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刍议

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刍议

【作者】张广智

【作者简介】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取得显著的进步，特别是近20年来的成果令人瞩目，如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先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宏著的问世（注：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继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那样有开创性的作品出版（注：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更有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与历史学自身理论）等方面的诸多论著的发表，在此不容一一赘举。

回顾与总结20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是为了未来。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正是以上一个世纪的发展为其基础与起点的。放眼当代国际史坛，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又深深地察觉到，我们的成绩与我们所要担负的任务还是不相称的。对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正如瞿林东教授最近撰文所说的，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任重道远（注：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是的，任重道远，对还处于相对薄弱的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更是如此了。在这里，本文仅就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谈三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现提出来，以祈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第一，关于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史学的发展都是不可偏废的。追溯近50年来中国的现当代史学史，我们在如何正确处理与西方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过不少教训，或一概排斥、视为异端，或盲目信从、奉若神明。这两种错误的偏向最终使我们吃了亏，在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曲折与坎坷教训了我们，那就是对西方史学理论既要排除民族主义的狭隘眼光，又要摈弃顶礼膜拜的崇洋心态。因此，确立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文化心态，对于开拓与深化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蒋大椿教授在谈及21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时，作出这样的推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学，有能力和潜力居于我国史坛的主导地位。又说，21世纪史学理论的多元多样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多元多样化是指不同历史观支配下的多样化。新儒学的、西方各种各样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对我国史学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即使主张解构一切的后现代化理论也未必不会在21世纪中国史学界寻找到同道。（注：蒋大椿：《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断想》，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是的，在史学理论园地中，应该允许各家各派（包括引入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流派）都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而不只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的一统天下。

在我看来，如何阐述与对待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理论命题，重要的是要贯彻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据我个人之见，眼下有两项工作（课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是研究20世纪西方史学入华史以及近百年来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对于20世纪西方史学入华史，笔者近几年来做过一些最基本的梳理工作，（注：参见笔者的下列论文：《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20 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20 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 期）、《当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学界也不时有这方面的论著面世。但把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作出综合而系统的考察（注：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个案研究，实际上已有一些成果发表，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李大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可谓显例。笔者曾与张广勇撰文：《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载《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涉及到这两者的关系。），至少从目前来说，则暂付阙如。这分明是一个有吸引力且与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密切有关的课题，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有待有志者作出深入的研究。

另一是研究近160年，亦即自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迄至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之间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界，对此亦缺乏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需要学界去填补这个缺项。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这160 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每个发展阶段中与西方史学的关系，它们两者如何由对抗走向对话，如何既有矛盾、冲突，又有融合、交流？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影响了西方史学，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反过来后者又给前者以什么影响，尤其是到了现当代，如此等等，都值得中国学人以自己的视角，在现有个案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如对英法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进行全面和综合的

研究。

第二，关于西方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一般的史与论之间的关系，那是需要进行专门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只是说，史学理论的发展须以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为它的支撑点，脱离了史学史的史学理论，就成了空中楼阁，缺乏根基。如此说来，史学史之于史学理论，犹如水之于鱼，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近2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同时代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可资说明。（注：参见张广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这当然并不是说史学史只是为史学理论的发展作铺垫。事实上，史学史的研究中首先应包括史学理论，史学理论也应有机地融汇史学史。这两者的互动与重合关系，表现为历史进程中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本体理论这两个方面。史学理论可以通过史学史弄清自己的本源，批判继承其优秀传统，并可帮助我们选择课题，确定当前史学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史学史也通过对过去史学理论的发掘、评述与阐发而强化史学史本身的理论深度，构建史学史的本体理论（注：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深论，可参见王建辉《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p#分页标题#e#

多年来，我自己在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对此有较深的体会，离开了史学理论的史学史，那么这样的史学史只能如英国史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所说的，是一种书目答问或史家列传，倘如此，那么它将是一门很有限的学科。（注：参见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自己的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4页。）有限的学科云云，无非说它是缺乏史学文化的底蕴与深度，与史学史要力求阐明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宗旨相去甚远。反之，离开了史学史的史学理论，其论不是如雾中看花，不甚分明，就是如前面所说的空中楼阁，缺乏根基。譬如，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怎能离开年鉴学派的发展史，离开现当代法国史学史乃至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史呢？

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不能脱离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的，这也为近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时的经验教训所佐证。反思近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不足或失误，究其原委，除了个别情况外，其中大多数是对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的情况不甚了解，致使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工作带有盲目性，走了不少弯路。可以设想，为进一步开展对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势必会涉及20世纪以来西方传统史学的式微与新史学思潮的勃兴以及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上溯至近世以来的人文主义，下延伸到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等；再由西方近世史学溯源到西方史学的源头古典史学及其后的中古史学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无疑对我们当前更好地引进西方史学，推进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还需深化与细化。近年来，我国已出版有十多部西方史学史的著作（注：详情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著作应该更上一层楼。对此，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个案与专题的研究工作，这里不再细究了。借此机会，我觉得有必要重提5 年前的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不管是作总体上的探索，或者作精细的具体研究，都是前景诱人、大有作为的。可以预料，像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等课题，当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不断会有这方面的新著问世。（注：张广智：《当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806页。）前已提及的陈启能、于沛等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等书的出版，部分地印证了我的上述论断。但是迄今为止，说来惭愧，我们还没见到一部像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见世。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急切地希望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共同努力，能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内，写出这样的作品。倘如是，它无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引发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结合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结合，主要是从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这一视角而言的。对于一种域外的史学理论，即使在输出国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它若不与输入国的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其生命力，其最终的结局将是可想而知的。君不见，在中国新时期曾一度产生轰动效应的照搬西方的老三论、新三论及其在这些新论指导下的作品，不都成了昙花一现的东西了吗？事实与教训启示我们，对外来的史学理论，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应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总之要为我所用，为奠建21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而努力。

至于说到如何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的实际相结合，我初步想到下列两点：

1、西

方史学理论研究应与我国历史学传统，尤其是与它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众所周知，在长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历史学蓄积了丰赡的遗产，形成了众多的优良传统，在世界史学中可谓是独树一帜。然而，前几年曾出现过，为使中国史学现代化而盲目丢弃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错误倾向，这种对祖国史学文化妄自菲薄的做法同昔日夜郎自大的做法并无二致，最终都将会导致中国史学现代化误入陷阱，也会导致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走入歧途。

当然，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理论上的回顾、思考与总结。晚近以来，一些中国史学的研究者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如瞿林东教授的新著《中国史学史纲》（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着墨尤多，很可参看。

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结合，这就势必推动中外（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外（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已有前期成果（注：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374页。），但问题也不少，比较的简单化与表面化是其很显著的弊端，对此容另处详议。

2、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应与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尤其要与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或具体课题相结合。这就好比异域的种子，要在我们的国土里生根开花，必须要经过筛选、淘汰与改良。那么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最好的方法是运用。想当年，如发端于欧陆的20世纪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品种，传入北美，在那儿立足并发展起来，那还不是归功于美国历史学家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与创造。在当代中国，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已越来越注意到，要把西方新史学理论与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如不少学者把年鉴新史学派的时段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中的具体的个案研究，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事实告诉我们，唯其如此，才能在这样结合的过程中，检验这些外来史学理论的优劣，从而决定它们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