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课程作业

课程名称:陈独秀、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任课教师:陆发春

作业题目:《新青年》对当时社会的影响院系专业:社会与政治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学号:S3*******

姓名:张震

日期: 2016.11.29

《新青年》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摘要:

一份刊物的创世,引发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新青年》以其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具体说,《新青年》的开创,使它成为介绍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园地。在中国的近代,在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群体意志,成为中国思想的领导中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本文仅就《新青年》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陈独秀

一、《新青年》的创立

《新青年》是在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黑暗岁月诞生的。

1916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这次革命使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人们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狂欢中。可是透过表面上热烈的景象,冷静地观察一下便不难看出:在这种现象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新生革命政权建立伊始,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官僚政治机构,除换了个

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袁世凯窃国后,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结合,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祭孔祀天,熄灭了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黑暗重新笼罩大地。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痛苦的反思。当时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流产,在于只进行了政治革命,而未进行文化革命。为了推进革命,建立真共和,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不久,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混名,遂从第2卷第1号起易名为《新青年》。它的创世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

《青年杂志》没有宣言,但可以把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作为宣言看待。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拟定的《敬告青年》。他满怀激情讴歌:“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新陈代谢之疲乏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起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总之,陈独秀认为,在目前充满着“窒息之绝望”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国青年应

深切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的严重性,从而作出“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置于脑里”的抉择。再进一步,陈独秀提出了必须正确抉择的六大原则性问题,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归根结底,陈独秀明确宣称:“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样,《敬告青年》一开始就从新陈代谢生物进化学理论入手,把青年推上社会进步非之莫属的窄门,必得穿行而过之才有生路可寻。从而,《敬告青年》一文成为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标准,凡违反科学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首先紧紧抓住思想文化问题,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就以“除旧布新”作为方向。这一时期,刊物上发表的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吴虞《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带给中国思想界的震撼,对于思想解放所起的重大作用,则是当时其他报刊上的政治、时评性文字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新青年》的创刊,陈独秀的周围迅速地聚集了一批进步的青年

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最初两卷的主要撰稿人名单来看,有汪叔潜、陈瑕、李亦民、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李大钊、胡适、吴稚晖、吴虞等人,稍后更有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恽代英等人也加入了撰稿人的队伍。如果说前两卷的主要撰稿人大多数是陈独秀的友人的话,那么稍后的那些撰稿人,则主要是为陈独秀的思想风貌所吸引,更主动地聚集在陈独秀竖起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的,所以,我们说新文化运动是由新一代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上场的,这样,以《新青年》为传播范本,星星之火,终于燎原,蔚成新文化壮观。总之,《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统帅部的建立。

三、《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统帅部,《新青年》自1917年以来有重大的扩充和调整,尤其是1917年下半年因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随之移往北京之后,从翌年第4卷起,以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高一涵、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组成编辑部,轮流主持编辑工作。整个杂志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青年》除了以一般性言论指导全国进步人士之外,还有针对性地以通信形式来回答各地青年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回信绝大部分随时发表在《新青年》上,回信是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统帅视不同情况而发出的具体的思想指令,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极大。当时不少青年,如王统照、叶挺、俞颂华等都曾致函《新青年》,在与陈独秀

书信往来中,受到启发与鼓励,思想日益进步,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到1922年休刊,其间有7个年头。这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等都受过它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我的模范。”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机关报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

结束语: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青年传播福音。《新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它哺育了一代青年。《新青年》以其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参考书目:

陈独秀《敬告青年》胡适《我的歧路》斯诺《西行漫记》杨芳《新青年》

19590314胡适:《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 胡适 背景:胡适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台湾出版的《自由中国》1959年3月14日第26卷第6期。 《自由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和宪政,批评时政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有重要影响,并成为销量最大的政论刊物。由此引发了执政当局的不满,1960年《自由中国》被查封停刊,主编雷震则被拘捕判刑。胡适认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为表示气愤,胡适说此话时还用力拍了一下桌子。 胡适此文的发表与查封相隔了一年半的时间。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胡适文章的立意显然是针对查封行为的时代背景的。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还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竞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竞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O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让》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

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命运图谱 陈独秀

核心提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曾模仿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写了独幕短剧《终身大事》,但女主角追求婚姻自由的田小姐却无人敢演。五四运动到来,《终身大事》不仅让人们重新发现胡适曾经发表的《易卜生主义》的意义,更是掀起了一场中国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狂潮。 凤凰卫视3月3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胡适写《终身大事》女主角无人敢演 陈晓楠:1918年从美国回到国内刚一年的胡适,已经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一年的6月15号,新青年杂志刊出了易卜生专号专刊,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以及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娜拉》。胡适曾经说易卜生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当时的胡适一心想去除国民的奴性,使人们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而《娜拉》这个人物,正是他表达独立自由精神的一个载体。然而,这些文章并没有像胡适之前的《文学改良刍议》这样,一经推出就产生非同凡响效果,这不免让这个志向远大的青年产生了一点曲高和寡的惆怅。 解说:1919年的春天即将到来,春节前夕,中国留学生美国同学会举办联谊会,胡适受到联谊会的邀请,但是留学生们给胡适出了一个题目,让他写一个短剧大家排演以助兴,胡适欣然同意,胡适于是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写了一个独幕短剧取名为《终身大事》。然而剧本写好后,女主角田小姐这个角色却无人敢演。 石琴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田小姐吧,她在日本留学,留学她就自由恋爱了,找了一个意中人吧,那么她回来她就想跟他结婚了,那么她父母当然不同意啊,那个田小姐呢就说我的事,我的婚姻大事由我自己作主,她就想说服他们,可是说服不了,那她说服不了我就走,她就离开家。 杨联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你反抗父母还要离家出走,这大不孝啊,所以没人敢演,就是没有人敢去触碰这样一个道德禁区。胡适觉得既然这样的话,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了,那干脆我就拿到《新青年》发表。 解说:《终身大事》发表后,很快五四运动到来,让胡适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回他却是无心插柳,借着五四这股风潮,《终身大事》不仅让人们重新发现胡适曾经发表的《易卜生主义》的意义,发现娜拉的价值,更是掀起了一场中国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狂潮。 杨联芬:娜拉这个形象,她鼓舞的是男女青年,所以胡适的《终身大事》,基本上就是五四接受易卜生、娜拉的一个范本,五四的人怎么来解读易卜生的娜拉,那就是要反抗父母的这个包办,要自己做主。 解说:在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中,剧中女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不平等地位,在庄严的声称我是一个人之后,毅然离家出走。娜拉的摔门声不仅惊动了欧洲,也让整个中国社会警醒。 石琴娥:我原来可以就是做一个人的,因为我就想在几千年的那个封建社会,人有的时候是变的麻木了,那么就是说需要有外界给你敲一下。

陈独秀:新青年

陈独秀新青年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昔,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且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浅化之民,势所必至。倘有精确之统计,示以年表,其必惊心怵目也无疑。 世界各国青年死亡之病因,德国以结核性为最多;然据一九一二年之统计,较三十年前,减少半数。英国以呼吸器病为最多;据今统计,较之十余年前,减少四分之一。日本青年之死亡,以脑神经系之疾为最多;而最近调查,较十年前,减少六分之一。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十年来,青年死亡率之锐减,列国无与比伦。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良有以也。 而我之青年则何如乎?甚者纵欲自股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自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 更进而一论心理上之新青年何以别夫旧青年乎?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备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贱种”,即曰“卑劣无耻”。将忍此而终古乎?誓将一雪此耻乎?此责任不得不加诸未尝堕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诸君之双肩。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之青年,均无论矣。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 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数十寒暑耳,乐天者荡,厌世者偷,惟知于此可贵之数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者得之。准此以行,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岁不我与,时不再来;计功之期,屈指可埃。一切未来之责任,毕生之光荣,又皆于此数十寒暑中之青年时代十数寒暑间植其大本。前瞻古人,后念来者,此身将为何如人,自不应仅以做官求荣为归宿也。 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英人边沁氏,幸福论者之泰斗也。举人生乐事几十余,而财富之乐居其一;举人生之痛苦亦十余事,而处分财富之难,即列诸拙劣痛苦之内。审是,金钱虽有万能之现象,而幸福与财富,绝不可视为一物也明矣。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主义者,是不知幸福之为何物也。 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情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 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龌龊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因其精神上之龌龊下流,与彼腐败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 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一九一六,九,一。

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

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私底下他们胜似亲人 陈独秀与胡适(右)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说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初为同道,但后来走上不同的方向。他们就是陈独秀和胡适。 尽管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分歧对立,但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为救他绞尽脑汁。记者专门走访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听他讲述两人交往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接受采访的胡适后辈侄孙胡育凯也对胡、陈两人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解析。记者还查阅了《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从文献中找出胡适营救陈独秀的蛛丝马迹。 第一次被捕时,陈独秀手里拿的是胡适英文翻译的传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就在6月11日这天,带着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陈独秀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分赴北京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散发。在此之前,胡适也已陪同陈独秀散发过,这份宣言的英文翻译正是由他撰写,只是这天的他,因有事不在现场。当晚,陈独秀把传单放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时,已被北京警察厅跟踪的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特工当场逮捕。 胡适听到消息后万分担心。他知道,此时陈独秀的社会声誉非同昔比,发动全社会的援救才是当前最重要的。胡适的焦虑不无道理。此时,同为安徽同乡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王怀庆衙门正在为何处关押陈独秀而争论,并上告到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案头。王怀庆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六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步军的衙门牢狱是清朝所建,里面刑具和环境对犯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最终陈独秀还是被关押在警察厅内。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蒋文祥 【论文提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先后撰写各类文章和随感录多达四十篇,还亲自起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首倡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设计师和创始人。 【关键词】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 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曾经盛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当然不能忘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本文仅就陈独秀与五四运动作些研究与探讨,以求教于识者方家。 一、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 说到五四运动,不能不说到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是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这个刊物起初完全由陈独秀个人主办。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并委以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编辑部便随之由上海移到北京。1918年1月由个人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 《新青年》创办伊始,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是五四以前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陈独秀宣扬的就是这种思想。他在《新青年》创刊号首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1]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2]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科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曾经给以极高的评价。列宁明确指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继性。”[3] 当然,陈独秀的功绩并不在于宣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而在于向西方寻找真理,明确提出了“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即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 陈独秀明确宣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

论陈独秀五四的主要历史功绩

论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 摘要: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很有影响而极其复杂的人物。纵观其一生,前期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叱咤风云人物,后期从时代前进的列车上跌落下来,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角色。而现在有些人在评价他时,往往注重看其后期而忽略其前期(其中包括五四时期)。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由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本文仅就此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研究试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进行评诉。 关键词: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功绩 引言 “五四时候”是个涵盖面很广,意义宽泛的概念,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解,认为“五四时期”专指1919年5月4日到同年6月28 日,他由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发起,后来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加入运动,发展成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广义的理解,认为“五四运动”是从1915年9月以《新青年》为主演的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文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即立足于广义的五四时期,研究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内容与变化。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他自幼丧父,随祖父修习四书五经。他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考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学生,于1901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入成城学校,及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此擦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以后,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翡翠于被大大文科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积极参与其中,并站在前列来领导。被师生视为领导,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与同年12月在《新青年》7卷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明确的抛弃资产阶级的明主主义,他又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提出要从自资产阶级的明主政治转变为无产阶级明主政治,1920年4月,他公开表示要向俄国学习,走俄国的道路,在思想转向共产党。1921年中共展开“一大”时,有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教育厅长二没有到会,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 一.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事件 (一)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主将。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族要向西方寻求真理。首先向英国学习造船制炮,接着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就全面学习英美的政治制度,但这一切都失败了,而大多数国民却“若观对岸火,熟视而无所容心。”①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救国为己任的陈独秀沉思。他深深感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醒,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因此,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②于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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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以“陈独秀与《新青年》为例浅谈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的影响714602210155 姜鹏 一、五四运动与中国人的自我救赎 人们常常从整体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角度来评判五四运动。这导致了对这场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复杂事件简单化的观点,因为这一事件是不能从这些角度来分析的。随着旧政治结构和农业经济迅速解体和新的本国工商业的兴起,士绅、地主、官僚为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传统联盟开始崩溃,并由一个新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由此新知识分子对统治势力开始了反叛。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帝活动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实业家们的支持。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变革中,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开始对现状的反叛。我们可以将这种变革称之为革命或背叛。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个时期的人们像这个时期的青年人一样对新的知识和思想有着如此的渴望;在这个时期,新的标准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扩大和改变。而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工具,报刊杂志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思想启蒙与《新青年》的创办 从1915年冬到1917年夏,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陷入骚乱之中,旧派官僚和士绅忙着准备即位复辟和宣扬儒家信条;不明真相的群众当中散播着“天子重归”的谣言;新建的民国遭受着外侵的国耻和内政的阴谋,整个中国又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他们救亡图存的新观念,这其中就包括1915年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同年秋天,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陈独秀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基本改变之后,中国才有解脱军阀桎梏的可能”。 正如陈在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泣涕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又进而提出青年行动的六大原则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根本目的就是攻击守旧主义,并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 三、《新青年》的改革与创新 正如陈独秀所期盼的,轰轰烈烈的批判与改革开始了。 《新青年》首先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与礼法,正如陈在《新青年》上撰文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神权,反

胡适与白话文

胡适与白话文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胡适这个名字是和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胡适本人也是这么联想的。在后来回顾白话文运动的文章中,胡适一再说“胡适一班人”如何如何,好象这白话文运动真的就是这“一班人”搞起来的似的。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胡适第一句话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然后,他自问自答道:“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三四年来”是指自1917年以来,因为胡适的这个引子写于1921年;而这“几个人”就是“胡适一班人”。所以,这句话看上去好象是胡适觉得被人诬陷“凭空捏造”而感到冤屈,他要为自己辩诬,但实际上,他是在得意地告诉读者:“白话文学是这三四年来这几个人造出来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起源于胡适那篇发表于1917年元旦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其胜利的标志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陆续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这就是胡适所说的“三四年来”的意思。但是,胡适后来也曾承认,他以为“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1923年3月12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说,他曾预计文

学革命“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60页)。而陈独秀则更悲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的末尾附了一个“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也就是说,陈独秀以为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看到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怎么回事呢?就算胡适去国多年,不了解国情,判断失误,那么陈独秀这个老革命党怎么也会对形势看走了眼呢? 那么,文学革命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在介绍胡适的文学革命之前,有必要区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这两个概念。“文学革命”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文学内容的革命,这实际就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一个是文学形式的革命,即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对胡适来说,文学的形式决定文学的内容,所以他搞的白话文运动就等於文学革命。因此,他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实际上,除了胡适及其追随者之外,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恰好相反:文学的价值由其内容来决定。因此,从定义上说,白话文运动是包括在文学革命之中的。 1 少年胡适之烦恼 胡适在晚年的口头禅就是,“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也就是说,文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在康乃尔大学,胡适的主修专业是哲学;在哥伦比亚,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哲学。这既不是他的本行,他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长。

陈独秀与新青年

陈独秀与《新青年》 ——论《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余雷 【摘要】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思想家、政治家、编辑学家。由他创办的《新青年》对中国人民起了启蒙作用,更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通过文化、政治、载体等方面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展望未来前景的基础上,论证了《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依托,也使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成为了可能。 《新青年》早期地宣传提倡了科学民主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前期的亲文化运动的堡垒,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战斗堡垒,它所全力进行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斗争,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扫清道路的作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在五四运动中的宣传又为五四运动指出了方向。 【关键字】陈独秀新青年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社会背景及其意义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中国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时期,国内军阀统治黑暗,中国人民日益开化,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军阀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作为反封建的先锋者,满腔热血尽注一个新中国,他为了这个新中国辛苦奔走,创刊的《新青年》成了他进行革命的重要的一步。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思想与事迹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在《青年杂志》1卷1号,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问,他以充满感情的文字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

读陈独秀《新青年》有感

新时代·新青年 ——读陈独秀《新青年》有感 一直有在床上看书的习惯,闲暇时会躺下惬意地翻上几页,欣赏大家之作。最近阅读的是一本名为品读人生的小册子,这里收录了清末至建国之初一众作家的作品,很意外地在这里读到了陈独秀先生的一篇名为《新青年》的文章,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陈老先生发表在他当年创办的杂志上的大作之一。将近百年过去了,在置身于21世纪的我看来,陈老先生的这篇文章依然有着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力量。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不仅仅是可以拯救当年的热血青年,也可以拯救迷失在现代社会中的青年。 陈独秀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是他让那个零落瘫痪的国家找到了生机和希望;是他在那个闭塞保守的年代振臂一呼,叫醒了沉睡的人们;是他在那个腐败堕落的社会看到了青年的力量。他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新青年的殷切希望,对旧青年的痛心疾首。“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新旧青年有着相似的年龄,但在生理和心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必须指出这些差异以警觉青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老先生忧国忧民的拳拳热心,他明白一个国家的复兴与发展都寄托于青年,必须从青年身上寻找活力与气魄,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首先从生理上来讲,旧青年大多数都是斯斯文文的白面书生,最主要的特征是“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

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而放眼国外时发现外国青年都是壮健活泼,非常有活力。“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对比的结果是发人深省的,陈先生在这里就对新青年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予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新青年首先应该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不是遵从旧社会所提倡的孱弱书生形象。其实陈先生的观点放在今天也是有警示意义的。现在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点线上,很早就开始给孩子增加各种各样的学习负担,让年仅十岁左右的孩子身负重压,生活重心只有学习,忽视了锻炼,忽视了身体的重要性,小小年纪就老态龙钟,活力不足。今天的孩子就是以后的青年,未来的国家栋梁。这些本应该天真烂漫的祖国花朵们现在的形象是:架着近视眼镜,耷拉着脑袋,背着硕大无比的书包。尽管学习很重要,但是身体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国外学习,教育里本来就应该包含体育和锻炼,不能让素质教育仅仅成为口号。 然后从心理上来说,旧青年的头脑里延续的是做官发财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对于做官发财这种腐朽思想的鄙夷和不屑,在他看来,新青年头脑中必须斩尽这种腐败堕落陈旧的思想,必须有真实新鲜的信仰。只有这样的青年才可称之为二十世纪新青年,所谓的新主要是要有新的观念,新的精神,新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去追求新的生活,才会建立起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广大血性青年身上,他用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

关于陈独秀,360百科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这个简短的百科中,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陈独秀的贡献,我们把陈独秀的贡献做一简单概括。 一、陈独秀的历史贡献 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注意是上海)创办《青年》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

号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首次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了区别于上海青年,从第二卷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不久,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曾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每月出一期,上海那边恐怕走不开。”“没关系,你正好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蔡元培说,“北大还要聘请一大批名流学者任教,正可以帮你编杂志。” 陈独秀随即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之后,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加入《新青年》的阵营,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 这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追求自由解放。《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所以大家可以理解陈独秀作为发起人,也是最早的旗手和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作用。 有的学者说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至80年

试论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主要原因

试论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主要原因 作者:zhengsiyao2015-01-04 09:17阅读:206 次文章来源:未知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由陈独秀领衔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发起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旨在反对封建文化,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陈独秀以其卓越的贡献和独一无二的作用,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伟大旗手和主帅。 新文化运动是特定历史时期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近代社会长期物质和思想准备的结果。拨开历史迷雾,应该高度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但是,他之所以成为这场开天辟地的启蒙运动的旗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追寻历史的脚步,回到当时的历史格局中,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综合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分析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主要原因。 一、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本主义思想较为盛行 安徽位于中国东部内陆,临江近海,地跨江淮,水陆发达,人口流动密集,思想传播比较集中;紧挨的上海、南京在当时是两个最具开放的城市,上海是《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南京是中国古都,是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的国都,是中西文化思想交锋的主战场。特别是陈独秀的家乡安庆,文风昌盛,人文底蕴深厚,在近代作为安徽省府长达170余年,在安徽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安庆是中国较早接受近代文明的城市之一,回顾中国近代化历程,可以看到,安庆人姚莹、方熊飞很早就有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初步设想,太平天国运动在安庆对中国近代化具有推动作用,曾国藩在安庆关于中国近代化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创办内军械所,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船;安庆教案、邓华熙的皖江变法在客观上推动了皖江近代化、中国近代化,徐锡麟等人的安庆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和新军起义的第一枪,加速封建王朝的灭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这些从一定意义上昭示了安庆较早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安庆深受欧美风雨的浸润,资本主义思想盛行,异域新文化与本土旧文化相互撞击,形成了极其强烈的文化革新意识,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陈独秀,决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非常强烈,迅速开启了启蒙思想,在安庆的藏书楼演说,创办《安徽俗话报》,第一次举起了。 二、一战期间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新文化运动持积极态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辛亥革命的促进和人民抵制洋货斗争的推动,使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民族资产阶级在大战中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发展,挣了很多钱,办了很多厂。因此,对运动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有着勇敢的一面,这是由于运动与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

论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孔教观

论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孔教观 1. 陈独秀高扬“德先生”、“赛先生”旗帜批判孔教 A:在批判孔教、愚昧、守旧等传统观念中,“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有力武器。陈独秀明确指出,只有提倡民主与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陈独秀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对孔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B:陈独秀批孔的一个重点是对“三纲”的批判。他认为孔教所倡导和宣扬的这一套纲常伦理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而中国之所以产生种种问题的症结即在于孔教所宣扬的纲常伦理,孔教别尊卑明贵贱,与专制和迷信紧密相连,使民主与科学无从发展,社会变革无以成功。所以,必须对孔教进行彻底揭露和批判,使民主和科学真正深入人心,才能真正促进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突出理由是孔教与现代社会生活严重不相适应,它已经成为过时的道德。他在论证孔教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时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 他认为孔子学说是不合时宜的,因儒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孔子生在古代社会,其道德伦理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进化发展,封建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为封建制度、为君主贵族服务的孔子之道也已经成为过去,而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民主、兴科学、崇人权、争自由、倡平等的时代。陈独秀对孔教批判着墨最多的是它与帝制的关系,认为尊孔与立君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他说:“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这又进一步论证了尊孔与复辟的关系。他认为伦理、政治、忠孝作为其根本教义的孔教,与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的共和制度是绝对不相容之物,提倡孔教必然破坏共和,违背民主。 他不仅反对把孔教与帝制相连,而且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否定把孔教宗教化。陈独秀认为孔教乃教化之教,不是神道设教之宗教,那种试图将孔教立为国教的行为无疑是荒谬的和不切实际的,而立孔教为国教,也违背信仰自由的民主原则。 他还从科学角度论证了孔教宗教化的不必要性,他认为中国学术不进步、文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实证精神的缺失,进而造成迷信盛行,思想被禁锢。他指出,宗教是人类处于蒙昧无知状态下的产物,与宗教相比,科学才具有永恒的必然性。于此,陈独秀把“科学”概念的使用引入到伦理道德和信仰领域,从根本上否定了立孔教为国教的必要性。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陈独秀的“非孔”是非孔教而非孔子。 综上,陈独秀的反孔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对政治复辟活动以及保守势力对孔教的推崇和鼓吹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使封建旧道德、旧礼教,以及维护它的孔子和孔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虽有激进和绝对化的倾向,但对加速中国社会新的道德观念、礼俗和风尚的形成仍有积极的意义。

陈独秀

陈独秀 一、人物简介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 年读私塾。1897年,到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1901 年,到日本东京留学;翌年返回,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 志学社”,被清朝当局追捕,逃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03年,陈独秀和留日学生一起参加拒俄运动和拒俄义勇队,不久,回到安庆,组织“安徽爱国会”。1906年,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倡导者和主将,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有着巨大的影响。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20年5月,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于8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任书记。同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接着,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1922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6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5月,参加领导了上海的五卅运动。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在中山舰事件中;5月,在“整理党务案”事件中,陈独秀都采取了右倾、妥协、退让的政策。蒋介石乘机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7月,陈独秀又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反对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独秀参加领导了上

新青年创刊及主编陈独秀

新青年创刊及主编陈独秀 《新青年》(第1卷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当时,中国正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政治上,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政权,进而加紧策划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读经的旧文化,鼓吹复古思想,宣扬鬼神迷信,严重阻碍了人民的觉醒。现实的教训引起先进人士的深思,曾经追随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首先从思想启蒙着手,广泛开展一个“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运动,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来唤起民众。他们开始从先前热衷于旧政党政治活动转向从事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创办起来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成为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是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止,共出刊9卷54号。 陈独秀(1879~1942),《新青年》的创办人、主编、主要撰稿人,字仲甫,笔名三爱、实庵、?眼等,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又赴南京考举人,落榜。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影响,他抛弃了传统的仕宦旧途,转而走向寻求西方新学,从1901年他21岁起的五六年中,多次东渡日本求学考察,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同时,在国内外组织团体,创办报刊书社,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担任编辑。1904年在安庆(后迁芜湖)与人合作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半月刊,1914年,在日本东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他为报刊撰写时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激励国民的志气,克服“奴隶根性”。1915年夏,在袁世凯卖国复辟的危难时局中,陈独秀回国即着手筹办《新青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印刷发行,作为“救国新民”的舆论基地。1918年与李大别等合办《每周评论》。通过对这两个报刊的编撰,他成为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总司令”、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192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参与领导《新青年》的改组,《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编撰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领导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并参与编撰。大革命后期,在革命实践和宣传工作中出现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29年他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成立托派组织,出版托派刊物《无产者》、《火花》、《热潮》等,1932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抗战爆发后获释,1942年在四川江津病故。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和长期的主编、主持人,他主要从三个方面领导了《新青年》的发展:(一)制定刊物宗旨和不同阶段的办刊方针;(二)提出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原则;(三)组织编者、作者和读者队伍。陈独秀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他一共撰写发表了一百多篇政论、专论和杂文,通信专栏署名记者的答疑辩难文章大都是他写的。他在主持《新青年》的7年中,一次被捕入狱,两次被抄家罚款,平时还经常受到来自社会封建顽旧势力的恶毒咒骂和人身攻击,但他始终不为艰难困苦所动,坚持《新青年》的革命方向,并和读者一起前进。《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舆论重镇,和陈独秀的精心编撰、改革创新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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