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经济分析

关于计划经济时期生活用品供应紧张和实行票证制度的原因分析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试行了票证制度，这是个事实。对于这一点，文人们在各种场合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持之以恒的“忆苦思甜”。不仅在论坛上会不断看到右派网友控诉票证制度，控诉那个时代，去年总结改革伟大成绩时这个问题也被大量引用，甚至春节晚会的小品也有控诉、讽刺用票证为主题的节目。经过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描绘，票证制度和使用票证的时期已经被涂得很黑。让很多年轻人以为30年前的中国人确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都有历史背景和前因后果。简单那改革后生活用品供应充足，没有了票证来控诉六七十年代生活物资供应相对紧张是很可笑的。如果把“今天……，30年前……”这个句式作为评判一个时代的唯一模型，那么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被任意描绘。

贫道下面试图从多个角度来看待六七十年代生活用品供应紧张以及使用票证制度的原因。

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票证制度试行很长时间。票证供应的物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多的时候十几种，包括火柴、香烟、糖等都凭票供应。少的时候只有几种。到文革后期，多数地区只有粮食、食用油、布匹凭票供应。这些物资一般都是生活必须品。

物资供应紧张并不都是供给不足造成的，需求旺盛和供给不足都可能造成短缺。生活必须品的供给很少能突然大幅度增加，尤其像粮食、肉类、油料、棉花等农产品。如果六七十年代生活必需品的总产尤其人均产量低于50年代，甚至低于解放前，那么可以把问题归结在生产发展迟缓，生产力破坏上。如果这个时期各类物资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量都大于50年代未试行票证时期和解放前自由市场经济时期，那么，简单说社会主义经济“破坏了生产力”就不符合事实。

贫道在前一个帖子中提供了关于粮食和肉类生产中，30年前与60年前，以及30年前与解放前最高产量的对比。其中生猪和羊用了年底数，因为解放前数字没有肉的产量。下面再引述一下：

年份/// 粮食/// 生猪//// 羊//// 人口

1936 / 13868 /// 7853 /// 6252 / / 52000

1949 / 11318 /// 6775 /// 4235 /// 54167

1952 / 16392 /// 8977 /// 6178 /// 57482

1965 / 19453 // 16693 // 13903 /// 72538

1979 / 33212 // 31971 // 18314 /// 97542

1985 / 37911 // 33140 // 15588 // 105851

解放前中国没有精确人口普查。1909年清政府曾推算人口为3.7亿。1929年国民政府开始对13个省人口进行调查，1931年估算数字为47470万人。30年代中前期战乱比较少，经济发展也很快，因此有些专家人估计抗战前中国人口

达到了6亿甚至7亿人。贫道按1929年到1937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2%计算（当时婴幼儿死亡率高，同时也有局部战乱）把抗战前人口计算52000万人。算多了，右派说贫道把基数做大了。这样计算：

解放前最高人均粮食为267公斤，生猪0.147头，羊0.117只。

1949年的低点，人均粮食为209公斤，生猪0.125头，羊0.078只。

1952年土改结束，人均粮食285公斤，生猪0.156头，羊0.107只

1965年文革前，人均粮食268公斤，生猪0.192只，羊0.192只

1979年改革前，人均粮食340公斤，生猪0.328只，羊0.188只

1985年取消肉票，人均粮食358公斤，生猪0.313头，羊0.147只。

这样看，无论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票证时期的人均粮食和人均生猪和羊年底数都不仅比60年前高，而且比国民党“黄金时期”高很多。60年代中期人均粮食虽然没有解放前最好年份高，但人均猪和羊都超出解放前最好年份50%左右。到70年代，人均粮食大幅度超过解放前，同时，人均肉类基本翻了一番还多。

虽然数字如此，但还是很多人感觉当时供应很紧张，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解放前生活比较富裕的群体觉得日不不好过。一般老百姓也觉得供应紧张。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时期生产发展得还太慢，于是造成供应紧张呢？

贫道觉得评价一个时期生产发展快还是慢，总要有个对比。增长速度或者解放前比，或者与改革后比，或者与其他同类国家比。改革前的30年，粮食、生猪、羊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65%、5.31%和5.0%，即使与解放前最好年份比，也分别年均增长2.95%、4.79%和3.65%，实际是很高的数字。解放前统计数字很难找到，那么我们与改革后的数字比。1979年到2006年，粮食、生猪、和羊的年均增长率，年均增长为1.57%（49748万吨），1.69%（49440.7万头）和2.7%（36896.6万只）。比30年前的增长率低出1倍到2倍。前30年增长速度是后27年的两倍到三倍，这样的事实情况下还能得出前30年经济破败，生产力破坏，经济崩溃的边缘的结论，那么怎么来评价后30年呢？

其实，不仅吃的如此，其他很多物资也是这种情况。

30年前，我国棉花总产220.7万吨，是1949年的44.4万吨的5倍，是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4年84.9万吨的260%。棉布产量121.5亿米，是1949年18.9亿米的643%，是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27.9亿米的435%。而羊毛、毛线、呢绒、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灯泡等新的生活必需品，都是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的增长。而这些东西都在六七十年代曾经用过票证。所有以上物资的增长率，也都是数倍于改革后30年的速度。

贫道列举以上数字，很多右派会认为这是简单的为前30年涂脂抹粉。其实贫道没这个意思，真实目的是引出以下疑问：如果前30年生产发展很快，人均供给量增加很快是事实，怎么还会发生供给不足并导致票证制度？

我们还可以横向比较一些供应不紧张，没有实行票证制度国家的供应情况。

印度显然是一个与中国对比的好对象，因为都是人口大国，印度农业资源优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2倍），都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印度没有发生过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也没有试行票证制度。

1970年，中国人均粮食为289公斤（总产23996万吨），肉类7.2公斤（猪牛羊肉总产597万吨）。印度人均粮食211公斤，肉类1.4公斤。印度人均可供给粮食和肉类为中国的73%和19%。其中人均肉类产量不足3斤。但是，印度人一点没感觉供给紧张，照样没试行票证制度。到1980年，中国人均粮食超过了300公斤，肉类产量接近13公斤，但印度人均粮食还是211公斤，人均肉类下降到1.3公斤。1970年，没有感觉供应紧张，没有试行票证制度的国家很多，但是人均肉类产量比中国7.2公斤低的国家有很多。比如韩国3.2公斤，伊朗1.2公斤……大部分亚洲国家，甚至游牧人口很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都低于1970年前后的中国。当然，欧洲国家和南美放牧条件非常好的国家人均肉类产量高于中国。（贫道上个帖子出来，方天佑怀疑数字真实性。贫道给了他具体网址。不过这次只告诉，以上数字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国际数据/1996，自己花功夫查吧）印度2006年人均肉类产量达到多少呢？不足6公斤，比中国1970年的7.2公斤低得多！

也就是说，人均供给量并不是“感觉供应紧张”和“不得不试行票证制度”的原因。人均供给量多了，照样会紧张，少了，照样可以不紧张。其实，中国解放前人均可供给粮食、肉类都比解放后少得多，其中肉类、棉花、棉布等要少好几倍，但很少感觉供应不足（除了抗战时期重庆和延安）。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人均生活必需品供给能力并不低的情况下，感觉供应不足，试行了票证制度了呢？原因就只能从需求角度上找了。

所谓生活必需品，首先与收入情况有关。勉强糊口的时候，粮食是生活必需品，而肉类就不是生活必需品。衣不蔽体的时候，自纺土布是必需品，机织布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基本没有现金收入的时候，火石是生活必需品，但火柴就不是。中国在解放后突然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根本原因是有一个很大的群体突然把肉类、食用油、机织布、火柴……等一大批物资当作生活必需品了。这个群体就是普通工农群众。而在此前，或者在印度、伊朗、甚至当时的韩国，工农群众还不把这些东西作为生活必需品。这才是历史真实！

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人均收入和这些东西的价格上进行分析。1970年前后，中国农民人均日消费大约在0.33元左右（月10元），城镇居民人均日消费0.75元（月24元）。看起来确实很低，不过也很平均，也就是所谓“共同贫穷”。这个时期面粉和大米价格大约0.16元/斤，玉米0.10元/斤，猪肉0.6元/斤，羊肉0.5元/斤，鸡蛋0.6元/斤，平布0.15元/尺，斜纹布0.25元/尺，火柴0.02元/盒，食盐0.07元/斤。城市的电费、水费、房费等几乎忽略不计。一个人一月吃20斤细粮，10斤玉米面，2斤肉，1斤油，1斤鸡蛋，一年2身新衣（25尺），总计多少钱呢？8.5元。也就是多数农民也能达到这个收入和消费水平，城镇居民都能达到甚至远远超过这个水平。但是，这就要有超过1250万吨而不是598万吨的肉类产量，超过104亿米的棉布产量而不是94亿米棉布产量。

因此，结论应该是，解放后感觉供给紧张，试行票证制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消除了剥削阶级，使广大工农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使他们开始享用解放前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享受的生活用品，造成高速增长的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能满足更高速度增长的需求。

当然，这里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

一个是由于中国经历了上百年被列强欺凌后，不得不选择把迅速发展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能源、交通和军事工业体系作为立国的首要目标。这使更多的钢材没去造自行车和缝纫机，而给了装备制造业和能源、交通。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两个大量引进设备阶段，一个是50年代从苏联的大规模引进，一次是70年代初开始的对化肥、化纤等设备的引进。当时中国制造业产品竞争能力很低，主要靠初级产品，尤其是农副产品支持出口。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中国年出口总额在50-60亿人民币之间。初级产品出口占50%以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和“肉类及肉制品”占18-20%。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出口肉制品和家畜10左右亿人民币。按每公斤1元收购，也有100万吨。也就是这个时期肉制品产量（600万吨）的17%左右。70年代中后期，出口达到130-200亿，出口肉类占总产比例达到25-30%，也就是人均可能消费的部分一直保持在6公斤左右。这也是中国城镇居民肉票始终在每月半斤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这样做，就没有中国在60年代就实现基本工业化的可能。不这样做，就没有十几条大型化肥厂，也就没有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粮食的迅速增长。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在80年代初化纤产品大量涌现并取消布票。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为了彻底解决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问题，选择了大幅度改善农民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的治本措施。这也造成60年代人口高速增长（解放前婴幼儿死亡率达到30%，60年代降低到5%，这就意味着25%本来注定死亡的婴幼儿活了下来，使人口激增），扩大了人口基数。但正是婴幼儿死亡率在60年代持续下降，农村青年妇女教育水平迅速上升，使中国HDI指数在70年前后攀升到0.5以上，使中国妇女生育率从60年代的6-7，降低到1979年的2.72。人口增长率从60年代的3.0%-2.8%，降低到计划生育政策试行前的1979年的1.16%。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时期共产党在完成迅速工业化和抑制高人口增长率的艰巨任务的同时，还使中国人均粮食，人均肉类，人均棉花和布匹，以及很多原来只有富裕阶层才享用的生活用品以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速度增长。共产党所无法解决的唯一问题，也可以是说是自己造成的唯一问题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工农革命，让工农群众的收入水平达到了普遍能够消费原来富裕阶层才能消费的生活用品的程度，自己给自己造成了麻烦。

中国共产党确实比较“笨”，要是选择其他国家制度，干脆让工农群众吃不起肉，穿不起机织布，让市场经济决定谁吃肉，哪里还有这些事情！！

今年是中国革命成功60年纪念日，究竟打算让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