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莫斯科的两年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两年

1938年3月5日清晨，天空飘着小雪，春天还未真正到来。一辆卡车从延安南门驶出，任弼时化名陈林，坐在驾驶室里，思绪万千。这辆车行进的方向是西安，他将在那里转道兰州、新疆，最?K到达苏联。

此时，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正在准备向西安和武汉进攻。在这急需总结经验，部署未来行动计划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内部却出现了意见分歧。几个月前，由莫斯科抵达延安的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新政策”为由，对中央的重大决策颇多指责，并在武汉另搞一套，俨然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自居。这不仅影响了一些干部对原本正确的抗战基本方针的认识，而且严重危害了党内团结。任弼时赴苏，就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支持。

要圆满完成任务并不容易。王明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回国的，行前还受到斯大林的召见。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的确作出过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判断。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处理好其间的微妙关系，将国内情况讲清、讲好，并让共产国际易于理解、容易

接受？这是一个考验。

赴苏的任弼时觉得重任在肩，延安的中共中央却对这位使者很有信心。任弼时1921年即赴俄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一批学员，熟悉苏共理论，他俄语流利，与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比王明还早几年；任弼时经历了大革命、秋收起义、长征等各种重大考验，对毛泽东领导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有较为完整的认识；任弼时此前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在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战争的领导工作，对中共抗战的具体情况非常了解；任弼时擅长组织、宣传工作，解释、说服能力十分出色。中央相信，任弼时正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延安等待着来自远方的捷报。

★巧妙的说服报告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柳克斯公寓。他不顾舟车劳顿，很快投入工作。

任弼时首先与之前在苏联治病并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

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进行了长谈。王稼祥是一名作风正派、革命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介绍了中共代表团的相关工作，任弼时也谈了近一年来国内的情况及王明回国后提出的主张。双方通过坦诚交换意见，在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取得了一致。

那么，如何向共产国际汇报？任弼时精心准备了一份题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递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5月17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对这份书面报告大纲进行了口头补充说明。

任弼时心里清楚，毛泽东与王明的意见分歧主要有二：在统一战线中，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是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毛泽东坚持

前者，王明却认为对独立自主的强调会影响统一战线的建立，提出“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并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任弼时认可毛泽东的观点，但他没有在书面报告大纲和口头说明中明确提出，更没有向共产国际“状告”王明，而是宕开一笔，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中共持久抗战的决心、巩固和扩大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根据地军民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为了顾及共产国际的立场，任弼时在书面报告中汇报了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肯定了其中的积极内容，并没有提毛泽东不同意王明的观点、会议未形成决议的情况。在口头汇报中，他详细列举了

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磨擦的事实：诬以汉奸名义拘捕共产党员；造谣八路军；捣毁《新华日报》；限制共产党员活动；在接受中共合作建议的决议中有“根绝赤祸”的字样。他还引用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班政治教材中“国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战中将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共产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它在抗战中消耗三分，只余二分。将来苏联再帮助共产党一份力量，共产党也只有三分力量”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仇视、防范乃至欲消灭的态度。

提及军队战法时，任弼时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的模糊说法，但花费了大量力气论证游击战的重要性。他说，游击战是“在血的教训中”获得的“进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有其特殊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晋察冀边区，已经由游击队编成了几个独立师，每师有五六千人”。他指出，正是因为八路军采取了灵活的战术，所以敌军在山西被八路军打死打伤近3万人，而八路军伤亡只有敌人伤亡数三分之一。他引用了缴获到的日本军官日记的描述：“见到八路军就头痛，他来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

在汇报中，书面提纲和口头补充报告侧重不同。前者简练明晰，观点相对中规中矩；后者生动具体，态度倾向性更明显。在口头报告中，任弼时只淡淡地讲：有些村子的群众

自动规定，别的军队到了，村长敲三下警钟，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军到时，便敲一下警钟，大家在家里烧茶水欢迎，事例简单却引人深思。再如，对蒋介石不给八路军补充新兵、武器，不增加军费的情况，任弼时说：中共自己扩大来的新兵，冬季没有棉衣，还是徒手或拿手榴弹参加战斗；士兵和干部每月零用钱与伙食费均不超过5元，而且常因经费困难少发或不发。而其他军队干部薪水在百元、千元。数据直观且能说明问题。

任弼时的报告，朴实而大气，坚持以理服人，处理敏感问题时有技巧，论述具体问题时很形象，给共产国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实事求是地展现出一个坚持抗战、奋发有为、能够克服困难的共产党和军队形象。这样的党和军队，与摇摆不定，始终不忘内战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必将获得对统一战线与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讨论任弼时的报告时，王稼祥也发了言。他补充说明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与第一次合作的不同点，并说明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讨论后，在《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决议案》还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问题作了具体表态：“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

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这就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

随后，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任弼时接替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临行前，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对他们二人说：“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在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精神下，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不点名地批?u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重要地位，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将其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确实如此，如果关于抗战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党内团结事宜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得到解决，中共将很难承担起领导抗战的艰巨任务。而没有任弼时的努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成功也可能难以保证。这是任弼时为党和人民立下的重要功勋。

★来之不易的援助

毛泽东曾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共坚持自力更生，但中国抗战也需要来自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任弼时到莫斯科不久，就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给八路军以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表示理解：“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所以王稼祥回国时，带回的不仅仅有最新精神，还有援助物资。

然而，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大地和缺少衣物食品弹药、艰苦战斗在一线的八路军战士来说，仅仅30万美元实在是杯水车薪。共产国际也承认：对中国的国际援助“还没有被充分的组织起来。它的规模远不能适应现有的群众对于中华民族的广大同情”。同情和援助首先源于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了解。然而由于国民党对中共的丑化、封锁及通讯不便等原因，不少兄弟党和苏联人民对中共艰苦抗战的实际情况和一些口号方针都不太了解。他们曾经问中国同志：“你们提出‘又斗争又团结’，既要斗争，还怎么能搞好团结呢？还提出‘从斗争中求团结’，这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

任弼时到莫斯科之后，迅速展开对八路军和中国抗战的宣传。从1938年4月起，《共产国际》《真理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刊物，纷纷发表《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延安》《中国八路军》《八路军抗战六个月的经验和教训》《山西的

保卫者》《英勇的人民》《奋飞的中国人》等专文，报道了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其中，《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就是出自任弼时之手。任弼时还组织力量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文章译成外文，在兄弟党中分发。这些报道和文章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战实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共的方针政策。

1938年9月初，任弼时参加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宣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之声明》：“在最近的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须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号召“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与和平的力量”“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从政治上、道义上以及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

任弼时的宣传和共产国际的号召引起了各国兄弟党、左派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烈关注。一时间，邀请中国同志的报告、演讲、会晤纷至沓来。中国同志以亲身经历讲述的中国革命故事，“得到兄弟党和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捷克、西班牙、德国、芬兰、意大利、法国等各国的共产党代表都与中共建立了广泛联系。

除了在兄弟党中宣传，任弼时还通过各种途径，向共产国际争取援助。比如，共产国际内有一个分析中国抗战的“中

国问题研究小组”，由中苏同志共同参加，任弼时是成员之一。他利用会议发言的机会指出，中国抗战的困难主要在于：财政问题、武器装备和由于海路阻断而难以与外部取得联系。前两条涉及需要援助的内容，第三条则是使海外援助到达中国的途径。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在中国问题小组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中，将“给予中共以相当大的资金支持”作为“怎样防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的重要内容，并强调“必须找到加强和完全武装八路军的途径”，“要争取使八路军组成人员武装到100%”，“必须尽快找到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的可能性，还必须帮助八路军有效地组织弹药生产”。

此外，任弼时还多次致信季米特洛夫商谈援助问题。1939年9月8日，任弼时向季米特洛夫建议“在乌鲁木齐和兰州为中国军队的伤病战士组建红十字会医院，并组织像样的救护车和飞机运输”。10月3日，他又和赴苏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一起，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学校“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或把其中的一部分优秀学生送到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学习，等等。

很快，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热潮到来了。

翻阅尘封的共产国际档案我们能看到，在这一时期中苏往来的电报中，较为广泛地涉及了苏联对中共的各种援助。

有的由苏联运到哈密、兰州，有的寄往西安，再由中共派人接收。从印刷需要的新闻纸等文化用品，到治疗八路军伤病、应对自然灾害的药品及医疗援助，再到军用物资、专家及各种用途的经费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