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研究综述
莫言小说研究综述
莫言，八十年代涉入文坛。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在当时文坛刮起了一股旋风，引起了颇为广泛的瞩目。其后，莫言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当然既有震撼人心的佳作，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评论界对其的关注。从最初的惊异、惊叹乃至交口称赞（当然也有少数不和谐的声音）到后来的多层次开掘，评论界对莫言的研究日渐深入。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莫言艺术感觉的研究
读莫言的作品，往往可以感受到一种自由，心灵、感觉和生命的自由。这种奇异的独特的艺术感觉强烈地触动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因而，很多研究者将视点投向莫言的艺术感觉。
张志忠《论莫言的艺术感觉》(1)、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2)等文都认为，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他有着奇特的艺术感觉，它能化熟识为陌生，化熟视无睹为拍案惊奇。王慧在《莫言小说评点》(3)中说：“莫言大胆地以富有张力的感觉描写取代了对对象的描写刻画，以感觉的奇异超常取代了描画的逼真酷似，甚至以感觉的变异夸张来组织故事的文本形态。”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莫言的艺术感觉具有产生通感的能力，能够容纳荒诞事物并产生荒谬的感受，从而制造一种透明的幻觉、荒诞的真实、全方位全感知的艺术氛围。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把握了莫言艺术感觉的特点，阐明莫言在外部
形态上所具有的特征，但还未能作深入底蕴的分析。钟本康在《感觉的超越、意象的编织——莫言<罪过>的语言分析》(4)一文中认为，莫言的感觉世界是通过超常的变态的感觉建立起来的，具有超越阀限的、同幻觉杂糅的、心理变态下的感觉的特点。研究已逐渐深入莫言小说的艺术内核和深层机制，来探讨其艺术感觉背后的支撑物。
当然，关于莫言小说的艺术感觉，评论界在指出其优点的同时，也分析了其缺陷。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他（指莫言）的艺术感觉固然颇为特异，但缺乏节制，任其泛滥，有时反而会淹没更为重要的东西，并且造成重复与冗长。”吕芳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与拉美“爆炸”文学影响》(5)一文中则更是不客气地指出，早期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中那种富有神秘色彩的感觉笔调确实耀眼夺目，但在发表几篇力作后，莫言的感觉开始重复与泛滥。至《欢乐》、《红蝗》等篇，那种神秘感的丧失与泛性主义因素的过度介入，使莫言的感觉走上宿命之途。文中，吕芳还对此分析了原因，认为这与莫言在吸取马尔克斯影响时，没有顾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习惯有关。
二、对莫言审丑描写的研究
莫言的作品充斥了大量对丑恶现象、污秽事物的描写，即便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也不乏此。其后他在一些重要作品中始终不厌其烦地大量描写性、暴力、血腥等，对此，评论界看法不一。
对于莫言《红高粱》中审丑描写，一些评论家是持包容甚至是褒
扬态度的。杨联芬在《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6)一文中认为，一些暴力血腥场面的描写，如活剥罗汉大爷，虽然残酷却是美的，它可以使读者在震撼与恐惧中宣泄悲愤，进而达到情感的净化，升华出振兴民族的强烈意识。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7)一文也认为，“就小说特定环境的残酷和狰狞来说，作者不隐恶不虚美的史笔态度没有什么错处。”
贺绍俊、潘凯雄在《毫无节制的红蝗》偺一文中认为，作家敢于写丑，把丑纳入艺术视野并无不可，甚而至于是勇气可嘉的。然而写丑的终极目的是要使人们从丑中发现美，莫言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朱向前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9)中也认为，莫言为审丑而审丑的癖好使其作品变得空前迷狂、偏执、紊乱和晦涩。
如果说评论界对《欢乐》、《红蝗》等审丑描写的评论是一个序幕的话，那么《丰乳肥臀》、《檀香刑》中的审丑描写则引起了评论界更为广泛的关注。然而，与前相同，评论界的看法仍然是截然不同、壁垒分明的。
陶琬在《歪曲历史，丑化现实——评小说<丰乳肥臀>》(10)一文中说：“小说对淫荡污秽的性行为和对性的荒唐淫乱的思维活动的极力渲染和恣意描绘，已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李建军在《是大象，还是甲虫》(11)一文中也指出：莫言对酷虐心里和施暴行为的夸张的叙写，缺乏一种稳定而健康的心理支持，甚至是持欣赏态度的。
谢有顺、张清华等人则对此提出了异议。谢有顺的《当死亡比活
着更困难——<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12)从人性的角度加以分析，认为：莫言可能确实对暴力描写有特殊偏爱，但他铺陈恣肆的酷刑场面，是想让读者从中窥见刽子手的冷酷性，以及围观群众和官员在面对残酷时的各种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专制、暴政、野蛮和看客麻木心理的一种有力控诉。张清华对此也表示赞同，他在《叙述的极限——论莫言》(13)中认为莫言对酷刑暴力的描写体现了其当代性的思考——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民族的现代悲剧的。
三、关于莫言借鉴与继承的研究
莫言1985年以其《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作品为文坛所瞩目。人们在惊异、感叹、震动之余，开始追寻其根源之所在。评论家主要从中外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
莫言曾说过：“我在1985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小说。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4)对此，张卫中在《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中(15)加以了详细论述。文章主要从艺术观念以及艺术反叛精神方面论述了莫言对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借鉴。
当众多研究学者将目光过多地关注在莫言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系的同时，钱林森、刘小荣另辟蹊径，将审视点投向了象征主义。他们在《“异端”间的潜对话——西方象征主义与莫言、张承志的小说》(16)一文中认为莫言的精神创作世界里，与西方象征派具有更多的契
合点。文章从三个方面加以探索分析：（一）对尘世苦难的真切感受——进而产生宗教式悔悟与救赎——体现于对“现世”的反复背叛；（二）执拗于文本的消解——建构象征模式；（三）意象分析——另一种真实。
关于莫言受传统文化影响方面，胡河清的《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17)运用美学范畴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骨——对人物道德内蕴的深刻评判，气——阴阳和动静的性格辩证法，慧——情感的净化与超拔，幻——神异而美丽的心象。无独有偶，张清华在《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审视》(18)一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莫言的审美继承关系，即大自然审美主题与叙事空间关系疏离所造成的自然空间背景；过去时序跨度与“追忆性”视角；非写实态度与感觉变形；叙述体验中主客关系的融合；神秘氛围的营造。
有学者认为：莫言作品既有对国外文化的借鉴，也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且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兰小宁、贺立华、杨守森在《莫言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派——<怪才莫言>代序》(19)一文中认为，莫言的作品具有中国作家独特的现代主义特色，他是以深切体味到的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为根基，同时大胆遣用各种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
四、对莫言作品“民间”立场的研究
陈思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发表的《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中提出了“民间”概念。认为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
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这一概念提出后，引发了评论界关于“民间”问题的大讨论。尽管评论家对“民间”概念各有自己的理解，仍出现一些文章从这一角度来对莫言作品加以阐释。宋明炜《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红高粱>》(20)一文认为：莫言《红高粱》从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两个方面体现了民间立场。在作品的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而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双重身份的余占鳌，其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陈思和在《莫言近年小说的民间叙述》(21)一文中着重论述了莫言作品的民间叙事。认为莫言小说的民间叙事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复调型民间叙事，如《野骡子》、《牛》等；另一种是以非民间叙事立场与民间叙事立场对照进行的对照型民间叙事，如《檀香刑》。
有的评论者认为，莫言作品确实体现出民间化特色，但这并不意味者其现代性的丧失，而是两者的有机融合。王光东的《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22)就从这一角度加以论述。认为，作品从叙述方式看，是一种民间叙述，同时其中还渗透着一种现代人的立场。周志雄的《<檀香刑>的民间化意义》(23)一文，则透过莫言的创作轨迹，分析《檀香刑》的民间化特色，进而探求其艺术追求的内在动因与意义。
综观莫言小说的评论，评论界对莫言的研究是渐次深入的：从表层到深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本学科延伸至边缘学科，取得了众多的
研究成果。然而，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莫言的创作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化之中，评论界对于分析这种变化及其变化背后的深层动因，似乎缺乏深入探讨和研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评论界关于莫言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多丰硕的成果
注释：
(1)《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
(2)《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
(3)(19)引自杨扬编著的《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4)《当代文坛》，1987年第6期
(5)《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
(6)《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
(7)《昆仑》，1987年第1期
(8)(11)《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2001年第6期
(9)《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9期
(10)《中流》，1996年第7期
(12)(13) (18) (22)《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2003年第2期，1993年第6期，2000年第5期
(14)《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
(15)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
(16)《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17)《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
(20)选自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八章第四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21)《钟山》，2001年第5期
(23)《名作欣赏》，2004年第3期
（马艳艳，南京师大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省宿迁学院；裴秀红，江苏泗洪第四中学）
(责任编辑：连立新)
莫言小说的个性评价
https://www.360docs.net/doc/cc7582772.html,2011年03月04日07:58宁逸莫言小说以其丰沛的想象与复杂的文本表述引起读者与评论家的广泛重视，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与研究是非常多的，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的张灵著《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无疑是这诸多研究中富有个性的一部，不仅有自己观察莫言小说的独特视角还有个案的分析，为莫言小说研究贡
献了一个新的内容。
这部著作是张灵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几经修改、增补而成的，比较严谨厚重。张灵研究莫言小说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的关系。张灵从身体在莫言小说中所表征的问题出发，找到了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的现实与精神境遇，涉及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的民间文化特征，指出：“莫言的…民间?的根本点在于…心态?而不在于所谓…民间文化形态?。前者是根本，后者只是其凝固化的一种…形迹?，前者不是居高临下的，因此，这样态度的作家没有与人物的地位上下的距离，他们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或者遗忘了个体的…你我他?的差异，而每每沉落人物的内心，以人物的心与视角、五官，浑然为一；他也不抱高人一等的启蒙立场。”“他关心的是人物的内在心理，内在生命以及他们肉体的存在与感受”，“…民间文化形态?只是表、末，只是一种显现形式、方式与恰切的载体，真正进入生命主题世界的是…心态?，作为老百姓的心态及其背后或主导下的视角、立场，所以，…我爷爷?、…我奶奶?、…我姑姑?、…我姐姐?这些…发明?，成为莫言创作自己的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发明，但这个发明的精神原理或意义的根本，即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确实找到了张灵自己研究莫言的独特角度，即从精神主体存在本身出发看问题，也找到了莫言小说的本质特征。张灵并且从莫言小说的文本意象出发，如“尿”、“乳房”等等，研究了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精神的独特症候。
该著还对莫言小说《欢乐》《飞鸟》《拇指铐》《牛》《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等做了个案研究，从文本出发，对莫言小说做了
文化的、文学的、哲学的分析，对莫言小说的肌理、结构特征，以及人称使用和语言特点都有自己的理解，例如，作者指出，莫言作品的另一个更普遍、更自觉地采取的艺术手法、营造作品的章法是对寓言手法的现代性运用。这一思路对分析莫言作品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作者对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个案分析不仅是学理的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深深浸润着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与批判，指出，“小说充分地展现了底层下岗者的生存困境，但又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又进一步地揭示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以及在他们生命历史与现实处境的交叉坐标下他们的生命主体精神所遭遇与经受着的失落、迷惘和焦虑。”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批评者的主体意识与道德良知。
该著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与批评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上的，作者对莫言研究的专著与理论文章是相当熟悉的，不仅大量引用了中外学者的研究观点，还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与总结，比如，作者对日本学者近藤直子研究莫言作品的观点的分析就比较恰切，作者认为，近藤的想法不免有些书生意气、不贴实际，因而对小说的意义作出了一些阐扬的同时，不免也造成了一些遮蔽。这些看法的确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有这样的研究基础，作者对莫言的研究也就有了根底，他的观点与阐述是立得住的，也有自己的特点。比较遗憾的是，该著虽有体系架构但体系性的生发还不够完备，这就影响了该著个人研究体系的建立，进一步的完善还有待于作者今后的努力。
莫言小说
莫言小说艺术评点 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莫言：《天马行空》 有人这样评价他：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也许莫言的名字对于相当多的人们来说，还不很熟悉。1985年以前，他总共发表了不过十几个小说，艺术上也还缺乏明显的个性。开始有些与众不同的短篇《民间音乐》，因其“空灵缥缈”而得到前辈作家孙犁的青睐，也仅仅是认为其“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而已，默默无闻是自然的。可是，1985年中，他突然排炮式地在《中国作家》、《收获》、《钟山》等刊物上连续轰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五部中篇，和《秋千架》、《枯河》等八个短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奉献出一个多达数十万字的作品群，这已经是蔚为大观了。但仅止于此，我们至多也只能把他称作为一个“快手”。值得庆幸的是，他创作的质量几乎和产量等高（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他不仅是带着“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而且也是带着立足继承传统而又着意打破传统钳束的“邪劲儿”，带着从中外小说艺术的融渗中脱胎出来的独异的小说风貌登上文坛的。因此，要及时地对其作出较为全面的审美批评以及成因分析，的确是一件艰巨甚至危险的事情。所以本文只能仅仅就莫言小说艺术的十点特色，结合大量实例，进行一次粗浅的，然而是关于艺术本体的评析与探美。但愿能对读者的审美和作者的“创美”活动均有所启示。 一“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 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这是莫言曾经作过的一个有趣的梦，这个梦使他如闻天籁，如悟禅机，创作发生了嬗变。从这个梦里，他获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而奇特的意象。这个意象像一段电影，一个童话，萌发了一种莫名的感受，他觉得很妙，妙不可言，只有诉诸笔端。于是，这个意象不断膨胀，这种感受渐渐发酵，终于变成了一个小说。这就是后来颇为人们称道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我们先不讨论小说中那种迷离恍惚的梦幻感与这个梦之间究竟有什么血缘关系，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小说的产生（或构思）方式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少年来，我们总习惯于一种所谓“从外往内注入式”的构思方法，即往往是带着某种需要的眼光，去生活中“量体裁衣”，甚至“削足适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大脑动力定型”。直至今天，不少人仍然不自觉地在自己禁锢自己，在固定的模子里不能越雷池半步，这是十分可怖的创作自由的自我丧失。而莫言则不然，他或者从一个梦境里得到一个意象，并由此产生《透明的红萝卜》、《三匹马》等，或者从川端康成的《雪国》中“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句话里，唤起一种遥远苍凉的情绪记忆，从而捕捉到一种叙述的“调子”，写出了《秋千架》。总之，都是用受到了某种激活的主体心灵去融铸生活积累，进而显示出作家鲜明的审美个性。我们称这种方法为“由内向外放射式”的构思方法，并认为它比那种“从外往内注入式”更接近艺术创作的规律。一个作家能自如地运用它，也就获得了相对的创作自由。丹纳早就发现：“有艺术才能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强烈而自发的印象；二是这个印象所占的优势能改变一切周围的印象。”当然所有“意象”或“印象”都只是酵母，都必须和生活中和才能发酵。那么，在“生酵过程”中遇到生活不足的部分怎么办?莫言的经验是“用想象来补足。” 想象，则是莫言艺术的最大特色。 二“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和灵气，集中表现在他的想象能力上。” 女孩抱着他的衣服，仰着脸，看着白杨慢慢地倾斜，慢慢对着自己倒过来。恍惚中，她又看到光背赤脚的男孩把粗大的白杨树干坠得像弓一样弯曲着，白杨树好像随时都会把他弹射出去。女孩在树下一阵阵发颤。后来，她看到白杨树又倏忽挺直。在渐渐西斜的深秋的阳
莫言小说的个性评价
莫言小说的个性评价 以其丰沛的想象与复杂的文本表述引起读者与评论家的广泛重视，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与研究是非常多的，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的张灵著《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无疑是这诸多研究中富有个性的一部，不仅有自己观察莫言小说的独特视角还有个案的分，为莫言小说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内容。 这部著作是张灵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几经修改、增补而成的，比较严谨厚重。张灵研究莫言小说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的关系。张灵从身体在莫言小说中所表征的问题出发，找到了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的现实与精神境遇，涉及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的民间文化特征，指出：“莫言的‘民间’的根本点在于‘心态’而不在于所谓‘民间文化形态’。前者是根本，后者只是其凝固化的一种‘形迹’，前者不是居高临下的，因此，这样态度的作家没有与人物的地位上下的距离，他们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或者遗忘了个体的‘你我他’的差异，而每每沉落人物的内心，以人物的心与视角、五官，浑然为一;他也不抱高人一等的启蒙立场。”“他关心的是人物的内在心理，内在生命以及他们肉体的存在与感受”，“‘民间文化形态’只是表、末，只是一种显现形式、方式与恰切的载体，真正进入生命主题世界的是‘心态’，作为老百姓的心态及其背后或主导下的视角、立场，所以，‘我爷爷’、‘我奶奶’、‘我姑姑’、‘我姐姐’这些‘发明’，成为莫言创作自己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发明，但这个发明的精神原理或意义的根本，即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确实找到了张灵自己研究莫言的独特角度，即从精神主体存在本身出发看问题，也找到了莫言小说的本质特征。张灵并且从莫言小说的文本意象出发，如“尿”、“乳房”等等，研究了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精神的独特症候。 该著还对莫言小说《欢乐》《飞鸟》《拇指铐》《牛》《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等做了个案研究，从文本出发，对莫言小说做了文化的、文学的、哲学的分，对莫言小说的肌理、结构特征，以及人称使用和语言特点都有自己的理解，例如，作者指出，莫言作品的另一个更普遍、更自觉地采取的艺术手法、营造作品的章法是对手法的现代性运用。这一思路对分莫言作品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作者对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个案分不仅是学理的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深深浸润着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与批判，指出，“小说充分地展现了底层下岗者的生存困境，但又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又进一步地揭示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以及在他们生命历史与现实处境的交叉坐标下他们的生命主体精神所遭遇与经受着的失落、迷惘和焦虑。”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批评者的主体意识与道德良知。 该著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与批评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上的，作者对莫言研究的专著与理论文章是相当熟悉的，不仅大量引用了中外学者的研究观点，还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了自己的分与总结，比如，作者对日本学者近藤直子研究莫言作品的观点的分就比较恰切，作者认为，近藤的想法不免有些书生意气、不贴实际，因而对小说的意义作出了一些阐扬的同时，不免也造成了一些遮蔽。这些看法的确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有这样的研究基础，
莫言《丰乳肥臀》研究综述
莫言《丰乳肥臀》研究综述 摘要：莫言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丰乳肥臀》是莫言作品中研究成果较多并具有争议的一部作品。1999年到2006年，武汉大学的四位教授曾围绕该作品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争论，表达了对《丰乳肥臀》的不同态度。本文以此争论为线索，展现了自《丰乳肥臀》出版以来学者们对这部作品的评论和态度。 关键词莫言《丰乳肥臀》综述 一莫言研究成果追溯 莫言，1955年2月17日生，山东高密人，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莫言开始进入评论家们的视角。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的整理，可以反映出学者们对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情况。从1985年开始，关于莫言的研究越来越多，1988年和1999年达到小高峰，进入21世纪之后，研究数量逐渐增多，2012年和2013年成果最为丰硕。如表所示： 表2：中国期刊网相关文章数据统计表 检索项关键词篇名 检索词莫言莫言 1985 1 1 1986 5 9 1987 5 10 1988 9 10 1989 10 8 1990 7 6 1991 2 3 1992 4 5 1993 5 9 1994 2 4 1995 1 3 1996 2 8
1997 0 3 1998 0 3 1999 5 7 2000 5 13 2001 8 18 2002 12 24 2003 13 26 2004 11 32 2005 23 35 2006 54 48 2007 64 51 2008 50 46 2009 72 59 2010 84 63 2011 78 53 2012 411 272 2013 478 359 注：数据来自中国期刊网，2013年为不完全统计。 研究呈现的态势与莫言的创作情况有关，1986年，莫言第一部长篇《红高粱家族》诞生，这也是他得到一致认可的一部作品。1988和1989是莫言创作丰收年，相继创作了《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和《食草家族》。莫言创作时间持续最久的一部作品是《丰乳肥臀》，与上一部作品相隔时间为六年，可见这部作品对莫言的重要性。其长篇小说创作篇名、时间与研究文献数量如表所示： 表1：莫言长篇小说创作时间表 作品时间研究数量（检索项：篇 名） 《红高粱家族》1986 10 《天堂蒜薹之歌》1988 1 《十三步》1988 0 《酒国》1989 7 《食草家族》1989 0 《丰乳肥臀》1995 22 《红树林》1999 1
汪曾祺述评
汪曾祺研究述评 目录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学术论文（1563篇）、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96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全文（31篇），其中硕博士论文主要以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篇目，以及“中国知网”国家级重要刊物刊登的学术论文为主要参考对象。 汪曾祺研究述评： 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文教资料 2008年第28期 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02期 赖闽辉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龙岩师专学报 1997年第02期 翟文铖《2006年度汪曾祺研究述评》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年第03期 文学史教程参考包括：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市井平民和下层只是分子的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有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的小说不无针砭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味受到抑制。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可以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做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介、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小说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
莫言小说简介
莫言来自于农村，他根植于高密东北乡，他写他熟悉的事情! 《红高粱家族》 【书籍信息】 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7年5月第1版 【内容简介】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红高粱家族》(1987)出现具有审美转型的深刻意义。作者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 《天堂蒜薹之歌》 【书籍信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8年第1版 【内容简介】 天堂县蒜薹全部滞销，数千蒜农忧心如焚，县府官员不闻不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数千蒜农冲击县府，酿成严重“蒜薹事件”。 莫言长篇小说力作《天堂蒜薹之歌》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导致“方四叔车轮下惨死”、“金菊上吊自杀”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 小说的景物描写优美绚烂，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在一种逼真的然而却是荒诞迷离的景物描写中，一个个悲剧性的人物鲜活跃动起来，使读者在为小说人物命运扼腕的同时，又不禁为其优美动人的景物描写所感染。 《酒国》 【书籍信息】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3年第1版 【内容简介】 《酒国》中的官员之所以为官，不是因为他们才华高过他人，而是因为海量，并且食欲旺盛。吃的影响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酒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腐小说，莫言在酒国中还通过酒国酿造学院勾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李一斗不断寄给作家莫言的小说中，几乎将整个20世纪中国各种各样小说，从狂人日记到武侠小说，再到魔幻小说、先锋小说之类都戏仿了一遍。 《檀香刑》 【书籍信息】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1年3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新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人动魄的爱情。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 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河南杞县人。另一个笔名是芦焚，1946年以后改为师陀。1932年以芦焚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小说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中长篇小说有《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 前言 师陀创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80年，一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前，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1936年,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这使师陀从此享誉文坛，也由此引起了大众的注意。随后1937年，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出版，刘西渭在评论中敏锐的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并形象的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①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师陀的小说创作已趋于成熟。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唐迪文同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果园城记》，唐迪文认为《果园城记》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 也是一篇朴素的诗。”②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到1990年前。建国初期，师陀研究处于停 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②唐迪文《果园城记》，《大公报》（1946年7月12日）。
滞状态，到了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是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较早的如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而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重点关注了被先前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作品，唤起了批评家对师陀的重新关注。 刘增杰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师陀的学者，随后，他在1984年整理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③，集结了师陀生平资料、创作自述和评论选编，为师陀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至今，在这一时期，师陀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本文则重点从创作论研究、艺术风格和文体研究、意象和诗性研究、乡土小说和还乡书写、比较研究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师陀研究进行梳理，以有利于师陀研究更好的拓展和深入。 一创作整体研究 早期，刘增杰在他的《师陀小说漫评》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生平经历、小说创作、他人评论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后对师陀整体研究的较少，直到近些年来，不断地出现了师陀创作研究的学术论文。唐鑫通过考察其小说创作中的“两次重要的空间转移：中原杞县到繁华都市”④通过对师陀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和都市 ①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唐鑫《论师陀小说创作》，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
第九讲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八十年代最早出现的小说创作流派。他们多以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党历史上出现的极左路线为叙事起点，展开自己的叙述。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文革结束后，思想上、文化上自由空气的恢复，是启蒙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知青文学是一个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文学史概念，它从文革后期开始出现（如老鬼的《血色黄昏》），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知青作家还在以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如韩少功的《暗示》、《日夜书》等。 一、伤痕文学 （一）概念 是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的一种文学模式。以1977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7年1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为开端，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而得名。这类作品的特征是：揭露与控诉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它的出现对于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重要作用，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等。 （二）主要分类 1.揭露文革对于人性的压抑和尊严的践踏。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 2.揭露文革对人的心灵的毒害。 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
3. 表现文革中惊心动魄的运动斗争。 郑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 4. 表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受难故事。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王亚平《神圣的使命》等。 5.长篇小说 古华《芙蓉镇》，戴厚英《人啊，人！》等。 （三）评价 1：启蒙的意义、疗救的作用 伤痕小说是在启蒙主义思想下出现的一个小说流派，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思想主线，它最大的功绩在于将文革的错误与悲剧性灾难暴露给人看，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2：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伤痕小说紧贴社会现实，恢复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敢于直面现实、表现出极大的批判勇气和精神，有力地扭转了文革期间“瞒和骗”的文学。 3：艺术成就相对不高 由于情绪过于激烈，作家缺乏必要的文学准备，作品大多采取情感宣泄式的创作模式，笔调粗砺，语言缺少锤炼，只重视问题的提出（与五四问题小说同），而忽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叙述方式过于单一。 二、反思文学 （一）概念 反思文学是伴随着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形成的一种文
《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
莫言主要研究资料汇编
莫言主要研究资料汇编 汉师0701班张纪红 1502070126 莫言研究专著: 《莫言评传》，叶开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莫言论》，张志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怪才莫言》，贺立华、杨守森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莫言研究资料》贺立华、杨守森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莫言研究资料》施战军、路晓冰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莫言作品研究资料: 《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徐怀中等，《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雷达，《文艺学习》1986年第1期《混沌迷茫中的活力——谈莫言新作<高粱酒>》，俞玉，《小说评论》，1986年第5期《荒野弃儿的归属——重读<红高粱家族>》，孟悦，《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丰乳肥臀>:性变态视角》，彭荆风，《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丁帆，《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从<红高梁>到<檀香刑>》，莫言，王尧，《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张军，《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拾遗录:现代小说中的意象――序莫言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李陀，《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刑场背后的历史――论<檀香刑>》，洪治纲，《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有一种叙述叫“莫言叙述”――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吴义勤，《文艺报》2003年7月30日
莫言艺术风格研究资料: 《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张清华，《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小说“写意”手法谈》，朱向前，《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 《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特点》，朱向前，《文学评论》 1986年第2期 《奇情异彩亦风流——莫言感觉层小说探析》，张志忠，《钟山》1986年第3期《莫言小说“写意”散论》，朱向前，《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莫言小说模式及其意义初探》，贺绍俊，潘凯雄，《文学评论家》1986年第5期《情绪、情感、问题意识——读莫言的小说》，赵玫，《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陌生化——感觉的重构——谈莫言的创作》，张志忠，《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莫言小说里的“恶心”》，李洁非，《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莫言小说与“印象派之后”的色彩美学》，吴非，《小说评论》1994年第5期
师陀和他的乡土抒情小说《果园城记》
师陀和他的乡土抒情小说《果园城记》 师陀，1910年3月10日生于河南杞县，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曾用笔名君西等。在开封读中学，喜爱评话，爱好文学。193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反帝大同盟作救亡宣传。翌年以芦焚为笔名（英文“暴徒”的音译）在《北斗》《文学月报》杂志发表小说《请愿正篇》，《情愿外篇》。1932年与汪金丁、徐盈创办文学杂志《尖锐》。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1937年短篇小说集《谷》因艺术风格独特获《大公报》文艺奖。 抗战期间蛰居上海，和巴金、卞之琳结谊。写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1946年发现有人冒用芦焚笔名，改以师陀为笔名，发表《果园城记》。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电影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1957年后为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历史话剧《西门豹》、独幕喜剧《伐竹记》等，颇得好评。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中长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历史无情》。散文集；《黄花苔》,《上海手札》,《保加利亚行记》,《山川﹑历史、人物》。
果园城记 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短篇, 勾勒了上世纪初到抗战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原乡城的图景，基调滞重隐痛，沉郁感怀，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看似和谐宁静。实则衰落逝去的小城人生。 一、果园城 二、“鬼爷”（城主） 三、葛天民 四、桃红 五、贺文龙的文稿 六、颜料盒(油三妹) 七、傲骨 八、阿嚏 九、塔 十、期待 十一、说书人 十二、灯 十三、邮差先生 十四、狩猎 十五、一吻 十六、三个小人物 十七、北门街的好汉
红高粱——分析莫言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特色的文献综述
从《红高粱家族》分析莫言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特色的文献综述 【前言】 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极具个性的小说家，写作风格大胆。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日益引起研究界的重视。本文从《红高粱家族》分析莫言的多视角的叙事方式和独特的语言风格。 【主题】 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伸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的创作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诡异、朦胧、空灵的氛围。而且，他又立足于民间文化的源泉，把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艺术，深深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广泛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生命意义，叙述了“高密乡”的悲欢离合。在创作上，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创作，并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 一．多视角的叙述方法 詹姆斯说：“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种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是作家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而作家叙述方式、叙述结构的不断调整，则是作家对叙述艺术不断探索的表现。如果对莫言的创作做一个考察，就会发现其小说的叙述是多视角的。莫言说过：“我不愿意四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当然也不愿意搞一些过分前卫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找到巧妙的、精致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述视角有关，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际上制造出来了一个新的叙述天地。”这天地就是莫言所实践的多视角的叙述方式，既主客体相互交织，时间、空间打乱，叙述主体打乱，形成了莫言的特殊叙述方法。 莫言1986 年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随后，他又连续写了相关的几个中篇，并将其结集为《红高粱家族》。成为莫言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对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其为“寻根派”，称莫言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骁将”[1]。李洁非认为莫言是先锋派，“在莫言哪里，小说写作超越于…讲故事?这个层面?……”[2] 《红高粱家族》的叙事模式成为以后小说写作模式，其中叙事特色达到了写作的高峰，颠覆了以往传统小说写作的规范，他不仅汲取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叙述特色，还结合了中国传统野史的写作特点，从而使《红高粱家族》成为一个经典的文本，对其进行细致的剖析，对理解其他作品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红高粱家族》的叙事艺术独特新颖，与以前的中国小说的叙事大相径庭，并开创了小说叙事的新纪元，作者在历史叙事和事实叙事、叙事时间上既有西方的理论影响，又有中国民族特色，为以后的叙事提供了经典的仿效范本。 1.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 1985年，当代文学开始了“寻根小说”的创作潮流，莫言也深受其影响，开始
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中
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中，梁晓声所创作的知青小说无疑是独特的：他把“悲壮”与“崇高”带给了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定时代所闪耀着的“英雄主义”的光芒。一为了能更好地探讨梁晓声知青小说的主题意蕴，我们不妨先对知青小说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便明确梁晓声在知青小说中的特殊位置，找准其在知青文学中的座标。“知青文学”是上世纪80年代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它的特殊性不仅和“文革”相关联，还和60年代末期将数百万知青投入农村这一历史事件相联系。那时，知青们怀着真诚的革命热情奔赴农村，实行自觉的“改造”。但他们于生活的底层一次又一次目睹和遭受“苦难”的袭击，他们终于发现现实欺骗、嘲弄了他们。当一个历史转折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理性的反思。于是，反映知青生活表达知青对社会和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的文学应运而生。在“知青文学”中，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知青小说。引领知青小说潮头的是以卢新华的《伤痕》和竹林的《生活的路》为代表的知青“伤痕小说”。我们发现，文本中充满了对“文革”悲剧的感伤的揭露和控诉：在这里，知青们美好的青春、信念被一点点埋葬，心灵被一段段扭曲。这类小说中有对生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有回首往事的悔恨与悲哀。可以这样说，知青“伤痕小说”唱出了那代知青的人生“悲歌”，它燃烧着满腔的愤怒与沮咒。知青们心灵的创伤、积压的情感，通过小说这一载体以一吐为快的决堤气势冲向社会，它的每一声带血的呼喊，都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有力控诉和批判。当伤痕的情感潮流决堤般地渲泄之后，知青小说便走上了理性的河岸，开始了艰难的“反思”历程。知青“反思小说”的源头之作当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这是一部以爱情与理想的乞求为线索，表现一代知青崇尚科学理性的思想特点的小说。孤傲的气质、坦诚的情感、深刻的思辩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在当时较为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此时的“反思”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那时生活的留恋、迷惘，暗示一种情感的较为理性的回归；有的则从文化和哲学角度对知青生活进行深刻的观照，或写知青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弱点（如，张抗抗的《隐形伴侣》）；或借知青生活追寻理想的文化人格（如阿成的《棋王》）。此后，知青小说在生活评价上开始发生“分裂”：或者继续坚持对“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和对生活荒谬性的冷静批判；或者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并且不断地将“知青”投身运动抽象化，并坚决地捍卫这“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梁晓声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赤诚与顽强，也最具代表性，他用他的笔为知青一代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而“英雄主义”则是这座丰碑永远的魂。二梁晓声有过七年在北大荒的“知青”经历，这为他创作知青小说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刘再复曾说过：“事实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生活的‘敏感圈’，作家在自己的‘敏感圈’中，有自己独特的素材积累、情感积累，有自己的心灵体味过的许多动人的东西。作家在这个敏感圈中，完全处于自由状态，文学研究WENXUE Y ANJIUdernohinesecM32IANDAIXUWENY2005.11他能听懂这个敏感圈中独特的语言，能感知这个圈内各种情感的微妙差别和变异。”可以这样说，七年的“知青生活”就是梁晓声的生活“敏感圈”。他的小说，如《白桦林作证》、《北大荒纪实》、《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了收获》、《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等，皆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以辽阔、苍凉的北大荒和北大荒人为基本素材，虽然也写到了知青所受的愚弄，但更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谱写了一曲豪迈悲壮的知青交响乐，在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在“知青”小说创作中，梁晓声自有其独到之处。他不再去诉说“文革”中所遭受的不幸，也不再去表现“知青”返城后对农村的怀念、对土地的眷恋或在新情况下的迷惘和追求，而以充沛的激情和非凡的豪情，去歌颂和礼赞那一代“知青”的英雄主义——悲壮的英雄主义，
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论文题目：浅谈汪曾祺小说中的爱情 英文题目：On WangZengqi's love 姓名：付陈燕 学号：1030880110 年级：10级 专业：对外汉语
学院：文法学院 指导老师：徐国华教授 二〇一四年六月 前言 本综述主要以汪曾祺及其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前人对其小说研究基础上，全面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带着从他们的研究中所得的深切感悟去挖掘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爱情的闪光点，完善自己对汪曾祺的研究并推进自己的论文写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其短篇小说的独特风格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为发端,学界对于汪曾祺的研究已有30多个年头,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以及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品格一直是文学界探讨的话题。本文将对30年来学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对研究现状作简要的评述。 一、初级阶段的研究 《受戒》发表于1980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这是汪曾祺重新踏上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唐挚认为《受戒》是“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的挑战”。当然在批评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围绕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的指向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该小说的艺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受戒》这篇在今天看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在汪曾祺小说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其小说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识和文体风格。在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识中,人们十分关注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汲取。季红真是比较早对汪曾祺小说做考察的学者,她认为汪的作品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重教化的主题特征,且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庄子哲学,特别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艺术气质上是一个有着浪漫气质和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主张发扬我们民族性中的同情、仁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汪曾祺身上的文化底蕴，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他文学世界的仁爱精神与朴素信念。他就是在儒家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的独立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了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在小说里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展现出自己的真性情。所以我认为《受戒》并不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有关爱情，有关风俗人情、人性等等。
莫言小说阅读
阅读下面一篇现代文，完成15～17题。（15分） 马语 莫言 像一把粗大的鬃毛刷子在脸上拂过来拂过去，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晃动着一个巍然的大影子，宛如一堵厚重的黑墙。一股熟悉的气味令我怦然心动。我猛然惊醒，身后的现代生活背景悄然退去，阳光灿烂，照耀着三十多年前那堵枯黄的土墙。墙头上枯草瑟瑟，一只羽毛灿烂的公鸡站在上边引吭高歌，墙前有一个倾颓的麦草垛，一群母鸡在散草中刨食。还有一群牛在墙前的柱子上拴着，都垂着头反刍，看样子好像是在沉思默想。弯曲的木柱子上沾满了牛毛，土墙上涂满了牛屎。我坐在草垛前，伸手就可触摸到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到那些牛。我没有摸鸡也没有摸牛，我仰脸望着它——亲密的朋友——那匹黑色的、心事重重的、屁股上烙着“Z99”字样的、盲目的、据说是从野战军里退役下来的、现在为生产队驾辕的、以力大无穷任劳任怨闻名乡里的老马。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马，原来是你啊!”我从草垛边上一跃而起，双臂抱住了它粗壮的脖子。我心潮起伏，泪珠在它光滑的皮上滚动。它耸耸削竹般的耳朵，用饱经沧桑的口气说：“别这样，年轻人，别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子，没有必要这样子。好好地坐着，听我跟你说话。”它晃了一下脖子，我的身体就轻如鸿毛般地脱离了地面，然后就跌坐在麦草垛边，伸手就可触摸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那些牛。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修长的四肢、瓦蓝的四蹄、蓬松的华尾、紧闭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盲了的双目。于是，若干的情景就恍然如在眼前了。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我曾经多次揪它的尾毛做琴弓，它默默肃立，犹如一堵墙。我多少次坐在它宽阔平坦的背上看小人书，它一动也不动，好像一艘搁浅了的船。我多少次对邻村的小孩子炫耀它，编造它的光荣的历史，说它曾经驮着兵团司令冲锋陷阵，立过赫赫战功，它一声不吭，好像一块没有温度的铁。我多少次向村里的老人请
莫言小说对人性的研究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莫言小说对人性的解读 ——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学校:廊坊师范学院 指导老师：贺莹 姓名：李彬 专业班级：11级汉语言文学1班 学号：11010141012
目录第一章摘要 第二章写莫言作品的原因 第三章莫言的生平与创作 第四章莫言作品研究现状 第五章正文 第六章 1.对人性当中个性自由之我见 2.对人性之中软弱性之我见 3.对人性当中性问题之我见 4.对人性当中暴力 第五章附录
一、摘要与关键词 这篇论文主要通过对莫言的某些作品及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分析来理解莫言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内质，通过这些人性内质来更好的了解人性，了解人，了解我们自己。并且指出我们的社会在这写人性内质影响下的社会问题，旨在希望通过这篇论文我们能够更好的完善自己，完善我们的社会。 关键词：莫言莫言作品中的人物自由软弱性暴力 二、写关于莫言的论文的原因 2012年，莫言因为其本人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莫言的名字红遍了大江南北，甚至都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同时莫言的作品也达到了销售的高潮。作为一名文学院的学生，之前对莫言的了解是肤浅的，甚至是仅仅局限在当代文学的教材当中，对莫言的事迹也是不是很清楚地知道的，对莫言的作品更是处于“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状态之中。 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亦是读了莫言的一些书的。先是《生死疲劳》，再是《檀香刑》，又是《丰乳肥臀》、《红高粱》、《红蝗》等书。还记得，在首先读《生死疲劳》是的情形，当时就被莫言在这部书中奇妙的形式构思，精彩的内容以及围绕农村土地所展开的主题震惊折服了。《生死疲劳》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佛经当中的一句话：“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句话得当的指出了在世间繁繁碌碌的人们受尽生死疲劳之苦的根源，那就是贪和欲。
汪曾祺小说研究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