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殖民主义_双重使命_的研究

研究综述

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

郑家馨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关于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问题在各国历史学家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近年来,我国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等问题上。

一、马克思提出“双重使命”理论的历史背景

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提出这个理论问题,今天已经不太受到人们的重视了。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和英法海底电缆的启用,展示了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和世界各国历史愈益整体化发展的趋势。当时经济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工业化(实际是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资本集中、主张维持小生产的反历史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系列论文中,批评了这种反历史的倾向。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恩正在深入研究印度历史。马克思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到1850年英国向印度输出总值已达802万英镑,其中仅棉纺织品一项输出就达522万英镑,占英国出口总值的1 8强,占棉纺织品出口总值1 4强,“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在他们摧残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

力”。①马克思还注意到50年代初英国已在印度试建铁路445公里。②而印度总督戴贺胥于1853年提出备忘录,规划在印度修建六条大铁路,由英国私人投资,殖民地政府免费给地并保

证5%利息。③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撰写《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总结对印度

①②③杜德:《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第174—178页。

杜德:《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

(R .D utl ,T he Econom ic H isto ry of India in the V icto rian A ge ),伦敦1956年版,第174—17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5页。

史研究的观点,把英国消灭印度当地手工业当作革命行为来描述①,认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②这一物质基础一个是世界交往的工具(铁路、轮船等),一个是人类的生产力。马克思从来不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人类建立新世界(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认为殖民主义(以英国为例)一方面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会破坏殖民地(以

印度为例)的社会整个结构;另一方面又必然会“造成新的生产力”,“播下新的社会因素”。③但

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被英国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是印度取得独立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英国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由此,马克思作出了总结性理论概括:“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

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④又说“英国在印度斯坦造

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它在造成

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⑤马克思关于“双重使命”的理论是非常深刻、辩证的。然而,一百多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个理论的理解不一,把握不准,也出现一些明显的误解和失误。如有的学者认为,1853年马克思所说英国殖民主义完成的“双重使命”的对象,仅仅是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印度社会。应当指出,由于当时的科学提供给马克思的材料十分有限,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简略不详,亦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这既给后代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研究天地,也留下了不少容易引起猜测甚至穿凿附会的地方。

二、对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不同理解

11西方有些学者(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多线说”观点出发来论述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作用,认为既然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社会是一种“停滞”的社会,没有自身发展的可能性,那就只有接受殖民主义的刺激,才能“打破东方停滞的千年循环”,结束社会的长期停滞状态。以意大利学者梅洛蒂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近年来以“历史发展多线论”为核心,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强调东方社会本身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因而殖民主

义在推动东方社会前进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⑥以色列学者阿维内里进一步全面论述这个问

题。他认为,东方社会“没有任何内部变化的可能。为中世纪欧洲社会变化创造先决条件的任

何因素这里都不存在,连可能成为类似条件的因素也没有。”⑦他列举几个因素,认为这些因素

包括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观念在中世纪的印度和中国都不存在,因而也就缺乏与私有财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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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　界　历　史 1997年第2期①②③④⑤⑥⑦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塞?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1页。

伴随的内在紧张关系,没有对个人主义的要求,没有渴望实现“市民社会”自治区域的压力,而这些,阿维内里认为都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既然这一切先决条件,东方社会都没有,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的一体化也不利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观念的产生,所以“东方帝国的政治可以变化,

而其社会或经济则始终不变。”①既然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导致欧洲资本主义产生

的那些条件不可能在亚洲重现,在这种条件下,殖民主义则成为非西方世界实行现代化的先决

条件,而殖民扩张的主要影响就在于它促进现代化的作用。

②中国学者罗荣渠亦持“一元多线”历史观。他认为“关于殖民主义的两重性问题首先涉及一个理论问题: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单线的还是多线的。”按单线说,既然任何民族都按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经历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那么每个民族(或社会)都会找到内在力量来实现这种大的社会变革。他不同意单线说。在他看来,“马克思认为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这种内在自我变革的力量,故而这种社会革命需要靠外来的破坏力量来引发”。“这是理解殖民主义‘双重使

命’论的一个理论前提。”③他还认为,在非西方世界“即使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早就出现过资本

主义的稀疏的萌芽,但传统结构形成了稳定的发展定势,因而即使出现推动大变革的某些单个条件,也不可能形成突破传统的决定性的推动力。那里向现代化的变革的启动力量来自外部

……。”

④21另一些学者认为,讨论殖民主义对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进程。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早有明确的观点。他们认为殖民主义的客观结果带来了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古老世界的崩溃,为落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但这只是客观结果。用“多线史观”去评说殖民主义很难使人接受。潘润涵指出,所谓多线史观实际上是两线史观,:一条是西方的,欧洲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条是东方的,亚洲的,停滞不前,冻结在文明的门槛前,充其量是原始社会的局部解体,它不仅自己无力走向资本主义,甚至无力进入封建社会。有些美国人在阐述这种史观时就是这样说的。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封闭的、板结的,自身缺乏发展机制,推动其发生变化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从这种观点出

发,“只能认为欧洲的殖民入侵使非欧洲社会产生了现代化效应,是值得‘欢迎’的”。⑤持这种

观点的人“认为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潘润涵批评说“这是不实之词”。

⑥31第三种意见认为,要把两种使命作为一个整体,看作一个过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步骤。在过程的开端,“建设性作用”就寓于“破坏性作用”之中,而在整个过程的进展中,破坏性作用同样也寓于“建设性作用”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中两个并存而又矛盾着的方面,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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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①②③④⑤⑥潘润涵:《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具有自身现代化的能力》,载《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潘润涵:《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具有自身现代化的能力》,载《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罗荣渠:《我的四点意见》,载《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经济的再探讨》,第17—20页。

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经济的再探讨》,第17—20页。

个非常深刻、辩证的悖论。也有的学者认为,在理解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时,要注意在这两方面使命中都包含着阻碍和促进两种作用的因素,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破坏性使

命起阻碍和消极作用,建设性的使命才起促进的积极作用。

①41第四种意见不同意学术界中这样的看法:“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是一分为二地评价殖民主义,既看到殖民主义的罪恶也肯定了殖民主义客观上的进步作用”,认为“这种看法值

得商榷”,因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意义”。②有些学者单就殖民主

义的作用问题发表看法,他们批评“直到今天还有人要重新评价殖民主义,要肯定它客观上的进步作用,而且把这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殖

民主义统治导致历史的大倒退。”

③51外国许多学者更多地从“功”、“过”角度来评价殖民主义。五卷本《殖民主义在非洲》的

作者甘恩和杜伊格南认为,“真算起账来,殖民主义是功大于过”。④“我们不同意被人们广泛接

受的假设——殖民主义与剥削应该划等号。……因此我们把欧洲在非洲的帝国主义解释为文

化变革与政治统治的动力。”⑤罗德尼(D ?W ?Rodney )等人则认为

“殖民主义只有一面——它是一个吃角子老虎”,殖民主义对非洲纯粹是一场灾难,除了不发达与落后外,没有带来任何

东西。⑥乔姆斯基(N .Chom sky )也持类似观点,在《第五百零一年:征服在继续》一书中坚决不

同意殖民主义的侵略、征服和破坏中有“合理因素”(指更发达的科学技术、更高级的生产方

式)。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殖民主义史研究的学者菲尔德豪斯将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看成是祸福相当、功过难分。他认为“对殖民主义不应像往常那样赞扬或责备,如果说它没有做什么事情来消除殖民地的贫困原因,那么也不能说是它首先使殖民地陷于贫困。殖民帝国有着非常深远

的经济后果,有好的,也有坏的……”。

⑦三、怎样准确地理解’双重使命”理论

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对东方社会的破坏性作用和建设性作用的论述,是一个十分辩证、深刻的悖论。许多学者认为,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必须进行真正全面的、科学的论述。近年来关于“双重使命”的研究和论述逐渐深入,涉及到过去没有触及到的问题。在以下六个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上都颇有新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评价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道德判断同历史研究不容混淆的问题。许0

9 世　界　历　史 1997年第2期①②③④⑤⑥⑦菲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

(D .K .F ieldhouse ,Co lonialis m 1870_1945),伦敦1983版,第105页。罗德尼:《欧洲怎样使非洲成为不发达的?》(W .Rodney ,How Europe U nderdeveloped A frica ),坦桑尼亚1972年版,

第223页。

甘恩、杜伊格南:《殖民主义在非洲》

(L .H .Gann and P .D uignan ,Co lonialis m in A frica ,1870-1960)卷1,剑桥1969年版,第22—23页。

甘恩、杜伊格南:《帝国的负担》

(L .H .Gann and P .D uignan ,Burden of Emp ire ),伦敦1967年版,第382页。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载《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

梁志明:《马克思关于“双重使命”,的论述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载《北大史学》第3辑,第29页。

多研究者都指出,评价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一大“难点”在于道德判断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过去我们在评判殖民主义时,差不多完全从政治斗争角度考虑,而从人类社会发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就很少,因而对殖民主义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林承节认为政治斗争方

面的考虑是需要的,今后也不能少,但是政治斗争的考虑和社会发展的考虑必须结合起来。

①何芳川认为,仅仅用政治批判的眼光来探讨殖民主义,往往会局限我们科学研究的视野与胸怀,妨碍我们对殖民主义作整体的把握与认识。同时又指出,在注意这方面的局限性时我们也

应该避免容易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状况?郑家馨同意这样一种说

法,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从道德观角度来看是非正义的东西,却往往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者是历史发展暂时所需要的,因而是进步的。因为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恩格斯曾赞扬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指出在善和恶的对立的研究上,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较起来是很肤浅的,因为费尔巴哈根本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而黑格尔则指出过从道德观上来看历史事情,是

荒诞的。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③这种冷峻的真理往往是

人们的情感难以接受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历史作用,正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进步完全背

离的一个尖锐的事例。④李安山强调指出,我们要切忌将道德评判与历史研究混淆。这并非说

研究历史不需作出道德判断,但论(往往包含某种道德判断)须从史出,道德判断与历史研究不可等同。殖民主义者是否应该侵略和统治殖民地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具体评估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则是一个历史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混同,在政治或感情上或可满足某种需要,但在学术

上则不可取。⑤历史学家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社会上出现殖民文化沉渣泛起,国际上在前殖民国家中也出现一股“重新殖民化”的鼓噪,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指出它在历史上有客观进

步作用的一面(虽然只是“一面”)是否不合时宜。其实,从认识上解决殖民文化的影响问题还是

要从追根溯源做起。殖民文化沉渣泛起实际上是未彻底清除的殖民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在殖民时期几百年中,殖民主义者为了配合军事、经济、政治侵略,着力征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心,他们大肆宣扬“西方文化优越”、“大和民族最优秀”,极力树立价值标准的“西化”和“东洋化”,培植被统治人民的崇洋(西洋、东洋)心理。当然,崇洋心理产生的另一根源是对殖民主义侵略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陷入了盲目性。现在看来,过去进行的大批判为什么对崇洋媚外思想的清除成效甚少,以致死灰复燃,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这种大轰大嗡的“大批判”并未使人民对殖民主义的侵略达到真正深刻的理性认识。

我国历史学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只有这种理论真正把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对于殖民主义这种具有二重性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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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①②③④⑤李安山:《对研究“双重使命”的几点看法》,《北大史学》第3辑,第58页。

郑家馨:《具体分析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载《北大史学》第3辑,第4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0页。

何芳川:《如何更准确地评价殖民主义》,载《北大史学》第3辑,第26—27页。

林承节:《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几点认识》,载《北大史学》第3辑,第19页。

29 世　界　历　史 1997年第2期

史现象,只能自觉地依据马克思所教导的辩证分析法,一方面充分地无情地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性,一方面承认它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适当地肯定它在客观上的历史进步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仅批判殖民主义罪恶,而且能够有说服力地说明殖民主义的各种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能够从容地对付殖民主义及其遗留的种种历史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以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的理论来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殖民主义已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退出历史舞台(在一些小岛屿的殖民地也正在撤退)。现在,我们评价殖民主义基本上是对早已发生的历史事实作历史研究,应该力求真正全面、科学、准确地把握这个已逝的历史现象。再说,有些历史现象的全部性质只有在事后的历史发展中方能逐步地充分呈现出来。殖民主义作用的研究对于曾经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来说,不是轻松的论题。如何把政治斗争(政治批判)的考虑同社会发展的考虑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世界殖民主义史和各国殖民史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几个“难题”:首先是如何准确评价与资本主义共生的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一种“方便的”、“省麻烦的”办法是,只讲殖民主义的消极作用、负面影响,即只讲它的罪恶方面。对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刚从殖民主义下摆脱出来的人们来说,这种“一个方面”的论述从感情上是容易接受的,理性上也是习惯的。但是,这样“一个方面”的论述,难以理解世界近现代的发展史,难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的进步的道理。如果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的几百年殖民统治留下的只是一片黑暗,只有衰败,没有发展,只起反动作用,没有使东方社会有所前进,哪还谈得上什么“人类的伟大进步”?①其次,实际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直接或间接的殖民统治下,无论经济、政治、社会都有很大变化,如果不了解、“双重使命”,就不能正确说明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东方人民的历史活动当然是这种历史性变化的主要动力,但仅仅“这一方面”还不足说明为什么这种变化只发生在殖民时期开始以后,只是在“双重使命”所创造的前提条件下才发生的。同样,为什么殖民时期能启动一些东方国家(印度、中国等)的现代化进程?是哪些力量在起作用?为什么启动以后,直到印度独立、中国解放时,取得的成效不大?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有所发展又不发展,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又迈不开大步的局面?这都要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实现的正负面影响去找原因。②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则能够深刻而圆满地解释这些问题,因为它辩证、全面地论述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作用,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之中。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说实现“双重使命”的殖民主义者主观上满怀着无可怀疑的侵略、掠夺的目的,客观上其社会行为却对东方社会起着改造的作用?一般地说,近代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的社会行为受三种力量的驱使和制约:个人(或集团)的利欲及获利的最方便手段;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当地传统文化对域外力量的反应。在这三种力量影响和制约下,近代西方各国在殖民地一般都形成再造自身的功能。例如,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地移植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重建了卡斯蒂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把母国的政治机构和观念移植到殖民地。葡

①林承节:《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几点认识》,《北大史学》第3辑,第22—23页。

萄牙在巴西建立的殖民机构鲜明地体现了母国的专制特点。英国在白人移民殖民地(如北美)将其自身的政治观念和经济制度移植过去。而在土著居住的殖民地(如印度),英国与历史上著名的征服民族罗马人和土耳其人不同,后者满足于征收贡赋,让被征服民族的旧生产方式维持

下去,英国则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民族。①英国的生产方式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马克思总结过一条历史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如果征服者文明高于被征服者,其结果则相反。英国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高于东方各国的封建文明,东方文明影响不了英国,却受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改造。

其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于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基础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由于资源配置合理,经济效益很高,在同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较量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对东方社会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经济结构能起解体作用,最终使后者受到结构性的破坏,并促进了东方社会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为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

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②第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性高额利润给予宗主国资本输出极大的刺激。殖民主义宗主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资本达到很大规模,约占英国资本输出总额的50%、美国的43%、意大利的48%、法国的30%、荷兰的40%。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铁路,采掘工业、农业加工工业和银行金融业方面规模尤为巨大。例如英国对印度的资本输出到1901年已达到415亿英镑,每年可得利润4000万英镑,已超过它在商业、航运业方面利润(2800万镑)。巨额的利润收入便是英国“将铁路和工业制度的其他产物介绍到印度来以后……便不能把改变的巨轮停

顿下来”的原因。③殖民国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投资兴办工矿业、交通事业和农业的规模愈来

愈大,英国仅在印度就修建铁路65203公里。在投资过程中,殖民国家一般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目的在于破坏自然经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一系列改革,否则它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殖民剥削便很难进行,因而它需要通过经济和行政手段将农业结构转型为生产农业原料和其他经济作物服务;推广西方教育(英语或法语教育),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建立适合殖民统治的一套政治机构;引进西方思想观念,制定社会立法。总之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领域进行广泛的改革,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现其“双重使命”。

根据林承节对印度史的研究,到帝国主义阶段“双重使命”的建设性作用表现最突出、最有力。④例如印度独立前65203公里的铁路87%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修建的,印度纺锭从

1879年的140万锭增加到1914年639万锭。⑤在上层建筑方面,本时期也实现了比以往更大

幅度的改革。破坏性作用也更加深入广泛: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封建经济结构、小农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受到了远比以往更为深刻的破坏。这些无疑对促进殖民地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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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①②③④⑤当年日本纱绽为241万绽,中国约30万绽。见杜德:《今日印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61页;樊亢:《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295页。

林承节:《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几点认识》,《北大史学》第3辑,第16页。

尼赫鲁:《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7—748页。

民地的劳动社会化,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客观上积极作用。所以也不能说,到了帝

国主义时期殖民统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已无任何客观的进步作用可言。

①第四个问题是,影响人们评价殖民主义客观历史作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殖民主义的消极作用确实太大了。第一,即使在它起着积极作用的时候,消极作用仍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它。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也总是同野蛮的屠杀、掠夺和压迫以及损人利己的种种安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马克思曾尖锐而形象地把殖民主义实现“双重使命”比喻为用人的头盖骨做酒

杯盛着甜美的酒浆。②这种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殖民主义固有的内在的二重性,是其本

质属性。人们看到的是,破坏性使命的实现一方面消灭了停滞的村社结构,对自然经济等传统结构给予摧毁性打击,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在许多地区则破坏了人民的和平生活,甚至导致种族灭绝,摧毁了本地的民族工业,夷平殖民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消灭了当地的传统文明等令人发指的殖民暴行。随着亚洲式社会基础的被摧毁,东方社会中先进、美好的事物也被一并摧毁。

第二,出于殖民主义私利,破坏性使命对旧式社会结构的摧毁,在任何地方又都没有比较彻底地完成,如应该摧毁的封建土地关系,却用立法手段予以保护,在印度甚至制造出一个柴明达尔封建地主阶层作为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

第三,在实现建设性使命中,殖民利益高于一切,牺牲殖民地人民利益,宗主国绝对不许建立殖民地极其需要而可能与宗主国形成竞争的工业部门,对不顾阻遏建立起来的民族工业则百般压抑、限制,对关键性工业则予以扼杀,因而形成殖民地工业的片面、畸形发展,以及对宗主国经济的结构性依赖。

第四,在执行“双重使命”中,殖民地人民遭受掠夺的程度加剧,印度人民在19世纪下半叶遭受饥荒24次,官方估计死亡人口2000万人以上,非洲人民在“建设性作用”表现较突出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口最多。在英国向印度大量输出资本期间,每年从印度掠走的财富高达115亿英镑。由此看来,建设性工作开展愈多,殖民主义者获得的利润和掠走的财富数量愈

大。

③第五个问题是,“双重使命”在不同的殖民地完成的情况悬殊很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对于历史研究尤有重要意义。因为宗主国的经济、政治情况不同,“双重使命”在执行和完成的程度上将大相径庭。由于各殖民地区的情况、殖民剥削对象、生态条件和社会集团的不同,因而它们所受的影响在量和质上都会有很大的差别。殖民的前期和后期所受影响亦大不相同。这些都需要作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第一,殖民统治对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保存是不乏其例的。日本吞并台湾后,对台湾的传统农村封建结构是稍有改造基本保留,并不触及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度。朝鲜半岛原两班贵

族、封建地主在地籍调查后仍成为土地所有权拥有者。④日本在两地都搞了农田水利建设,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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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　界　历　史 1997年第2期①②③④董正华:《殖民主义保存传统经济结构的事例》,《北大史学》第3辑,北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页。

杜德:《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上册,第14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页。

林承节:《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几点认识》,《北大史学》第3辑,第16页。

广新技术,促进农业增长,但都与农业的资本主义文化无关。后来,日本发动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战争,也绝不是要摧毁这些地区的落后生产方式,而是要在变之为殖民地基础上,同这些地区的落后生产关系相结合,获取垄断利润。由此可以看出,一切服从于宗主国的利益是所有殖民主义政策的出发点,客观后果是不自觉的。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封建)土地制度之间存在的“并存”和“双向互动”的关系,在荷属印度尼西亚和法属、英属、德属热带非洲农村是颇为普遍的。当然,出现类似现象的原因还要考虑到18—19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20世纪上半叶一些殖民宗主国(如日本)本身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或是半封建的,缺乏这样的破坏能力,因而大多限于在殖民地“再造”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此外,一些殖民地的经济落后在一定历史时期提供不了殖民利益,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地自然经济的破坏,也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殖民统治在任何地区一经建立,便摧枯拉朽般地解体了。殖民主义对热带非洲许多地区的自然经济结构的作用,并没有像它在印度发挥出如此巨大的神奇的破坏力。因为殖民主义对此类经济结构的破坏力和破坏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关键在于殖民地区每年输出输入商品的数量。一般地讲,宗主国商品(尤其是纺织品)向殖民地的销售量同殖民地社会自然经济结构的破坏程度成正比。例如,1854年英国向西非地区出口总额为123万英镑,进口为190万英镑,均不及同年向印度出

口1599万英镑的1 10、进口2077万英镑的1 9。①对非洲贸易量很低的状况几十年没有多大

变化。直至20世纪20年代,全部英属非洲(不包括南非,面积为2,320,534平方英里)进口商品仅为0133亿英镑,不及同期印度(面积为1,805,332平方英里)进口商品2135亿英镑的1 7。②所以,英国“廉价商品重炮”的威力在热带非洲大大衰减,其破坏性作用较弱,在广袤非洲内陆地区几乎觉察不出来,因而英国商品对非洲农村经济结构的侵蚀过程异常缓慢。法属非洲的情况与此相似。法属西非仅1 12耕地生产了其出口经济作物的80—90%,9 10耕地基本不生产出口经济作物。不种植出口经济作物的广袤内地的农村,缺乏货币,无力购买进口商品甚至很少购买本地商品,仍然保存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原封未动或变化甚少。菲尔德豪斯在《殖民主义》一书中也指出这点:到1945年绝大部分非洲殖

民地都远未解决改造(旧)社会结构问题。③然而他认为,这是因为“殖民时期作为社会达到成

熟的历史过程”,对非洲许多国家来说“都太短了”。实际上,主要不在于时间太短(也有70—80

年),而其因为“私利”(超额利润)这根撬动“双重使命”的杠杆,对英国来说在非洲要比在印度

小得多。

第三,“建设性使命”在各殖民地完成的情况也悬殊极大,不能一概而论。这取决于几方面因素:殖民利益首先是投资利润率的大小;破坏性作用发挥的程度(自然经济解体程度);殖民宗主国本身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热带非洲在世界各大洲殖民地中,是殖民主义完成“建设性使命”最差的地区。因为宗主国向热带非洲输出资本数额相对来说最少。到1913年为止,英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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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①②③菲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伦敦1983年版,第49页。

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9页。

菲尔德豪斯:《经济和帝国》

(F ieldhouse ,Econom ics and Emp ire ,1830-1914),伦敦1984年版,第131页。杜德:《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经济史》,第160页。

海外投资总额为2717亿英镑,1870—1913年期间投资于热带非洲的仅01373亿英镑,法国为0125亿英镑,比利时为014亿英镑,德国为018亿英镑,共11823亿英镑,只及英国同期在印度投资415亿英镑的40%。这些投资在热带非洲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既不充分也不适用,主要是用来生产和运输初级产品。殖民主义国家对热带非洲殖民地工商业发展所施加的限制是最严厉的。严格规定非洲仅限于生产出口原料,不得更改。塞内加尔专事生产花生的小农企图在本地将花生榨成油,遭到法国油类制造商的强烈反对。宗主国阻挠热带非洲工业发展造成的消极结果,使得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如火柴、蜡烛、香烟、食油、石灰、桔子汁等都必须从宗主国进口。然而,“建设性使命”毕竟也给热带非洲提供了铁路、公路、电讯、电话、机场、港口设备等基础设施,这些对非洲是具有深远、积极影响的。

第六个问题是,东方社会(包括亚非拉国家)能否依靠自己力量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能否找到内在力量来实现伟大的社会变革——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讲到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双重使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历史。

①11关于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有关东方社会(“

亚洲式社会”)停滞性和农村公社(村社)的论述,我们应当看到当时马恩对东方各国历史的了解限于资料,有一定局限性,对人类早期历史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例如,马克思在28年后1881年致查苏里奇复信诸稿中,对农村公社的认识比他1853年对印度村社的认识不知要全面深刻多少倍。如果认为农村公社不会瓦解,生长不出新的生产方式,那就无法解释私有制何以产生。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商品交换最初是在公社(共同体)之间进行的,产品对外作为商品,反作用的结果,对内也成为商品,由

于商品生产发展,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逐渐瓦解,世界各地区公社的不同,只是过程的长短。

②世界上不存在永远的停滞、不靠外力就不能前进一步的社会。

21关于东方社会(中国、印度等)自身能否孕育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这些萌芽能否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　通过对东西方封建生产方式的深入比较研究,根据对中国与西欧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考察,认为“说不上它们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它们的发展都有导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中国资本主义在1840年以前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的来看比西欧落后,缓

慢。……也不宜夸大我们的停滞落后性”。③他强调指出“中西社会后来发展的不同,从本质上

说只是速度不同,而不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④潘润涵通过对英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

渡的研究,指出“古代中国创造出辉煌的文化,其中四大发明,马克思就认为,预兆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只是,四大发明没有首先在自己的祖国而是首先在西欧找到相应的社会力量来实

现其历史作用,从而使西欧抢先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⑤他同意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意见:

“资本主义不是欧洲文明所独有,它曾光顾过亚洲广大地区。潘润涵不同意没有殖民化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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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　界　历　史 1997年第2期①②③④马克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90—191页。

马克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90—191页。

陈其人:《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78页。

董正华:《殖民主义保存传统经济结构的事例》,第54页。

现代化的说法。他批评下面这种观点:“说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没有自身现代化的能力,只能

求助于殖民入侵,因而‘欢迎’殖民入侵,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①参加讨论的学者都认为,对殖民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仍有待深入到一个新的层面。他们建议:(1)研究殖民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大的历史运动,应该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着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多角度进行透视,广泛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成果,对不同模式的殖民主义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以展现其丰富、复杂的历史内涵,

避免片面性。

(2)史的研究是带有基础性的,无疑是重要的,而对殖民主义的理论探讨则尤为重要。(3)开展殖民主义史的研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切合实际。对有些习以为常的提法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对一些具体结论仍需进一步剖析。只有努力地这样做,我们的历史研究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

[本文作者郑家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王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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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