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国民性

1:鲁迅的启蒙主义所针对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专制所衍生的传统意识，千百年来，中

国统治者处心积虑的推行蒙昧主义，禁锢民众思想，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秩序，求得长治久

安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思想意识还处于蒙昧状态的国民是“愚弱的国民”。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民众还处于蒙昧状态，就绝无振兴的可能，其作品都基于改变人民精神面

貌这一崇高的宗旨而创作的，启蒙主义的特点十分突出。鲁迅认为：民族兴亡，系于启蒙。“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集外集拾遗补编》他要以自己的文字来为改变民族

命运贡献力量。

剖析鲁迅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启蒙立人的思想，表面冷静，内心是充满怜爱，主要视角

是面向他们病态的灵魂。当鲁迅匿多的思考如何改造国民性格的时候，他深深的为大多数

压在大石下的草一样萎黄桔死的老百姓的处境而悲哀而痛苦。于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立人”、为“救人”、为“新人”，鲁迅以全新的反封建的价值观念，向中国封建主义

及人道的价值观念系统发起了猛烈攻击，对吃人的思想道德文化体系进行了最全面最有力

的批判。震动了一个时代的救救孩子的呐喊。正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强烈呼唤，鲁

迅为改变中国人的地位，唤醒国人的意识，为中国人的思想革命，改造旧人重建新人而努

力奋斗，以他的永不消逝的文字。

一记得卢叔宁的《劫灰残篇》中有这样一段内容：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第一个将中国

看透的人，第一个将中国的真相揭示袒露在人们面前的，人……鲁迅在生前受到无穷的攻

击和暗箭，而死后在一些人则庆喜地将其忘却掩灭。更有一些人则以尊崇他的姿态将其摆

在他们宗祠的祭坛上加以顶礼，其目的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神像来装饰自已的门面或驱斥自

己的政敌，他们何敢回复其本来的面貌——无情的揭露，入木的批判，不妥协的斗争呢?鲁迅的印着自己、他人、社会刺去的解剖刀变成了专向不祈祷、不跪拜的异教徒的威严的法剑。鲁迅在生时所无限同情又无情地憎恶的阿Q们，还有那鲁迅用厌恶与蔑视之笔画下的

聪明人们(假洋鬼子、奴才)在鲁迅死后，倒反过来将他“聪明地”“阿Q化”了。这是怎

样的一种讽刺和怎样的一种痛心的悲哀啊!而揭示这些该是新的启蒙者们的任务之一吧!

启蒙的意义目的，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

盲目的人类生存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识别一切统治者的标准：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不仅相信人民

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的真正代

表者，鲁迅在揭露阿Q的疮疤的时候，似乎比哪些说阿Q的疮疤有独特的美的人要遭到他

人(甚至阿Q本人)的责骂，但真正爱阿Q的不是后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鲁迅。

鲁迅启蒙的任务是让患者先认识自己是病人，并进而使它认识自己的病因病根，使它

震醒。鲁迅作为一个社会医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但是病人应该怎样和自己的病，尤

其是怎样和产生这种病的环境条件进行自觉的斗争，这便是鲁迅后人所应当完成的，这就

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鲁迅的遗业，将对社会恶症的揭露，对社会给人们打下的烙印

的揭露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则要将如何更自觉地根治这社会与人们病症的方法昭示给人们……使他们明了自己不是被施恩者，不是单纯的被疗救者，他们自己同时是创造者，创

造物的所有者。这便是现今启蒙运动的(如果有的话)任务。”

我情不自禁的抄录了这么多，因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启蒙正陷人

前所未有的困境。虽然我们不能对现实进行简单的否定，对当前兴盛的物质文明也应肯定

他的存在意义。但毫无疑问，当前现实社会和文化中的不健全处还是很多的，尤其是现实

体制中的积弊，以封建文化的实质和物质文化的合流，促进了社会的腐败和动荡。使金钱

为中心的消费主义彻底占据了社会文化领域，刺激了各种欲望的畸形膨胀。当前社会各种

犯罪率的上升和道德风尚的下滑，就是不良文化刺激的直接结果，可以说在当前的社会中，时代精神和思想信仰正陷入迷茫和漂浮的困境中。

大众是如此，知识分子自身也是如此。作为知识分子的真正表率，鲁迅先生倡导知识

分子应有一种“青皮精神”，但许多曾经参与启蒙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已经彻底放弃了曾经持守的启蒙精神，成了现实物欲的追随者甚至推波助澜者。小说《沧浪之水》中的池

大为、刘跃进等可说是这类人的代表。还有人则回归到宗教中或成了宗教的臣服者，当前

泛滥的嘲讽和解构知识分子责任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更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启蒙精神

的彻底放弃。

我们反思“五四”以来的启蒙，事实上都说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已经进入一个

新的世纪的中国大众文化，比较八十多年前，在思想文化更新上到底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今天的“国民性”与从前相比到底有多大差别，是可疑虑的事情。即使是两个时代间表现

出来的一些差异和发展，到底能不能完全算是“五四”文化批判的结果，还是因为生活方

式本身的变革而产生的自然变迁也难以明断，而作为启蒙主导者的知识分子，比较鲁迅一

代启蒙者，至少在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上，表现出明显的衰退。

“五四”后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逐步被迫或主动地放弃了对实践启蒙的新的尝试，除了少数知识分子表现出对“五四”实践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更多的知识分子屈服于各种

制度体制下，只表现出服务的态势，却没有任何新的实践理想和行为。于是许多中国知识

分子逐步成了崇尚空谈的“文化清客”，却少有身体力行的启蒙实践者，至于后来进行的

漫长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结合，己经不能叫做实践启蒙，因为知识分子在其中承担的事实

上被改造的角色，他们失去了自我主体精神，也就完全失去了实践的内核。

马克思说：“人们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而不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鲁迅远行

以后，我们该怎么做?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2: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被学术界认作是世界十大文化名

人之一。鲁迅小说有三十三篇，其中二十五篇是近现代题材，收集在《呐喊》、《彷徨》

两个集子里。内容主要是反封建——彻底地反封建，揭露人吃人的封建社会。鲁迅的小说

创作以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主题和新形式的创造，实现了中国小说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

赋予了小说的现代的内容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完成了由旧小说向现代新小说的转变。他继承传统，借鉴外国，把传统的手法和外国的良规融合再造，创作出崭新的现代新

小说，把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推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阶段。为改良人生，为人民的解放

和社会的改造而创作“遵命文学”，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核心。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的

为人生，先是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后来又是与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是同

他对历史的深邃观察，对现实的锐利透视、敏感的反映和严密的分析紧密相联的，这就使

鲁迅的小说把握了重大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具有了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熔铸了博大精

深的作品内涵，真实反映了中国人们的愿望、要求和历史命运。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

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

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

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

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

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

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

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

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

“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

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一一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

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

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

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

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

“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

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

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

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

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

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

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

“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

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

“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

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

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

《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

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

一种象征。“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

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

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

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

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

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

“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

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

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

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

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

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

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3: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以毕生精力探讨改造国民

性或民族性的，莫过于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了。作为新文化

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鲁迅在长期挖掘、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不仅集中地、深刻地探

讨了新型国民性的内涵，而且对建构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途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学习、研究和借鉴这些思想，对于塑造和提升公

民思想道德素质、推进民族复兴的伟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鲁迅所要改造的国民性内涵是什么？研究者认识有差异，依笔者见解，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

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

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

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

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

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

己义不容辞的任务。鲁迅改造国民性、构建新型民族素质的思想历程可以大略地分为两个

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留学日本到1927年回到上海之前。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以进化论为武器激情洋溢地呐喊到短暂的寂寞、苦闷和彷徨，再到重新振作起昂扬的斗志，从单纯的

“文明批评”到“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的过程。该时期他正确地解决了改造

国民性、塑造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与改造社会的关系，以及国民思想革命与社会政治革

命的关系，侧重于对专制的封建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愚弱的国民性的批判。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回到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这一时期，他已以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崭新姿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进行“扫荡废物”的战斗。他明确提出：“说到中国的改革，

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历史是过去的陈迹，

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 。这一时期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深刻，达到了他在这一思想领域的高峰，其表现是：更多地将针砭国民性的弱点与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结

合起来；将挖掘、批判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中的劣根性与弘扬我们民族优良品质结合起来；

将抨击国民性的痼疾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思想统治和政治统治结合起来。

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因当时环境和面临现实任务不同而有别于其他新文化运

动启蒙学者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不像他们那样进行系统的专门的论述，他用的是“匕首”，是“投枪”，其思想观点融入他那几百万字的小说、杂文、随感等作品之中。他说，他的小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他的杂文也是如此，“‘中国的大众的

魂灵’，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二是他改造国民性更多的是“破”，“立”是包容于“破”中的。鲁迅深刻揭露了麻木、守旧、盲目自大、“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自主精神缺失、“瞒和骗”、爱“面子”、顺从忍让等国民的“劣根性”。他对同胞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他揭露、批判国民性的“病根”、痼弊，正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唤起民众”；他对旧国民性的批判，正是对新型国民素质的呼唤。这里仅就鲁迅对

塑造新型国民性或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探讨作些大略归纳。首先，铸造生生不息、奋斗不

止的“民魂”。鲁迅在1926年写的《学界的三魂》中，用阶级的观点对所谓“国魂”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国魂”可以分为“官魂”、“匪魂”和“民魂”，这其中“惟

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极力赞扬了这样一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

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

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

的一生，正是体现了他倡导的这种精神，正如周扬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中评价的那样：“在鲁迅身上和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精华，找到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灵魂。”其次，

增强国民的自主意识。鲁迅深感长期的专制思想和封建道德对国民的禁锢造成的“奴性”

意识的严重性、危害性，因而他极力主张培养国民的自主思想。他认为“人各有己，而群

之大觉近矣” 。就是说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摆脱了“奴性”，具备了“人各有己”的自主精神，才能形成整个社会觉醒。这种见解看到了国民的个性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看到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是极为正确的。再次，塑造国民的独立人格。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长期封

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国民思想意识中的独立人格精神的缺失，鲁迅呼吁树立个性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人格。他热情赞扬“个人的自大”，认为“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

是多福气！” 鲁迅还认为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要与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结合起来进行，他说：“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于是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 。鲁迅崇尚独立人格思想是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共识。譬如陈独秀就认为东方民族“重家族，

轻个人”的价值观对国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极力赞扬西方个性主义价值观，主张以“个

人本位”代替中国的“家族本位”；李大钊甚至强调国民有否独立人格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他说“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国家，即无外侵亦将

自腐，奚能与世争存。即苟存焉，安有价值之可言。” 他主张共和国民的责任，不仅在于保持国家的权威，还要尊重国民的自由人格。最后，锤炼国民“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鲁迅认为这种敢于面对现实的品质是新型国民的重要思想道德素质。他说“早就

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他极力主张“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

什么气候” 。鲁迅之所以强调这种“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是因为他毕生都反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他认为只有拔掉“瞒和骗”的病根，才能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他极力倡导真的猛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与反动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

三在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塑造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新型民族素质的途径、方法上，鲁迅着重提出了以下几个设想：第一，依靠“精神界之战士”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来改造国

民性。依靠谁来唤醒沉睡的国民，改造愚弱的国民性？鲁迅早期主张依靠那些“精神界之

战士”，也就是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认为，那些像西方摩罗派诗人一样的知识分子，具

有优秀的思想品质和救国救民的抱负，“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所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认为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依靠他们，就能“来破中国之萧条” 。这些“思想见识高于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的知识分子，就是改造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力量所在。显然鲁迅

的主张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早期思想所带有的明显的英

雄史观的印记。到了后期，接受了唯物史观的鲁迅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提出了知

识分子要同群众结合，认为“觉悟的智识者”“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

大众的事业。” 他还强调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 ，才

能完成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历史任务。“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

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假如这样的话，无论是改造社会还是改造国民的素质，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第二，自道德

素质改造始。鲁迅深受其老师章太炎“革命道德论”的影响。章太炎主张“无道德者不能

革命”，“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 。鲁迅也主张改造国民性要从改造、更新国民的道德素质入手。他认为国民“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弱点，是道德上的缺陷。那

些“刀兵盗贼水旱饥荒”，那些“丧尽天良的事”，甚至于“国将不国”的现状，其原因

就在于“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这种观点自然有夸大道德作用、甚至主张“道德万能论”的色彩，但鲁迅的基本意思还是为了强调清除数千年来封建传统道德的紧迫性。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和封建道德的精神麻痹，紧紧地禁锢了国民的思想，这是形成愚弱的

国民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要改造、更新国民性，就必须从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做起。

第三，将文艺作为国民性改造的“利器”。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在日本留学

时改学文学的原因时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用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武器，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在鲁迅留学日本的前一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

关系》一文，宣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小说作为传播新思想、

改造旧社会的根本途径。当然，鲁迅选择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看到了文艺与道德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看到了文艺在传播新思想

新道德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认为，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具有启发人们的自觉、勇猛、不断进取精神的作用，具有“涵养人之神思”即培养正确的理想情

操的作用。1913年，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更为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

“美术（按指文学艺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

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他甚至认为文学艺术可以使人“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又安。”鲁迅看到了文艺对于改造民众思想道德的重要作用，但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种作用，它反映了鲁迅早期仍未摆脱唯心史观的窠臼，

没有看到改造国民的思想道德最根本的是要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第四，坚持“拿来主义”和“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原则。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思想道德、借鉴外国思想文化的成果，

为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思想道德服务？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

“拿来主义”的原则。他认为既要抛弃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的消极东西，同时又要注

意学习和吸取其中有益于我们国民和社会的积极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审视传统思想文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别作

出不同的处理。不要被动地让人家将包括糟粕之类的什么都“送来”，而是采取主动的态

度“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鲁迅提出的第二个原则是跟上世界潮流又“弗失固有之血脉”。他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提出，改造国民性，建构适合时代特点的国民

思想道德素质，要坚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固有

之血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传统。鲁迅既强

调了要“拿来”、学习西方国家培养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中好的经验、做法，又强调了保持

我们民族优良的品德教化传统。

四鲁迅将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

“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虽然逝世七

十年了，但他毕生从事的改造和重塑“国民性”思想，仍然因其远见卓识而不朽，对我国

今天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启迪意义。第一，高度重视公民思想道德素质

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上世纪下半叶，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本世纪

初中共十六大又提出了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其中明确的四个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此后，我们党又提出诸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实施德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旨在提升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无论是当前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将来建成的现代化强国，它们

都一定是繁荣、文明的社会，是人的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社会，可见提升我国

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就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塑造和提高公民思

想道德素质还为完成上述任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义支持。此外，现代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我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能

否使近代落伍、现在急起直追的中国在21世纪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前列，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人才，是我们国民的素质！恰如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社会学家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博士的名著《走向现代化》所说：“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

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

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

化的国家。”在这一背景下，重温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理论，就不难理解鲁迅何以将

改变国民精神作为改造国民的“第一要著”。正由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正由于

改造国民性意在“立国”，而“立国”必以“立人”为首，“人立而后凡事举”，因而满

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的鲁迅才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研究。因而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就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必须高度重视旧国民性的改造和新国民性的重塑，着力提升

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以便能为我们民族复兴大业提供永恒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道义

支撑。第二，充分认识改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任务的长期性。鲁迅所揭露和

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

“痼疾”，因此，改造国民性也必然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对此鲁迅有清醒的认识：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就启示我们，加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改造和重塑国民性决非朝夕之功，要作为长期的、艰苦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来抓，像鲁迅那样坚持“韧的战斗”！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至今改观不大。对没有血缘关系或亲情、友情的人缺乏必要的人道主义甚

至是冷酷无情，以至于我们的报刊等媒体经常有那些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等缺乏人情的报道。“窝里斗”、“内耗”的现象虽有不少改变，但仍触目皆是：在对外贸易中，相互压

价竞争，使外人渔翁得利，自己受损；在工作中的彼此间为一点矛盾就互相拆台；一个单

位里“大有作为，难有作为，无所作为，胡作非为”的各色人等依然存在……有个作家讲

过这样的话：真正使你疲劳不堪的并不是高山大川，而是你鞋子里的一颗小小的砂粒。只

有倒出“内耗”等民族劣根性的“砂粒”，我们的民族才能大踏步地前进！第三，改造和

重塑国民性、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必须坚持破立结合，重在建设。如上所述，鲁迅是以

普罗米修斯式的“异端”活跃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他以深邃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

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了无情的批判和鞭挞，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对我们民族性的弱点、劣根性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痛责。应该说，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破”字当头的。但这种破的目的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因此又始

终是破中有立、批判中有继承的。譬如，上述他对“中国的脊梁”之民族精神的赞誉等等。他还说：“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持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

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一贯的，包括前期和后期。所谓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

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其目的都在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

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虽然他对国民性问题认识的深度和侧重点前后期有所不同，

但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存在的。”中共中央有关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文件中多次指出，要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以立为本”的原则。我们的时代已

经不是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因此，在批判和清除民族思想道德中的消极方面及劣根性的

同时更应重在建设、以立为本。通过教育和实践养成，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这方面，鲁迅有关铸造“民魂”、培养国民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及“敢想、敢说、

敢作、敢当”的品质等等新国民性的设想仍是我们必须吸收的。另外，他关于改造国民性

要自更新、提升其道德素质始的主张，也给我们今天着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很好的启发，

只有从道德这一做人的基本素质入手，才更有利于公民整个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第四，

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国外塑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经验在对国民性的

研究中，鲁迅将我国国民性与其他民族作了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那就是上文提

及的坚持“拿来主义”与跟上世界潮流又“弗失固有之血脉”两项基本原则。鲁迅多次谈

及英国、日本等国家民族性的优点，告诫国人要认真学习。他说：“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

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 ；“我总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 他对日本人的国民性议论更多，认为“日本的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 因为这样自然不会有奴隶或奴才的卑怯，才会更喜欢独立自由。他赞扬日本人的认真精神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

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

对付过去的。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自然，今天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吸收和借鉴国外塑造包括国民性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早已

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鲁迅先生这些观点和宽广的胸襟，对我国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仍不失

其重要启迪价值。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

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他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启蒙

思想家，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都闪耀着

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经常重温、反复品味和时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