，他们也渐渐摸到了对付那些“歪题”的窍门。在高一学年末的语文考试中，我教的其中一个班的语文平均分甚至超过了号称“天之骄子”的级段重点班，名列全年级第一。当然我也知道，我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不可能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长期的教学实验计划；但我深深感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不然，不知还要祸害多少代人。

我曾在96年的《中华读书报》上见到一则资料：1995年上海华中理工大学对该校3511名新入学的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做了一次中国语文水平测试。测试结果，总平均仅为63.9分；其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均不及格。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够发人深省吗？记得王蒙先生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现在优秀的人都不当教师了。”若果如此，中国教育还有什么希望？

由于学校的人事变动，我不得不离开H中学了。在离去的最后一堂课上，我对学生们说：“感谢你们给我这愉快的一年！虽然我也有苦恼，但这是我教师生涯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年。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因为你们是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

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再去当教师，但我想：我应当将我这一年的感受和思考写下来，倘能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便是对我这一年工作的最好的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