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与中国优秀廉政文化
《群书治要》与中国优秀廉政文化
刘余莉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群书治要与中华优秀廉政文化》。在今年的4月19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借鉴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从哪里入手呢？
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派魏征、萧德言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经、史、子之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概括出来，编辑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群书治要》。这本书编好之后，唐太宗每一天手不释卷地阅读，这一本书也是奠定了唐朝贞观之治的思想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
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同志，也为这个《群书治要》的考译提了四个字，叫“古镜今鉴”，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推行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腐败原因及案例分析
我们分析一下，腐败的成因。中国古人，他是从因原果的角度来看一个事情的成因，腐败是一个结果，它的因在哪里呢？是领导干部的私欲膨胀和腐朽观念，这是导致腐败的因；缘是条件，如法制的不健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为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使他们有了可乘之机，有因有缘，才有结果的产生。所以，中国古人的这种分析方法告诉我们领导干部的私利观念，私欲膨胀，腐朽思想是导致腐败的内因，这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那么法制的不健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导致腐败的外因。而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事物的内因是导致它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因素，而这个外因只是提供了条件。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要根除腐败，那么必须要从因上加缘上去努力。
在当今腐败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来，维护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能够根治腐败。
但我们在像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了西方的制度建设，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面，而忽视了公平正义的制度是建立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之上的。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有所不同，在西方的历史上，它的传统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但
是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情感是靠教会来教导的，所以他们能够达到治理的效果，靠的是“两手”，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只不过这个道德教育的主体变成了教会而已，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像西方学习的时候，却忽视了西方的文化的特点，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却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什么叫“异体移植”呢？把西方的某些制度搬过来了，但是到中国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比如说，安利公司刚刚到中国来发展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什么意思呢？你认为这个产品不好，不满意你就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所有的货款退还给你，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请你放心使用.这一个制度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去推行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的问题，但是唯有来到中国的时候却出现了弊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因为中国人很聪明，也很爱占便宜，有很多人把产品用光了，也没有对产品不满意，但是他就好意思拿着空瓶子到公司去退款，而且这样的事儿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每一天都有排着长龙的人，拿着空瓶子要求退款，这一下可让安利公司开了眼界，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一个跨国公司，走过了很多的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唯有来到了中国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挑战，最后就迫使安利公司在短短的时间，在中国改变了这一个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所以我们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没有诚信，结果只是把西方的制度移植过来，那么在西方可以运行得很好，但是在中国就出现问题。
再如，我们把西方的民主制度运用到乡村的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之中，结果出现了大量的贿拉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村民谁给他的钱多，谁给他的好处多，谁送的礼物符合他的心意，他就去投谁的票，最后怎么样呢？最后这个乡村民主选举也变了味，选出来的村干部并不是最好的人选，甚至在某一些地方据说黑社会的老大都被选为村支书了。
二、其人存，则其政举：治腐的根本在人心
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孔老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至今仍然是真理，那就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这一个最高的管理者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不自私自立的人，有公心的人，无论是怎样的制度都不会对企业、对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相反，如果这个领导者一把手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喜欢以权谋私的人，即使有好的制度也会为他赢取私利提供可乘之机。
比如说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中国出现了很多的“能人现象”，什么是“能人现象”呢？这一个公司，这个企业眼看着要倒闭了，结果我们只是换了一个“一把手”，换了一个
领导者，结果他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使企业扭亏为赢，很多人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所以它称为“能人现象”，其实我们现在在反观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因为他所制定的制度、政策都是想着这个企业的长远发展，为整个企业员工的利益的着想，而不是想方设法的中饱私囊，那么这一个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道理，在中国适用，那么到外国是不是就不适用了呢？
那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安然公司它在2000年的时候，还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排名第七位的企业。安然公司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公司，它的年营业额高达一千亿美元，为什么这样一个实力很强大的公司说破产就破产了呢？因为现在这个企业制度中有这样一个规定，CEO 的年薪，他的收益都是和企业的利润挂钩的。只要你这个CEO，他不仅仅拿年薪，还要拿公司的股份，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以使这个CEO全心全力地为企业付出，但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像一个人人生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低谷，当这个企业的营业处于低谷的时候，它的股票就会降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CEO的收入就因此会受到影响，那怎么办呢？
当企业没有收益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创造、制造收益，这个制造是怎么样制造的呢？是通过做假账来制造的，那么在三年时间中，这个安然公司制造了6亿美元的假账，掩盖了29亿美元的负债，那么因为它的这个假账的制造，就使得它的营业额看似在增长，它的股票也是往升的，但是他们董事会的29个高管都知道这是通过制造假账的方式所获得的股份增长，当这个股票涨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的董事会的29个成员，把自己所持有的173万股的股票全部抛售出去，因为这一个动作呢，他们赚了11亿美元。我们想一想，29个人来分11亿美元，这个钱够不够多呢？那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额，但是这个钱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因为那不久之后东窗事发，安然公司就破产了，那么这一个CEO就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65年，而他的一个副董事长买了一个豪华轿车，但是因为他很好面子，担心自己被抓进监狱之后，很多亲朋好友来探望他，自己脸上过不去，结果他就在这个高级轿车中开枪自杀。那么这一个高级轿车也就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那么安然公司的破产被誉为美国经济界的9.11事件，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所制造的假账数额最为巨大，而是因为在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调查各个大企业制造假账的情形，结果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们发现各大跨国企业几乎都有制造巨额假账的经验。
比如说世通集团，在一年零一个季度里伪造了38亿美元的盈余，而另一个著名的世界国际公司，在五年里伪造了60亿美元的盈余，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是一家比一家更
不知道遮掩。
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一个报告说，2001年这些假账为美国社会造成了两千亿美元的损失，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金融危机会爆发在美国，它的来源是很深的，原因是很深的，不是好一两个经济政策就可以恢复的，它的根源就在于这些企业的不诚信、贪婪所导致的。
在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之后，美国的企业界企业管理就有了一个转变，观念上有一个转变，以前的管理理念叫TQM（TotalQualityManagement)全面的品质管理。因为这个企业认为，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质量过关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安然公司的破产让他们认识到，只要我们的企业之中有一、两个高管道德败坏，就可以把五百强的企业毁于一旦。所以，他们的理念从全面的质量管理，便成了TEM（Total Ethical Management），叫全面的伦理道德的管理，那么这一个管理理念的转变是和我们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还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是相应的。
在当代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叫麦金太尔，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的题目叫《追寻美德》，另一本书叫《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那么，在《追寻美德》这一本书中他就这样写到，他说，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他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发挥作用。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把法律应用的好，必须培养一个人的正义美德。
这一句话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上也有另外一种表达，它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同样的意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理法制度等不能够单独地发挥作用，得到了圣贤君子，有德行的人，他才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没有圣贤君子人，他也不能够产生良好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理法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人才是制定法律的源泉，是制定法律的人。好的法律，公平合理的制度，是要靠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够制定得出来，比如说这个制定法律的人，总是考虑到自己的私利，小部门小团体的利益，那他制定的这个法律制度不可能是真正公平合理的。那么即使合理的制度，法律制定出来了，在生活中要去推行的时候，也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把它实施到位。为什么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结果呢？是因为这个执法的人是否具有正义的美德，而我们社会之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也是和执法者的德行密切相关的。
在《群书治要?傅子》，把制度建设和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给我们表述清楚了，因为我们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经常在争论一件事，到底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还是人是最根本的？《傅子》上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它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
着好的制度，公平合理的制度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但是“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它就一定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必须有好的人，有正义美德的人，有圣贤君子人来推行这一个好的制度，所以仅仅有了好的制度，没有好的人，没有有德行的人，这一个制度并不能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的结果，因为这个法是靠人来制定，也是靠人来推行的。
在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二界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江苏代表团的审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在中央技委会上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重视制度建设），这项工作要继续坚持去搞好完善建设，同时在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加强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倡廉，运用好自己的权利至关重要，但同时领导干部自我境界的提升，他的道德修养也同样重要，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仅仅重视了制度建设，而没有领导干部道德境界的提升，那么这个好的制度仍然不能发挥好的作用。
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有一位法官叫勒纳德?汉德，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地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这个法官谁给他的钱多，他就向着谁去判案，如果男女老少也认为只要我犯了事儿，贿赂一下法官这个事儿就可以摆平，也没有公平正义的理念了，那么这个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都救不了他，谁都不能够帮助他维护公平正义了。这个话也是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指出了执法者的正义美德是非常重要的。
三、忽视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容易导致的问题
（一）难以防患于未然
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忽视了领导干部道德境界的提升，只是重视制度建设，那就会有三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难以防患于未然。在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什么意思呢？礼仪的教化、伦理道德的教育可以防患于未然，让人能根本就不去贪污腐败，不去做坏事，而法律它只是在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给予事后的惩罚和补救，但由于腐败的问题所产生的社会消极影响却无力挽回了。如安然公司的破产就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法律的制裁可以把这一个CEO判处有期徒刑165年，但是一个五百强的企业毁于一
旦这个后果是没有办法挽回的。这个礼者禁于将然之前的效果，我们也可以通过中医和西医的对比来加以说明。
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名医叫扁鹊，他有两个哥哥，也都是医生，那么有一次呢，魏文侯就问他，他说：“究竟你们三个兄弟之中谁的医术最高明呢？”扁鹊就说了，他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病入隐伏未发的时候就能够给予提醒，让你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这个人按照他的建议去生活，基本上不会得病；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人个病有了小小的征兆就能看得出来，就给你一些方法这个病呢，也可以避免；那我呢，医术最差，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等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结果不得不把他的血脉通开，然后给他进行针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结果三下五除二，把这个人从死亡线上拽出来了，大家一看都佩服得不得了，他说你看扁鹊这个人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复生，所以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诸侯国，名胜是最高的。”扁鹊他出生在中医世家，也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是内行，所以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但一般的人他只是看表面，所以他误以为这个扁鹊医术是最高明的，而他的大哥，名声出不了这个病人的家，他的二哥名声出不了这个病人的巷子，只有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诸侯国。
我们从这里就能够知道，为什么现在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为什么中国管理方式的影响比不上西方的管理方式，因为中国人强调防患于未然，把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甚至解决于无形之中，所以不是高明的人就看不到其效果。
（二）导致人“免而无耻”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它会导致人会免而无耻的问题。在论语上，孔老夫子说了这样一句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一刑,民免而无耻。”这个就是西方的管理方式，而也是我们很多的企业，我们很多的政府在学习的方法，我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条款、法令、规章，用这个来引导人们，当他触犯了这个法律条文、制度规章的时候，就给他予刑法的处分或是惩罚他，做的好就激励他，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民免而无耻，人们因为惧怕惩罚免予去做坏事，但是他没有羞心，甚至他仍然想法设法的做坏事，免予法律的制裁，还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表现，也没有羞耻心可言。
我们在西方，随着宗教教育的没落，因为现在科学的发展很多人说，上帝死了，很多的年轻人不再相信宗教了，但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的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ehaviour)，意思是说青少年吸毒、酗酒、
卖淫、邻里纠纷等现象非常严重，那么这些人年龄很小，还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个反社会行为没有触犯到法律的不道德的行为，这一类的行为靠法律监督机制是没有办法干涉的，而这种问题却比比皆是。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经常看他们的新闻，结果他们的新闻经常报道议会为怎么样解决日趋严重的反社会行为进行辩论，这个反社会行为也被称为大不列颠不为人知的耻辱。
这么这个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怎么办呢？孔老夫子就说了，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用道德来引导人们，用礼仪来教化人们，培养人们的羞耻心，是非荣辱的意识，人们有了羞耻心，他从心底不愿意去做坏事，他有了这个羞耻心，他不愿意去做坏事，他还有人心的归附，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引导。
关于这个法律的局限性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上这样说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的制裁可以把犯罪的人给予刑法的处罚，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廉洁的节操，法律也可以把犯罪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也培养不出一个人仁爱之心，这就是法律相对于礼，相对于道德的不足之处。
在《淮南子》上也有一段这样的论述，它说：“无法不可以为治也。”如果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法律，没有各种制度，那根本也没有办法来治理天下，但是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如果这个执法的人不懂得礼义，他也不可能公平正义地去执行这个法令，“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这个法律确实能够把不孝的人给杀掉，在古代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这个人打骂父母，打骂祖父母都是要被处以死刑的，虽然法律能够把不孝的人给杀掉，但是不能把人培养成像孔子、曾子那样有高尚德行的人。“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依靠法律也可以把偷盗的人给以刑法的处罚，但是也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是靠什么所成就的呢？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而不是靠因为他们惧怕法律的制裁所成就的。
（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第三个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老子所提出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你看我们社会，法令条款一天比一天的更多、更具体、更严密、更细致，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社会因此更加安定和谐了吗？恰恰相反，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却越来越多。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会议有一位西方的学者，她也是一位女士，她就站起身来用非常讽
刺的口吻说，她说：“你们中国人千万千万不要盲目的像西方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西方国家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理想，恰恰相反，还出现了几千年前你们的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呢？很难得，她当时就引用了老子这句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在当代西方国家我们确实也看到监狱越来越多，因为旧的监狱已人满为患，政府不得不拿着纳税者的钱投资建设更多的监狱，而这个政府也以警察短缺为忧，因为警察连大的刑事案件都应接不暇了，对于那个小的邻里纠纷等等这样的案件，就更无人问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法律条款越来越多，并没有使社会安定和谐。什么原因呢？因为是这些人出了问题，人心、良心都没有了，靠什么样的法律能够挽救回人的良心呢？
所以在《袁子正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如果你不能制止人民作奸犯科的心，而仅仅是以刀锯（刑法）来禁止一个人的行为惩罚他，你每一天在外面执行死刑也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同样，在《汉书》上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果我们不重视人的道德的提升，而仅仅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新的法律一出台，奸诈的行为就产生；命令一传达，欺诈的行为就升起。
前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各个地方都对那些公款吃喝的现象进行监督，进行纠察，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些大的饭店，很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生意冷落了，那些会社，还有一些乡村的饭店生意兴隆了，因为它们都转向了更加隐蔽的场所。可笑的是，前几天我听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说有一个朋友回来喝得伶仃大醉，这个朋友就问他你怎么喝这么多呢，他说我们今天是接待那些纠纷办的人去了，陪这些监察、督查大吃大喝，公款消费的这些人去喝酒了，你说这样的现象出现了，那么我们颁布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也对那些不良风气进行纠察，但这个执法者没有真正的去公正地处事，结果谁给他好处，谁请他吃饭他就网开一面了，对他的公款消费不追究了；谁不请他吃饭，不给他送礼，他反而去追究谁了，这样的情形怎么能够真正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呢？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越来越大，那么反腐败的决心也是越来越大，但是贪污腐败的官员位置越来越高，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巨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所说的，没有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而只是用刑法来禁止人的行为，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四、伦理道德教育对治腐的作用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这个制度不是很健全，但是人人道德高尚，我们兴起了伦理道德的教育，那这个社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在《史记》上就记载着这样一段话——“汉兴，
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汉朝兴起之后，把那些特别严酷的刑法给废除了，而力求婉转，而且是兴起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在这个时候，它的法制监督机制并不是很健全，甚至它做了一个形容，说“网漏于吞舟之鱼”，这个法制疏忽得能够把吞舟之鱼都给漏下去，说明这个法制监督机制有很大的、很严重的欠缺，但是吏治烝烝，官吏的道德都蒸蒸日上，没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都被治理得很好，过着安逸的生活。从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治理在于人心的良善，在于道德的教育，而不在于制度的严密与否。秦朝的灭亡其实就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秦朝的法律非常的严酷，只要这个人触犯刑法给以严厉的制裁，而且还有连作的处分，所以在这种严刑峻法之下，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没有经过两代就灭亡了。汉朝兴起之后，正是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兴起了伦理道德的教育、礼仪的教化，所以人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即使这个法律监督机制不是很健全，但是黎民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且官吏的道德也是蒸蒸日上。
这些论述都是想给我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那是古人所说的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所以中国古人从小教导人要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这个是从小开始教维持了一个人的一生，教导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八种美德的话，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不可解决呢？
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只要我们的企业家具备了诚信之心，具备了诚信的美德，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们现在的腐败现象很严重，只要领导干部都有了廉耻之心，这些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现在的孩子，小公主、小皇帝的脾气很厉害，自我为中心很严重，甚至还去上网吧打游戏，把父母对他的付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我们只要提起孩子的孝心、感恩之心，这些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从根本上去着手，要培养起一个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
在《群书治要?汉书二》有这样一段论述——“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圣明的君主都是顺着天道来进行治理国家，来办理政事，所以他一定重视的是道德教育，而在刑法上非常地简单，不是利用严刑峻法。
“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现在废除了先王的德教，仅仅用那些执法之吏来治理人民，什么叫执法之吏呢？比如说谁能够把这个黑社会干掉的，这样的人给予最高的奖惩；谁能够破获重大案件的，这样的人给予记功。这个就是“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还想让这个德风普遍地覆盖四海，
所以难以达成。
“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古代圣明的君主没有不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方面，“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间、城镇设立庠序（乡间的学校），那这些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大兴伦理道德之风，培养起一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
“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教化都非常地英明，这个社会风气都已经形成了，结果怎么样呢？天下曾经出现没有一个人的监狱，监狱里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囹圄空虚，像成康盛世的时候监狱里20多年都没有犯人，达到了这样的治理效果，这靠的是什么？这是靠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人都有廉耻心，不愿意也耻于去违法乱纪。
五、中国历史上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我们看《群书治要?史记》上记载，西门豹在治邺县的时候，他到邺县去当地方官，他的法律非常地严酷，结果老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没有人敢欺骗他，他达到的是不敢欺的境界。郑国的子产做宰相的时候，他把这个法律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设置的非常的完美，结果老百姓想欺骗他都办不到，他达到了不能欺的境界。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做单父的地方官，把孔子的仁爱忠恕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最后他达到的是不忍欺的境界，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那么，究竟哪一个层次的管理是最高层次的管理呢?而我们的企业管理、我们的政府管理又在追求哪一个层次呢？所以现在说到最高明的管理、最先进的管理，大家都不由自主的会想到美国，想向西方去学习。但是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企业家，我们要去学企业管理，在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企业，还有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之间，请问我们向谁去选管理呢？我们当然选择像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学管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很多人一度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结果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没有信心，要去盲目地向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去学管理，这还不是一件很可悲、可怜、可叹的事儿吗？
所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句话提的非常的必要和及时。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子贱治单父到底治的有多好呢？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叫巫马期，他就想了解子贱治单父到底如何，所以他就去微服私访，趁着夜色就来到了单父，结果正好遇到一个人在捕鱼，他捕上来很多鱼看了一下，又把这些鱼给放回到鱼里去了，巫马期看了
之后觉得奇怪，于是他就走上前去问，他说：“我看您捕鱼，已经捕上了很多鱼，为什么您把看了一看，又把它放回到河里了呢？”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们的地方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小鱼。”中国古人自古就有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一种生态的观念，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小鱼都不能够去捕。“那我刚才所捕到的恰恰是那种还在成长中的小鱼，所以我又把它放回到河里了。”巫马期听了非常地感叹，回来向孔老夫子汇报，他说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即使没有人看管，在夜色晚间捕鱼，结果也像有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不知道子贱是靠什么达到这个效果的。孔老夫子说：“子贱曾经说过一个人对身边的人和事具有挚诚之心，这一种影响自然会传播到远方，我想子贱就是把这种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了。”所以这个领导者他有挚诚之心，一心为百姓着想，还有仁爱忠恕的品质，这老百姓也会感恩戴德，也会这样来回馈他们的长官。
在古人看来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同时具备三个职能——君、亲、师，你不仅仅要当他的领导管理他，还要当他的亲人，甚至像父母亲爱儿女那样去爱戴属下，去亲爱百姓。那还要怎么样？还要起到师的作用，因为如果你仅仅关心了他，管理他但是你不以良好的伦理道德来引导他、教育他，他可能仍然做假账来蒙骗你，所以还要大兴伦理道德之风，让人懂得做人的本分。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同时具备了这三个职能，就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
所以我们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一定要汲取这些理念，不能够盲目地、一味地向西方学习，并不是说我们排斥西方的文化，而是因为西方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宗教文化的传统，而我们在历史上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
有一个人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它没有长期统一的历史，就像一些小摊贩一样，那怎么样把这些诸多的小摊贩管理起来呢，他们就想到了民主，通过民主选举推举一个领导者，管理起这些小摊贩。但是中国在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它已经形成了长期统一的历史，就像一个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那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做的是什么呢？要放弃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学习那些小摊贩的管理方式，这是非常可笑的选择。所以，民主选举适合在美国多党制多党制、两党制等，它适合在西方国家，但是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不适合中国的文化。
在《春秋左氏传》上提出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人能够达到不心欺的境界，它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达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把人民视为受伤的病人，甚至视为自己的伤病一样加以关爱、加以体恤，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的一样的低贱、不值钱，可以任意地践踏，这就是一个国家祸患所产生的
原因。所以，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所以他们都把这种理念贯穿在治理之中，所以中国历史上不需要提出人权的概念。为什么不提出人权的概念呢？因为没有必要，因为这一种理念，你看他把人民百姓看成是自己孩子一样加以关爱，那这个人民百姓还会拿着人权跟他去讨价还价吗？说你侵犯了我的人权，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并不是中国文化落后，而是因为它有更加先进的东西，使我们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理念。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那么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同时它其实也把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的道路特点给我们概括出来了，就是这十六个字——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注重法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的完善，也要重视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道德水平的提高，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礼仪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这个是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的特点。
我们看到在《论语》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你没有给人以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结果他还受到各种各样的环境的诱惑，把他的欲望都勾引出来了，做了很多腐败的行为，结果就把他抓进了监狱，甚至把他给杀掉了，这个叫虐政。所以，防患于未然，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确实是中国廉政文化的一大特色。那么通过什么来预防呢？要加强伦理道德的教育。
那我们这一次讲座就讲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