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

史学与传统文化

六道德与事功的两难抉择：

正统之争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中国传统的史学领域，正统之论是一个颇引人注目、且

时有争议的问题。千百年间，不同时代的史学家都曾为这个问题而“攘背张目，笔斗舌战”①，可谓耗尽竹帛，绞尽脑汁。尽管人们在对这一命题的界说、解释和运用时，往往因其各自所处的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有时甚至还因人而异；但是，避开他们在争论过程中支篱蔓衍的分歧，以及互相矛盾乃至自相矛盾的方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争论的弦外之音却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统观念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最深层的历史观念之一，对中国史学的内容和形式诸方面，均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观念，正统史观直接左右着史家作史的动机、史料取舍的标准、史事褒贬的态度和洞察历史的见识，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正像饶宗颐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上的正统之争，“表面观之，似是重床叠屋，细察则精义纷披，理而董之，正可窥见中国史学精神之所在”。因此，要明晰中国传统史学精神，①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②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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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对正统观念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和澄清工作

正统观念的缘起

“正统”与“僭伪”（又称“伪统”、“僭统”、“窃统”

和“变统”等）是一对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命题。这对相反相承的命题的正式提出，是在汉代以后，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一命题是中国传统专制集权的一元政治与儒学中的名分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仔细追寻正统观念的历史缘起，我们就会发现，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已有关于这种观念的原始形式“统”的观念。就现有的史料来看，至

少西周初年即已有之。周武王在灭商时就曾说：“我有周佑

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又说：“惟时天罔

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在周武王看来，就像商之代夏一样，周之代商也是授之

于天统，是天命人心所归。所以春秋时代的王满孙说：“周德

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反之，如果“天命”一改，则必有人取周统而代之。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用天命来解释王朝授受系统的观念就已经产生了。这是“统”之①以下论述除以王东《正统论与中国古代史学》（《学术界》年第期）为基础外，还吸收了饶宗颐先生《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及

雷家

骥先生《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两书的研究成果，附此以向两位先生致谢。

②《尚书多士

③《左传》宣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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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萌芽阶段。

这种最初的“统”的观念的理论形式，就是原始的正统理

论阴阳五行学说。这一学说的创始人，是战国时期的邹

衍。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

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

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

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称引天地剖判

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所谓“五德”，也

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力。这一学说的核心在

于，“五德”所代表的五种自然力各具盛衰之运，依次嬗变，

周而复始；每种自然力的兴盛与潜灭，一切天道人事都将随之

而变化，王朝的代谢，也不例外。

进入汉代，这一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据《汉书效祀志》

记载：“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自神农、黄帝下

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

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

从班固的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出“五德终始”之说在汉代

发展的如下讯息：

其一，同样以“五德终始”之说立论，但是却可以得出不

同的结论。张苍以为汉为水德，而公孙臣、贾谊、儿宽、司马第123页

迁则推以土德，至刘向、刘歆父子又断以火德，兜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怪圈。

其二，“五德终始”之说开始与王朝授受统系相联系，每

个王朝都可以据“五德”中之一“德”，但却并非都可以在整个的王朝传授统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同在一个德运的共工氏和秦，在刘氏父子那里就成了“非其次序”的多余之物。“统”之观念在其萌芽阶段，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神话而被统治者阐发着、利用着。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这种神话来粉饰自己的君主。据《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引用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推始终五德之传，以周为火德，秦代

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汉书郊祀志》如淳注邹衍五德之

运亦云：“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汉兴，

张苍以汉为火德，以克秦之

水德。火德尚赤，故而汉初鼙鼓旌

旗均以红色为上。一时间，以五德终始之说来证明自己授之

于天统的政治神话，甚嚣尘上。

“统”的观念由最初的政治神话转而为激烈的史学论争，

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微妙的过程。司马迁是较早把“统”的观念引入历史著作之中的学者。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矣。秦政不改，近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蔽变易，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司马迁看来，三代秦汉，一脉相承，代代相因，皆得天统。他写作的《史记》也正是要在这种一脉相承的王朝参见《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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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受统系中，来疏通知远，“通古今之变”。不过，在司马迁

这里，只有王朝授受统系或统序的观念，而并无“正”、“伪”之分或“正”、僭”之别。

以五德终始之论来划分历史上各个王朝的正闰之统，与汉

代政治思想界的“过秦”和“宣汉”意识是一脉相承的。所谓“过秦”，早在汉初就被系统地提了出来。楚汉战争结束后，汉高祖就要求陆贾做一番“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何”的总结工作。陆贾在接到这一任务后，写出了题为《新语》的著作。这部著作以“过秦”为中心，系统地分析了秦亡的历史教训。稍后，年轻的政论家贾谊又写出《新书》十卷，其开头三篇均题名为“过秦”。可以说，终西汉之世，

“过秦”一直是学术思想界的重要话题之一。与“过秦”相对应的，还有所谓“宣汉”意识。顾名思义，“宣汉”就是宣扬

汉世之德，张扬汉世之盛。尽管“宣汉”这一论题的明确提出，是在东汉，但是，早在西汉之时，学术思想界就已具有明确的“宣汉”倾向。司马氏父子之所以要著述《史记》，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宣汉”。正是在这种“过秦”和“宣汉”的声浪中，如何安排和评价不同王朝在整个历史系列中的地位及作用问题，被提到了学术文化界的议事日程上来。

于是，有了刘歆《世经》的问世。根据“五德终始”之

说，刘氏在该《世经》中引经据典地宣称，“《祭典》曰：

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②详请参阅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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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又说：易》曰：庖犧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

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非其序”的

共工氏，当然只能被摒弃在整个历史系列之外了。同样，与共工氏“同运”的秦王朝，既已“非其

次序，故皆不永”，当然

也只能划入闰统了。

如果说刘歆的伪秦之论开凿了中国史学史上正统与闰统之

争的先河，那么，东汉的班固则首次将正闰之辨付诸于自己的史学实践之中。在东汉初年的“宣汉”声浪中，少年的班固就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宣汉”的生力军。一代名儒王充就曾在班彪面前夸赞年仅岁的班固：“此儿必记汉事”。果然，班

固后来在从事汉史的著述时，一反司马迁的历史主义举措，认为“汉继尧运，以建帝业”，因此力陈司马迁“私作本纪”，将汉王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之非，倡言“大汉

当可独立一史”。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这番议论，不仅突出

了汉王朝直继尧舜的正统地位，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将秦于帝

王统系之外。秦既然不得列于帝王统系之内，当然只能算是闰（伪）统了。

班固正汉伪秦之辨，尚有若干重要问题值得深究。首先，

《后汉书班彪传》说“彪既疾（隗）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柞，非诈力所

①《后汉书班固传》注引谢承书。

②《后汉书班固传

③《太平御览》卷六三《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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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由此看来，班固关于“汉继尧运，以建帝业”的认识，

直接来自于他的父亲班彪。在班彪之后，东汉的季傅干又作《王命叙》，论东汉光武之兴的原因有四端，其中第一端即为得“帝皇之正统”，认为“自我高祖袭唐之统，受命龙兴”，至“世祖攘乱，奄有帝宇”①，因此东汉和西汉一脉相承，皆上承帝尧之统绪。由此看来，所谓“汉承尧运”之说，乃东汉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共同识见。依循这一界说，则所谓正统就不是各王朝前后授受的时间序列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这一点，与汉代以后的正统理论颇有不同。

其次，班彪论“汉德承尧”，一方面注重于“五德终始”

之说，另一方面又强调“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从而首次

将政治道德与历史事功（即所谓“诈力”）同时引入正统理论

之中，并在两者之间有所取舍。按班彪《王命论》所述，“帝

王之诈，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正因为如此，他断言：“未见运世

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倔起在此位者。”正所谓“神器有命，

不可以智力求。果说在这之前还只有“统”而无“正”，那

么，班彪对历史进程中“诈力”的摒弃，对项羽、王莽等人

“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权利，越次妄据，外

不量力，内不知命”的挞伐，则无疑是对“正”的强调。班

固既继承了其

父“汉承尧运”的思想，则亦必留意于其父有关

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页。

②《文选》卷五十二。

班固：《王命论》，收入《文选》卷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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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理论。所以，在《汉书王莽传》中，班固诋王莽为

“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换句话说，王莽虽列皇帝之位，但

是他之所以能专帝王权柄，乃是“诈力”所致，因此，不能以

正统予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氏父子关于汉王朝授受统系

的议论，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正统之辨。这一辨论的

重要成果，就是把此前立足于“五德终始”理论之上的“统”

的观念，注入了将政治道德、宗法血缘和天人感应学说相混杂

的崭新内容。换句话说，就是由原来以“五德”之运推论王朝的“统”系，转而从政治道德、宗法血缘和天人感应等多个层面来判定某个王朝“神器”之“正”。经过这一辩论，正统观念由最初的赤裸裸的政治神话，开始转而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某个王朝的历史地位和道德事功。以此为标志，正统之论遂由一种政治观念而向历史观念渗透。

东汉以降，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先

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继有南北朝长期对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近四百年。频繁的王朝更替和众多政权的并立，有力地冲击着中国人透过儒家君臣名分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一元政治观念。于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史学家们便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讨论众多政权并立之下的正统归属问题。纵观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之间的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和史著，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正统问题。陈寿与习凿齿关于蜀、魏正伪之争倡之于先，南北朝时期南北国史的“北虏”与“南夷”对骂继之于后。影响中国传统史学至深至远的正统史观，终于正式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