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欧洲福利国家的结构性危机

社会变迁与欧洲福利国家的结构性危机

代恒猛1，颜永琦2

（1、中央编译局，北京100032；2、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欧洲福利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结构性危机。文章认为，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是基于工业化阶段的社会结构和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福利制度模式，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变迁是当前欧洲福利国家危机的直接动因。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并对福利国家的未来走向作出预测。

关键词：福利国家；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结构性危机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10）12-0083-07

社会变迁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这一概念表明，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一经确立，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比较稳定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但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和外界不断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在这种不断更新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突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关系，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为此，必须着眼于新的社会结构和需求，对原有制度进行适时调整和重建。这种适应性调整先是局部的、缓慢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突破原有结构体系的桎梏，完成新型制度体系的整体性建构。社会变迁这一概念和理论，成为人们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本文拟从社会变迁的视角，通过对西方学者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考察和剖析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现实危机问题及其未来发展。

一、欧洲福利国家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

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针对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社会福利模式。工业社会是以工厂为中心的大规模、集中化和标准化机器大生产为基础，在产业结构、就业模式、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以及社会福利需求方面具有整齐划一的特征。这种整齐划一的特征为福利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统一管理和标准化组织奠定了基础。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带来产业结构的急剧调整和生产组织形式、就业模式的深刻变化，并由此引发传统的基于工业社会而设计的福利国家模式的结构性危机。

1959年夏，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学术讨论会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首次使用“后

收稿日期：2010-10-20

作者简介：代恒猛，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颜永琦，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

工业社会”一词。在1973年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前工业社会依靠原始的劳动力并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直接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在经济上，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的中心；在社会科学上，它是新的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的阶层原则的开始。从这个领域，人们可以后退一步，更加一般地说‘后工业社会’意味着新中轴结构和中轴原理的兴起；从商品生产社会转为信息和知识社会。”[1]（P535-536）后工业社会理论得到了西方学者的广泛认同。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概念及其区别于工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其中，美国未来学派代表人物约翰·托夫勒提出，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使“欧洲生产系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与工业时代相比，生产形式和组织形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金融的高度集中和生产中心的日趋分散现象正在出现。因此，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将越来越多，而且将出现具有细胞特点的公司组织。有薪全日制雇员的

—普遍模式将被多种工作新形式所取代”。一句话，“工业革命造成的人们所熟知的群体社会——

—正向着‘非群体化’演变，价以及它对群体生产、群体交往、群体教育和群体政见的严重依赖——

值观念、家庭形式、联络交往、宗教、技术，从政治到诗歌一切方面的多样性将会开始取代工业社会的统一性”；第二，“在世界范围无情的经济竞争中，各公司对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优先于以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因此，被技术破坏的就业机会可能会开始超过其创造的就业机会”；第三，“由于财富的主要来源非物质性成分越来越大，所以经济的流动性增强，瞬息万变。它不受领土界线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它围绕着生产网络而不是疆域来组织自己的活动。同时，由一个国家乃至几个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所制定的经济管理政策也失去了效力”。[2](P88-90、225-226)信息化进程中呈现的新型经济和社会结构，直接冲击了基于工业社会特点而设计的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在《转变中的福利国家》一书中，欧洲福利问题专家埃斯平·安德森则明确指出，当代福利国家面临着两种挑战：一类是专门针对福利国家本身的；另一类是由外在力量引起的。在前者，现存的社会保障体制与日益增长的需要和风险之间有越来越严重的脱节。这是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例如，单亲家庭增多），职业结构的变化（专业化和变动性加大）以及生活周期的变化（生活周期正变得曲折和不规范）造成的。因而，人们对福利国家应付和满足新需求的能力越来越不满意。在后者，福利国家的危机由于变化的经济形势（例如，增长的放慢和“非工业化”）和人口趋势（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而加剧，这种经济形势和人口趋势威胁着现存福利国家所作的承诺在将来的可行性。现代福利国家适合于一个过时的社会秩序；它有各种普遍和平等的理想，这些理想的形成与一个同样性质的产业工人阶级相联系。后工业社会的特点由职业和生活周期的更大差异表现出来，这种差异还意味着更加不同的需求和期望。由于职业上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需要更灵活的调整，由于改变了的家庭安排，妇女的就业不再被忽略，所以，人们也面临更加多种多样的社会危险，由此带来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结构性危机。[3]（P9、12）综合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伴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福利需求，西欧社会福利系统的传统设计显示出明显的制度滞后：一方面，适用于老式工作概念和家庭关系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模式所提供的保护，大多数是针对曾经存在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目前已不存在或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不断产生的新风险和更为紧迫的新需求，现有社会福利体系却越来越不能提供帮助。针对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结构“脱节”与“错位”的情况，吉登斯指出：“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社会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4]（P17）艾斯平·安德森指出，许多国家中的社会保障的大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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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在一个已经不再通行的过时的社会经济秩序中，这使得它不能对新的危机和需求作出适当的反应。[3]（P9）

二、欧洲福利国家结构性危机的现实表现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种整体性的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对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职业分布、社会阶层、家庭结构等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加之老龄化趋势带来的欧洲国家人口构成的深刻变化，使欧洲福利国家日益呈现出严峻的结构性危机。

1、科技革命和经济结构的急剧调整，使大规模结构性失业成为常态

高就业率是福利国家的重要支柱，而大规模失业从根基上动摇了福利国家制度。施罗德指

—年老、患出：“打着传统烙印的社会国家总是要尽可能广泛保障人们对付生活中的各种变故——

病、失业、贫困。这个制度建立在把一种毫无例外地终生就业当作社会常态的设想基础之上。但是，我们知道，在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和技术社会中，这种毫无例外的终生就业可能会变成罕见的例外。”[5]（P36）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而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却面临着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危险。“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将成为成本最昂贵、却可有可无的部分。科技却成为成本最低廉的要素。任何时候只要发展出一种可以取代人力的科技，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马上就被取代”。[6]（P96）“正如由于拖拉机的采用，马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日渐缩小，乃至消失一样，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也将会由于电脑的引入，而逐渐丧失作用”。对于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而言，企业迅速地改革其组织结构，加快技术更新和裁减人员的步伐，以适应科技革命发展和高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的经济竞争形式。在此过程中，“它们取消了传统的管理层次，压缩工种分类，建立了工作小组，培训了多面手员工，缩短和简化生产和分配流程，简化行政管理”。对于这种大规模结构性失业的社会后果，里夫金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被卷入了一个强大的新技术革命之中，这次革命可能带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社会改造。这个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意味着更短的劳动时间，为千百万人造福，但同样的技术力量也可以很容易地导致失业的增加和全球经济萧条。“如果高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并由这种提高带来了收益的剧增，但这种收益的增加并不为社会所共享，而是主要用于增加公司的利润，只让股东、企业高级经理和正在出现的具有高技术知识的精英受益的话，那么贫富差距的拉大将会造成全球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荡”。[7]（P10、12、18-19）

2、信息业和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使就业模式日益呈现“弹性化”

机器大工业以工厂为中心，以大规模的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为基本特征，因而在传统工业社会，工厂制度中的集中就业是典型的就业模式，社会就业呈现单一化、整体化和全日制化等特征。服务业和信息业恰恰相反，可以用“居无定所，分散灵巧”来概括其基本特征。新型就业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新的就业岗位大多集中于服务业，工作时间非全日制化，工作地点分散化，就业方式灵活化，薪资水平悬殊化。就业的这种“弹性化”趋势突出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大量出现了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家庭就业、自营就业、派遣就业，以及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等多种就业形式。生产组织形式的这种变化无疑会带来就业结构和就业形式的变化，使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就业模式日趋多样。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公众社会》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描述：“劳动就业市场所发生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时而中断其职业。在知识社会中，人们将学无止境。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认为：‘早上作猎人、中午作渔夫、晚上是严厉的批评家。’现在，这种乌托邦主义在某些人身上滑稽地再现出来：早晨作送报人、白天作专业副手、晚上是严肃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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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司机。”[8]（P91）以德国为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所谓“360马克的工作”大量涌现，即工人以大量钟点工、临时工的形式获取每月360马克报酬的低工资工作，这类工作不受常规劳动力市场规章的管理，资方也不必支付社会保险税，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以及服务对象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弹性化特点。另据资料显示，德国从1983年以来，临时工大约占劳工总数的10%，而法国，1983年为4%，1990年达到11%。在美国，临时工只占2%左右，但是在新创造的工作中却占据了20%，以至于在过去20年中，美国临时工总数增加了4倍，超过200万人。[6]（P91）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洲、丹麦、荷兰、挪威4国的部分工时人员占受雇人员的比例更是分别高达18.0%、24.3%、23.5%、28.6%。

3、中间阶层呈现衰落状态，使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趋于两极分化

二战以后，中间阶层的兴起和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现象。由于中间阶层处在两大对立阶级的中间地带，因而成为缓和阶级冲突和平抑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大社会力量。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不仅中止了中产阶级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且反过来还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日趋萎缩。美国前劳工部长瑞奇指出，“经济成长与一般劳工的福祉已没有关连。数百万名白领管理人员和中级经理，正加入蓝领生产工人的行列，成为黄金年代衣领磨损的工人”。[6]（P101）这一过程用格雷的话说，就是“工人阶级再次无产阶级化和先前的中产阶级的非中产阶级化”。[9]（P326）大致说来，美国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的趋势大约在1980年停顿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从70年代初的75%下降到67%。西欧国家同美国情况相似，中间阶层的扩大主要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在80年代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到了90年代，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则呈

—中产阶级的安乐现加速递减的态势。“自由市场似乎正在实现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死”。[10]（P85）中间阶层的衰落，标志着西方社会的重新分裂。“全球市场专门奖励‘科技贵族’。但是，这些市场权贵以外的每个人都深受其害”。[6]（P115、98）这种状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在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一道深广的鸿沟，一边是拥有技术和机动性，在全球市场左右逢源、得其所哉的群体；另一边是缺乏这些优势，或是认为任由市场继续扩大，会危害社会安定的人。这种分裂使福利国家对“社会整体化”的追求和努力的化为泡影，使西方社会曾经抑止住的社会和阶级矛盾重新激化。正如《全球化陷阱》的两位作者指出，“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在进行造反，而是目前社会中间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民主”。[11]（P15）

4、劳动力跨国流动日益频繁，使福利国家代际契约基础受到冲击

随着各国经济的紧密交融和相继开放劳动市场，国际移民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问题也日渐突出。除了每年以商务、旅游为目的的短期人口流动以外，世界移民也在以每年200至400万人的比例不断增加。据推测，目前世界上移民有1.25亿人，大约相当于日本人口的总和。其中，欧盟每年约有非法移民300多万人进入，各种非法和合法移民，还不包括短期暂住人口，目前已经占据欧洲人口的很大比重。以德国为例，截至2002年底，德国目前有人口8240万人，而外籍人口已经达到750多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9％之多。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向国外流动趋势也日趋明显，每年进入非洲的移民约达30至50万人。人口的跨国流动给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多重压力。就向内移民而言，外来人口虽然暂时解决了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无论外来人口是否享受国内福利，都会使福利国家固有的社会福利系统支离破碎：要么增加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要么凭借无福利保障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抢夺发达国家公民的就业机会。就向外移民而言，大规模人口流动也给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带来冲击。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是按照“国民资格”来组织实施的，即使国内民众移居国外，其依然可以凭借“国民资格”而获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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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绝大部分社会福利。这在实际生活中就造成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问题，如报载，一对移居美国的德国夫妇，他们一方面悠闲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滩散步，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德国源源不断获得大笔社会救助。更为重要的是，跨国移民的日益频繁，使福利代际契约基础受到破坏。西方学者指出，福利国家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的客观依据是多数人在它们的一生中要经历一些同样的人生阶段，因此，对与这些阶段相联系的各种机构产生了大致同样的需求，而且在同样的人生阶段向这些机构作出同样的贡献，并期望由此获得大致相同的福利。跨国和跨地区移民的增加，打破了工业社会中将人的一生划分为若干个相同的阶段，以及在此基础上实行代际转移支付和代际保障契约。

5、女性就业增多和社会地位提高，使传统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日趋瓦解

欧洲国家的福利保障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和其稳定的家庭关系奠定了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微观基础。但是，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和女性就业的增多，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欧洲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信息社会中，服务业和信息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和主要经济部门。由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女性更适合在服务业和信息业中就业。女性的大量就业带来女性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大幅提升，由此促进女性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如1998年，瑞典妇女占国会议员席位的40％，同期德国占25％、瑞士占20％、奥地利占24％；公务人员主管级领域，瑞典妇女占39％、德国占26％、瑞士占28％、奥地利占24％；学术机构与技术部门里，瑞典妇女占64％、德国占49％、瑞士占25％、奥地利占46％。1998年，在国民所得方面，瑞典妇女占有比率为45％、德国为35％、瑞士为32％、奥地利为34％。女性就业的增多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必然带来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巨大变化，使“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而以夫妻双方同时拥有工作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的家庭模式开始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在这种新型家庭模式中，由于缺乏“依附”和性别分工，家庭关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突出表现为，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着家庭关系松散、离婚率急剧上升以及单亲家庭和非婚子女问题日趋严重的状况。如1994年，英国有32％的新生婴儿是在婚姻关系之外出生的，而在法国、丹麦、瑞典等国，这一比例分别高达35％、47％、50％。[4]（P93）西方学者指出，“贝弗里奇50年前创造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代福利。他生活的世界是由核心家庭、全日制男性就业和国家计划构成的。……但今天的英国不再是贝弗里奇所处的英国：妇女如今占劳动力大军的一半人；长期失业已成为结构性和地方性的问题”，“今日英国，最具破坏力和腐蚀性的莫过于社会结构的破裂和社会凝聚力的丧失。我们生活的社会，越来越被犯罪、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家庭和社会的分崩离析所困扰”。[12]（P169、283）

6、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使福利国家转移支付政策前景堪忧

随着二战以后出生的一代逐渐走向退休阶段和人口生育率持续降低甚至是负增长，西欧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日趋突出。据法国《论坛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在发达国家中，意大利64岁以上的老人比例最高，占人口的18%，日本为17%，德国和法国大致为16%，荷兰14%，美国13%。在英国，199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8％。[13]世界银行则预测，在未来的30年中，其比重还会上升，到2030年达到29.6％，然后进入稳定状态，150年后即到2150年仍然维持在30.9％。[14]（P225）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导致社会养老金支出日趋膨胀，目前西欧社会的养老金发放已经占到社会福利支出的50％左右；另一方面也对福利国家现行的“现收现付”转移支付政策形成了严重的冲击。由于各国缺乏养老金的原始积累，二战以后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实行的是现收现付的政策，即用在业者交纳的养老金来支付目前退休者的养老费用。但是，按照现在的老人增加幅度，日本到2050年将由3个劳动者养活2个退休者，而目前德国已经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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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劳动者养活77个退休者的境地。这种情况将迫使国家不断加大在职者的养老金税率，提高老年人的退休年龄和降低养老金标准，以维持福利国家的代际转移支付政策的正常运转。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老龄化问题计划部主任保罗·S·休伊特指出，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西欧国家即将进入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这一历史性变迁意味着，主宰了20世纪的社会思维的失业问题很快就会让位于劳动力短缺的社会危机。二战以后为了在太多的工人当中分配太少的工作岗位而设计的政策——

—慷慨的失业、丧失能力和退休救济金，加上为了实现稳定

—在供应紧缺的劳动市场的新时代里，将严重地适得其的就业而牺牲效率的劳动规章与管制——

反。这一事态发展有使福利国家丧失其实际意义的危险，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安排福利国家自身。因而,老龄化使“二战以后福利国家面临终结”。

三、当前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得与过时的社会权利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形式随之崩溃，新的社会形态需要重新确定社会的权利与义务以组成新的社会结构，保障新的结构中社会成员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15]（P29）考察当前福利国家现实问题，要重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的基础作用，剖析在信息化进程中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的制度滞后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同时，社会福利不是孤立的、局部的问题，它几乎涉及社会所有领域，受到诸如社会思潮变化、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以及人口构成与家庭关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西方国家在如何处理好平等与效率、国家与私人、统一与差别的关系上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影响和制约着福利国家的改革和未来发展。

从当前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加速发展，西欧国家传统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福利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民族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组织和调控能力也随着资本和产品的全球自由流动而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继续照搬国家干预、平等优先和统一标准的福利国家模式，不仅会存在社会福利制度和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越来越“脱节”的问题，而且还会因为成本的“昂贵”而削弱福利国家产品的全球竞争力。用英国学者约翰·格雷的话说，就是“以为过去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在向下协调力量的作用下原封不动的保留下去，这是与全球市场有关的许多幻想中最为危险的一种。相反，社会市场体制正在逐渐被迫自己毁坏自己，以便它们能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与社会和劳动最低的经济体进行竞争”。[16]（P202）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时完全抛弃平等、国家干预和统一标准的口号，又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1）由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养老金领取者、残疾人以及抚养子女的单身母亲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制约了福利国家改革；（2）西方议会民主制和政党选举制度决定了各政党在竞选时只能空许动听的“福利诺言”，即使上台后也不敢贸然取消福利国家制度；（3）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身份性”特征，绝不可能轻易放弃；（4）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市场存在失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将社会福利计划完全交给私人举办，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是难以设想的。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西欧各国在福利国家问题上陷于“二律背反”的困难境地。“要不要改”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关键是如何改，这才是当务之急。目前，西欧多数福利国家都立足于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和需求，开始主动地将部分社会福利计划转交给私人或社会团体主办，或者由私人机构承担绝大多数社会福利费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双重福利体制”，即较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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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越来越多地利用私人保险计划，享受较好的公共服务，而大多数社会下层居民则不得不继续依靠国家福利计划。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强调“更少的普适性和更多的选择性，更少的集中性和更多的分散性，以及更少的单一性和更多的多元性”。[17]可以预见，西欧福利国家将会朝着“福利社会论”所指引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会兼顾“福利国家”的一些基本理念和主张。至于改革的步伐有大多、进程有多快，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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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