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宋史研究综述

2015年宋史研究综述

梁建国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2015年宋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论文集和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限于篇幅，现择要介绍。

一、政治史。专著有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李同乐《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陈峰等《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四川大学出版社）等。

顾宏义《“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晋王有仁心”一说实为掩饰“斧声烛影”之真相，以证明太宗继位符合“天命”而产生，且此说出现于真宗朝，与真宗继位前后的诡谲政局密切相关。范立舟《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张邦炜《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代重文轻武论之所以备受质疑，原因主要在于重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对此质疑者往往以北宋初年的史实为例，或者对于重文轻武的简单化解释和绝对化理解。黄日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辨疑》（《北京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世传章惇所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实出自元人所修《宋史·徽宗纪》之“赞”语，明人《宋史纪事本末》、清人《续资治通鉴》相继沿袭并固化为史料，体现了史家对史料文本主动改造以适应道德化史观的历史轨迹。仝相卿《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墓志碑铭在撰写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从而导致历史书写呈现出别样面貌。杨高凡《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兼论包拯稳立宋仁

宗朝之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分析了天圣五年榜同年长期执政的局面及出现原因。

官制。专著有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中华书局）、孟宪玉《宋代封驳制度与权力制约关系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等。

龚延明《唐宋官、职的分与合———关于制度史的动态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认为，宋承唐制，官与职分离更甚，致官、职、差遣离而为三，成为常态；直到宋神宗元丰改制，“官复原职”，才结束了官与职分离的“紊乱”局面，确立起以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为核心的新官制。古丽巍《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中国史研究》第2期）集中考察元丰改制后尚书省职能的“重塑”过程，及其如何在国家政务的运行中发挥职能。周佳《沟通内外：北宋閤门的位置与功能考论》（《文史》第2辑）指出，北宋外朝文德殿两侧的东、西上閤门主要承担庆礼、慰礼等礼仪场合的通进功能，而负有实际政务通进功能的閤门位置则移至内朝垂拱殿门。王化雨《从徽宗初年“覆奏”“同奏”之争看北宋的宰辅奏事》（《史学月刊》第7期）以《曾公遗录》的记载为中心，就覆奏仪制一事剖析了北宋的宰辅奏对。陈胜、乔楠《史述详略之间：北宋大朝会初探》（《史学集刊》第4期）指出，传统史家对大朝会的展现并非是全景式的，而是相对突出三个阶段：太祖太宗时期、仁宗天圣年间以及神宗元丰年间。李芳瑶《论北宋时期的“入閤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分析了北宋前期张洎、宋庠、欧阳修三人对“入閤仪”制度来源的不同认识及其原因。

北宋初期是古代行政区划由“道”制向“路”制转化的关键时期，顾宏义《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再考》（《兰州学刊》第3期）论证了自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二年，两浙东北路改称的两浙路并“兼总”两浙西南路之推断是不可靠的，并考证了宋初建、南剑等州的改属问题。陈曦《进退之间：从羁縻诚、徽州的变迁看宋朝对诸“蛮”的治理》（《广西社会科学》第3期）考察了宋朝收复羁縻州前后的政策调整及其与羁縻地区治理之间的关系。任欢欢、左海军《两宋招讨使考述》（《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招讨使为军事使职，主要掌招抚、征讨寇盗贼盗事，在唐、五代时期一般由朝廷高级军政大员充任，北宋多由文臣充任，南宋大多以武臣充任，并有“便宜行事”之权。

文书制度。《中国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3篇有关徐谓礼文书的论文：龚延明《南宋文官徐谓礼仕履系年考释》依据出土官诰文书，对徐谓礼30年仕履，按年、月、日将其历任差遣、职事官与相应的官衔进行了梳理和考释。李全德《从〈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看南宋时的给舍封驳———兼论录白告身第八道的复原》分析了徐谓礼两类告身的形成过程以及给事中、中书舍人在其中的角色及其作用，重新评估了南宋所谓给舍合一以及封驳权的行使问题。张祎《徐谓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

请郎告〉释读》指出宋代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奏授告身体式与唐代制度一脉相承，具体格式则顺应三省六部制度的演变作了相应调整。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了3篇关于文书制度的论文：刘江《〈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见荫补拟官文书类型再考释》是对传世文书资料的搜讨、整理和辨析；王化雨《两宋熟状考述》是对史籍记载中常见文书类型及其相关制度的界定、梳理；张祎《关于北宋的“大敕系衔”》是对文书运行方面的一些特定术语进行的阐释。

《山西档案》第1期发表了3篇有关《宋人佚简》的论文：吴玉梅《〈宋人佚简·邵宏渊书启〉考释》推断出此书启的写作时间是在绍兴三十二年十月，认为书启反映了宋孝宗即位后对军队高级将领人事安排的新变化。魏琳《〈宋人佚简〉所收劄子之初探》探讨了作为书信形式之一的劄子在南宋官场中的应用及特点。宋坤《宋代“双书”书仪文式研究》指出，宋代书信中的“双书”出现于北宋末，之后在整个南宋时期的官场交际书信往来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范建文《宋代的〈须知〉及其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通过文献学分析，证实了《须知》曾在宋代社会中普遍存在。

法律。专著有陈义和《佛教与宋代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杨卉青《宋代契约法律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此外，高玉玲《宋代契约的“情愿”法及解读———以买卖契约为中心的考察》（《兰州学刊》第6期）以宋代买卖契约为视角，探讨宋代情愿法的发展、时代价值及其实效性。

乡村。包伟民《中国近古时期“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从由唐入宋乡里组织历史演变的角度，梳理了传统里制的蜕化过程以及给乡村社会留下的遗产。侯鹏《经界与水利———宋元时期浙江都保体系的运行》（《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宋元时期都保体系的形成关联到国家与社会多个层面的复杂互动，它不仅是行政权力向下控制的手段，还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与维系之中。

军事。专著有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中华书局）。此外，范学辉《两宋三衙诸军都城驻扎考》（《浙江学刊》第2期）从三衙诸军各部在都城内外的具体扎营地入手，对两宋三衙诸军在都城驻扎的状况进行考察。张亮、蓝勇《北宋东京禁军军营的再利用与城市空间的重构》（《史林》第5期）认为，熙宁时期的军制变化使得原本集中于东京内城西北部和外城东南部的军营分布格局被打破，形成了以东京内城和外城西北部为重心的分布态势。姜锡东《宋金蒙之际山东杨、李系红袄军领导人及其分化考论》（《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这些领导人出身不同，成分复杂，并分析他们对南宋、金朝和蒙古政权的向背态度。何适《南宋巡社制度兴废考———兼论宋廷收编地方武力的官方心态》（《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南宋初期的巡社制度的演变，进而探讨了特殊历史背景下宋廷对待民间武力的复杂心态。

科举与教育。专著有〔比利时〕魏希德著，胡永光译《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

范之折冲》（浙江大学出版社）、张建东《民间的力量：宋代民间士人的教育活动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等。王瑞来《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以曾安强与周必大为中心的个案解析》（《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考察了《宋史》及《宋史翼》均未立传的北宋后期官僚曾安强及其家族的事迹，进而从曾氏家族的仕途际遇探讨南宋前夜士人仕途的艰辛。晁会元《北宋太学二体石经新证》（《史林》第2期）考证了北宋太学二体石经的发现情况、经石数量、碑图形制、刻石背景及散亡流向等问题。

二、经济史。董春林《财权转移：宋代内藏与左藏“博弈”的依归》（《中南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内藏库与左藏库之间财权的转移及宋代中央财政的变迁。董春林《宋代中央财权的分割及其变迁———以内藏财政为中心的考察》（《求索》第8期）分析了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段内藏财权在中央财政中的地位，勾勒出中央财权进一步集中的路径。陈晓珊《熙丰变法时期各地市易机构的分布特征与作用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指出，在北宋市易法推行时期，全国各地市易机构的布局体现了不同的区位特点和工作重心，同时也显示了北宋经济地理中的一些时代特征。安国楼、刘向港《宋代西南边区的人户身份与税征》（《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两宋西南边区的人户身份问题比较复杂，税物交纳成为其身份区别的一个重要依据。程民生《论宋代私有财产权》（《中国史研究》第3期）从历史和政治经济角度考察宋代民间的私有财产权，重点探讨私有财产权地位及其与公权的关系。姜密《宋代“系官田产”产权的无偿转化和佃权转移》（《河北学刊》第6期）认为，宋廷为节减成本或出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考虑而将国有土地无偿转为私有，而有偿转化除了所有权的转化外，还包括佃权的有偿转化。

徐东升《宋代铜产量变动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代铜产量比唐代大幅度提高，经历了神宗以前的上升趋势和以后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韶州铜矿的发现和铜产量的变动引起的，与技术进步、经营方式演变关系不大。张锦鹏、李垚《宋代“川广马”收买行为的演进：市场化与民族文化的视角》（《思想战线》第1期）认为，宋代“川广马”的收买经历了从北宋以政治诉求为主导向南宋以经济诉求为主导的转化，其主要原因是南宋军马短缺严重，需扩展“川广马”市场来补充马源。温翠芳《从沉香到乳香———唐宋两代朝贡贸易中进口的主要香药之变迁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唐宋两代朝贡贸易中输入的主要香药在种类、数量、原产地方面发生的重大变迁及其原因。董春林、赵双叶《“香药之路”的文化路径———宋代与东南亚交流路线再探讨》（《成都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以宋代“香药之路”为例，分析了宋人对东南亚物产的接受和认同、商品中转中的文化生产、水路选择中的价值取向等问题。

张锦鹏、杜雪飞《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兼论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性》（《古代文明》第3期）认为，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不断增强的财富

力量和社会影响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转变，但是日益强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富民社会由此走向了没落。田晓忠《宋代的“富民”与国家关系———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方田均税和经界法就是宋廷推动的税制改革与厘正和富民关系的重要举措，宋代“富民—国家”关系仍处于以国家为主导、双方共赢互惠的统一体中。相关研究还有黎志刚《宋代民间借贷与乡村贫富关系的发展———以“富民”阶层为视角的考察》（《古代文明》第3期）等。

三、社会史。专著有张全明《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中华书局）、张显运《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境变迁与宋代畜牧业发展响应》（科学出版社）等。此外，聂传平、侯甬坚《采造务、堡寨、弓箭手：北宋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北宋政府在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和开拓过程及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探讨。黄纯艳《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与海洋意象的构建》（《学术月刊》第11期）认为，宋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海洋知识，并构建出动态、险恶、奇异而充满财富和商机的海洋意象，反映了宋人敬畏海洋、生财取利、华夷有别的海洋观念。黄纯艳另有相关论文《宋代船舶的力胜与形制》（《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宋代海船人员构成及航海方式》（《海交史研究》第2期）等。刘迎胜《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海交史研究》第1期）确认其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

张文《论两宋社会保障体系的演变脉络》（《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宋重点建立了系统的救荒、济贫、扶弱制度，南宋则在社会保障主体、政府行为、社会保障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何适《从官方到民间：仓储建置与宋代救荒的社会力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义仓、常平仓、社仓这三种宋代最重要的仓储机构从多个方面作比较研究，探究两宋时期救荒力量的分布与转移。柴国生《北宋开封雪灾与社会应对》（《中州学刊》第9期）探讨了雪灾对北宋开封城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与应对成效等问题。

社会生活方面专著有赵瑶丹《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张聪《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铁爱花《宋代女性行旅风险问题探析———以女性行旅遇劫为中心》（《浙江学刊》第1期）探讨宋代女性行旅遇劫风险的类型、特征、危害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发掘宋代女性行旅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贾文龙《宋代社会时间管理制度与昼夜秩序的变迁》（《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昼夜秩序转变的重要时期，政府非常重视对社会时间的管理，促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夜分配问题产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社会时间秩序。张显运《宋代食品安全研究：以茶叶为中心的考察》（《兰州学刊》第10期）探讨了宋代茶叶在生产、加工、流通、储存诸环节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以及政府的监管措施。范建

文《宋代书铺再认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宋代书铺的历史、主要业务、性质及其在宋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梁建国《梅尧臣与东京———兼论北宋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九集，商务印书馆）考察了梅尧臣一生中先后7次进京的经历，从他与其他士人的交往互动以及对各种都市空间内的活动参与这两个方面探讨了北宋地方士人对于京城社会的融入。王美华《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史学集刊》第1期）将《家礼》从官僚士大夫推动礼仪规范与国家礼制教化不断推进的视角来考察《家礼》的修撰主旨及内容设置，进而分析宋代家礼演化的内涵趋势，更趋精准地定位宋代家礼与国礼之间的关系。王志跃《虚实之间：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欧阳修提出的“礼乐为虚名”曾得到历代学者的赞赏，但欧氏立论是三代之后刑政、礼乐分为二途，重礼仪物质形式而轻礼义精神内容，从而达到规劝帝王践履礼义精神的目的。林鹄《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社会》第1期）分析了早期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李志勇、杨惠玲《论宋代的驯象》（《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1期）指出，宋代职官制度里出现俗称“象院”的养象所，驯象管理开始趋于制度化，引领了两宋三百年民间“驯象”文化的繁荣。杨倩丽、郭齐《论宋代御宴簪花及其礼仪价值》（《江西社会科学》第12期）对宋代宫廷宴会中的簪花礼仪、御花的品种及其内涵等方面作了初步探讨。吴铮强《宋人志怪故事中的地域社会与伦理观念———以〈夷坚志〉温州故事为例》（《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从地域关系的视角分析《夷坚志》温州故事中伦理观念与地域秩序的对应关系。

四、文化史。专著有刘炳良《北宋易学与变法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等。〔德〕苏费翔《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日〕佐佐木爱作著，钟翀译《宋代道学家的宗法论》（《人文杂志》第6期）认为宋学主流思想的宗法论仍然只是道学家们基于“复归经义”所阐发的主张，并未能推动当时现实中的亲族结合与宗族实践。李永斌《南宋时期天竺观音信仰的流传与影响》（《人文杂志》第9期）认为，天竺观音在宋室南渡后受到南宋历代帝王崇奉，对南宋政治、儒学、文学、民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尹承《宋太祖诞生神话表微》（《东岳论丛》第4期）对宋太祖诞生神话的构成情节进行具体解析，并考察了其在宋初政治史上的意义。陈政禹《宋元以来浙江妈祖信仰研究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妈祖信仰最早传入浙江的时间在绍兴初年或更早，艮山、嘉兴和宁波都有可能是妈祖信仰的最早传入地。妈祖信仰在浙江的传播过程中，其神格得到了扩大，职能从护航扩展至司雨和平潮护海塘，而且出现了与碧

霞元君混同的现象。王大伟《从〈大宋五山图说〉看南宋僧众生活方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通过研究南宋寺院中的把针处、东司、浴室等功能空间，指出宋代禅僧的生活方式实际是在不断挤压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个人对欲望的追求。

苗润博《〈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文史》第2辑）指出，新发现的湖南图书馆藏《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四库底本是现存诸本中最接近《永乐大典》所收《长编》原貌的版本，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及史料价值。李全德《米芾〈珊瑚帖〉“天支节相”考释》（《美术研究》第1期）结合大观元年这一《珊瑚帖》的创作年代，分析米芾与北宋宗室的书画交往以及徽宗时期的使相情况。张显运《也谈〈清明上河图〉中“少马无羊”———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点质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清明上河图》中之所以“少马无羊”与宋辽榷场贸易中辽国不许羊马出境无关，而与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所画的地点、京师开封马羊的饲养情况以及官牧羊饲养的地点密不可分。淮建利《北宋苏颂撰王田墓志考疏》（《中州学刊》第12期）首次全文发表马固村王氏祠堂所存王田墓志文，并对墓志文所涉及的王田的履历生平、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以及宋代的科举考试、行政管理、司法运作等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五、跨断代的研究。李华瑞《宋、明对“巨室”的防闲与曲从》（《历史研究》第5期）比较宋朝官户与明朝官绅地主、宋朝乡村富民与明朝庶民地主、宋明的盐商，指出宋代对“巨室”防闲遏制较明代为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士大夫的政治主张。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第4期）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

综观2015年的宋史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仍然受到学界的重视，成果最为集中。这其中既有政治事件的考辨，也有政治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文书制度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不少成果对以往的研究有切实的推进和深化。当然也存在一些“炒冷饭”的嫌疑，或者是用新的术语改头换面，重复已有观点，或者是依照某种现成的模式，“填补”一些“空白”。二是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宋代经济史研究曾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前辈学者的逐渐淡出，亟待有更多的年轻学者继往开来。三是环境史、海洋史、医疗史以及日常生活史等新的领域逐渐引起宋史学界的关注，未来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选题上的新意之外，还应注意在研究角度或范式上的创新，这既需要加强向其他断代史学习，也需要跨学科的交流。

（本文责编：李成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