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与太祖朱元璋的恩怨情仇

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与太祖朱元璋的恩怨情仇

我方特邀作者：唐宝民

宋濂是元末明初的著名文学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其代表作《送东阳马生序》等篇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他也很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被明太祖朱元璋聘为首席秘书，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可谓志得意满、春风得意。

然而，如此一代名士、肱骨重臣，最终的结局却是71岁时病死于流放途中，令人叹息不已。全面分析宋濂人生悲剧的成因，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如果要从中找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只能归结为“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了。儒家的理念，在完成了“修身”“齐家”两项重要的任务后，就把“治国”“平天下”当成了最高境界，于是不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而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修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想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从政的文人，常常因为书生气太足而玩不转政治，到头来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宋濂的悲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平心而论，宋濂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名利场的官迷。早年的宋濂，把名利看得很淡，刻意保持着与官场的距离，一心钟情于学术研究，想要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元朝末年，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元朝统治者想借重他的名声来收买

天下士人的心，打算起用他为“国史院编修官”，但这时的宋濂却很清醒，以父母年老需要奉养为借口，拒绝了朝廷的征召，躲进龙门山，潜心著书，欲做一个不闻世事的“桃花源人”。可惜的是，宋濂的这种清醒却没能坚持到底，当一个“明主”出现的时候，他心中早已沉寂多时的“匡扶天下”的理想之火又重新燃起。这位“明主”，就是大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定鼎金陵后，同样是出于笼络天下士人之心的考虑，派遣使者前往龙门山，聘请宋濂到朝廷共商国是。这一回，宋濂没有拒绝，想来他认为朱元璋真的是一位“明主”，值得自己下山辅佐，同时，也能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殊不知，在他下山的那一刻起，悲剧结局就已注定，他开始一步步向深渊走去，而自己却丝毫没有觉察到。

在皇帝身边的那十九年，朱元璋对宋濂还是很器重的，让他担任高级幕僚、充当顾问、负责起草文件，并兼任太子的经学老师，朱元璋还经常向宋濂请教治国之道。宋濂也是知无不言，用“天下以人心为本，苟得人心，帑藏虽竭，无伤也；人心不固，虽有金帛，何补于国耶”等大道理来开导皇帝。朱元璋对宋濂恩宠有加，不但重用宋濂，而且还想到了宋濂的子孙，想要让宋濂的子孙都成为公职人员。

郑晓的《皇明名臣记》一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洪武九年，太祖朱元璋曾对宋濂说：“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

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据说，宋濂听到这番话后，也曾对皇上的美意加以推辞，但最终还是被感动，遂欣然接受。于是，在朱元璋的亲自任命下，宋濂的次子宋璲成为中书舍人；宋濂的孙子宋慎也成为殿廷仪礼司序班，祖孙三代同时在朝为官，可谓极尽荣耀。然而，这种表面上看着荣耀风光的事，却为将来宋氏家族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宋濂没有坚决谢绝朱元璋的好意，实在是不明智之举。

须知这种来自皇帝的恩宠，是注定不会长久的，蜜月期过后，朱元璋就渐渐对宋濂心生不满了。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嗜杀成性的暴君，认为只有推行强权政治、施行严刑重法才能让天下稳定，才能保住朱明王朝。而宋濂的治国理念恰恰与朱元璋相反，宋濂信奉的是儒家的仁厚伦理，主张立国以宽仁为本——这一主张就与朱元璋的理念发生了冲突，引起了朱元璋的反感。朱元璋不但自己要坚持严刑俊法，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这样做。然而宋濂是太子朱标的经学老师，他天天给太子灌输儒家的那一套仁政理念，潜移默化中，太子对这种宽仁理念产生了共鸣，而且还应用到了实践中。

张岱在《石匮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朱元璋对报上来的案件，亲自审定后，命御史袁凯送给太子复审，其实那时太子不掌权，朱元璋这么做，是想试试太子的办事能力，也是为了慢慢培养太子。结果，太子在复审时，把重罪都减为

轻罪，这令朱元璋很不满，他气呼呼地问袁凯：“朕与太子哪一个正确？”袁凯哪一方也不敢得罪，只好以“陛下欲杀，法之正也；太子递减，心之诚也”来搪塞。朱元璋当然清楚，太子之所以主张宽仁之道，都是宋濂教唆的结果，因此对宋濂就更加痛恨。遗憾的是，书呆子宋濂对此却浑然不觉，还在大力推行他的“异端学说”。

总算到了退休年纪，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以年老为由向朱元璋提出要辞官还乡，朱元璋巴不得他早点走，所以很痛快地就批准了。既然已经退休了，就应该从此不问朝堂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宋濂却身处江湖之远，而心念朝堂之事，退而不休。他退休时，朱元璋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其中有两句意味深长：“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是委婉地忠告宋濂：回家好好养老，国家的事，就不要再操心了。但迂腐的宋濂却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反而回赠了朱元璋这么两句诗：“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虽然我回老家了，但每年秋天，我还会回来看看的。这样不识抬举，朱元璋对他岂能不恨上加恨？宋濂退休后，依然以老师的身份给太子写信，继续向太子推行他的仁爱理念；而且真的是“一度秋风一度归”，每年都要回京城一次，住一段时间，把朱元璋“迹应稀”的教诲当作耳旁风，因此使朱元璋更加不满。焦竑在《玉堂丛语》一书中，论述宋濂惹祸的原因，认为宋濂日后之所遭到

清算，就是因为没能按照朱元璋希望的那样彻底归隐，这怎么能让猜忌心颇重的朱元璋放心呢？因此，朱元璋应该早就起了收拾宋濂的心思，只是还没找到适当的借口，这没关系，慢慢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宋濂的落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正在朱皇帝伺机等待的时候，一个时机主动送上门来了。“胡惟庸谋反案”中胡惟庸被处死后，朱元璋开始追查“胡党分子”，准备将其党羽一网打尽，以绝后患。查来查去，结果查到了宋濂的孙子宋慎头上，宋慎被定性为“胡党分子”，牵扯到了其中。

关于宋慎与胡惟庸“合谋逆反”的具体情由，在笔者读到的诸多史料中，都语焉不详，说得很含糊，总之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持。但既然被定为同谋分子，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依据笔者的分析，胡惟庸当时是朱元璋所倚重的红人，是当朝宰相，而宋慎作为一个年轻官员，想要继续升迁，自然就要跟最高行政长官胡惟庸搞好关系，所以，应酬之事应该是有的。胡惟庸如果不倒台，这些事都根本不算什么事；但胡惟庸一倒，这些就成为同党的证据了。

结果是：宋慎被朱元璋下令处死；宋濂的次子宋璲也被株连而死；宋濂虽然早已退休，也没能幸免，朱元璋派人到宋濂的老家，将宋濂抓捕，带上枷锁押到南京，准备将其处死。面对这个结果，不知宋濂是否想起了朱元璋当年对他说过的

“世世与国同休”。心地善良的太子朱标得知消息后，哭着向朱元璋求情，甚至以死相要挟，求朱元璋放过老师一马，但朱元璋铁了心欲置宋濂于死地。最后还是马皇后出面劝说，朱元璋才打消了处死宋濂的念头，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改判宋濂流放四川茂州。南京离茂州，数千里之遥，而且还要一路戴着刑具行走，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无异于是变相死刑。结果，才走到夔州地界，宋濂就一病不起，最后死于流放途中，一代杰出的名士就这样魂归地府，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表面上来看，宋濂之死，似乎是受了孙子的牵连，仿佛如果胡惟庸不倒台、宋慎不被定为“胡党分子”，宋濂就能平安无事了。其实不然，“胡惟庸案”只是朱元璋惩治宋濂的一个借口，即使不发生“胡惟庸案”，嗜杀成性的朱皇帝也会找到别的借口来清算宋氏一族。那些开国功臣，如刘伯温、李善长等人，哪个逃过了朱元璋之手？朱元璋凭什么会对宋濂法外开恩呢？

由此可见，铸成宋濂悲剧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自身。如果当初，他能看清楚官场的本质，在朱元璋请他出山时不为所动，继续在龙门山隐居著书，做一个自在学者，他就不会有日后的下场了；或者在朱皇帝提出让其子孙都入朝为官时，能坚决加以拒绝；又或者在受恩深处急流勇退，仿效汉代的张子房那样名成身退，也能得以善终。

可惜的是，他悟不到这一点，终因功心未绝，流连官场，最

终家破人亡。据说，退休后的宋濂，也似乎明白了这一点，他对人说：“若有意避远，并子孙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可惜的是，他明白得太晚了，一切都已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