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始末
文化长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二兄弟联袂走上文坛，其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鲁迅和周作人，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然而这两位亲密无间
的兄弟最后却反目成仇，走向决裂，令人叹惋。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缘由，值得探究。
在周氏三兄弟中，大哥鲁迅在青年时代应当说对周作人情谊最深的。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只有四岁，自幼一同玩耍嬉戏，在同一所私塾中上学，共同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一同到乡间避难，之后又先后到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书信不断，互相作诗唱和，赠书寄文，他们一同翻译，一同出书，鲁迅甚至把自己整理出来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周作人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生官费根本不够用，鲁迅决定回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给弟弟生活。周作人学成回国后，在鲁迅的举荐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遂延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的编纂。这期间两人真是手足情深，相依为命。
１９１９年２月，鲁迅卖掉绍兴祖居老宅，举家迁往北平。１９１９年７月２日，周作人在鲁迅支持下，赴
日本接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和四个子女。他走后，鲁迅即四处物色房产。鲁迅兄弟俩以省吃俭用储蓄的钱，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
１０００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
湾一套大四合院。这是一套三进的四合院，也就是一个大四合院里，不算厢房有三排正房，共有２０多
间房子。房价３５００银元，中介费
１７３银元，税款１８０银元，自来水管费１１５银元，这个新居花费总计４０００银元左右。这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元，兄弟俩月收入共６００多银元，房价相当于他们７个月的薪金总和。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的房子，连蔡元培先生都说豪华。
周作人走后，搬家的一切繁琐事务，都落在鲁迅的肩头。鲁迅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９个月。８月１０日，周作人一家六口到京。１１月２１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进了八道湾１１号。同年１２月２９日，赶在新年之前，鲁迅又从绍兴老家接来母亲、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三兄弟团聚，共同伺奉老母亲，其乐融融。
位于八道湾１１号的新宅，是一个大的四合院。院内树林扶疏，共有前、中、后三个小院。鲁迅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
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鲁迅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
搬进八道湾之后，鲁迅决心以自己和弟弟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享清福了。鲁迅夫人朱安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旧式女人，不会理家，管家的担子就由羽太信子来负责。鲁迅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之外，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但是羽太信子却绝非传统的精打细算的中国女人，在生活上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生了两个子女，雇用的男女仆人却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
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始末
□
宋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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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羽太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鲁迅，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
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周建人在京因一时无工作、无收入，也经常受到她的白眼。周建人到上海工作后，曾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芳子又在她的阻挠下拒绝了丈夫的要求，并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等绝情的话。
在将周建人赶走１０个月后，羽太信子向鲁迅下手了。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４日晚，鲁迅突然不再与周作人一家一道吃饭，并在日记中特别记下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７月１９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函，外书“鲁迅先生”。
“鲁迅迅生：
我昨天才知道，——
—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
—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大感诧异，想找弟弟问个明白，周作人却不肯相见。关于这封信，鲁迅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耿直的鲁迅无法忍受兄弟失和的环境，决心搬出八道湾。一周后的７月２６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睛。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８月２日下午，鲁迅
携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迁居至砖
塔胡同６１号。
鲁迅要搬出八道湾，这一点大
概出乎周作人意料。４０年后，１９６４
年１０月１７日，周作人在致香港友
人鲍耀明的信中写道：“……我当
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
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周作人意
愿如此，但鲁迅没有遵循他的意
愿，而是在一周之后准备搬出八道
湾，这大概是对周作人“不至”的激
烈反应，也可见内心受伤害之深。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１日，鲁迅与周
作人之间的“冷战”白热化，爆发为
一场激烈的争吵与伤害。关于这件
事，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
器，比过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
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
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
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
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第二天，鲁迅亲口向友人许寿
裳讲述了昨日事件的经过。按许寿
裳的转述，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
“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
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
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
置之不理，专心捡书。一会儿外宾
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
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
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周建人在１９８３年提供了另外
一种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
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
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
夫妇）才退下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日记中
只字未提，周作人后来也把７月１９
日的日记有关记载的十多个字挖
掉了。从此后两人至死谁都没有再
提这件事，也都不愿再提这件事。
这不但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
的色彩，而且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
文学史上的一桩迷案。从现有的资
料看想要搞清楚是不可能的了。
据周建人回忆，周作人不敢得
罪羽太信子，只好由她挥霍，不敢
讲半句不是。他曾经跟羽太信子争
吵过，结果后者歇斯底里症大发
作，弄得羽太信子的弟弟妹妹一道
对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便再不敢造
次。周建人说：“周作人只求得一席
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
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
顺受。”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
说：“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
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
死他就屈服了。”
鲁迅母亲受不了八道湾的环
境，从此住到了鲁迅的新家。她气
愤地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
了。”鲁迅母亲曾对人说：“这样要
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
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
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
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
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
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
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
去借，是不好的。”周建人也认为，
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
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
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曾经很气
愤地向人说过：“她（羽太信子）大
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
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
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
头’（鲁迅和三弟周建人）冷清死。”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
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
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
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
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
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
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
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
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
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
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
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
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
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
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
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曾回忆
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档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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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和周作人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鲁迅在八道湾被赶出后，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据认为他后来１９３６年死于肺病即与此密切相关。鲁迅１９３６年去世时，周作人在兄弟失和１３年之后第一次谈到鲁迅：“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
而且，从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长达４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鲁迅受到这种以怨报德的对待，他的忿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用过的笔名“宴之敖”看出来。１９２４年９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１９２７年４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这个“宴”字从上向下分３段看，即从门（家）、从日、从女；而“敖”字从出、从放。这个笔名的意思便是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鲁迅以周作人１９１７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成小说《弟兄》，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据许寿裳回忆，周作人就生过这么一次病，小说中的主要情节是纪实的。周作人
晚年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也
承认，《弟兄》所写故事“事情是确
定有的”。如果不是出于对兄弟情
断的遗憾和对兄弟情谊的眷恋，或
许鲁迅未必会写这篇小说。
《伤逝》可以是鲁迅小说中惟
一的爱情小说。然而，若是除去爱
情这一面纱，能否看到其他什么
呢？周作人晚年认为：“《伤逝》不是
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
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
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
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
不大会错的。”这话是周作人在
１９６３年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说
的。
鲁迅虽被逐出了八道湾，但是
八道湾房产的户主名字仍是他。八
道湾的房子是卖掉绍兴老屋的钱
所买的。这院子里外三个小院，鲁
迅用来安置母亲和三兄弟的家眷。
为此，鲁迅请了几位乡亲朋友为见
证人，订了一份契约，内容是八道
湾的产业，分拆为４份：三兄弟各
占一份，母亲占一份。这一份作为
供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产主是周
树人（鲁迅）。对此，周作人很清楚。
但１９３７年鲁迅去世仅几个月，尸
骨未寒，周作人竟私自换写了一份
契约，将户主姓名变成他自己，还
找了几个“中人”签了字。而这一
切，在上海的周建人和许广平都毫
无所知。直到朱安去世，许多朋友
赶到西三条去保护鲁迅遗物，这份
契约的照片才被许广平的好友常
瑞麟发现收存。１９４８年，因时势紧
张，常瑞麟把这照片寄到上海。但
当时许广平正急于离开上海，匆忙
中顾不得细看内容，这张照片就这
样搁了下来。直到２０世纪末，周海
婴因要编《许广平文集》，才在旧资
料里发现了它。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投靠了日
本人，担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
院院长之职。１９４１年，汪精卫政府
又委托他为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
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终于完全下
水，成为依附日本侵略军的御用工
具。抗战胜利后，汉奸周作人被判
刑，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八道湾
的房产，被国民政府没收了。但是
这时候的处理，从结果上看，仍然
是按照鲁迅的契约执行的，仅仅罚
没了属于周作人的那部分，也就是
三分之一。这样，前院由国民党部
队占有了，部分后院仍然留给了周
作人的家属，实际上他们住的就是
产权属于鲁迅和弟弟周建人的那
部分房屋。在北京的拆迁风潮中，
有人希望将八道湾作为鲁迅故居
保护起来。周海婴第一个不赞成，
说鲁迅在那里没有住过几天，真正
住在那里的是汉奸周作人，要是保
护八道湾，就相当于保护汉奸周作
人的“苦雨斋”。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也影响
了兄弟二人后代之间的关系。据鲁
迅儿子周海婴回忆，１９４８年他随解
放大军一道回北京，遇见周作人夫
人羽太信子，“对着我破口咒骂起
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
瘾，又换了日本话，手又指又划，气
势凶猛”。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后，像周
作人这样的汉奸在劫难逃。８月２２
日，一伙红卫兵冲击了八道湾十一
号，周作人的末日来临了。２４日早
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
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
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
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
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下活
口，好叫他交代问题。”一批红卫兵
索性住到他家里来了，以便监视周
氏一家老小。他们只允许周作人睡
在洗澡间，睡在那里喂蚊子。１９６７
年５月６日，贫病交加的周作人猝
然去世，享年８３岁，结束了自己复
杂的一生。周作人１９６７年在“文
革”中去世，其家人给周海婴寄去
了讣闻。周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
加追悼会，两家之间终于没有任何
往来。兄弟之情破裂之深，斑斑可
见，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
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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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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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地爆”成功后仅仅半年，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４日，我国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再次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原子弹完整技术的国家之一。空爆的成功展示给世人的是那瞬间的强大爆发力，使人激动、兴奋、振臂高呼……而成功的背后，全体工作人员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又是鲜为人知的。《中国首次空投原子弹试验纪实》一文，揭开了这些英雄们事业成功背后的故事。
●１９６１年，风起云涌的“大跃进”刚刚过去了三个年头，全国上下处于饥荒的严重威胁之中，在这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回到了阔别４０余年的家乡湖南宁乡，度过了七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他们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疾苦，坚决纠正集体食堂等错误，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发扬了我党深入调研、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二兄弟联袂走上文坛，其成就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然而，这样两位共同经历了家道中落变故、一同到乡间避难、之后又先后到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的亲密无间的兄弟，最后却反目成仇，走向决裂，令人惋惜。关于周氏两兄弟失和的缘由，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值得探究，《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始末》一文，为你揭开谜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一直占据着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位置，他的一举一动几乎左右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整个中国的命运。１９４９年人民解放军胜利在望，迫于当时局势，蒋介石宣布下野，但明为下野，实际上却作起幕后指挥，逼退政敌，集合兵力，妄图咸鱼翻身。至４月末，他见大势已去，便开始作迁往台湾的准备。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也是其在大陆最后的挣扎。本期《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内情档案揭秘》讲述了蒋介石此次下野内情。
●翻开中国革命的档案史册，毛泽东一生有着许多遇难呈祥的传奇经历。这里的《毛泽东虎口脱险》为您生动讲述“秋收起义”前夜，毛泽东虎口遇险并机智脱险的经过，显示了毛泽东的敏锐和果敢，同时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在那时的恶劣的政治局势中的与反动派不屈不挠，勇敢斗争的动人风采。让我们一起跟随作者，去体味革命者在艰险的对敌环境中的不易和胜利后的喜悦！
●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８日，就在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关东军和由它一手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宫内护卫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冲突，日本人和它的傀儡政权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不愉快”？原来溥仪在投靠日本人之初，对日本人也是怀有戒心，因此组建了一只私人武装，其中第三大队集中了沧州武林人士霍殿阁及其徒弟等人，他们个个武艺高强，疾恶如仇，多次挫败过飞扬跋扈的东洋武士，因此日本人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次事件就是他们预谋铲除霍殿阁及其部下的一次行动。《御教习霍殿阁与日本人的恩恩怨怨》讲述了霍殿阁扬中华国威，力挫日本武士的故事。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４日，左权将军在抗日前线英勇牺牲后不久，时任八路军１２９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联名撰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文章饱含革命的激情，高度评价了左权将军光辉的革命历程：“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的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抗日名将左权与刘伯承的深厚情谊》讲述了左权与刘伯承从相识相知到共同战斗的过程和深厚情谊。
换一种视角看鲁迅——读《周作人谈鲁迅》有感
换一种视角看鲁迅 ——读《周作人谈鲁迅》有感夜幕降落，华灯初上。 在每个星辰浩瀚落下点点星芒的夜晚，你是否曾刻意地拿出一晚闲暇的时光，关上手机、翻开书的扉页在一个阳光洒进市内的春风沉醉的午后，你是否曾陶醉在盎然的春意之中，用一本好书来开启一整年的生机焕发读书吧，一本好书会让你卸下尘世的烦俗，带你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姐姐的书架上看见了这本周作人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周作人谈鲁迅》。不知是命运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安排，安排我以这样的方式有认识了一次这位曾在文学史上绽放璀璨的大思想家。 此书从鲁迅的青年时代写起，通过兄弟间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别样的鲁迅。这本书中，鲁迅不再是那个一手点着雪茄、一手执着战笔的他，而是从更为亲切与近距离地层次上，从书里走了出来，穿过了时空来到了读者身边。你或许知道鲁迅精通古文学，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年少时期拓印古文本的狂热与执着；你或许知道鲁迅的三味书屋，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在遇见寿镜吾先生之前与周作人一起经历的私塾教育；你或许知道鲁迅曾留学日本弃医从文，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在日本期间专注于翻译德国的文学经典……这些都是教科书里不 会授予我们的鲁迅，是一个更平常更为真实与立体的鲁迅。
在中学时期，鲁迅先生的文章几乎是大多数学生的心头痛。这缘是先生的文章大多内涵深远，且其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十分犀利与露骨的。或许是自身也难以避免的阿Q 般的精神胜利法的缺陷，在读到《阿Q正传》、《孔乙己》这类文章时，我是带有一丝自愧的。回想起语文教科书中的周树人，就觉得这个言语带刺、嘴上横着扎人胡须、眉眼间带有一股凝重的先生好似在蔑视这个社会的一切，可是在其兄弟周作人的这本书中，我开始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迅哥儿”。印象颇为深刻的是书中有一篇名为《鲁迅的笑》的文章，文章里记述了这么一回事情。在北大教学期间的某一堂课，鲁迅讲小说到了《红楼梦》，因为提及了林黛玉，便问同学们爱林黛玉不爱。学生们大抵都是爱的吧，从中又有一个学生反问了先生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直言不讳：“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先生是这样作答的：“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所以便可揣测当时先生应该是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的吧，周作人评判鲁迅先生当时给予了大家很多的亲切之感。由此又可以得知，即便我们通过一些存留下来的画像看到的鲁迅先生的形象多是不苟言笑的，又通过很多的有关他的文化论争的文章可以感受到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之辈，可却从这次的小插曲中感受到了鲁迅先生不同寻常的一面。卸下了战士的盾与矛，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该把他限定在一个框架之中，而应该通过更为全面的渠道与材料去认识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宋其蕤(1947-),女,河南淅川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从事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研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宋其蕤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0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0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0与 /有益0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0。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儿童;儿童文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I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5)05-004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驱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他们具有相同又有极大不同的儿童和儿童文学主张,本文试将两位文化巨匠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观做一比较。(一)人道主义是周氏兄弟儿童观的共同出发点;鲁迅发出/救救孩子0,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的称谓,并且明确地把儿童文学纳入/人的文学0中 五四时期的鲁迅,第一功绩在于5狂人日记6发出了/救救孩子0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这第一声呐喊震醒了中国文化界,使文化思想界注意到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但这呐喊确实使更多的文化人关注并投身到研究儿童的儿童热中。之后,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5随感录625、40、49、63等阐述儿童问题的杂文在1918~1919年间的5新青年6上陆续发表,并且把儿童问题纳入他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体系中,把儿童问题当作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开宗明义说明自己作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鲁迅提倡解放孩子,把儿童当人,当作独立的、自主的人。 鲁迅在其5随感录6二十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女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0的萌芽。/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0他大力抨击封建伦常不把儿童当人的封建家庭的儿童观念,极力提倡新的儿童观。在他看来,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这大逆不道的宣言是一声惊雷,动摇了父权的基石。 为了让每一个父亲成为合格的父亲,鲁迅在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中严格区分/孩子0与/人0的不同,把父亲区分为/人之父0与/孩子之父0,只有成为/人之父0,才能对孩子/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0使子女有自立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呼吁父亲为子女牺牲,为子辈创造光明的未来。/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0[1] 鲁迅提出理解儿童。 鲁迅认为,儿童与成人平等,但儿童又不等同成 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 gzhou Univ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 tion) Vol.4No.5May 2005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的悲剧人生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的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了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悔改，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在这前后，周作人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纵观周作人早期文学批评理论，它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和别的思潮一样，并不是与世俱来纵贯古今的东西，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道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们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宗法观念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周作人从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武库里搬来了人道主义，矛头直指封建主义。虽然，当时欧洲已出现了反动的人道主义，但在中国，人道主义仍有它的进步性，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感慨：“生四千余年，现在去还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五四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态，投入了“辟人荒”的战斗，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开始将人的解放由个性解放的最低层次推进到阶级解放的最高层次。而周作人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去考究人、发现人。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种说法包括两种含义，其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着重点在动物，因为原来是动物，所以人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从这里，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有“兽性的遗传”——肉体的欲望要求，即兽性的一面。其二，人又是从动物进化的，着重点在进化，因此，“人的内面生活比动物更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的能量”。从这里，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除了肉体的欲望以外，还有“灵魂”的愿望，精神的要求，即“神性的一面”。既然“人是灵肉一致的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那么，符合这种人性发展的理想的人的生活，势必既不同于禁欲主义的超于人间的“人性以外人力以上”的纯然灵的生活；也不同于纵欲主义的低于人间的纯乎肉的生活，而应该是以人间为本位的顺乎人性合乎人理的灵肉一致的生活。实际上，周作顶礼膜拜的“人”恰恰是一个抽象的、超“人间性”的图腾，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类”（《文学的讨论——玖月葵》），还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式来表述：利己——利他——利己，利己是起点，也是终点，这就是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很自然，人道主义便成为周作人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 周作人的早期文学批评是很注重思想革命的。他的思想革命与鲁迅一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的灵魂”，使中国人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从非人的生活中挣脱邮来，过上人的生活。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新文学身上了。周作人在讲到自己的文章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
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
简论鲁迅与周作人散文的异同
姓名：曹佳培 班级：06级中文3班 学号：10220062200104 从《喝茶》看鲁迅晚期与周作人早期散文首先，必须要承认，虽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被尊为散文大家，但是要从他们的文章中分离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鲁迅自不必说，他自己都很难说清“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周作人的“美文”其实也很麻烦，他在不同时期对于“美文”的定义和实践出入都比较大。 幸好，兄弟二人终于还是有一些纯正的散文作品的，其中，就包括两人的同题文章《喝茶》。周作人的《喝茶》创作年代较早，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的《语丝》上，后收入《雨天的书》；鲁迅的《喝茶》原载于1933年10月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从创作年代不难看出，一则鲁迅的后期创作，一则周启明的早期文字，然而其实都是二人那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周作人的《喝茶》，是就喝茶谈“喝茶”，从徐志摩的讲“吃茶”起笔，进而推及日本“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道，此后即切入“喝茶”之本题，叙了一些地方喝茶的习惯。乍看都像是作者从生活中信手拈来的“鸡毛”、“蒜皮”，实则反应了作者平和淡雅、闲适舒畅的生活情趣，七十年来味醇耐读，经久不衰。《喝茶》一文的语言也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语言及艺术特色： 一、平淡自然，舒徐流畅。文中抒发了作者由“喝茶”引起的种种联想与感受，用富有生活情趣和知识魅力的铺叙，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取代了“平板呆滞”的空洞议论，流露出作者那种闲适、自由的心境和退隐、超脱的情感。 二、知识广博、文情并茂。作者前期的散文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情趣。《喝茶》一文中，作者凭借博大精深的艺术功力，紧扣“茶”字，纵横捭阖，古今中外，汇聚笔端。无怪乎有人说，读“知堂小品犹如坐上特别快车，东南西北，一览无余”。 三、结构精巧、玲珑剔透。周作人说：“对于小品散文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及研究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及研究 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他首先发现了“儿童”及“儿童文学”，他以“儿童本位”及“无意思之意思”等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及其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无论在理论或是译介方面，都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关键字：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 考察“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理论批评，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它是与当时中国文学界的那些最辉煌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巨人和文坛精英人士的参与，写下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富有时代光彩和文化底蕴的一页，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一大人文奇观。本文就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之一——周作人，论述他在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及儿童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 周作人自从在日本留学时直到回国后的抗日战争前夕，从未间断过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和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早在1902年2月，周作人就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集子的首篇便是周作人译英国维尔特的（今译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1911年秋，从日本归国不久的周作人，在1913-1914年间，陆续撰写和发表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文章，这些文章或转述人类学派有关神话、传说、童话的解释，或直接引用人类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都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人类学派学术思想的巨大投影。这是他在日本接受西方人类学派等理论后从事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起步时期，也是以近代西方文化学术思潮为背景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开始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标志。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早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热情地推捧儿童文学，发表过数十篇有关的理论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读安徒生童话<十九>》（1918.6.发表时题为《安德森的十之九》）；《人的文学》：从重视人的问题出发，进而十分关注儿童文学；《儿童的文学》（1912.12）提出“中国向来对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作缩小的成人，拿‘圣贤经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孩子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认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并指出“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的生活满足丰富。” 1923年他发表了《关于儿童的书》，批评那种“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的做法，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提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同时受杜威“儿童本位论”的影响，提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
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7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由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们的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健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弟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他的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说我是周作人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行。周树人问他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名气更大一些。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感情太好了，上天嫉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象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每天的生活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试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 1923年至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 贬称许广平为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贬称许广平为“妾” 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
毛天哲：周作人的不辨而辨(修订稿)
周作人的不辨而辨 文/毛天哲 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但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这句话虽然并非是针对周作人而说，但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为他的二弟周作人的凄楚一生所度身订做的预言。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他比鲁迅多活了三十年，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在北京辞世。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
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与鲁迅二十年代初期反目，从此“动若如参商”，再也没有见面。反目的原因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看鲁迅的旧诗，有几篇《怀诸弟》真情毕现，是他那些投枪匕首风格以外少见的婉约之作。周作人对兄弟反目，“至死不悔”。鲁迅生前，他数缄其口。直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才隐约有点伤逝之情。 三十年代在北京，以周作人为中心，有一帮京派文人，形成了与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海派文人相对垒的局面。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是两颗最璀璨的明星。他们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 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卓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引博征、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 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他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的书。反目后，鲁迅在公开场合指责过周不多，只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说过他“昏”。这个评价真是一语中的。 周作人却常攻汗鲁迅。刘半农去世后他那篇怀念文章中打油诗“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皮里阳秋，直指鲁迅。《老人的胡闹》那样的尖酸刻薄也是对鲁迅而发。可笑的是，解放后为了稻粱谋，他写了大量回忆和阐释鲁迅的作品的文章。让人既觉得鄙夷也心酸。
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
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 相同点：首先，鲁迅与周作人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中国国民性可悲的事实。在那里读了很多书，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而这些都来源于洋人的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于是他俩在归国后，都有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纠正，但激情的鲁迅这点承担得更多。 其二，刚刚说的他们在日本了解到的西方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对西方思想的传授，于是引起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好奇与探索。用西方人的知识方式来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相同的。不久后，他们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 其三，在对待进化论问题上，他们都曾相信。鲁迅早年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热风》时代的作品，便多有这样的声音。进化论的立足点，是把人看成物种的一类，是生命，它不类属于神，而系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还原的理论，即把人由神和封建皇权意识中，解放到自然的原态里。《生命的路》谈的便是这一问题。《随感录》中许多激昂的声音，便是以进化反对复古的呐喊。如今读来，依然动人不已。周作人那时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他所操持的理论，不仅仅是进化论，而更主要的，还是在日本时接受的性心理学。周作人是从生命自身合理的欲求来解释人生与社会的。 其四，对于二人的共性，曾有人这样总结——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怀疑精神。人道主义是兄弟俩思想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留学时期，他们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五四时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与思想界的怀疑主义相呼应，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主张，鲁迅呼唤“人”的觉醒，希望“人之子”从传统的偶像梦魇中醒来，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的思
和鲁迅有关的人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 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后改为豫才）， 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 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现代文学家、思 想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 支持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毛泽东曾评价他：“鲁 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 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的的主要成就包括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思 想和社会评论、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 诗、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等。他对于五四 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的影 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一、鲁迅家人 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 1、祖父：周介孚（后改名周福清） 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县、内阁中书。 周介孚没有什么著作。他写过几十首诗，装订成集，称为《桐华阁诗钞》，鲁迅曾将它抄录一过，没有刊刻。 周介孚还写了大半生的日记。大概从他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写到他临终前一天。用红条十行纸写。字迹端庄，每年一本，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这部日记，反映了晚清一个相当规范的士大夫的带点传奇色彩的坎坷的一生；并通过他，还反映了当时的京都官场和地方社会的各种动态。1919年底，鲁迅回乡接家眷去北京时，把这些日记全烧掉了。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大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又说：“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它们就足足烧了两天。值得一提的是，周介孚的两个孙子——鲁迅和周作人，都从青年时代起，用红条十行纸或蓝条直行纸记日记，每年一本，线装成集，鲁迅在逝世前一天还在记，周作人记到红卫兵只准他在灶间地上睡觉时止，离开逝世也不远了。 1893年（光绪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回来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百草园、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成为后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病故》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寄住在大舅鲁怡堂处。年底因房东要收回住宅，大舅迁到小皋埠当台门，鲁迅等又随之迁往那里。这段寄居生活约有半年时间，少年鲁迅尝到了"食客"、"寄人篱下"的滋味，体味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2、父亲：周伯宜
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
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内容提要】 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分歧，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但没有乡土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新文学初期，对于美国local colour小说理论如何与中国文论对接与转换，在茅盾与周作人之间初步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后来被鲁迅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即寓乡土思念、民生关怀和乡土批判于一体的乡土文学观。【关键词】乡土文学理论;鲁迅;周作人;茅盾 在对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概念的理解上，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颇有各家自说自话的趋势。分歧的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历史上的分歧和政治语境的变化，使“乡土文学”这一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杂概念显得迷雾重重，本文试图追溯乡土文学理论从酝酿到形成的历史，缕析乡土文学的内涵,从而为被泛化、模糊化和狭义化而令人莫衷一是的乡土文学寻找理论支点。 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而言，“乡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汇，其基本含义是明确的，其一是指“家乡”或“故乡”，《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中“乡土”，指的就是“家乡”、“故乡”；其二是指“地方”，曹操《土不同》“乡土不同,河朔隆寒”中“乡土”即指“地方”，直接与地域特色、气候景物相联系。乡土的这两个基本含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形成了悠久的乡土意识，不同于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对乡土意识的理解：“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在乡里社会大多数成员中普遍流行的民众意识”称为乡土意识…’，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是指基于第一层含义的思乡情怀，和基于第二层含义的对地方景物的追怀，以及由这两者生发的对有关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的抒写。历史上我们高度发达、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文化心理，而落后的交通条件，特定的考试、取士、游宦制度，又使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故乡，因此思乡主题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鲜明特色。士子们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考得秀才资格之后，就踏上了漫长的赶考、游宦之路，往往“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长时间离开家庭、离开故土，隔断了与亲人的信息沟通，年轻的妻子、年迈的慈母，还有手足情谊，构成了思乡的主要内涵。由对人的思念过渡到对地方景物的追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思乡主题在怀人念物中自然渗透到对能给人带来高度快乐的节日、风俗的怀恋中，如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些诗歌，就记述了寒食节不生火、重阳节佩插茱萸等风俗。虽然我们可以感觉、体会、领悟到古典文学传统中浓郁的乡土意识，但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发生大规模的碰撞之前，我们的古典文论一直没有对之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概念的提炼。换言之，乡土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产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