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郝振省：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强素质，作表率”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2013年的第1期，总排序第45期，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邵书记、总署党委书记蒋建国同志、副署长孙寿山同志以及纪检委组长和大家一起出席今天的主题读书讲坛。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演讲嘉宾是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国刚先生，大家欢迎他!

今天张教授主讲的题目是“《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上次我给大家预告的是“王朝的兴衰”，张先生这么一改就把宏观和微观都照顾起来。选这个题目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协助同志们阅读古典著作、经典著作，因为经典著作的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资治通鉴》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他花费了近20年的心血，连同他的助手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出版工程，记载了上至战国初期，下至五代末年22个王朝兴衰交替的历史，以便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第二，结合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公务需求来与经典对接，吸收经典精华。从司马光的资料来看，这部巨著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得大治之格局”。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说“为人臣而不知《通鉴》者，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曾国藩则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有报道说毛泽东终身翻阅《资治通鉴》，而且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第三，即便我们不能深度解读《资治通鉴》，也应该了解这部著作的来龙去脉，成书的背景以及它的历史功用。历史上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著名战役的典故都出自《资治通鉴》。

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张国刚教授曾经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经聘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及剑桥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等职，也为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讲座专门做过演讲，让我们欢迎张国刚教授开讲。

张国刚：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在座的所有听众，能够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资治通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经典是我们先人几千年探索的经验的积淀，我们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不仅因为地大物博，还因为有着悠久的文明。我们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这些读书活动都很注重经典，如果没有经典就没有传统，没有传统我们就无法走到今天。

一、《资治通鉴》概说

今天的时间非常紧，，内容很多，300万字的大书，怎么汲取精华?如何从今天的角度来体会它里面的这

些思想智慧?我先来做个定位，《通鉴》
是本什么样的书，在中国的学术体系里，《资治通鉴》在哪个位置上。文、史、哲、数、理、化、政、经、法这些分类都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我们古人是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主流意识形态;子是诸子百家;集，是指文集，唐诗宋词等;史，可就多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对应的历史，每个生命都有历史，所以史很多。

恩格斯有一句话，“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对未来的期盼当下也看不清楚，但是我们要了解当下，体察未来，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因此国学被称为经史之学。在经史之学里面，曾国藩是这么说，“读书有两个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修身是做人的，做人要读经典;经济，经邦济世，经济天下，要读史。现实的情况千变万化，你必须要有案例，才知道怎么去操作，操作就要懂历史，否则你就是纸上谈兵。经史之学，史比经来说更贴近现实。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经邦济世之书没有能超过《资治通鉴》的。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在中国学术里面《资治通鉴》是一部治国安邦具有操作意义的经典。那么在人类的知识体系里面，在人类的文化百花园里面，这部书处在什么位置上?今天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文化格局里面也越来越重要，我们看看我们的这套东西在人类知识体系上处于什么位置?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关注，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对各类知识的关注是不一样的。中华文明以中国为代表，西方文明以欧洲为代表，西亚、南亚的文明也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古希腊代表人物是柏拉图，他讲学的地方叫阿卡德米，是科学院的意思，门口挂了个牌子写着不懂数学就不要在我这儿念书。世界上近代第一个科学院是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四在巴黎建立的。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因此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南亚、西亚、北非产生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故乡在印度，基督教的故乡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把印度和以色列去掉，南亚、西亚、北非几乎都是伊斯兰世界，这个地方的文明是宗教学和神学的文明。中华文明关注的是什么呢?最关注的是现实人生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希腊科学传到中国，被称为“淫技奇巧”，“怪力乱神”

。中国专门关注现实人生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你看人类的三大知识体系，人类的三个不同类型文明，像有分工一样，中国人最关注的是现实家国问题，而《资治通鉴》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是经典中的经典。我们过去肯定西方科技成就，肯定中东南亚的宗教成就，对中国治国安邦方面的经验研究嗤之以鼻，这是不公平的。从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2100年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朝代占1500年以上，动不动就两三百年，试想在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真本事，怎么能够轻易做得到?这是机制、机理上的原因，是需要我们探索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本书。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顾颉刚等著名学者就对这部书做点校，195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书上“资治通鉴”这四个字是郭沫若写的，现在世界上研究《资治通鉴》的人都用这个版本。《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位天才的史学家，当过宰相，他花费毕生精力去编撰这部书，目的是为了借鉴前代的兴衰，考察当今之得失，吸取经验教训。这部书先贤怎么看呢?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是专门研究《资治通鉴》的，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当领导的不知道《资治通鉴》，你想治都不知道怎么治，有人作乱也不知道该怎么防;“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一般干部不知道《资治通鉴》，则上不知该怎么与领导打交道，下不知如何治理百姓;“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所以《资治通鉴》是适合所有人看的书。

其实把《资治通鉴》讲得清楚、读得深入的是曾国藩和毛泽东，他们是文人但都能打仗。曾国藩给一个姓罗的年轻人写信，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注意这两句话，是说一部书光讲道理固然好，如果还讲权变就更了不得了。正如“一国两制”，“一国”讲的是道理，“两制”就是讲权变。一个人只懂道理不懂权变就是纸上谈兵。权变就是讲事态情况变化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来加以解决。这本书不止有道理，还有权变，它就高级在这儿了。经典是讲道理，做人

的道理，做事儿就要懂权变。你如果懂权变，看问题就比较客观了，就不会愤世嫉俗，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干
部兴家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败家则往往是管不住自己，或管不住家人。这个书也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家国兴衰，国事、家事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从这本书中我们能够吸取经验。

曾国藩的评价是很切道的，王夫之有本书叫《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说我们读《通鉴》有三个境界，第一个是提升自己，可以自淑;第二个可以与人分享，诲人;第三个可以知道而乐。我想这应该也是我们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各种讲座的目的与境界。我想我们学习，不光学《通鉴》，学别的也应该是：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二、《资治通鉴》的精髓

那么《资治通鉴》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精髓是什么呢?《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则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领导者看的。

司马光上书宋神宗：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说这就是《通鉴》的精髓，怎么理解呢?我们先讲修心之要。

修心之要，仁。《通鉴》是这么解释这句话的，修心之要是仁，“仁”是修政治、兴教育、育万物、养百姓。修政治，我们经常讲政治，古人也讲政治。胡耀邦抗战期间曾经问过毛泽东什么是政治，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政治就是把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胡耀邦不明白怎么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就是政治。毛泽东严肃起来说，你得告诉你的部下，为什么跟着你干，跟着你走，不跟别人走?你得给我一个理由，这就是政治。

举个例子，《通鉴》记载，刘备在诸葛亮之前，无处藏身，得了诸葛亮之后开疆拓土，建立自己的基业，诸葛亮有本事，他为什么跟着刘备干呢?三顾茅庐很重要，说明刘备有诚意，但是见了面以后你要干什么?刘备讲了一句话，“如今汉室将倾，奸臣窃国”，他的理由是光复汉室，那个时候天下姓刘，皇帝是汉献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称为曹贼。所以刘备到荆州来，光复汉室就是他的政治方向、目标、愿景，他用这个理想鼓舞士气。“替天行道”就是宋江的政治，我们这帮强盗去抢钱，这不行，得有一个方向、目标、愿景，政治就是这个意思。人都是灵和肉的混合体，你必须满足他灵的这一面。还要有“养育”，

养育是什么?育好，养好，得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要养百姓，还要让百姓吃饱肚子，就是既要有脑袋还得有口袋，既要有意义还要有利益，这两个都有，人们才
愿意跟你走。这里面一定要把政治、意义放在前面。假如在工作当中，只把物质放在前面，有奶就是娘，战争年代说不定就哗变了，在充分考虑员工物质利益的情况下，要把意义、价值、精神等放在前面，这是领导的艺术。如果什么都把利益放在前面就完了。如果不讲利益也不行。这两者谁在前谁在后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仁。明就是判断力，武就是决断力，我们下边结合例子再展开讲。

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过，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没有制度治国治不成。最关键的还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这就是中国人的学问，治国当领导的学问。

三、《资治通鉴》讲析

《资治通鉴》记录了22个王朝的兴衰。涉及了《二十四史》里面的17部正史，涉及了三分之二的《二十四史》。我举个汉代和唐代的例子。

1.楚汉之争

第一个是楚汉之争，我先讲讲平民天子刘邦的成功之路。毛泽东曾说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一个皇帝，48岁闹革命，两年秦朝灭了，再过五年当上了皇帝，总共就七年，过去只是个村干部，亭长，所以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十六国时候有个人叫石勒，曾经建立了后赵政权，这个人不识字，但他是个英雄，有人给他读史，问他欣赏历史上哪个皇帝，他说要是遇见刘邦甘愿称臣，遇见刘秀就要跟他争一争，曹操则根本看不上，他佩服刘邦。汤因比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他说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凯撒大帝。

我们看看刘邦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公元前226年刘邦在洛阳，他问大家我怎么赢了?大家七嘴八舌讲了很多，刘邦笑了，说我不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者皆人杰，我能用他，所以我能取天下。项羽有个范增他不知道用，所以他败在我手里。

我们先看看刘邦的领导意识，第一他说我不行(三不如)，有自知之明，领导首先要知道自己不行，然后再看谁行我用谁。这是领导艺术的一个基本点、起点，只有你谦卑，别人

才敢谏言，才能集思广益，从而作出全面的判断。再看看项羽的见解，他说我自起兵到现在八年了，经历70多场战争未曾输过，最终困顿在这儿，是天要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项羽至死都不知道差别在哪
儿，刘邦觉得项羽有个范增都不知道用，项羽当然不行了。领导的第一门功课就是要知道我不行，如果一个领导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么这个领导离完蛋就不远了，平常他可能是刚愎自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众叛亲离。因为领导他不是一个自然人，他是岗位，是角色，在这个岗位的人不是给自己做决策，而是给方方面面做决策。在这个岗位上，你权力越大，盲点就越多，所以必须集思广益。

第二还要有知人之智，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你看萧何治国、韩信打仗、张良战略筹划，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刘邦能够很好地协调他们，这就是知人之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知识背景看问题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能跟少数人商量，所以必须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你让他帮助你判断就可以了，这就是刘邦厉害的地方。三杰的任用让我最佩服的，是刘邦用韩信。韩信当初在项羽麾下，项羽不用他，韩信就跑了，到刘邦这儿，刘邦也不用他，在用不用韩信的问题上刘邦和项羽是一个水平的，因为他们都是楚国人，韩信从小受胯下之辱，名声不好，都不用他。萧何知道韩信是个人才，就给刘邦推荐了，领导听萧何的就提拔了，但够不上韩信的预期，所以韩信就跑了，这是什么时候?这时韩信24岁，刘邦50岁。萧何来不及报告就去追韩信，两天以后才把他拽回来，其间还有人对刘邦说丞相跑了。最后萧何回来对刘邦讲了三句话，萧何对刘邦一直很恭敬，这三句话说得却不客气，他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刘邦于是马上任用韩信为将军，萧何说将军不行，必须是上将军。刘邦说，那就任命为上将军。萧何说，不行，你必须设坛拜将，人家才能留下来干。刘邦采纳，拜从未立功的24岁年轻人为上将军，这需要多大的判断力，但刘邦信任萧何的判断力，后来所有的胜仗都是韩信打的。刘邦和项羽打仗，从来没有赢过，所有的胜仗都是韩信打赢的，最后垓下之战的统帅都是韩信。韩信赢了刘邦就赢了，所以我们讲一个领导的本事不在他有多大的本事，而在于他手下的人有没有本事。领导的本事不体现在自己的本事上，而是你手下人有没有本事，愿不愿意死心塌地的为你做事，这才是你的本事。我们读《资治

通鉴》，就知道一个领导，像刘邦这样的才是高人，像项羽这样的不是高人，力拔山兮气盖世，喑恶叱咤，千人皆废，这不是本事，这是匹夫之勇。

大家看《资治通鉴》的卷一，谈的就是这个道理。子思是孟子的老师，孔子的孙子，他说
，“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如果领导自以为是，大家就不会给你献计献策了。即使领导决策是对的，也应该集思广益，百密总有一疏，更何况决策错误，却一味拍马屁奉承使得错误更加严重呢。作为领导人，不明辨是非，一味地喜欢歌功颂德，没有比这更昏庸的了。而作为臣属，不坚持真理说真话，一味阿谀自保，没有比这更奸佞的了。领导愚蠢，臣属奸佞，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么，这国家能长治久安么?这是《通鉴》一卷题的话。

《资治通鉴》提醒领导要坚持三个原则。就是仁、明、武。所谓“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方向、目标、愿景让大家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愿意跟你干。第二是明，“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是说要磊落，知道义，有安危意识，有分别贤愚的判断力。第三是武，“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是指要有决断力，决策之后勇往直前，奸佞不能迷惑你，不能改变你的主意。《资治通鉴》记载，曹操跟袁绍打官渡之战之前，许攸跟郭嘉从十个方面分析双方的优缺点。其中有一点就是袁绍好谋少决，曹操呢，得策致行，得到一个好计策，马上就实施。这就是领导的素质。

当然，领导也是有不同层次的：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基层干部你得有能耐，你没有能耐，别人不听你的。所以基层干部要勤勉，要有执行力，基层干部要尽己之能，你的能耐就是你的领导力。中层干部要尽人力，需要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要有沟通协调能力。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未必是第一把刀，但他一定能充分调动第一把刀的积极性，他能够与院长沟通。如果第一把刀情商足够，他也可以当外科主任。如果第一把刀觉得自己业务高超，看不起别人，他就当不了中层干部。高层领导是一把手，要尽人之智。这一点唐太宗有经验，他知道

不靠大家不能成功。《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处罚20鞭子以上就要亲自审批，最后他50岁就累死了。当领导的，一把手不能太忙，越忙越糟糕，应该让手底下人去做，越俎代庖，累得贼死，事情还做不好，因为你的领导能力是有限的。古人这点经验跟现代管理学是相通的。那么应该管什
么呢，应该管重大的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领导应该举重若轻，再大的事他都会把大家派放在各个位置上，然后他管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讲，不同的领导层干部有不同的领导力，有不同的要求。

2.唐太宗：用人如器

下面我讲第二例子，唐太宗谈用人。贞观元年，唐太宗的大臣好久都没推荐贤能之人，皇上就问为什么不推荐，这位大臣回答说：“我不是不尽心哪，而是至今我也没有看见什么奇才异士，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才。” 唐太宗就说了一句话：“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代治理天下的难道都是从别的朝代借人吗?就是怕你自己不知道，你怎么能说世上没人呢?”唐太宗这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上世纪80年代讲用人之时，经常用他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人就像用工具那样，用到长处，尊重人才，用他所长。而且，“用人之长，就容人之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用人之长，容纳他的不足，没有毛病的人没有，都有不足，有缺点。我们不要选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合体，我们要制度约束，让他天使的一面张扬，魔鬼的一面遏制，不要把人分三六九等，你也不是道德裁判所。这段话我们用唐太宗“用人”的话给它解读一下：

唐太宗临终之前，给他儿子写了个遗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谈“用人”的，他这么说：明主用人，就像巧匠处理木材一样，直的做车辕，弯的做车轮，长的做栋梁，短的做栱角。“智者取其谋略，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胆怯)取其慎。无论智、愚、勇、怯者，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把人分为智、愚、勇、怯，并不是分为三六九等，智者、愚者、勇者、怯者都是人才，关键是你怎么用他。智者，房玄龄是人才吧?毛病多着呢，尉迟恭、程咬金都看不惯他，都知道他怕老婆，但是他足智多谋。勇者尉迟恭去打仗，威风凛凛。胆怯的呢，胆怯的人打仗当然不行，但是谨慎，去管财务他不会乱来。愚的取其力干吗，智的取其力多好，都想找智者。那你就错了，智者有时候力气用不上。唐太宗“玄武门之变”之前最难受，魏征天天对他大哥李

建成说：“你不把你老二干掉，你太子不保。”所以李世民要动手，他先找的是李靖、徐茂公，这两人文武双全，请他们参加“长安之变”，他们怎么说呢：“秦王殿下，恕不从命。”智者想的很多，他有价值观，杀兄逼父，赢了不好听，输了命都搭上。这时候就派程咬金去了，“玄武门之变”就搞成了。这叫“愚者取其力
”。不过我们现在不叫“愚者取其力”，我们叫“执行力强”。

“知人者，兼而用之”，我们当领导的，不能用一个观点看人。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一定跟他的岗位，跟他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你让个研究生去当文员，他干得没劲，就不好好干，最后他委屈，你还不满意：“一个研究生这个事都做不好。”就是这个道理。怎么用人哪?一定要“用人如器”，锤子很有本事，那是对于钉子来说，那么对于布，就不如剪刀了。所以“用人如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应想着用人一定要放对位置，单位培养人才也是这样。

“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什么意思呢?“割政分机”的意思就是要注意人才的组合。人才在这种组合下，它不能发挥作用，在另外一种组合下，就能施展才华，互相配合得很好，这是领导应该考虑的。不是找个事让他做就叫用人，用人是要动脑子的。

我们刚才谈刘邦成功之道，唐太宗也谈他的成功之道。他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五件事全是谈用人的问题，我用现代汉语给大家表达一下：

一取才胜己者(选比自己强的人)，要恢弘气度，不按照自己的模式选人。如果部下不能超过你，那这个单位就出问题了。

第二个，用人之长，弃其所短，这需要能识得真才，看人看基本点。

第三个，贤不肖都要用，各得其所，什么人可用，什么人可信，心里要有数。

第四，容忍耿直顶撞者，要有大修养，这也是对基本点的一个判断。

第五，一把手不搞小集团，一把手搞小集团就没出息了，大家都是你的部下，不管亲仇疏远，一旦用之，爱之如一。

唐太宗讲的这五点，都是他

的用人之术。

在这里面我还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驾驭特殊人才”，什么叫“特殊人才”?《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记了汉武帝一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特殊人才就是有能耐，也有缺点，有优点也有毛病，不是一般的人才。汉武帝讲得很清楚，不要追究
他有没有缺点，关键在于他的本事，重点是领导能不能驾驭他。曹操不是这样讲，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只讲才，不讲德。司马光提出另外的看法，司马光说：“有才有德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所以司马光讲“德”不讲“才”。

这些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今天到底用什么样的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我们用人的原则。但是什么是德我们考虑过没有?我们最怕的是，把德做成一个大帽子。凡是能干事，有本事，做成事业的都有些毛病，做事就有缺点，有不足，如果把这些人都套个帽子压下去了，留下的都是无能的，这个单位就坏了。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人才济济，因为不拘一格用人。到王朝灭亡的时候，就没有人才了，因为道德的“筛子”把人给“筛”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要思考一下，就是“德”和“才”，这个“德”是什么东西?我把这个想了一下，因为法律层面不能缺德，违法不行啊，违法你再有本事那也不行。第二个，其实我们应该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约束，让一个人的天使的一面得到张扬，魔鬼的一面得到遏制，所以我们应该退到文化上来讲这个问题，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个有德，那个没德，那都是形式主义。谁都有有德的一面，谁都有无德的一面，因为作为一个人，他是自然的生命体，古人讲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都是人的本性。没有饮食生命不能保全，没有男女不能繁衍，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的。

但人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有“群”。没有“群”，你别说洪水猛兽，藏獒、狼狗你都对付不了。没有“群”，你的生活质量也不能提升，纺纱、织布、染彩都是不可能。所以人都是在“群”里面的，所以“群体关系”是人类永恒的命题，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这是人类永恒的命题。处理好关系了，社会就和谐了，处理不好，社会就乱了。作为一个领导者，你更得考虑“群”，克制自己。但是领导也是人，所以关键要在制度、文化上把他天使的一面张扬，魔鬼的一面遏制。一个人不敢为非，是领导

厉害，一个人不去为非，说明制度厉害，一个人不想为非呢，是文化厉害。我们要从这方面来讲，不能把人分为谁有德谁没德。这次总书记提出“反腐，让权力得到约束”就是讲制度和文化层面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古人是有深刻探讨的。

其实唐太宗谈“用人”的时候，还特别提出了对隋文帝的评价。他说隋文帝“太多疑”，“刚愎自用”，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不信任别人。群臣都知道他刚
愎自用，也就不敢劝谏了，所以，二世就灭亡了。唐太宗说我就不这样，我择天下贤才，让他们去做这些事，然后汇报到我这里，有功就赏，有过就罚，用天下之才。

接下来我讲讲“修心克己”。《资治通鉴》把领导分为五个等级：“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创业之君”的特点是“智勇冠群”;“守成之君”的特点是中等才能，能够约束自己;“陵夷之君”是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中兴之君”是才能过人，自强;“乱亡之君”是“下愚不可改移者”。这些评价都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方面是指才能，一个方面是指能不能管住自己——修心克己。所以看一个人呢，不光看本事，还得看能不能管住自己。

《资治通鉴》卷一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魏文侯的儿子叫子击。魏子侯出行的时候在路上碰到田子方，田子方是孔子的学生，再传弟子。魏文侯说：乖儿子，赶紧下车，给田子方作揖。田子方不为礼，扬长而去。子击就生气了，他对田子方讲：“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什么意思?就是“富贵的人值得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值得骄傲呢?”田子方回他说：“那当然是贫贱的人值得骄傲了，富贵的人怎么值得骄傲呢?国君骄傲了，失其国，大夫骄傲了，失其家，我没有听过失其国的人还有个国在等着他，也没有见到失其家的人，还有个家在等着他，不会的。贫贱之人，言不用，行不合，我穿着鞋，拔腿就走，哪里不是贫贱呢?”子击回去告诉魏文侯，这是金玉良言哪。这句话让我想起凯撒大帝在罗马的一次著名演讲，凯撒是这么说的：“位高权重者，如果是发脾气，百姓说这是狂妄，普通人发脾气，只是觉得这个人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位高权重者内敛低调，大家赞扬是美德，一无所有的低调，大家说这是活该的，你一无所有，你不低调干吗?”所以说我们当干部的，当领导的，你所有行为都会被放大，如果我们低调，就会成为美德，你稍稍比别人骄傲，就是狂妄。所以一个领导谦谨，是双倍的收获，如果高傲狂妄，你的负

面就放大了。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一个抛头露面的人，处于领导岗位上的，要比其他人更加低调。

瓦特·米伽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做了很多实验，有一个实验是在幼儿园做的。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老师跟他们说：“孩子们，我要出去20分钟，现在每人发一块儿糖，如果我回来你们谁没有吃这个糖，我会再给你一块儿。”说完老师就走了，孩子见了糖惊讶，赶快把它剥了吃了。但有几个孩子忍着，想等老师回来再给一块儿，漫长的20分
钟过去了，就有七八个孩子忍住了。跟踪调查，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个忍住了的孩子全是成功人士，要么是政府高官，要么是企业高管，其他的孩子生活平平。所以推出著名理论：高官、高管人士最成功的素质是什么呢?是情绪管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你要体会自己情绪及掌控自己情绪，同时，体会别人的情绪继而处理别人情绪。我们做领导的，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克己，要体会他人，营造一个让自己发展、成长的环境，这就是“情绪治理”。

《通鉴》卷一记载，子思对卫国国君讲：君以后国事将日益糟糕。卫国的国君就问：为什么国家的事会越来越糟糕呢?有原因的，君出言自以为是，你的干部听到不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也自以为是，而士庶人也不敢矫其非。“君臣自贤，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这就是说做领导的，要有反省能力，要谦卑。

唐太宗的一段话让我感慨万千，也是《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唐太宗一辈子是靠打仗得天下的，古人打仗最厉害的武器是弓箭，但是有一件事让唐太宗很吃惊，有人给他送来一批做弓箭的材料，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请工匠给他造一个好弓。大家看：

“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唐太宗说我从小喜欢玩弓箭，拥有很多良弓，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材料，可拿给工匠看却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虽然弓很刚劲，你发出箭以后，因为脉理不匀，箭会偏，射不直，射不到靶子心，所以不是做弓箭的材料。我立刻顿悟了，我过去看的完全错了，我以弓箭定四方，用的弓多着呢，却还没完全知道这里面的奥妙，那么天下的事我哪能都知道呢?我还不知做了多少错事，我失误多着呢。于是他设置皇帝接待日，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上朝进谏。唐

太宗自我反省，很谦卑，只有谦卑才有这种自我反省的念头。这就是讲克己。如果唐太宗没有谦卑心呢，他怎么知道看弓箭看走眼了，他怎么就反思到自己在治国方面也不一定行了呢?这是一个领导的素质。领导的素质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领导是管别人的，也要能管得住自己，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说话，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情绪。

克己当中还有一条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资治通鉴》卷221在谈到唐明皇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
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明皇之始，他想治好天下，非常刻厉节俭，把皇家精品服装厂都给关了，有个卫兵吃饭浪费粮食，他气得把这个卫兵杀了。他刚开始都很好，但不能善始善终。对这一点，《资治通鉴》通过唐明皇的变化，做了一个系统的讨论。我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唐明皇之路。这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刚上台当领导的时候，他想建功立业，但能不能做到善始善终，这考验我们领导的素质、领导的能力，这也包括谦卑克己。唐明皇是最明显的，他在大乱当中走向领导岗位，继位时才28岁，励精图治，用姚崇宋璟。到50岁以后，他的爱妃武惠妃去世了，这时候杨玉环走进他的生活当中。50岁的人呢，他考虑的问题与年轻时不一样，唐明皇哥哥死后，他感觉生命无常，最大的变化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这时候考虑养生比考虑治国要多，怎么样寿命长一点，怎么样生活乐一点，这时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恰恰更应该约束自己，管好自己，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种考验。我们讲，帝王有五种，领导有五种，都是谈的这个。创业之君、乱亡之君咱们不说，守成、陵夷之君差别就在能否管住自己。所以领导在这个更高的位置上，不是他专业不行，不是他领导能力不行，领导艺术不行，而是他能不能管住自己，克己约束自己。而且这是个试金石，所以不光是我们上升阶段要克己，到了高位以后要更加克己，才算善始善终。家国兴衰，兴在哪，衰在哪?克己就兴，不克己就衰。往往都是这样子的。

四、小结

最后我做一个小结，雅斯贝尔斯是德国的一个思想家，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时代就是我们讲的孔孟老庄、释迦牟尼、犹太的先知、古希腊圣贤所在的古典文明时代。文艺复兴点燃了西方发展的火焰，启蒙运动跟资

本主义结合，形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维护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秩序。法国孟德斯鸠和英国洛克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总结我们的传统，我们要海纳百川来弥补不足，要摒弃糟粕。我记得，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完以后，全国政协搞了一个论坛，我也参加了，当时就是讲我们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传统要认同，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
。我们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具体的领导方法，怎样为人处世，我们的传统里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同时我们也要肯定西方的科学成就。

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汇丰商学院、新加坡莱弗士商学院讲《资治通鉴》的时候都是讲一年，每次讲两天到三天，这样能系统地探讨历史。我们从刘邦讲到汉朝，然后讲汉武帝、唐玄宗，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探讨的学问里面，主要是治国的学问和做人做事的学问。在西方，讲信仰，他们是通过神，中国人则讲教化。

最后，汤因比还有一句话，他说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黏合剂，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人讲“忠恕”，西方人讲“法制”，“忠恕”，“法制”都很重要，这是基础。如果没有“忠恕”，任何“法制”都是“有孔可钻”的。华尔街的经营活动都是在法律上进行的，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1997年索罗斯发动金融风暴也是在法律上进行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干涉也都是在法律上进行的。中国的“忠恕”那就不一样了，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不能只是西方的，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也有。我想，汤因比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想取代西方文明，我们也不想成为人类主宰，但是我们炎黄子孙不能忘祖。所以我们讲，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安排这么一个国学的讲座，非常有意义。我今天演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郝振省：感谢张教授，今天的演讲非常精彩，我简单地说三点感想：

第一，先生讲到了《资治通鉴》的精髓——“治心之要”和“治国之要”。先生讲到，治国之要，实际上最关键的是用人、干部任用，赏罚讲的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认为这是一种辩证法。只有具备内在智慧，才能在用人时得心应手，

才有正确的赏罚机制。反过来讲呢，对外在事物的追求，要求我们必须修身克己，怎么做?多读书。

第二，领导干部的有用、无用、大用之间的辨证关系。我认为只有内外兼修、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资格说自己“不行”。所以我们得到两种启示，一种是谦虚地讲自己不行的人，我们不要以为他真的不行;另外一种是我们能不能经过勤奋刻苦、内外兼修、完善自己，而使自己成为有底气说自己不行的人，这是我的第二个感悟。

第三，关于用人的知人善任。我认为唐太宗的“用人如器”、子思的“用其所长，弃之所短”和十八大提到的“人皆可以成才，人
才处处都是”的观点一脉相承。我们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努力，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第二个是说我们作为不同层面的领导者，要有“人才处处有”的认识。当我们感叹人才匮乏的时候，往往是缺乏培养，缺乏科学的调配和使用，建议我们加强这方面的修炼。

我觉得今天大家冒着寒风而来，冲这三点就很值得。张先生讲到了封建王朝的基础和领导人的本质，这对我们做人、培养人才、治国理政都非常有价值。另外，先生讲到了王朝兴衰与历史变迁的问题，这恰恰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话强调的要研究秦王朝的问题，要研究唐王朝的问题，甚至研究陈后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借鉴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从严治党，从严执政。先生从古文讲到白话，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国内讲到国外，从理论讲到案例，娓娓道来，给予我们极大的教益，让我们再一次对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