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互动：媒介对青年身份认同的塑造——以“韩寒现象”为例
符号与互动：媒介对青年身份认同的塑造——以“韩寒现
象”为例-新闻学
符号与互动：媒介对青年身份认同的塑造——以“韩寒现象”为例
冯雅颖
【摘要】从叛逆作家到被时代杂志评选为“青年领袖”，韩寒不同于一般偶像明星，他的出现始终伴随着青年网友与精英阶层的互动，而“战场”则是成为环境的大众媒介。基于符号学的视角考察，韩寒是流行文化语境中的形象符号。它的所指超出韩寒个体的范畴，并折射出青年亚文化群体与媒体的互动。符号由媒介生产，而作为接受者的青年群体则围绕着符号参与表达、争议与否定，渐进地完成身份认同。
关键词符号互动他者青年身份认同
依据联合国1985年国际青年节时的规定，青年是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的人；而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化，尤其是人类寿命的延长，世界卫生组织于2013年确定新的年龄分段：44岁以下为青年人。数量庞大的人虽然使用同一个“青年”称谓，但却滋养出纷繁多样、内涵多元的青年亚文化：他们难以界定自身，却以自由叛逆的姿态挑战；他们从边缘慢慢过渡为主流，却质疑主流的合法性。而正是在这种“文化失范的20世纪80年代生成和崛起的一种亚文化”中，韩寒现象成为我们透视媒介社会中青年群体“被形塑”的窗：青年群体以更为主动的姿态与媒介互动，参与符号意义的形成，并在这一过程中否认“他者”，完成自我认同。
一、媒介选择并生产符号
大众媒介为了生存必然需要最大程度地吸引受众的注意，虽然青年群体并
不是主要的消费人群，但却是潜在的、正在成长的消费对象。满足青年群体的观看欲望、为他们提供娱乐、游戏或是信息，这是媒介的不二之选。但是无论提供何种类型的媒介产品，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符号组合形式。这些符号并不是随机形成的，也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经过仔细的选择与包装，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赋予符号意义。
任何一个符号都有可能进入媒介的视野，但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能引起关注，引发互动。首先，符号应与其消费群体有相似之处，即受众在消费符号时能找寻到自身的投影，符号是在媒介世界中另一个真实的自我。韩寒的生活轨迹与绝大多数的80后是相似的，都经历着中国转型期的多元。他所关注的议题，如强调内心的孤独与勇敢、对社会中阴暗面的嘲讽、对自我风格的坚持，都折射出一代人的共同感知。
其次，符号能够满足消费群体的“心理需要”，即满足青年群体的日常审美、文化消费以及反叛、抗逆与解构权威的心理特征。韩寒幽默、讽刺以及非书面语的写作风格，符合亚文化群体的视角。2000年韩寒七科不及格后退学，出版首部长篇小说《三重门》后一举成名，这符合青年在亚群体时期希望反抗“教育”这种主流价值标准，但最终还是回归与臣服。而在其后的发展道路上，韩寒先后成为作家、赛车手、歌手乃至电影导演，始终走在“前沿”、“潮流”的形象也满足了消费群体对自身的想象。再次，符号应具有修正自身的能力。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僵化的，而应随着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拓展意义空间。当80后的青年群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时，韩寒与白桦等传统精英作家论战甚至“开骂”，代表着反抗权威；80后群体向主流过渡时，韩寒又成为代表自由言论的新领袖，“被亿万网民奉为民意代表、公共知识分子、道义的化身，被捧上神坛。”而当90
后成为青年亚群体的主体时，韩寒以制造者的形象出版“独唱团”、上线“ne -个”，并拍摄电影《后会无期》，从“写作者”变为“娱乐者”。
满足上述条件，符号具备了“被消费”的潜质。基于符号，青年群体心理与情感得以投射，符号成为媒介与青年群体互动的“中介”与“桥梁”。
二、媒介塑造符号的互动模式
流行文化中各种符号的能指是客观的，而符号的所指却是具有主观色彩的。如果说个体仅能为符号贡献“原型”，那么媒介则完成“增魅”的过程。符号承载的意义因人而异，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内在经验，而且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中就包含有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互动模式决定了公众如何处理符号与相关文本，并间接地影响个体对符号意义的理解。
互动模式是指符号能够激发消费群体相对稳定的情感与行为的反应，并在多种媒介文本中保持一致，是能够被所有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所理解与接受的“触发机制”。例如，“祖国”这一符号可以引发忠诚、热爱等情感，而“偶像”则引发崇拜、追捧、甚至是无条件的认同，这种互动模式在整个流行文化中都是通行的。
符号可以引发三种互动模式：
1、稳定模式
符号激发的情感与行为是积极的、用于巩固符号意义的。
2、非稳定模式
符号激发的认知、情感或行为会改变符号原有的意义，或者在不同的媒介文本中符号的互动模式存在差异。3、争议模式争议模式更类似于稳定模式与非稳定模式的综合体，都能够激发相对稳定的反馈，但争议模式引发的是相对
矛盾的反馈。
那么互动模式又是如何产生的？作为主要信息提供者的媒介，一方面大量输出符号赖以生存的文本，另一方面塑造符号互动模式。这些互动模式隐含在文本之中，当观看者与阅读者接触文本时，潜移默化地习得。虽然个体自身经验可能与互动模式有冲突，但个人只能对模式进行修正或调节，并不能完全改变。因此，媒介炮制的互动模式是超验的、是先于个体出现的，是被媒介制造出来供所有符号消费者共享的。
以韩寒为例，我们能够探寻争议模式是如何被媒介塑造的。2006年的韩白之争，以博客为代表的新媒体集中展示了传统文化精英与韩寒的论战；2012年，以麦田发表博文《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为起点，舆论围绕韩寒的第一部小说《三重门》是否有人代笔展开争论；随后争论又波及“打假先锋”方舟子、彭晓芸、韩寒父亲以及路金波等人；2014年，《中青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的文章批判韩寒及其影视作品《后会无期》，并在内容中重提“造假门”，#中青报批韩寒#迅速跻身新浪微博热门话题。而每一次具有争议的文本都在传统媒介与网络协同构成的语境环境实现“横向”与“纵向”的双重累积。其中，“横向积累”是指争议在不同媒介平台积累，并呈“散射状”扩大。例如，2014年纸媒《中青报》刊载批判韩寒的文章后，中青报旗下中青在线、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进行转载；几乎同时社交媒体介入，在百度搜索中以“凯迪社区”与“中青报批韩寒”为关键词，至2014年8月30日，累积获得707个条目，《为什么要借反腐大炮猛轰韩寒》、《无语过剩与文化贫困的中国青年》、《中青报怒批韩寒，60%以上网民力挺》等文章获得大量的网络评论；而以用户生成内容为主的社交网站知乎，以“如何看
待中青报文章《天才韩寒是中国文坛的最大丑闻》？本文的发表是基于怎样的背景？”为题，累积获得42条回复，194人关注。“纵向积累”，是指争议在时间中的堆积与叠加，即每一次以“韩寒”为标签的矛盾爆发后，公众都会将记忆中与此相关的类似事件再次集中引爆；而网络时代中的海量储存，无疑助长了这种“滚雪球”的行为。例如，在2014年凯迪社区关于中青报批韩寒的页面中，回帖处可以看见“延伸阅读”的相关条目，其中包含“方舟子”等内容指涉2012年韩方论战；而在知乎页面中，也会出现题为“如何看待麦田发表的最新博文《三重疑》”等“相关问题”。这些争议从精英到草根，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在时问与空间的交叠中杂糅成一团，使符号的争议模式被所有的文化消费者所接受。
在新媒体越发繁荣的今天，能够引发稳定模式的符号越发稀少；当自由表达的权利下放至个体时，争议模式与非稳定模式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符号的主流。而在媒介文本的引导下，我们也更加适应符号的争议模式。
三、直接的识别身份与间接的否认他者
不同媒介中文本的累积塑造了符号的争议模式，并引导消费者以简化的手法处理争议。“简化”的驱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符号消费者本身，因为在信息海量的媒介社会，符号的消费者更倾向于简单的认知；另一方面来自于媒介对符号的处理。譬如“韩白之争”、“韩方之争”或“中青报批韩寒”等媒介用语，又促使符号消费者减少理性思考。例如韩寒现象是中国转型期中必然，传统教育模式、多元价值取向、娱乐化倾向以及新媒体对精英文化的挑战与融合，这些宏观背景在媒介文本中较少提及，所有的争议都被简化为“挺”或者“倒”两种简单的意见。
简化后形成的“二元对立”，隐含了事实判断形式和价值判断形式。当符号成为舆论热点时，个体为了避免落入舆论的边缘，主动或被迫表态。“人一旦面对他人表达意义，或对他人表达的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相对应的身份。”基于符号消费时不同的态度，符号的消费者“追求消费品所表达的内涵和意义，希望通过消费来表现个性、品位、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而反之，媒介文本中泾渭分明的对抗性意见，也为个体提供了社会支持。尽管这种支持不是来源于真实的个人，而是拟态的媒介，却依然有助于“减轻心理应激、缓解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通过在争议模式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符号的消费者在媒介提供的文本范畴内直接完成身份识别。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简单的非此即彼也不再主流。获得话语权的青年在BBS、微博、博客等载体上各抒己见，既指出“倒”的不足，又对“挺”提出批评。各打八十大板的行为，提供了另一种认知自我的路径，即先否定媒介文本、再辨识“我是谁”。这是一种间接的路径，因为所有的媒介文本都是“他者”，通过以“他者”为对立面、为“参照系”，符号的消费者确认自己与媒介文本的差异，从而完成身份的认知。这是由于青年亚文化具有颠覆性、叛逆性等特点，媒介文本难以直接塑造身份认同。所以更多时候，媒介对青年群体身份的认同并不是直接构建，而是提供“反面”的镜子；通过指认并否定“他者”，继而获得“自我”。
无论是直接在符号的争议模式中选择一方“站队”，还是将媒介文本视为需要否定的“他者”，我们都不应忽视一个根本的问题：无论是符号本身、还是符号所引发的互动模式，都是由媒介塑造并引导的。媒介作为环境，以多种方法影响着青年对身份的认知与认同。
结语
“韩寒现象”只是媒介社会中的冰山一角。在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今天，青年身份的认同越发依赖媒介与其生产的内容。媒介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引导青年“观看”、令青年保持持续“关注”，并给予一定的权力与空间使青年能够指认“他者”。引用专栏作家雪珥的评论，“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不同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者、批评与自我批评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镜子”。媒介制造符号、强化符号的处理方式，引导媒介消费者们直接地认同符号争议、间接地否定符号本身，从而在互动中完成青年的身份认同。
【项目基金：安徽省教育厅2013教学研究项目《传播学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研究》（项目编号2013szxm17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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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天津社会科学》，1998(1)：67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人文与艺术系）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