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内政与外交
被遮蔽的历史：北洋政府时期的内政与外交(2012-04-05 14:45:04)
标签： 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政府中华民国约法中比条约 分类： 历史
无论是研究历史的人还是读历史的人都渴望弄清历史的真相，可这实在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因为且不说第一历史（历史的本真面貌）根本无法弄清，就是第二历史（原始档案和资料中记载的历史，历史一旦被记载就不同程度地失真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一般人也很难看到。官方提供的教科书和一般历史著作总是不同程度地遮蔽着历史的真相，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大陆对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上。上面所说的“各种因素”主要是指历史书写上的民族主义的话语（可看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阶级与党派话语（可参考黄宗智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革命话语（可参阅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以及大一统和成王败寇的历史观。这些因素对中国近代史形成的多重遮蔽以及因多重原因造成的祛蔽的困难，使从事这段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深感无奈和悲哀。这里，我想就国共两党共同否定和讨伐的北洋政府时期为例，做些解释和祛蔽工作。
北洋军阀的统治从1912年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12月张学良的“东北易帜”结束，先后经历了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皖系段祺瑞时期（1916-1920年）、直系曹锟、吴佩孚时期（1920-1924年）和奉系张作霖时期（1924-1928年），共16年。大陆既往的教科书和一般历史著作，一提到北洋军阀统治，免不了要用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个定语，认为军阀个个都是草包，只会打内战和出卖国家利益。接受和习惯了这种评价的人们，一想起“北洋政府”这个词，脑海中涌现的就是“军阀混战、暗无天日、民不聊生”这十二个字。这样的描述和评价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复杂的、立体的、鲜活的历史简单化、公式化、刻板化、片面化了。我无意为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翻案，也承认那个失序的时代确实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也给民众带来了太多的苦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这段历史贬得一无是处，其在许多方面的表现都是值得称道的。
首先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司法独立。北洋时期的国家制度架构，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
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如1917年5月围绕是否参战问题上发生的“府院之争”就反映了议会、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权力制衡。比起民主，北洋政府时期的自由更值得称道。北洋政府时期自由不仅写在宪法和法律上，也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财产等方面的自由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保障，这恐怕也是该时期文化繁荣的原因所在。另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等。当然，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如二十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就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
其次是经济上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民族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是1912到1937年（日本侵华打断），这已经为史学界公认。特别是1914-1918年，被誉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当时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的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使得民族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面粉、造纸、纺织、火柴等轻工业发展更快。重工业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中国第一台柴油机“烧球式”1915年出厂；中国第一架飞机“甲型一号”1919年出厂；中国第一艘万吨轮建成于1920年，而且连续建造了4艘；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武器自给。从职工特别是文人的收入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时期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状况。比如鲁迅，《鲁迅日记》记录了他从1912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月薪300块大洋）一直到1936年去世这24年中的收入情况，共12万多银元（包括稿费），约合今天人民币500万元左右。这些收入，使他无衣食之忧，为他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鲁迅到上海后，平均每年的收入是一万多块（那时的一块钱相当于今天的四五十块钱的购买力），住着一幢三层楼的豪宅，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再比如胡适，1917年26岁的胡适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拿260元银元的月薪，相当于今日的10000多元，而且住宿是免费的。那时，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每月仅4两银子即5.6银圆)。不
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后来，他升为一级教授，月薪也立即加到280银元（最高级）。胡适在北大的经济生活比在美国优越，毋庸置疑，丰厚的收入，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经济基础。从他们两人的收入可以约略了解当时知识界的薪水待遇情况。
再次是教育发达和思想文化的繁荣。军阀时期教育形式多样，办学思想和方法都比较自由。官方的、民间的、外来的都有不少好学校。特别是北大，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吸纳了众多大师，培育了很多具备新思想的青年。由于言论结社的自由和媒体的独立，这时期的思想文化事业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表现在各种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传播，限制较少。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各种哲学思想中国人都不陌生。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1915年开始），就发生在军阀统治期间。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和科学，其中陈独秀、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人的思想至今读来振聋发聩，仍有超前的感觉。
复次是中国外交的成就。“北洋军阀卖国”是我们对这时期外交的基本评价和判断，特别是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臭名昭著。但事实上，袁世凯并没有签订二十一条，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经过中国4个月的抗争和努力谈判，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最终放弃了，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这个问题早在1931年王云生先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一书就澄清了。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外交正规化的开始。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外交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
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最后是军阀个人的素质。北洋的主要派系及主要人物有:早期：老北洋系主要人物是袁世凯,王士珍,徐世昌等人；中期和晚期：直系主要人物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人,皖系主要人物是段祺瑞等人,奉系主要人物是张作霖,张学良,郭松林等人；国民军系主要人物是冯玉祥,孙岳等人；晚期直鲁连军系主要人物是张宗昌等人, 东南连军系主要人物是孙传芳等人。提到北洋时期的这些军阀，人们往往认为他们都是无能的草包，这种把一个时期的某种政治人物全盘否定的观点本身就是缺乏常识的表现。这些人物中，固然有不少蝇营狗苟之徒，但也不乏有远见、有能力、有气节、有操守之辈，当然二者集于一身者也并不奇怪。这方面例子很多，如清廉的段祺瑞、爱国的吴佩孚、重视教育的杨森等等，此不多举。
借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的话：“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