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思想史)

从亚当斯密——凯恩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历程回顾

从今日起，本人借助天涯论坛将过去一年来阅读之余所写下的一些心得陆续上传出来，主要内容简要概括了自亚当斯密以降，包括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并结合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自己的见解加以评析，毕竟水平有限，文中势必出现不少疏漏乃至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个社会长久稳健发展的核心在于正确的价值理念，而价值理念则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思想的博弈，至于经济思想本身更是如此，凯恩斯曾经说：每一个政治家其实都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每一项经济政策背后都蕴涵着经济学家的思考所得出的见解，进而间接操纵着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实际利益，为此，让我们走入历史的长河，透过浩瀚书籍走进这些学者的内心深处，去体验他们情感、他们的学术价值理念、以及与时代交锋所迸发出来的智慧光芒。

1931年在英国经济学界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名不见经转的奥地利学者哈耶克在伦敦学派罗宾斯的邀请下来到英国，与当时炙手可热的知名人物凯恩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锋。这是市场自由放任理念与政府干预主义思潮的一次正面较量，也是自由论者试图转变当时社会群体观念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虽然这场学术论战最终演化成相互指责和攻击而偃旗息鼓，并且充满枯燥晦涩的专业用语，常人难于理解，但是从中折射出来的思想理念却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每一个人。可以说，时代价值与学术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而不同的学术思潮通过政治驾御改变着社会不同的走向，也决定着作为社会微观个人分子的共同命运。而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博弈正是如此。

其实，也正如凯恩斯说的那样：“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

凯恩斯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熟悉不过了，但凡接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也标志着传统经济学的稳固地位遭受撼动，逐渐与由看不见的手所驱动的自由市场经济分道扬镳。其中提倡政府调控干预的核心观念不仅得到广大政客的认同，也得到大萧条时代下被救济者以及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的利益群体的拥护。对于凯恩斯来说，如果他像自己的老师马歇尔和对手哈耶克那样注重学术研究，那么或许只能在象牙塔或者大学讲台上度过一生。但是天资聪颖，能言善辩，极具游说辩论禀赋的他注定不甘寂寞，在时代的推动下走向历史舞台。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积极投身于政治领域，在一战期间进入英国财政部工作，由于卓越的能力和出众的表现很快得到上级垂青，被推荐为战后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和会之后，凯恩斯对协约国针对德国等战败国家的经济制裁政策大加抨击，认为近乎于疯狂的剥削与敲诈措施不仅不会促使德国处于永久性衰落的窘境，反而会引发激烈的反弹，导致集权主义的出现。

他专门为此撰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得到西方各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在战败国广为流传。这为他积累下足够的知名度和众多的支持者（哈耶克这时都认同他的观点，并且对他的观点大加赞赏）也为他在日后学术界如日中天的地位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说到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论战就不得不提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关于这个我们在过去从一战到20世纪经济大萧条中已经有过论述。可以说一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是并没有履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国际职责。出于政治私利的驱使，美国采取孤立主义下严重不妥协政策。一方面强迫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进行债务清偿，另一方面捍卫以黄金为支撑的新兴美圆的国际地位，通过各种谈判手段建立起一种以美圆为核心的金兑汇本位制度，即英镑与美圆挂钩，美圆于黄金挂钩。这样一来达到削弱英镑地位间接控制其货币的政策意图，同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关税壁垒等手段抑制进口达到维护国内工业集团既得利益的目的。而作为英国，由于在战争中大量精英的死亡，经济发展失去驱动力，如要恢复则需要漫长的时间，另外试图通过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拉动经济的战略又受到美国的抑制和反对，并且后者通过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美圆与马克挂钩孤立英镑，达到一种胁迫的意图。为了维护英联邦国家对英镑的信心，此外为了应对美圆的强势地位，英国不得已于1925年回归金本位，通过货币高估的手段实行紧缩政策来支撑本已弱势的英镑，由此一来对本已脆弱的国内经济进一步形成重创。于是出现以下的情形：英国通过高利率紧缩政策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国内失业情形加剧，经济严重衰退——债务偿还使资本无法在国内滞留循环，另外低迷的经济产生国内悲观预期诱发资本外流——进一步对国际资本形成依赖。为了应对这种窘境尤其是促使债务尽快得到清偿，此外为了促进出口，美国采取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来支持英国金本位。从当时美国政客的层面来说这的确是两全其美的举措，然而他们未曾想到的是，他们长期以邻为壑的外交和政治经济政策严重阻碍了欧洲的战后复苏，并且很快将把自己也推入深渊当中。要知道当时的英国以及欧洲急切需要的是债务的延期和减免，在和谐自由经济环境下通过贸易的开展鼓励资本的流动来促进经济循环发展，而缺少这一前提任何行为都是无计可施的。而且极有可能引发相反的效果，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降低利率之后并没有缓解英国的经济压力，相反，充裕的货币促成美国国内的股票市场的投机，同时对英国产生虹吸效应加速英国资本的外流，产生一边是水一边是火焰的僵局，最终引爆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所处的正是这一时代，美国的孤立主义路线和自私的经济政策使他愤怒，英国不切实际的货币高估行为使他恼火，同时国内的高失业率使他对自由经济理论本身产生质疑，长期参政的经历使他成为一名现实主义者，一切从最为贴近实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如果说作为一个思想家从宏观层面上来总揽全局，那么对于凯恩斯来说对此是不屑于顾的。“从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他关注的是当下，是眼前，是迫在眉睫的社会

大规模失业问题。因此他开始撰写相关文章抨击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并尝试着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所谓的自由放任从来就是虚假的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当中。他这样写到：“请允许我呈上自己的异端邪说，哪怕它真的是异端邪说，我主张依靠国家，我抛弃自由放任，私营企业不受限制又得不到扶持，这是注定要让公众受苦的。”在一系列抨击之后凯恩斯抛出自己的观点：政府应当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降低利率，政府还应当责无旁贷的直接聘用工人从事修路等公共工程项目。

我们往下引申他的相关言语：“我们必须求助于繁荣需要积累这一原则，我们停滞不前太久了，我们需要冲动，震撼和提速。”“治愈失业的终极举措是，拿出1亿英镑来用在公共住房，兴建道路改善电网方面，刺激经济能恢复企业的信心，让我们大胆尝试这一思路吧，哪怕有些项目最终会失败，这很有可能。”“还有，据我所知，财政大臣的任务是抵挡同事们提出各种公共开支的要求，实在抵挡不了也要把它们限制在最低程度，但在我看来，公共开支必不可少，浪费一点是小恶，依靠住宅投资，哪怕它推行的不那么明智，国家至少会有所改善，即使构思糟糕，用在最奢侈的住房计划，最终也能给我们留下一些房子。”

以上是凯恩斯在英国上个世纪20年代时期针对英国货币高估引发经济衰退过程中发表的时评。我们看，凯恩斯后来的核心思想在这个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在往下的时间里所要做的就是标新立异，通过系统的著述将这些思想装点起来形成理论，与他看来那些捍卫传统古典自由经济学的书呆子们一争高下。因此凯恩斯在参政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通过6年的努力终于写成《货币论》一书。对他来说，这本著作等于是自己对现实经济环境洞察之后结合理论的一次尝试，将脑海深处的一些东西以文字的方式挖掘出来。对于这部作品他寄予很大的希望，要通过它引发社会以及学术界的舆论关注，同时也试图获取广泛的认同改变英国的政策走向。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对过去流行的经济均衡理念提出质疑。所谓经济均衡，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在充分的竞争过程中能够达到一种出清的状态，其中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储蓄完全转化（或者说等值于）投资，在这个状态中社会达到完全就业而趋于静止。这个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首先提出，之后由不同时代的经济学者加以细化，最终马歇尔通过供求曲线的论证推向颠峰。可以说，均衡理论是经济学领域当中一个重要的假想模型，真实的社会经济运转永远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均衡状态。而众多学者之所以引用它只是用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解释经济系统中各种干扰因素和摩擦是如何打破这种均衡，从而提出不同的动态要素。例如熊彼特的创新理念，奈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米塞斯以人的行为为基础的动态行为经济学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个模型。凯恩斯也不例外，不过与他们不同，在他看来储蓄与投资是两个完全单独的过程，由不同的群体参与，而储蓄则是从社会消费中漏出的剩余，难以与社会投资形成有效的对接，所以往往出现经济不均衡的

景象。因此，一旦投资额大于储蓄额，就会出现价格上升促进经济繁荣，相反，如果储蓄额大于投资额，就会压制社会投资出现价格下降的趋势引发经济萧条，大规模失业也由此发生。所以对凯恩斯来说，储蓄是一种极端消极的行为。“储蓄使储蓄者变得更加富有，其财富增加额度就等于他们的储蓄额度，但是作为生产者来说销售其当前产出的价格低于没有储蓄产生时的销售价格因此变穷，其财富减少的额度等于储蓄者财富增加的额度。”我们看，凯恩斯将经济萧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消费与投资之间比例不均匀，其中社会储蓄成为罪魁祸首，往下他根据以上的论点进行延伸，既然增加储蓄可以抑制价格上涨，那么如果消除这一阻碍因素，压制储蓄通过增加投资不就能治愈萧条了吗？银行利率下的货币政策成为他往下考虑的关键，也就是说，银行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化解经济萧条的钥匙。如果银行降低利率扩充信贷，不仅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而且可以抑制储蓄推动消费，这样一来就会逐渐缩小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差额，促进经济复苏迈向繁荣。与此同时，凯恩斯将矛头指向英国当时坚持的金本位政策，在他看来，如果坚守金本位，那么作为中央银行来说将失去独立自主的职能，也就是说不能自由的发放信贷。因为在外部环境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央行如果持续进行货币扩张就不可避免引发通胀促使资本外流，而这样一来就与凯恩斯的廉价货币理念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也正因如此，在19世纪20年代建议英镑与黄金脱钩大幅贬值的政策无果后，他在《货币论》中开始构建一种超国际的中央银行货币制度，成立一种纸黄金并且以此为基础与关键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一揽子价格挂钩，并且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而这一联想直接推动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立，其中美圆作为纸黄金成为各国的外汇储备。然而凯恩斯没有料想到的是，任何货币一旦脱离黄金的制约就会如同脱离缰绳的野马一样扰乱整个经济系统，货币本质的稀缺，也正是出于对稀缺货币的争夺才能促进企业家开展有效的竞争，形成相对完善的市场价格机制。而一旦货币成为充裕乃至廉价的代名词，在无形之中就会抑制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并且产生对廉价货币的依赖进行盲目的扩张和无效投资，进而耗费经济资源引发效率低落，这个我们往下还要提到。

我们前面说到《货币论》的撰写花费了凯恩斯6年的时间，在写作过程当中由于事务繁忙，他的思维时断时续，后来经过反复的修改才完成的。在这个时期凯恩斯的思想并没有达到完全的成熟，处于不断摸索和前行阶段。所以我们看到，该书所呈现的内容大部分与货币政策有关，并不能完全与他在现实当中的政治辩论结合在一起，例如政府公共投资打动就业的理念没有清晰的彰显出来。所以这部书对凯恩斯来说是一种宣传的工具，但从他内心来看是不能令他完全满意的，在通过后来与哈耶克的争辩之后促使他萌生进一步完善修改的念头，而这使得最终《通论》出炉。尽管如此，他的《货币论》在1930年还是以上下两册出版问世，并且借他的名人效应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此外，1929年经济危机的发生使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通过公共工程推动社会就业的理念，为此他向政

府献计献策，不仅要求财政部放弃僵化的路线实行廉价的货币政策，同时要求政府本身履行职责以公共工程的方式推动经济起死回生。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政府必须参与到经济系统的事务中来。他认为，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政府为失业人口提供多达5亿英镑救济是惊人的浪费举措，如果这庞大的资金用于公共投资，那么可以修建100万处新居，翻新全国三分之一的道路，这不仅会促进社会就业，而且还会产生乘数效应，也就是说政府每创造一个工作岗位，都

“更多的贸易活动能产生更多的贸易活动，能增加一个为工人供给商品的新岗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因为繁荣的力量和贸易萧条的力量是一样的，运作起来都带有积累效应。”

可以说，凯恩斯的屡屡呼吁并没有得到当时执政的保守派人士重视。保守主义者中的大部分人秉承自由主义理念，认为通过市场自我调节以推陈出新的方式能够克服英国的困局。另一方面，如果采纳凯恩斯的建议实行廉价货币政策，那么将对所有人的财富产生稀释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廉价货币政策实行起来难免会出现对黄金以及美圆的挤兑，诱发资本外流进一步冲击英国国内脆弱的经济系统，从这一点上来说英国政府是承受不起的。凯恩斯的低利率扩充信贷观念必须与外部环境相配合，长期来说必须与黄金脱钩，而这与1929年之前保守主义者掌控的政府理念背道而驰。

然而随着美国股市泡沫的破灭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英国经济进一步大幅度滑坡，工业生产总值下降20%，近3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此时英国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认同凯恩斯的建议，因此任命他进入麦克米伦金融和工业委员会，在听政会中通过他的辩论天赋，试图说服保守主义者改变英国的经济策略。凯恩斯对此信心满满，在听政会上围绕他的观点展开全面论证，并且对自由贸易展开攻击，提倡实行进口关税政策。这一论点对于以罗宾斯为首的伦敦学派是无论如何难以忍受的。因为从亚当斯密、李嘉图伊始以来，英国经济学理念的核心就是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自由市场机制，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开展政策延伸，而保护主义下的关税壁垒对于他们来说等于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为此罗宾斯与凯恩斯展开激烈的争论，认为后者的建议一旦采纳不仅会打破市场的自我调节，而且会加深危机的严重性。为此，罗宾斯从奥地利请来哈耶克为自己助阵，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的那一环节，哈耶克做足充分的准备后应邀参加，从而揭开经济学历史上那次著名的争论。

说起哈耶克来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他在1944年创作的《通往奴役之路》为人们广泛熟知，并且他凭借此作获取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一代大师的地位。与凯恩斯不同，哈耶克注重的是理论研究。从维也纳大学毕业之后师从米塞斯，对门格尔、庞巴维克尤其是维克塞尔的理论进行过深入探索，同时在米塞斯的引导下对商业周期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无论是对于思想学术理论的专注，还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遵循与执着追求的精神角度，哈耶克与凯恩斯都是南辕北辙的。后者是实用

主义者，专注的是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抗拒经济周期，或者说通过政策行为来修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而前者是理论思想家，站在宏观的角度上分析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并且以旁观者的角度来揭露外在干扰因素从中起到的阻碍作用。不同的思维方法和观察方法使两者的学术分歧难以弥补，而哈耶克也正想通过与凯恩斯的论战进入英国学术界，让人们知晓自己。因此他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凯恩斯的观念结合自己奥地利学派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随后离开奥地利踏上前往英国的征程。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开了几场讲座呈现自己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他认为：作为一名真正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活动必须从微观环节展开，市场经济的真正载体是个人，或者说是个人依据不同观念所进行的选择，正是由于个人群体的自发性经济行为构成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包含着无数个人分子针对各自掌握的数据，并结合对未来的预期所开展的行动。如果利用总量方式进行分析无法洞悉到这一点，反而会脱离真实的环境陷入僵化的迷雾之中。

哈耶克亮出与凯恩斯不同的方法论之后进入了正题，阐述货币总量与投资储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任何货币数量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市场的相对价格，并且改变储蓄规模以及生产方向。如果说凯恩斯将储蓄与投资分离开来当作两个不同群体参与的过程，那么哈耶克利用古典主义尤其是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下的迂回生产将两者再度联合在一起。所谓迂回生产，就是说企业家进行投资不仅为了满足当下的需求，在更大程度上是根据人们未来的需求展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必须投资一系列的中间产品，例如厂房和各种机器设备，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迂回的方式，延期当下消费品的生产，投资中间产品，从而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来满足未来的需求。而作为储蓄成为这种迂回生产的关键。人们为什么进行储蓄呢？这和时间偏好密切相关。说起时间偏好，就是人们对现在与未来的满意程度的比值，也就是说时间偏好越低，意味着人们对当前满意程度越低而寄希望于未来，因此缩减消费将资本转化为储蓄，同时银行资本充裕利率降低，人们这种储蓄行为通过银行作为中介促进企业进行投资生产，尤其是中间品投资，这样一来延长资本结构，而作为企业家来说在投资的时候必然以支付的方式转化为要素出卖者的收入报酬，用来满足当下的消费(以及未来的生产活动)形成一个循环流转的链条，这就是庞巴维克著名的预付理论。哈耶克以上述资本理论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结合自己的观察和认知切入下一个环节——商业周期。

在哈耶克看来，商业周期的出现与银行货币扩张传导下的市场价格信号失真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私人银行来说并不满足于利用真实储蓄下的存款进行放贷，出于逐利本能驱动更倾向于利用各种票据贴现为支撑进行信贷扩张，形成乘数效应，而银行这种逐利的本能自然迎合企业扩展投资的需要，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任何经济繁荣周期都是在银行信贷扩张下的企业利好预期开展的集中投资为标志，而银行一旦脱离真实储蓄通过扩张信贷创造出来的货币必然以降低利率的方式进入商业领域，这样一来对企业家来说就会形成集体误判，被当作真实储蓄的资本增加，并且集中向高级

生产领域(中间产品)展开投资。与此同时，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群体性投资必然推动劳动价格上涨，而企业家为了减少成本会采取相对的替代原则，通过机器等替代劳动维护自己的利润空间，由此出于需求会为促使中间品价格上涨，导致社会投资进一步由靠近消费品的低级领域向高级生产领域转移，拉长整个资本结构的链条。而银行货币的增加促发的投资行为使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加，进而使他们的消费需求增加，这样一来，整个形势发生的逆转。由于整个高级生产领域生产如火如荼，在价格信号指针下的利润增长吸引大量资本和劳动力涌入这一领域，消费品与资本品的比例在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发生转移。也就是说，投资扩张导致的消费支出增加迎面撞上了消费品的供给减少，于是整个情景被颠倒过来，接近消费品的生产领域利润上升，而远离消费品的高级生产领域利润减少乃至出现过剩情况。由此一来，大量的亏损以及失业现象发生。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信贷扩张的始作俑者私人银行也受到黄金储备规模的制约，在自由市场下私人银行不仅面临同行业者的竞争，而且自身的信誉与整体运营状况也受到客户的广泛监督，因此随着投资扩张引发的社会价格高企以及与之相关的借贷企业运转困难利润委靡，私人银行为了防止客户信心丧失下的挤兑不得已紧缩信贷，并展开一系列的追讨债务行为。由此，在双重合力下经济的繁荣周期嘎然而止，萧条之下的连锁破产和失业成为现实的写照。因此哈耶克认为，为了避免经济周期出现大幅度波动，银行应当审慎进行贷款，通过对借贷企业系统的审核和全面充分的评估，才能将自身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为此后来他专门写了一部《货币的非国家化》，书中提议实行一种多元的私有货币制度，每一种货币应相对一揽子物品进行密切挂钩，并且价格的浮动状况随时向人们公布，让人们自发进行选择以调整货币的持有。但这只是哈耶克的一种畅想而已，其中既有政府空前的权威阻碍，又有人类利益追逐的本性自身，在现实环境中人们不可能打破既定习俗去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虚拟场景。毕竟人性当中的世俗性引发人们追逐当前迎合现实，除非出现重大的历史挫折而改变观念打破习俗。所以哈耶克所拟想的这一路径对于我们来说太遥远了。言归正传，既然商业周期的源头在于信贷扩张推动下的价格信号失真进而引发社会整体投资出现错误配置，也就是说，由于不当的投资将资本结构延伸得太长，难以与不变的时间偏好下的消费产生有效的对接，于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人士看来,只有通过市场规律自我调节才能化解这种困局。即以经济萧条下的一系列清算过程来达到优化重组的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过剩的领域必须废弃，同时低效僵化臃肿的企业和机构必须进行淘汰。如果说经济繁荣周期的标志是廉价信贷支撑下的各个生产领域之间的价格差异下降，那么在经济萧条周期当中，这种廉价信贷的恩惠不复存在，伴之而来的是紧缩信贷下的利率高企，迫使生产要素从高级生产领域向低级消费品领域转移。毕竟作为高级生产领域尤其是中间品领域来说，脱离社会真正的消费太远，并且占据大量的人力土地等要素资源与消费品领域展开争夺，而在萧条时期下由于货币紧缩以及追讨债务的行为，使这些领域亏损乃至破产，由此大量的土地、

劳动资源得到释放。得到释放的同时，也促使生产资料尤其是中间产品价格趋于大幅度的下降，另外，由于失业的增加以及利润的萎缩，社会实际工资逐渐向自由市场下的正常工资回归，在深度市场调整过程当中，稀缺的货币成为关键资源并且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们紧缩开支减少消费，通过无数价值排序下的选择行为也真实体现出对商品和服务的合理需求，为了获取生存，企业家群体必须转变经营理念通过调节生产等各种方式节约成本提升效率和迎合消费者，而低廉的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价格为其调整提供了便利的基础。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偏好和真实储蓄率的上升再次为优质的企业创造了融资的平台。因为在萧条时期大量经营不善的银行被淘汰掉，而生存下来的私人银行放贷必然慎之又慎，而这对于融资企业来所又构成一种直接的考核。从而在审慎信贷——优质企业——低廉成本共同作用之下开启新一轮走向繁荣的周期。

以上便是奥地利学派论述商业周期的核心环节。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罗斯巴德均是通过微观环节下个人行为层面来分析和阐述。对于哈耶克来说，只有时间才能修复失衡的经济系统，也只有让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彻底发挥作用才能扭转僵局让经济达到复苏。政府和央行的干预行为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不但阻碍了市场的自我修复，更会深化蔓延危机的进度。因为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支撑下，本应被淘汰的过剩产业不仅耗费着经济资源，而且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价格攀升，这样不仅引发通货膨胀加剧，而且在价格信号的驱动下导致产业和资源要素深度错配，而货币的持续贬值必然产生社会群体的挤兑和抢购物资现象。当货币失去了储藏价值功能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预期和信心被打乱，企业无法开展正常的投资和生产，人们在恐慌之下抢购必需品，这样一来会加速国内资本的逃离，引发汇率的剧烈滑坡，社会财富在剧烈的通货膨胀当中被稀释，企业连锁破产释放出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崩溃的经济系统直接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可以说，1922年德国魏玛大通胀和随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促使希特勒上台，1948年金圆券的崩溃使国民政府失去民意，而墨西哥、阿根廷多年的通胀成为政权几经更迭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内民众生活困苦不堪。经济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而货币稳健是维系经济正常发展的核心，因此奥地利学派极其重视货币职能和在经济系统中的引导作用。哈耶克亲身经历过德国魏玛大通胀年代，困苦的生活经历使他记忆犹新。正是由于当年德国不责任的货币政策引发社会整体灾难，所以哈耶克对此痛心疾首，以至他一生站在反对政府操纵干扰以及央行廉价货币政策阵营的最前沿。

我们通过上述的内容进行延伸，回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可以说，2008年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其根源在于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美圆作为纸黄金成为欧洲各国的外汇储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各国进入社会复苏阶段。为了避免重蹈一战之后的覆辙，同时为了联合欧洲建立对抗苏联的统一阵营，美国放弃过去的孤立主义路线全面投入到支持欧洲的发展建设上来。其中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为欧洲提供了大量的资本援助，从而

有效的帮助欧洲快速恢复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将日本视为亚洲的桥头堡，通过无偿的技术援助和资本的扶持使其走向战后复兴，美国这种政治经济外交手段不仅起到了团结拉拢盟国的作用，也为自己的对外贸易开拓了道路。所以战后的美国经济处于繁荣阶段，人们不仅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同时也享受着物质丰裕下的安逸生活。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隐藏的不争事实是出于对大萧条时代的恐惧和战争期间对于经济全面掌控的理念，战后的美国政府并没有从经济领域当中彻底退出，仍利用货币和税收政策牢牢支配着经济系统，并且颁布各种法律和措施试图促进社会维持全面就业，另外工会为了保障劳动者的福利推动各项法案以及规则的出台，对各种产业领域进行细密的监控防止劳动者的福利遭到削减。从一般社会观点来看，政府和工会的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脱离表象深入机理来看，居高不下的成本压力使得企业负担日益加重。我们看，在1968年，美国社会平均单位劳动成本上升4%，1969——1970年上升6%，1970年后工资上升幅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另外，由于越南战争的升级使美国政府常年处于赤字状态，放眼另一端，欧洲和日本工业竞争能力正在显著增强，廉价优质的商品对美国市场形成严重的冲击。美国国内企业一方面要支付高额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应对政府与工会的压力无法通过减员方式调整生产结构提升效率，因此处于普遍的停滞状态。美国政府和央行为了维持国内的充分就业，为了应付严重的贸易逆差，应对越南战争造成的庞大的财政开支，两者一拍即合索性采取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大量的美圆涌入欧洲并且呈现相对各个国家的货币持续贬值状态。长此以往以法国、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对美圆的信心彻底丧失，开始挤兑美国的黄金储备，触发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可以说，1971年是具有历史性标志的一年，从此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圆再也不受黄金的约制，它仅仅成为一种近乎于虚拟的符号，深深被利益驱动下的政策和社会群体的欲望所支配。1973年，伴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尼克松政府刺激经济引发的粮食价格上涨，美国以及欧洲陷入滞胀的泥沼当中难以自拔。通过简要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和民众共同意志作用下产生的工会强压最终酿成了苦果，其中庞大的财政支出和无限制的货币扩张不仅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抑制扼杀了企业的首创职能。对于美国国内企业来说，长期以来央行的恩惠使他们产生货币依赖效应，只要政府和央行能够持续开展廉价货币政策，那么自己就能够维持相应的利润空间，长此以往便失去了进取精神，成为货币和政策支持下的附庸。最后由于效率低下，被欧洲日本竞争对手全面赶超，面对严峻的压力，这些企业再度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直接促使贸易保护下的关税壁垒的形成，进而推动政府权威得到空前的扩张。

回归理论环节，依照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来，社会一切的投资来源于储蓄，储蓄的形成则源于社会群体立足在长期角度进行评估后对现下消费行为的放弃。然而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只有在金本位基础上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摆脱中央银行的控制）上述情形才能出现。一旦货币发

行脱离黄金的有效束缚，并且被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共同意志所操纵的话，那么就会打破事物的规律处于极度的混乱当中，从而阻碍正常时间偏好下的储蓄意愿。以美国为例，正是长期不负责任的货币扩张以及美圆的持续贬值使人们对货币逐渐丧失了信心，这样一来产生两个结果：一是配合上政府出于刺激经济的考虑通过媒体的宣传诱发人们注重当下的消费；二是作为富人阶层出于保值的需要将资本投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由此引发社会储蓄规模日益缩减，而国内资产价格不断攀升。这种社会资本的悄然置换使得国内企业越发依赖金融市场融资，其实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企业来说对于金融市场的繁荣都是乐此不疲的，作为企业看来，透过金融市场可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方便自身长期运营，而对于美国政府和央行来说，庞大的金融市场可以作为一个池子来吸纳大规模的廉价货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世界通胀的压力，而且也会以此巧妙的弥补空虚的财政，此外还可以进行一种借新还旧的庞式骗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资本市场由无数的个人分子和机构的分散性投资（投机）来支撑，一切取决于各自判断下的预期收益，其中特定环节下的共同心理因素成为关键。我们曾经提到过，趋利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欲念诉求，而金融市场投资则恰恰反应出这一共同群体下的心理特征。

无论是1720年的南海泡沫还是1787年密西西比泡沫均呈现出人们过度贪婪一面。美国的金融市场自然也不例外，虽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经济逐渐拉出滞胀的泥沼，自由放任下的竞争机制重新焕发起企业的创新活力，雄厚的工业基础配合上卓越的科技研发能力获得全球资本的青睐，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依托金融市场吸引众多资本加盟的同时也出现重大的难以克服的弊端，即非理性投机难以抑制。尤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态势。1987年的黑色星期二，21世纪初的新科技泡沫的破灭均清晰的反应出这一点，而且相比过去程度更加剧烈，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为当前的人们已经接受了一轮新的游戏规则，黄金已经作为历史的遗迹被人们抛在了脑后，失去这一习俗制约的政府可以肆意开启货币的闸门。这样一来毫无成本的廉价货币充斥全球，不仅推动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高企不下，而且促使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市场规模得到空前扩张，虚拟经济逐渐取代实体经济活跃在舞台之上。另外，随着80年代发展中国家逐渐对外开放，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传统制造业出于利润的动机开始大量的迁移，美国空心化情形日益严重。如果依照正常的状况来看，作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失业人员应当缩减各项福利压低平均工资，同时提升各种环境吸引制造业的回流。但是长期习惯享受安逸生活的人们无法承受短期自我调节的痛苦，相反在奢侈性消费文化的鼓动之下普遍采取透支消费，其中金融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将各种以消费为支撑的抵押贷款层层包装，发明出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击鼓传花的传销模式获取暴利。这样一来，社会实体投资和消费全部与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联系起来，达到一荣具荣一损具损的局面。但是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这个虚拟领域的繁

荣需要资本的不断涌入，也就是说，需要持续扩张的货币来支撑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大规模的资本投机炒作与新兴国家的工业扩张两者合力下导致以石油，铁矿石等要素能源价格飚升，进一步降低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诱发又一轮的资本外移，更加剧了国内的失业情形，陷入恶性循环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远远脱离真实储蓄的货币扩张和政府的干预政策扰乱了整个世界经济系统和价格机制，使全球经济发展始终与通胀为伍，并且呈现无周期性资产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形。所以还是那句话，作为政府本身来说它仅仅是市场的守夜人角色，一旦直接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更为关键的是，在亲身参与经济事务的过程中政府出于本能会利用各种手段扩充权威，最终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市场经济赖以正常维系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们秉承自由的理念，时时抵御极权的侵袭，这不仅依赖于人性之善下的道德伦理作为基础，也取决于超越世俗下的信仰和理性之光。从这一点来说，哈耶克相比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更为睿智。他在后半生逐渐将学术研究转移到自由哲学领域，重点探索道德伦理，法律构建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环节，相继写出《自由秩序原理》，《科学的反革命》等一大批为大众所熟知的著作，当然这是后话了。

下面进入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环节。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进行的一系列讲座获取了成功，在罗宾斯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哈耶克获得了该学院的教授职位。这只是他实现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要挥剑指凯恩斯了。他通过与其论战的方式树立自己在英国学术界的地位，这对哈耶克来说也是一次重大的挑战。1931年5月，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刊上发表文章，矛头指向凯恩斯的《货币论》。哈耶克先以晚辈自居，评价凯恩斯近年来的成就和他的货币论在学术界当中的地位，随后笔锋一转开始抨击。哈耶克认为，凯恩斯的货币论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待，虽然这部著作是凯恩斯的大胆尝试，并且试图深入到实质环节进行推论，但是从结果来看是站不住脚的。他虽然引用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展开论述，方法是正确的，但是最终却走错了方向，提倡的政府干预理论对人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在哈耶克看来，凯恩斯忽视了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和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使得凯恩斯将储蓄与投资当作两个不相关的量分割开来，进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凯恩斯的《货币论》被哈耶克评论成一套晦涩让人难以理解的学说，是利用一大堆专业术语拼装起来的胡言乱语。虽然凯恩斯对《货币论》有着充足的信心，但从哈耶克以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来看却是漏洞百出。总之，哈耶克给予凯恩斯《货币论》一顿猛烈的抨击，通过辛辣的讽刺引发人们的关注，同时也以挑战者的姿态来等待凯恩斯的回应。

面对哈耶克连珠炮式的指责，凯恩斯自然怒不可遏。要知道，《货币论》花费了自己6年多的心血，却被对方一顿嬉笑怒骂中全盘否定了。凯恩斯自然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本能的冲上前去和对

方撕咬起来。既然哈耶克对自己的《货币论》大加抨击，那么凯恩斯则以牙还牙，将矛盾对准了哈耶克的成名作《价格与生产》。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的这本著作是他看过最垃圾的书籍，或纯粹是异端邪说。里面丝毫体现不出来任何的现实性建议和观点，而是陶醉于复杂抽象的理论世界难以自拔。这被凯恩斯看作是疯子般远远脱离实际环境的自娱自乐的行为，它毫无任何的用处，唯一作用就是把深陷其中的人们引向歧途。

其实，无论是凯恩斯的《货币论》还是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维克塞尔自然利率展开论述的。自然利率是瑞典学派维克塞尔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借贷资本需求与供给相一致时的利率，大致相当于新形成的资本的预期收益率。自然利率是他货币理论当中的重要环节，而作为货币理论又构成他累积过程原理的基础。所谓累积过程，就是说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企业出于利润的追求而扩大生产，导致生产资料以及资源要素价格上升，进而形成要素所有者收入上涨，这样一来出现传导效应，由于要素收入者在收入上涨情况下需求增加推动消费品价格上涨，以至形成一种循环，维克塞尔将此看作是经济上升的累积过程。相反，如果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则一切相反呈现经济下降的累积过程。可以说，维克塞尔通过这个累积过程原理打破了古典学派将货币价格与商品价值分离的二分法，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为人们展现出一个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和生产过程三者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并且将货币与利率当作变量引入分析当中并体现它们的重要作用。维克塞尔的这一理论对于当时的经济学领域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后来的米塞斯，哈耶克利用这一观点发展出商业周期理论，在前面已经谈到。不过与奥地利学派视角不同的是，维克塞尔并不认为银行信贷扩张是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源。他把人口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匹配当作是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在维克塞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口增长下的需求增加是稳定的，或者说是一个不变的常量，而创新型生产技术则是变量，处于持续的波动状态。当技术进步难以与社会需求形成有效对接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出现紊乱的情形。而技术进步以及创新发明和理念的出现只有在经济繁荣周期过后的下降周期当中才能出现，而在经济繁荣周期过程中将逐渐耗尽。在这里维克塞尔为后来的熊彼特搭建了理论雏形，后者将创新理论引入其中通过系统的论述推出经济周期循环论，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维克塞尔来说，自由市场经济虽然是通过微观环节下个人选择和行为自发运转的，但从本质来看它远远脱离均衡处于持续的上下波动状态，在经济上升的累积过程中人们往往在乐观预期下展开非理性投资，脱离真实储蓄引发经济资源错误配置导致通胀。而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则极易产生悲观预期形成产能过剩以及资源要素的闲置，进而出现大规模社会失业的现象，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运行特征使得维克塞尔深深的忧虑，一生追求经济均衡稳定理念的他试图寻求突破口，为此提出资本自然利率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物价稳定取决于储蓄与投资是否相等，而这又由自然利率是否与市

场利率保持一致所决定，作为自然利率（真实利率）最终取决于借贷需求与资本供给是否保持同一的比率，因此维克塞尔主张通过中央银行不断的利息调整转变社会群体的行为和预期，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趋于相同，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抑制经济累积上升与下降的波动过程。同时，通过真实储蓄下的存款转化成社会投资，在正确的市场价格信号引导下使社会生产与需求达到完美的对接，从而促进经济整体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也使得社会呈现充分就业的和谐情景。我们看维克塞尔在这里为后来的凯恩斯《货币论》的创作提供了基础。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延续前者的思路强调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在凯恩斯看来，正是由于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不一致才导致经济系统的失衡（与维克塞尔不同的是，他把储蓄与投资两者分割对立开来），因此作为银行机构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修复的钥匙，以通过调节利率的方式使储蓄与投资达到相等，促进经济重新迈向复苏。可以说凯恩斯的货币论不过是维克塞尔货币学说的一次系统深化，依据当时将其从历史沉积的学术丛中重新挖掘出来包装叙述而已。从这一点上来看恰恰体现了他是一名实用主义者。

与凯恩斯相同，哈耶克也是借照维克塞尔自然利率下的均衡角度开展论述的。不过与凯恩斯不同的是，哈耶克认为经济失衡现象产生根源在于货币因素的干扰。也就是说，银行的非正常信贷推动的错误投资难以与时间偏好支持下的真实储蓄形成有效对接，进而形成经济系统大规模紊乱的现象。因此在哈耶克看来，货币必须保持中性，放弃认为操纵依托自由市场下供求机制的调节使市场利率向自然利率状态回归，从而达到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局面。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都是以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不对等的角度入手来加以阐述的，但是得出的结果却是截然相反的。凯恩斯倡导银行货币政策调整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失衡状况，促进社会实现充分就业，而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的失衡现象的产生恰恰是由于银行货币因素的干扰，如果当经济萧条周期来临后中央银行或者政府试图通过信贷扩张加以挽救的话，就会阻碍市场规律的自发调整，引发经济结构出现进一步扭曲，陷入深化的危机当中。因此哈耶克主张放任的政策，在保持货币中性的前提下让市场完成一轮推陈出新的自然过程，使经济系统再度回归均衡。两个人的学术理念与应对举措是矛盾对立的，但是最终的道理却是殊途同归，均寄希望于经济系统走出萧条的泥沼重新走向均衡状态。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陷入了误区当中，他们这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他们的理论都未发展成熟，两人在论战当中都秉承了古典主义的经济均衡理念，并且遵循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学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均有所转变。

首先来说凯恩斯，早在撰写《货币论》过程中，作为实际主义者的他对此就感到疑惑。为延续并且深化维克塞尔的金融干预理念作为补救措施，但随着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观察和思索最终他放弃了上述的观点，在他后来的通论中予以推翻。依照凯恩斯后来的观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很难出现唯一自然利率下投资与储蓄维持相等的均衡局面。因为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以

及流动性陷阱三者共同作用下通常引发经济系统运行失衡状况，并且这种状况成为一种常态特征，金融货币政策也只能起到间接的拉动作用，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流动性陷阱下人们的心理预期。另外，在凯恩斯通论中看来，任何社会的每一个就业水平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率（储蓄与投资对接相等的利率），而这与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学说下的充分就业与资源配置最优的图景形成天壤的差别。因此凯恩斯另辟蹊径，推出政府干预理论，即通过政府财政支出以公共工程的方式配合上金融货币政策手段来抗拒经济周期。不过从结果来看，这是逆势而行的行径，前面我们已经详细的说明了。

再说哈耶克。他在后来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也逐渐转变了观点，认为经济系统的运转无法达到均衡下的静止状态，而始终是处于充满动态化运行过程中。哈耶克看来，一个经济系统由无数微观环节下的个人组成，而个人通过各自的决策并且配合上所掌握的不同数据开展经济活动，他们的活动则取决于每个人依据当前环境通过判断所得出的关于未来的预期值。由于每个人天赋不同，掌握的信息数据不同，并且自身对于这些信息数据的理解也不同，因此在经济活动当中必然出现有得也有失的情形，也就是说有的人通过正确的决策获取了成功，而有的人出于对市场信息行情的错误理解而遭遇失败，这样一来必然会打破均衡理论下的市场供求匹配的结构而出现裂痕。可以说，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当中供求机制的失衡才给企业家留下活动的空间，使其通过各自的知识和才能开展行动进行弥补，这则构成市场经济运行最为真实的特征。作为市场价格来说，它不仅是个人群体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反应了社会群体通过各自认知和判断以行为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整体智慧。它既呈现出无数微观环节下个人价值排序下的选择，也蕴涵着他们内心期待与信念，而作为政府和央行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它们并不能全面掌握市场系统复杂庞大且多元化的信息数据，也不能代表所有社会群体的价值判断和预期，所以它们通过政策或者货币手段进行调控只能起到扰乱的作用，以破坏市场价格信号以及资源配置的方式破坏人们自发性的最优选择。这些理念体现在后来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当中。综上所述，凯恩斯与哈耶克围绕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下的均衡理念展开激烈的争执，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刊成为两人争论的战场，凯恩斯咄咄逼人的姿态让人们咋舌，而哈耶克坚持己见以及对自由主义执着探寻和追求的精神也不禁引发人们的敬佩。双方争论的范围不仅在于理论环节，甚至延伸到专业术语的领域当中，抽象晦涩的论述方式让专业学者有时都难以理解。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这种象牙塔里的学者简直愚蠢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严峻的经济现实环境已经摆在了那里他仍然视而不见，死死抱住自由主义的大旗不放，这让凯恩斯既惊叹又恼火。如果参照他们的观点放任自流无疑是疯子的举措，与哈耶克的激烈交锋更加坚定了他抛弃自由主义的理念，促使他进一步萌生了另辟蹊径的念头。他不再与哈耶克进行学术上无休止的争论和纠缠，索性将自己同事兼战友的斯拉法推上前台应对哈耶克，自己退居幕后在参与政治事务之余，将精力投入到创作通论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在完成一项历史交

给他的重任，通过自己的见解和学识重塑乾坤，创造崭新的学说将自由主义彻底推翻在地，进而以自身的影响力来扭转时代的经济困局。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创作完成，这标志着他的学术生涯走上了巅峰，也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在该书的开头他叙述到：“本书主要为我的同行经济学者撰写的，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有关理论的困难问题，而这一理论的应用仅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说有错误之处，那么错误不在于它的被精心树立起来的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凯恩斯以一种傲然的姿态做了一套开场白后便进入他的理论阐述当中，至于凯恩斯的通论我们实在太熟悉不过了。我们在这里还是简要回顾一下他的核心论点：回到我们方才提到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以及流动性陷阱三大环节中。作为这三大环节构成凯恩斯学说的核心基础，共同支撑他看得见的手的干预理念。

我们首先来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依照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原文就是：“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该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在一切就业量水平上都保持不变，而且一般来说，当就业量增加时，边际消费倾向趋于减少，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社会愿意逐渐减少收入被用于消费的比例。”在这里，凯恩斯继续延续将储蓄与投资分离的方式，并且排除时间偏好这一观念，仅依据自身的理解来描述大萧条时代民众的心理特征，并且上升为人类的本性，从中说明通过公共投资产生乘数效应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性。利用凯恩斯的话说就是：“投资的就业量的增加必然会推动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从而会导致总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总就业量是投资本身所造成的初期就业量的数倍。”我们看，凯恩斯利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则来衬托乘数效应下公共投资的重要作用，也说明政府通过额外支出的方式以亲身参与经济过程推动投资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如果进行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念不过是凯恩斯针对转变经济困局所倡导的政策手段的一种理论措辞。从现实环境来说，社会群体之所以抑制消费增加储蓄，并不仅仅取决于对长期收入的悲观预期这一心理因素，它不仅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有着重要联系，更与经济体系运行机制与分配模式紧密相关。应该说，它呈现出复杂多元性的动态特征。我们随便列举几个事实就可以引证以上所说的情况。比如，当一个社会受宗教信仰的驱动人们普遍奉行禁欲主义，在开展经济活动过程的同时又极端注重节俭行为，那么就会形成时间偏好较低下的储蓄增加的现象，而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企业家展开真正的考核，他们必须通过有效的生产来迎合人们真正需求，否则就会被人们通过货币作为选票的方式所淘汰。并且在禁欲主义环境下，作为银行本身出于信誉与天职的追求也谨慎发放信贷，那么这样的话人们缩减消费的行为反而会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上升。另外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当人们的普遍需求达到饱和的时候，也会出现商品边际效应递减的状况，此时的人们握紧货币展开观望，试图寻求价值排序中更高一级的欲望满足，同样这自然又与企业家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拓展新

的生产和经营范围，必须进行商品的更新换代和升级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这在经济发展中也是常规现象和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当然，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背离自由处于集体主义乃至集权的话，社会财富自然会被政治精英操纵并且向体制内部集中，从而出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以及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的情况，人们在无望之下必然注重生老病死，而将一般消费压缩到最低程度。因此，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并不能上升为经济系统一种特定的内在的规律进行统一的处理，它实在是包罗万象远远脱离经济层面本身的，如果下药不对症的话则会出现实得其反的效果。

我们延伸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环节。凯恩斯首先将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现行的供给价格，随后他这样阐述到：“在任何时期中，如果增加在任何一种资产上的投资，那么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该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就会递减，其部分原因在于：当该种资产供给量增加时，预期收益会下降，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一般来说，该种资产的增加会使制造该种资产的设备受到压力，从而，它的供给价格会得到提高。”另外，凯恩斯认为，社会投资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的比率，也就是说，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企业预期收益与供给价格）高于市场利息率时才能展开投资行为，但凯恩斯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随着投资的增加引发资本品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压缩利润空间，降低企业家未来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因素促使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同样产生社会投资的悲观心理。所以在凯恩斯看来只有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的方式才能促进投资和生产的开展。这样一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人们的储蓄意愿增加需求（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迫使人们进行当下消费），同时在充裕货币推动作用下诱导企业家进行集中投资（利用廉价信贷的政策打破货币数量的限制，通过虚幻繁荣扭转企业的心理预期）。我们看，凯恩斯在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环节的论述不过是将庞巴维克的累积过程原理与心理预期结合起来，为人们展现出一个经济衰退停滞的景象，从而体现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如果站在宏观层面通过总量之间的分析这的确是无解的，也只有以调节货币数量的方式才能转变市场供需比例关系，作为宏观经济学来说它注重的是量化的分析处理模式，用一种覆盖的方式将社会各种经济行为纳入相对的总量当中，并且利用大量的数字符号和图表进行抽象的演绎。它往往刻意忽视经济系统中微观下的个人环节，也更加排斥作为个人依据不同价值排序所展开的选择、决策、判断与预期的经济行为。

而以上这些则构成经济系统运转最为核心的要素。而这又回到我们上述提到的作为个人分子依据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济活动环节上来，应该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是任何经济系统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不合格的企业家，他们并没有发挥观察与发现并且引领的首创职能。因此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这些平庸的企业家必然要被批量的淘汰，如此循环不已，所

以市场经济既有美好的一面又有残酷的一面，前者它为所有人们提供一个展现自我获取财富的平台，后者牙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群雄并起相互逐鹿，只有实际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企业才能生存，只有通过不断自我进化寻求蜕变的企业才能成为强者。所以说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的情况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特征，或者说凯恩斯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规律在个别企业或者局部产业的确存在发展着，但它并不能用来涵盖整个经济。因为这样一来意味着经济系统当中大部分产业领域决策失误，同时也标志着大多数企业家整体失明，愚不可及地开展一路到底的错误投资最终丧失了任何更改回旋的余地，而这种情形的产生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货币政策推动之下引发社会价格信号失真，人们在虚拟价格欺骗诱导下展开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以上这些在前面的章节当中已经系统的阐述了。而凯恩斯所处的社会背景正是如此，一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外交利己主义阻碍了欧洲市场的自发调整，此外配合上人为操纵下的央行政策与欧洲各国混乱的应对措施，在两者共同合力下终于引爆导火索。将整个世界经济引入灾难的深渊之中。

我们往下进入流动性偏好环节，套用凯恩斯的原话就是：“流动性偏好是一种潜在的力量或函数关系的倾向，而这一潜在力量或函数关于的倾向可以决定在利息率为既定数值时公众想要持有的货币数量。”在凯恩斯看来，由于不同的人对经济前景有着不同的预期，因此对未来利息率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倾向于以流动性（或现金）的方式持有货币，以便应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变化并从中谋利。他随后把流动性偏好形成分为三大原因：即交易动机，谨慎动机，投机动机，这三大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货币当局的政策，而且通常有使其趋向于失灵的态势，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下虽然货币数量的增加可能使利息率下降，但如果群众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加大于货币数量的增加，那么货币数量的增加就不能使利息率下降，相反，出于人们增加现金流动性产生吸虹效应迫使银行追加利息来吸引存款，导致市场利率上升的现象。这样一来将加剧企业的融资重担，加重经济的低迷和衰退。所以凯恩斯建议货币当局采取收购长期证券的方式降低市场长期利率，这样不仅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间接诱发人们消费的同时扭转社会群体对未来利率上涨而保持现金流动性的心理预期，进而促使他们转为购买持有企业长期证券行为上来。可以说流动性偏好是凯恩斯依据自身所处的大萧条时代为背景，以民众心理预期作为基础而演绎出来的理论假设，再度将储蓄与投资完全割离开来并且舍弃时间偏好这一重要论点，使得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彻底从人们视线之中消失，同时透过这种心理预期假设烘托出货币当局金融政策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一种造势的手段，也是凯恩斯早期货币论当中所提湖的理念的延伸，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就会不禁发现。处于大萧条背景下的人们持有流动性（现金）的原因并在仅仅取决于对未来利息率不确定的心理预期，主要在于对银行机构的不信任。因为正是银行的非理性信贷扩张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本质性源头，所以人们为了防止银行机构破产赖帐才不得已下出此下策，另外在大萧条当中人们时间偏好普遍降低，也就是

压缩一切额外的消费节省开支将更多的希望寄托于未来。价值排序从高级领域大幅度向低级领域转移（由高级消费品向必需品转移），由此紧缩的信贷配合上人们时间偏好的转变对于一般企业来说迎来真正的考核期。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只有真正迎合人们实际需求的企业才能维系生存，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才真正考验作为企业家的调整和应变的能力。此时的货币发挥了真正的职能，它变得如此的稀缺，人们为了获取到它不遗余力的调整生产降低价格，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本品以及相关资源要素价格下跌幅度超过了消费品价格，这样一来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后者的收益率空间，配合上企业家的自我调整加快了经济复苏的步伐。所以说在萧条周期下人们紧握流动性（现金）可以有效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一般性企业展开深度调整，要知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盲目扩张经营不善的臃肿企业并不值得同情。此外，即使在大萧条下作为大多数人来说也就竭尽所能的维持必要的消费，市场中的关键产业（尤其是农产品）仍维持运转，这样一来也会促使社会资本朝这一领域转移，综上所述，凯恩斯看到的只是表象环节，并没有注重经济规律自我调节的内在机理。其实每一轮经济危机的产生都归结于人性贪婪与过度追求现世性本身，过度的投机与疯狂最终只能招来无情的惩罚和报复，人们也只有在经历痛苦通过行为和观念上的转变才能走出困局，任何人为修复的手段于事无补，相反只能起到恶化病情的作用。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正式出版，在此之前的几年当中他在剑桥学院不间断的开展一系列演讲已经获取大批的支持者，他们期待凯恩斯这一最新力作问世。另外凯恩斯为了扩大影响力将自己著作的价格降低到5先令，自然很快被抢购一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们对凯恩斯的通论也翘首以盼，他早期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在美国社会广为传阅。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宣扬自己的学术观念他多次造访美国，在多家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并且举行演讲。另外他的短篇著作《通往繁荣之路》受到当时罗斯福的关注，并且特意接见了他。凯恩斯对于经济的补救理念也正好迎合了罗斯福新政的需要，因此凯恩斯早已成为美国民众所熟知的人物，甚至比在英国更具影响力。如果说英国30年代早期的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从内心上来说认同凯恩斯的观念，但是在保守主义尤其是上院的阻挠之下只得采取退让的方式，那么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相比英国更具现实主义色彩，而且作为美国政客来说也并不存在处处受到世袭贵族制约的情况，因此想方设法试图缓解当下的困局，利用各种舆论和宣传迎合民众内心渴望和需要成为他们考虑的关键。我们过去曾经说过，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自上台伊始就出台各种举措应对危机，而作为新一代成长起来的经济学者对残酷现实环境的考虑也纷纷抛弃自由主义的信条，纷纷支持国家通过政策干预经济的理念。凯恩斯在通论当中提出的观点配合他的名人效应自然引发这一群体的认同，所以说凯恩斯主义学说在美国经济学界深受欢迎。其中包括加尔布雷恩，托宾，萨缪尔森纷纷投靠凯恩斯主义阵营并成为忠实的舵手，而这些人在二战之后逐渐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学界的灵魂领袖。萨缪尔森在1970年成为第一个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可见凯恩斯主义学说达到了何等深入人心的程度。相比之下，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历经坎坷来到美国，一心渴望在某所名校担任教职的他却屡屡遭受排斥，被迫在学术界的边缘上游走，始终没有得到他人的重视，这被后来的人们视为美国学界的奇耻大辱。可见学术界与市场商界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垄断情形，而区别在于，前者注重的是通过独占的方式操纵市场价格从中获取最大份额的财富，而后者依靠排除异己的手段把持知识领域，配合上媒体的宣传与造势，向人们灌输特定的理念，起到为政府意愿及政策的执行保驾护航的作用。如果说随着通论的出版使得凯恩斯走上了学术乃至人生的巅峰，那么对于哈耶克来说在这个时期他的学术道路却明显遭遇到了曲折。作为他的对头，凯恩斯在通论出版后第一时刻就将其中一本寄给哈耶克，并且跃跃欲试等待着后者的回应，但未曾想到的是哈耶克选择了沉默。这一举动使人们疑惑不解，很多人认为哈耶克或许已经投降了，被凯恩斯智慧的光辉彻底的挫败。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当哈耶克阅读完通论之后依然感到恼火，这本用专业术语包装起来的政策指南在他看来依然漏洞百出。为此，他决定撰写一部系统的学术著作来批驳凯恩斯主义学说，哈耶克由此进入《资本的纯理论》的创作过程之中。但是这本著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论起学术功底，哈耶克比凯恩斯要深厚得多，他的成名作《价格与生产》成为奥地利学派理论著作的经典之一，但是此时的哈耶克已经把思考转移到社会哲学领域当中，使他的精力无法集中投入到纯粹的经济理论创作中来。他的学术视角已经脱离经济专业环节上升到更为广阔的层面之上并且前行的太远，已经无法调转船头回归过去顺畅的老路了。因此他的《资本的纯理论》创作的是异常艰辛。有的章节内容时常让他的思绪卡阻，后来哈耶克回忆说这实在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是他最终还是突破了重重关卡，《资本的纯理论》在1940年终于完成，但是出版之后效果平平并没有引发人们的反响。一方面原因在于此时西方社会正处于战时经济模式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出于战争的需要全面掌控经济系统并且实行配给政策，凯恩斯政府干预的理念被系统深入的执行着，而自由主义被人们抛到了脑后；另一方面《资本的纯理论》写的过于艰深晦涩，充满抽象乏味的机理性论述方式达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哈耶克也认为这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是其学术理念转型时期的曲折标记。作为他的支持者对此深感失望，大批学生开始背离他转投凯恩斯的门下，哈耶克由此陷入孤寂当中。或者这就是天意使然，如果他的《资本的纯理论》创作成功引发社会热烈反响的话，说不定哈耶克从此以后将继续扎根于经济学领域成为一名专业学者而难以扩展更大的空间了，但是他的命运注定不是这样。一双无形之手推动着哈耶克在困境之中艰难前行，通过持续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在往后的4年时间里，哈耶克依靠执着的信念继续与所处时代抗争着，系统梳理整合自己脑海深处形成的全新理念，经过不懈的努力，《通往奴役之路》于1944年得以完成，了终于将自己智慧的结晶展现在社会面前，产生了巨大的轰动，这也标志着哈耶克告别了过去曲折的学术时代走上一个新的高峰。《通往奴役之

路》是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经典著作，从它问世至今以来仍然经久不衰被人们广为传阅，其深邃的思想洞见及前瞻性令人们敬佩和惊叹，其准确的预见更令人感到折服。可以说这部著作完全融入了作者的内心情感，哈耶克摆脱了过去枯燥的论述风格完全用心在与读者交流，展现出一套与所处时代不同的价值观念。他著作的第一章名为被离弃的道路，哈耶克从中阐述个人主义对社会商业发展产生的作用以及人们为了追求一劳永逸并开始逐渐的背离这一方向，他原文这样写道：“自由主义必得主要凭借于自由所带来的财富的逐渐增长，但是它仍然经常抵抗威胁这个进展的种种建议，由于自由主义对于某一个人不可能提供多于共同进步中的一份，结果它被看作是一种消极的信条…………由于对自由主义政策的迟缓进展日益不能忍耐，由于对那些利用自由主义的用语为反社会特权辩护的人的正当愤慨，以及由于已经取得的物质进步而被认为似乎是有根据的无限度雄心，结果到本世纪之交，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信仰，越来越被人放弃。”我们过去曾经提到过，贪图享乐追求最大程度多样化的物质欲望满足是人类的特性之一，它一方面推动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另一方面也由于欲望放大产生的人性堕落使西方社会屡屡爆发危机处于周期性动荡之中。因此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禁欲主义下贡献天职的观点，不仅向人们揭示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前行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了阐明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伦理价值观对社会文明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其实，无论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人们都是打着自由的名义开展的，其本质在于通过实际的行动获取更大的权利去追寻更为美满的现世生活。当然，相比英国来说法国革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并且引发欧洲重大的灾难，而这恰恰体现出作为正确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那么说我这里我们不妨深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自由呢？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自由维系的关键在于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和体恤，超越世俗的情感和追求，更重要的在于公理战胜强权。作为阿克顿的后续支持者哈耶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补充，即只有遵循未经人类刻意设计的法理规则并且在其框架之中开展行动才能获取到真正的自由与繁荣。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团体乃至政府都必须尊重这种由自发秩序形成的准则，作为政府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准则具有普适的意义，对于所有人都是共通的，人们在社会行为过程中通过它们可以提前预见到行为的后果，所以从本质上来看具有禁令的性质。而政府更必须遵循这些准则，因为它本身就是由各种社会群体出于利益的驱使汇聚而成的，它的各种政策具有精确的偏向性，所以更需要立法机构与各种竞争团体以及舆论的制衡与监督，防止政府的权力超越应有的边界。我们通过上面所述就可以看到，律法准则在哈耶克的社会哲学当中占据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它为社会当中每一个人确立下行为标准，确保在不侵犯他人生命财产利益下开展各自的活动。同时在哈耶克看来，自由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人们在普适规则之下进行各种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换句话说必须担负自己的命运，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