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繁盛走向衰落_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2010.4

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

郑小春

（巢湖学院思政部，安徽巢湖238000）

【摘要】徽州是遭受咸同兵燹破坏最为深重的一个地区。长达十余年的激烈战火，给徽州人口、经济等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深远影响，徽州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由盛转衰时期。对于徽州社会的破坏，清军和地方团练无疑是祸首，太平军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徽州社会的由盛转衰，也是近代江南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咸同兵燹；徽州；人口；经济

【中图分类号】S-09；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10）04-0088-12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Huizhou Society through the War Havoc under the Reigns of Xianfeng and Tongzhi

ZHANG Xiao-chun

（Department of M arxism and Ideology,Chaohu College,Chaohu238000）

Abstract:Huizhou was the area suffered the gravest havoc of the war destroys during the reigns of Xian-feng and Tongzhi.The heavy fighting more than ten years between the national army and Taiping army made serious destruction to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and it also ha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for Huizhou. Huizhou society henceforth entered the period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Regarding the Huizhou society's de-struction,the Qing armed forces and the local militia were without doubt the chief culprit,and Taiping army al-so had certain responsibility.

Key word:the War Havoc under the Reigns of Xianfeng and Tongzhi;Huizhou;population;economy

太平天国时期，徽州曾经是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最为激烈的一个主战场，也是遭受兵燹破坏最为深重的一个地区，徽州社会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由盛转衰时期。有关太平军与清军在徽州地区的历年战事，已有诸多前期研究成果论及。至于这次兵燹给徽州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却很少有人进行较为系统地专论。1然而，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实属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本文以新发现的民间文书和地方文献为中心，将个案介绍与总体考察相结合，拟对十余年兵燹给徽州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进行较为系统地考察，以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发展由繁盛走向衰落的原因进行初步揭示。

[收稿日期]2010-05-2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9CFX01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7CZS009）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小春（1972-），男，巢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徽州区域社会史、法制史。

1目前学界只有对咸同兵燹与徽商衰落关系的专论，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

一、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

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首次进入安徽,从此以后,直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安徽一直是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一个主战场。在当时整个战局中，安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是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其中安庆在军事上不仅是天京的门户和屏障，还与江北的庐州，江南的芜湖成鼎立之势，是太平天国粮源和兵源的保障。因此，安徽的战略地位对太平军和清军来说都极其重要，由此成为双方攻守最为激烈的一个地区。

在整个安徽战局中，徽州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关键，太平军与清军在此频繁激战了十余年。徽州地处安徽南部山区，与浙赣两省毗邻，境内山脉纵横，峰峦密布，是出入皖赣接济芜湖和安庆之要道通衢，占领了徽州就可策应安庆和天京两个地方，对安徽乃至整个战局极为关键。徽州地区的得失，影响深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正式兵入徽州，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徽州一府六县处于频繁战火之中。据《太平军兵争期内皖省府州县经过兵事年月表》1统计，徽州下辖六个县被太平军攻占情况，黟县和绩溪县各15次，祁门县和婺源县各11次，休宁县10次，歙县4次。其中有五个县在10次以上，六个县总共66次，平均每县11次，远远高出安徽其它任何地区。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仅仅是对各县被太平军攻占的统计，若加上太平军过境而引发的战火，那将远远超过以上统计数字。因此从区域来看，徽州六县遭兵最为频繁，成为安徽境内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最为激烈的地区。

在太平军频繁而猛烈的冲击下，徽州原守军难以抵御和自保。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进逼绩溪县，知县方殿谟欲将平日搜刮的银两满装几担私运出境，乡民闻讯后围困县衙，喊杀贪官。方殿谟无法脱身，托士绅出面解围，将希图中饱尚未解库的粮款拨出一千元籴米存公，救济地方，并将亏欠公款的污吏收监追缴，乡民始退；2咸丰四年，太平军正式入徽，祁门知县唐治和巡检司钟普塘在与太平军交战时战死；3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兵犯徽州府城，兵备道徐荣战死，府城陷，歙县知县廉骥自杀。4这些事件说明，徽州地方官吏腐败严重，守军作战能力很弱，不能保护地方安全，徽州社会深处水火之中。

鉴于徽州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原守军不能自保的情况下，清廷不断组织加强军务防备，逐渐在徽州形成了两支主要武装防备力量：一是清军（或称官军）。主要包括张芾督办皖南军务时的徽防军，以及后来入徽作战的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老湘营、浙江巡抚的浙江军和台勇等；二是徽州各地举办的以武装自保的地方团练。以上各支武装在徽州与太平军总共激战了十余年，其活动经费主要依赖就地筹饷，给徽州各个社会阶层带来了沉重负担。

总之，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一府六县之地既有太平军，又有编制复杂的清军，还有地方团练。这期间徽州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斗争,犬牙交错，激烈而复杂。几支武装在十余年时间里频繁交战，六个县大都是反复得而复失，形成拉锯战局面。5复杂的斗争，长年不断的战火，给徽州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深远影响。

1安徽通志馆编纂：《安徽通志稿·大事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2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绩溪县志·大事记》，黄山书社1998年，第20页。

3同治《祁门县志》卷36《杂志·记兵》，同治十二年刻本。

4民国《歙县志》卷3《武备志·兵事》，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参见（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6《程笃原撮录〈安徽通志〉徽州兵事》（李明回等点校本），黄山书社2001年。

二、兵燹对徽州社会的破坏

对徽州社会的破坏，主要来自在徽州长年作战的几支武装，即清军、地方团练和太平军。有关清军借剿太平军之机屠杀掳掠乡民的情况，前期研究成果多有涉及。关于徽州团练对本地乡民肆意杀戮的记载不多，但有参与掳掠本地乡民财物的记载（详后）。寓目所及之文书资料显示，来自太平军的扰害也不容忽视，这应当与太平军对徽州战略地位的错误认识有关。尽管徽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但太平军一直把徽州作为一条由安庆、建德到浮梁、南昌、九江、天京的通道，所以始终没有在徽州建立长久

踞点，所到之处多为暂时逗留，尽管沿途也发布安民告示，1但扰民现象依旧相当严重。下面根据新发

现的文书资料，来对祁门沙堤叶氏和黟县屏山朱氏两个宗族的受难情况进行个案介绍，以管窥徽州社会遭受兵燹破坏的大体情况。

首先来看祁门沙堤叶氏的受难情况。

沙堤叶村地处祁门西乡十八都境内，地势坦荡开阔，是进出祁门县的交通要道。据祁门县志记载，太平军在咸丰四年正月首次犯境祁门，即“由建德乘虚入西乡之榉根岭”。2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包括沙堤叶村在内的整个西乡，成为太平军进出祁门县最为频繁的地区，在西乡发生较为激烈的战事记载，就有十几次之多。频繁的战火给包括沙堤叶村叶氏在内的整个西乡乡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来看下面一纸合约：

这是一纸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沙堤叶村叶含芬等《立齐心杀贼合同文约》，亦即叶氏宗族组建团练的合同文约。合约一开始在解释组建团练原因时，概述了咸丰四年以来太平军犯境“节次蹂躏”给本族所造成的沉重灾难。由于深受太平军扰害，且又“无计可除”，因此在官府倡办下叶氏宗族立下了这纸合约，正式组建团练以抵御太平军，武装自保。

此后，分别在同治元年（1862）和二年（1863）里，太平军又两次盘踞十八都叶村等地，给叶氏造成了更为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贼（即太平军）窜西赤岭入境，盘踞十七、十八、十九三都，烧叶村民房八十余家，伦坑民房二十余家，以及上下汪村、金山、栗里、马山、上下若坑、陈田、曹村、塘下、许村、彭垅、历溪民房百五十余家，大肆杀掠，耕牛掳尽。三月初三日遁赤岭去。”4这次受难的共有十几个村庄，叶村破坏最为严重。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叶氏宗族上报这次受难情况的一纸文书：

1同治《祁门县志》卷36《杂志·记兵》记载：咸丰六年九月，“贼目陶金汤带大股贼入，沿途延宕，出示安民。”

2同治《祁门县志》卷36《杂志·记兵》。

3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2辑，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5页。

祁门县志》卷36《杂志·记兵》。

立齐心杀贼合同文约人叶含芬、允秋、蔚文，以反约内人等，自咸丰四年以来，贼犯境节

次蹂躏，惨不勘言，□□□□□□负屈，被掳掠者，号救无门，甚而遭凶毙命，烧毁民房，个个

痛心切齿，处处搜劫一空，人心皇皇（惶），无计可除。若非齐心防者，猛力向前，恐贼匪得志，

窥探再来，视为奇货可居，将合家男女大小安之何地？是以邀同合议，预备提防，酌定费派何

出？鼓励团丁。公议规条开明于后，一凡遇警，鸣锣即来，照名给发，在前在后逐一排行。如

有故违，查出禀究，决不枉纵，切谓言之不早也。立此合同，一样六纸，各收一纸存照。

计开（九条规约章程，略）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二日立齐心杀贼合同文约人可公股允秋等（下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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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

具禀人：叶光荣等

报为□烧民房、惨情难绘、号泣勘详事：生□族居沙堤叶村，自唐至今，六百余年，其间虽□□□，未有如此奇惨者。切痛本年二月二十八日，石埭踞贼窜入赤岭。比发二人侦□□□□□□□意□□□□□□□□。二十九日五更时分，贼众乘夜分股四围，生村男妇老幼逃命不逮，被杀死者有人，被铳死者有人，跌死者有人，遭伤耳目手足头脑者有人，被掳未回者有人。

赫然一炬，通头东西南北相连，火焰光天，烧毁祖祠民房庄屋，查点新旧共计八十一重，所剩之屋均系破壁碎门，家内一无所有。生于本月初四回家，惊惶梦寐，对此残墟，拊心抱痛，血泪交流。嗟！聚族三百锅烟，旧虽岁歉，采薇充饥，犹聚一村，遭此奇灾，逃亡奔走，散处不归。惨见前有祖祀，今断香烟；家有田园，无牛耕种。统计仅剩在家数十老幼，夜有牛衣，日无口食，朝夕相对，情何以堪！扪心细想，无计可施，只得疾则呼天，穷则呼父。为此，泪随笔下，原情真报，恳施善章。倘回家者，查有烧毁要据，另行开明，恳赐执照。泣叩

□□□□大老爷恩赏勘明，裁□□□，保全生灵，万感鸿恩，朱衣万代。切禀。

批：日前贼窜岭防，该村蹂躏情形，本县早已备悉，幸授师迅到，贼即遁去。刻又筹议集团派防，已经禀明道宪，督饬绅董熟筹办理。据禀，遇害男女，深堪怜悯，候即汇案请恤。失去契据，至候军情大定，各户报齐，再行核办。至于现请赈抚之处，经费难筹，候据情转上宪，如何办理，另行示遵。尔等应即乘时布种，自图善后。1

这是一纸同治元年沙堤叶村叶光荣等上报被烧民房禀状及知县批文。从禀状描述来看，这次太平军入境，叶氏遭受了自唐代迁徙定居叶村以来最为惨重的破坏，族人死伤众多，81幢祖祠民房庄屋被付之一炬，几近全村三分之二。族人原本“犹聚一村”，“遭此奇灾，逃亡奔走，散处不归”。仅剩在家数十老幼，“夜有牛衣，日无口食。”出现了一幅“前有祖祀，今断香烟；家有田园，无牛耕种”的凄凉景象。

从知县批文可以看出，太平军还焚毁了大量契据，给当地生产经营秩序也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叶氏宗族上报难情乞请官府给予赈抚，但由于战事紧张，经费难筹，只能“候据情转上宪，如何办理，另行示遵”。其实，这意味着官府的赈抚将遥遥无期。

总上来看，太平军给沙堤叶氏造成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人员伤亡和财物毁损。

再来看黟县屏山朱氏的受难情况。

屏山朱氏居住黟县九都，东邻阜岭，北近羊栈岭。据方志记载，太平军经由羊栈岭出入祁门和黟县非常频繁，太平军从羊栈岭出入时，朱氏宗族住居的屏山村首当其害。我们发现了同治二年七月黟县屏山朱氏向官府出具的一则《殉难男妇被焚房屋清册》，2记载的受难情况非常具体，极为罕见。由于资料较长，特将主要文字迻录如下：

告状人职员朱元璠年六十二朱其轼年五十八岁抱呈韩元年三十岁

为叠遭贼躏、焚杀独惨、尊造清册、叩汇详恤事：某族居外九都，东邻阜岭，北近羊防，逆贼从两岭窜入者，定以某村为渊薮。今二月，贼自羊防窜入，焚杀掳掠，却不过甚。三月，贼从阜岭乌合突竄，其焚杀掳掠真有不堪言状。加以六月十七日，贼又从羊防而入，惨上加惨，莫能形容。幸大军迅剿，贼被痛创始遁。贼退民归，釜甑具空，四邻悄然。尚有烈节妇女，因贼掳老妇，勒令执役。目见耳闻，述其形状，悉而且详，至各会各户，所有契墨字据，不无遭焚遗失，俟各查清另禀。犹有旁村他姓被难者，亦已嘱清查续禀。可怜十屋九焚，十田九荒，流离转徙，何堪忍言。某等且将本族之仅所见闻者，恪录清册，共十页，恭呈父师大老爷，俯悯遭惨，汇

1《清同治元年祁门县沙堤叶村叶光荣等上报被烧民房禀状及知县批文抄白》，原件藏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2这件《殉难男妇被焚房屋清册》，在民国九年时为朱氏后裔纂修族谱时获得，于是将之录入了《（黟县屏山）朱氏重修宗谱》卷8《补遗》。

详请恤，万代公侯，切禀。

殉难丁男：（共八人，略）

殉难女丁：（共三十二人，略）

烈节女子：（共四人，略）

被焚房屋：（祠堂民房商铺等共八十余幢，略）

同治贰年七月日殉难男妇被焚房屋清册

具呈人职员朱元璠等

从《清册》来看，屏山朱氏族人深受太平军掠害，人员和财物损失惨重。《清册》记录的仅仅是同治

二年间的受损情况，其它年份和旁村及本村他姓（按，主要为舒姓1）

或逃或死情况并没有录入。从状文的描述以及殉难男女的情况来看，太平军所到之处“焚杀掳掠，却不过甚”，乡民“惨上加惨，莫能形容”，太平军被官军击退后，村庄呈现出“釜甑具空，四邻悄然”的惨景，而各会各户“所有契墨字据，不无遭焚遗失。”“可怜十屋九焚，十田九荒，流离转徙，何堪忍言。”其中殉难丁男共8人，殉难女丁共32人，烈节女子共4人，被焚房屋80余幢。清册还对各“殉难丁男”、“殉难女丁”和“烈节女子”被致死的情况一一作了注解，十分凄惨。男丁如：刀砍毒殴身死、刀砍身死、枪戳身死、被缚投塘身死、在山上被掳勒挑不从毒打身死，等等；女丁如：刀砍抛水身死、抱幼子奔逃不及被贼夺子毒打身死、被掳入城杀死且尸骸遍寻无踪、枪戳投水身死、被殴投井身死、刀砍投水身死、逃避村后山上受饿身死、被掳入城

勒爨不从登时杀死、

勒挑无力登时杀死山头田塝下、被焚身死、遭殴投水身死、逃出饿死外六都地方、毒殴身死、勒死、刀死，等等。甚至有的是全家罹难，如烈节女子朱舒氏一家遭遇：

由是观之，与沙堤叶氏一样，太平军给屏山朱氏造成的损伤同样表现在人员伤亡和财物毁损两个主要方面。

在生产经营上，太平军的入境给朱氏带来的打击也非常大。由于死亡人数众多，从而使得朱氏失

去了大量耕作劳力，致使一度出现

“十田九荒”局面。而在大量被焚毁的房屋中还有不少是商业用房，如“木匠店”、“茶饼店”、“租药店”、“典屋”、“漕坊店屋”等等，这对朱氏以及当地商业的打击同样非常大。此外，由于各会社（如文会等）和各民户大量的契墨字据遭焚遗失，可以想象必定会给当地生产经营秩序（如土地流转、债权债务等）和相关社会关系（如主佃关系等）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兵燹之后，徽州各地乡民在进行田土交易时，常常要在买卖契中加上诸如“原来赤契、税票因兵燹遗失，倘后捡

出，以作废纸”、“老契因兵乱遗失，如捡出，以作废纸，不得行用”2之类的批照，以防日后纷争。

以上两个宗族个案，不排除在禀告记录时有浮夸的可能，但还是可以从中管窥徽州社会遭受过境太平军破坏的大体情况，再加上清军和地方团练的屠掠，当时的徽州社会真可谓一片生灵涂炭，而广大乡民显然又是最为直接的受害者。

1要注意的是，朱氏其实并非属于屏山村最大的姓氏，自明以降屏山村一直是舒氏聚族而居，所以屏山村又称“舒村”。由此可以推断，舒氏所遭受的损失可能超过朱氏，只是目前尚无文献可征罢了。

2相关契约文书，参见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

185、186、187、416、538页。

朱舒氏，年五十一岁，故儒朱荣□之妻，监生朱荣瑞之嫂，年二十三岁夫故，有遗腹生子

培福，守节抚孤，及长，择师就读。今三月贼至，与子逃避不及，刀死。子培福被打死，孙学木亦

被戕死，四代五口，全家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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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

三、兵燹给徽州社会造成的影响

咸同兵燹给徽州社会造成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人员伤亡和财物毁损两个方面。但这只是表面和暂时的，其后还将对宗族重建，1以及当地人口、经济、文化、大众心态等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限于篇幅，以下仅以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影响来说明之。

首先，来看咸同兵燹对徽州人口的影响。

一是人口锐减。“安徽以长江中游屏蔽太平天国首都，受兵之祸尤烈。曾国藩驻在皖南徽州数年，万山之中,村落为墟。皖北则益以苗捻之役,又大兵后累有凶年,人民死伤无数。”2诚如斯言，长达十余年的战火给徽州乃至整个安徽造成的劫难，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员重大伤亡，致使人口骤降。后人统计，咸丰元年（1850）安徽人口数为3763万，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人口数骤降至1450万，3损失超过了2000万。其中，皖南人口锐减最为严重。《清稗类钞》载：“同治壬戌，粤寇难作，江南几无孑遗，徽、宁、池、太等郡男丁百无一二。”4据曹树基研究表明,战争期间皖南人口损失达900万,约占皖南战前人口的81%。5如在石埭县，战后归来之人户，“仅及战前十分之一二”。6而宁国县自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7徽、宁两府，“孑遗之民，存什一于千百，”“积骸成莽，人类将尽。”8同治三年，曾国藩奉旨实地查明灾情后向朝廷奏称道：“据查核，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害最重者也。”“徽池宁国等处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其尤甚者，或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9

具体到徽州，方志在记载这段历史时，留下了很多诸如“阖门尽忠”“满门节义”之类的文字，展示了徽州生灵涂炭的一幕幕惨象。前文介绍的叶氏和朱氏的受难情况就是两个典型的例证。据统计，嘉庆十五年（1810），黟县户32732，口246478，同治六年（1867年），降为户19097，口155445；10道光年间，歙县户114950，口617111，同治八年（1869）降为户57477，口309604；祁门县，道光五年（1825）户31757，口470279，同治十年（1871）降为户23163，口100249；11绩溪县，道光三十年（1850）全县人口22万，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人口直接死于战争十分之二，加上灾害死亡和外逃避难者，同治四年（1865）较道光末年人口仅存十分之二，其时全县人口不足4万；12休宁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全县

1咸同兵燹之后，徽州宗族重建遇到了资金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如祁门县李源陈氏，“不幸于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祠遭贼毁，村宇为墟。建宗庙于煨烬之余，越数年而告竣。秩丁之脂膏已竭，而祖宗之祭器尚属阙如。”参见《清同治十三年四月祁门李源永垂不朽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李源陈氏宗祠内墙上。

2安徽通志馆编纂：《安徽通志稿·食货考》。

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4[清]徐珂：《清稗类钞》第15册《婚姻类》，中华书局，1986年。

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0~504页。

6民国《石埭备志汇编》卷1《大事记稿》，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7民国《宁国县志》卷4《政治志下·风俗》，民国二十五年刻本。

8[清]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7《奏折》，光绪六年刻本。

9[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21《豁免皖省钱漕粮折》，光绪二十九年石印本。

10民国《黟县四志》卷9《政事志·户口》，民国十二年刻本。

11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页。

12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大事记》，第128页。又据《陶甓公牍》记载，“绩邑山多田少，道咸之间产米合小麦仅敷民食十分之六，杂粮俱作正餐。兵燹以后，户口未复，产米与民食，约可相敷。”可见绩溪县人口下降得确实非常厉害。参见（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绩溪风俗之习惯·饮食》，宣统三年安徽印刷局校印本。

66028丁（按：一般来说，当时统计时每户一丁，丁、口之比大体接近1∶51），咸丰十年境内“人百存一”，2光绪三十年（1904）为户9687，口58412。3人口的变化在一些宗族的内部统计中也有体现，如绩溪上庄胡氏宗祠于道光年间落成时，全族6000多人，同治四年冬至会祭，查点人口，只有1200人。其它各村，大概相同。4可见，徽州六县人口数字战前战后变动非常之大。

以上相关统计和文献记载，不管精确真实与否，但至少说明了包括徽州在内的皖南地区战后人口骤降的这样一个重要事实。

连年战火之后，瘟疫、自然灾害和饥荒往往也会随之而来。如瘟疫和自然灾害，咸丰十一年（1861）前后，从江西彭泽到安徽东流一带，由于“连年战斗，尸骸腐朽，蒸郁积为瘟气，……肿头烂足而死者十有八九，多道毙”。5“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连……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臭秽之气中人，十病八九。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6徽州亦然。在绩溪县，咸丰十一年底大雪，饥寒致死甚众，尸横野壑。同治元年和三年全境暴发瘟疫，人口锐减十分之六。7在休宁县，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次年正月初一，连降大雪，雪深4～8尺。同治元年八九月间，清军及民众染疫大批死亡，清军鲍超兵营患者万余人，日死数十人。8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和广德四府一州，“其民死于兵疫饥饿者十之八九，存者无见。”9有的记载甚至称疾疫死亡超过了战争死亡：“庚申之乱，徽人之见贼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10百姓死于饥荒亦复不少，原因多种，或避乱荒山，饥饿而死；或处在围城中，粮绝而死；又或在粮荒粮贵下，无力买粮，活活饿死。《歙事闲谭》记载：战火中幸运逃生者，往往“无从觅食，死饥死寒者，不计其数”。11“贼未退以前，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贼既退，米价每斗至二千钱，肉每斤五六百钱，日不能具一食。绩溪近泾、太之乡村，有至于食人者。”12曾国藩也有类似记载：“皖南食人肉，每斤卖百二十文”。13“口粮极缺，则到处皆然。……皖南百姓则皆人食人矣。”14可见战争期间乃至战后发生的重大瘟疫和饥荒等，也造成了人员大量死亡，致使徽州人口进一步严重锐减。

二是人口素质下降。兵燹之后人口的锐减，引发了徽州相关习俗的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习俗变化即是严重早婚现象，而这种早婚现象又给当地人口造成了生理素质和文化素质双双下降的深远影响。如黟县原来婚嫁年龄，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但到了清末年间时，“黟俗男女婚嫁皆在十七八岁以上。”15男女婚嫁年龄的大幅下降，大都希望通过早婚来增加人口和劳力，显然这与兵燹导

1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6页。

2《休邑粮累全案》，同治年间刻本。

3休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休宁县志·大事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94页。

4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大事记》，第128页。

5[清]邓文滨：《醒睡录初集》卷2《迁徒须防乱后瘟》，民国申报馆本。

6[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6年，第997页。

7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大事记》，第128页。

8休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休宁县志·大事记》，第19页。

9[清]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卷1《上皖南道表爽秋视察》（台湾文献丛刊第71种），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40页。

10[清]黄崇惺：《凤山笔记》下卷，抄本，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

11[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31《休宁县绅士合词再禀曾督师》。

12[清]黄崇惺：《凤山笔记》下卷。

13[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97页。

14[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14页。

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黟县民情之习惯·婚嫁之年龄》。

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

导致劳力短缺有关。祁门县“富厚之家，往往男未及冠，女未及笄，即议婚嫁，筋力未强，疾病丛生”。1绩溪县男女婚嫁年龄原本较为正常，婚嫁每在二十岁外，但“粤匪（即太平天国运动）而后，户口凋零，家家俱望添丁，婚嫁年龄较早，久而沿为习惯。绩人又素无远志，学问、经济之企望，其取偿也易盈。为父母者，但早为子女完婚，子孙众多，含饴是乐。其愿已足，痨瘵病多，人种日弱。学问牵于爱欲，而程度日低。经济繁于食齿，而困难日甚。”2可见，早婚给两县人口体质直接造成了“疾病丛生”、“痨瘵病多，人种日弱”之严重影响。而绩溪县，男女因过早结婚，玩物丧志，于是“子孙众多”、“经济繁于食齿，而困难日甚”，进而又引发了“学问牵于爱欲，而程度日低”的文化素质下降的连锁反应。在婺源县，早婚带来的影响同样是双重的，不仅“子姓繁而尩羸强半”，而且“学殖落而进取难言”。3

徽州人口的大幅下降，尤其是人口生理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与日俱衰，预示着徽州往昔教育与科举的繁盛景象逐渐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来看咸同兵燹对徽州经济的影响。

一是纳税负担加重。人口的锐减给徽州各地赋税征收带来了巨大困难。如绩溪县，在兵灾、瘟疫后境内人烟稀疏，田地荒废，“田园千里尽荒丘”。为尽快恢复地方税收，同治九年（1870）官方进行田亩插签登记，剔荒征熟，谁插签、谁完税，即归谁所有。当时全县插签只有9万亩，县署无法上报，赋税难收，只得又将屋基地补税，合计18万多亩。4说明徽州人口骤降，导致完税充役人户大量减少，给徽州税课征收带来了巨大困难，也给存留下来的纳税人户造成了沉重压力。再来看一则祁门沙堤叶氏文书：为隐蔽民灾、拟详未详、□恩难□、以救生灵事。生族不幸住在中途，自咸丰四年至今，十个正年，迭遭匪难，遂□十二三次，家家被劫扫空矣。惟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九夜，惨□□□，烧

毁祖祠民房八十一家。所因咸丰十一年，在生等村居设□□碉□，贼最恨□，乘其不备，防守

无人，突然超过五约等处，直入生族，烧毁□□无□□□□灾难，未有如此奇惨者。计其锅

烟，断绝三分有二；计其人口，逃亡一半，死伤一半；计其在家，颇有家计者，又无房屋；有房屋

者，又无家计。将□祖祠万难创设，国课□难催征。况且族居已久，虚粮又多，七户已倒三户，

粮差可鞫寥也。户□犹存，今又死者长已矣。逃者未知何日回来，生等日夜痛心，寝（下缺）

……前宪赏勘，仍欲照直申详。谁知案悬高搁，□□□□□，实未申详。今幸腊月十五，签朱书

锁拿带县，尽法究处等谕，骇得生者□□□□□莅任，爱民如子，生等敢陈实情。抄呈原词，乞

赐施恩详明，以达民隐。

□□□赏鉴民情，困极苦极，是否垂怜，生等死亦足矣，望光切禀。5

这则文书应当是叶氏族人在同治二年之后所拟，从文字表达可知，其与前引叶光荣等禀状基本相同。从前引叶光荣等禀状来看，叶氏已经将本族难情上报，乞请给予赈抚，而这则文书却说明，“案悬高搁”，地方官府其实根本就没有将叶氏难情向上详请。

文书主要说明，由于饱受战火创伤，民房庄屋烧毁严重，税户死亡和外逃避难者甚众，加上虚粮又多，导致叶氏国课万难催征。在催征不及而官府即将“签朱书锁拿带县，尽法究处”之下，叶氏不得不再次具禀，将受难详情再次一一托出，期望官府赏鉴民情，垂怜民难，给以赈恤，减免税课。可见，大量人口的伤亡和外逃，给存留下来的饱受创伤的纳税充役人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和压力，可谓雪上加霜。

1[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祁门民情之习惯·婚嫁之年龄》。

2[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绩溪民情之习惯·婚嫁之年龄》。

3[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婺源民情之习惯·婚嫁之年龄》。

4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大事记》，第158页。

清同治二年祁门县沙堤叶村叶某为隐蔽民灾国课无着乞赐施恩禀文草底》，原件藏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二是乡村经济凋敝。由于战火频繁、人员死伤严重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灾害,使得整个徽州土地荒芜现象非常严重。战事结束后，曾国藩奉旨实地查明灾情，他在奏折中说：“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纵有城池克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

殊乏来归之户。……地方虽有已复之名，而田亩多系不耕之土。”1两江总督马新贻进一步指出：“兵燹

之后，各省之中以皖南荒田为最多，其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2具体在徽州，由于破坏严重，徽州与浙

江一样出现了

“届春耕之期，民间农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籽无从购觅”3的惨景，生产严重受挫。绩溪庙子山一带计有二十多个村庄，“同治初年，大难敉平，人口减十之八，田地荒瘠。”

4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一段记载更有代表性：“道咸间，（胡氏）子姓既繁，近村一二十里无不辟垦，

种黍植茶，殆鲜旷土。自经兵燹，山野荒芜，迩来虽稍稍开拓，然视前时十一二耳。”5而在黟县，由于劳

力不足，田地大量荒芜，只得“召籍外之民垦植，议三年获不责纳”。6可见战后徽州一府六县生产破坏

严重，土地荒芜现象普遍，垦殖率较战前大幅下降。

关于战前战后徽州一府六县垦殖率的具体变化，今人有统计，见下表：说明：

此表数据是从赵赟和满志敏二人所发文章辑出，详见赵赟、满志敏：《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安徽的垦殖考量》，

《地理研究》2008年第6期。

从上表统计来看，徽州一府六县战前战后垦殖率波动非常大，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时人说法。徽州本来山多田少，地瘠产薄，加上“兵燹之余，日不能给矣。而又重之以徭役，愈不能安矣……额以无定而

横征，胥以朋奸而中饱，农以苛猛而骚苦，人以借支而波累，奈之何而民不穷且遁也。”7可见长年兵祸

致使徽州生灵涂炭，几无耕种劳作之人，加上战后课税横征，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导致乡村经济恢复

速度极其缓慢。如歙县赋税，一直到了“宣统末，较之原额，尚不及十分之六。”8而在绩溪县，由于兵燹

以后一直“户口未复”，因此直至宣统年间境内仍然“小麦产数不过稻米十分之二三，种杂粮者更少，而荒田尚多”。9其他几县也好不到哪里去，说明战后徽州乡村经济陷入了极度凋敝的状态。三是徽商一蹶不振。有关咸同兵燹给徽商造成的深远影响，张海鹏、王廷元二位主编的《徽商研

究》一书已有深刻评议，10这里仅择要点述之。明以降，徽商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以及京杭大1[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21《豁免皖省钱漕粮折》。

2[清]马新贻：《马端敏公奏议》卷7《招垦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光绪二十年闽浙督署校刊本。

3[清]黄崇惺：《凤山笔记》下卷。

4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20《世传六·农人传》，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5宣统《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下卷之下《拾遗》，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9页。

6民国《黟县四志》卷9《政事志·田地》。

7[清]洪玉图：《歙问》，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3页。

8民国《歙县志》卷3《食货志·赋役》。

9[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绩溪风俗之习惯·饮食》。

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609~630页。

县、府

垦殖率

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徽州府战前(%)

1113106181111战后(%)3421343

2010.4

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

运河两岸的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地，最重要的是在长江中下游，而这片区域正是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最为激烈和频繁的区域，最终导致徽州商帮在“吴楚贸易”、江南市镇商业活动陷于瘫痪，徽商四大支柱产业像“盐、典、茶、木”等均遭致命打击。此外，由于徽州本土十余年处于战火中，徽州财货以及徽商资本惨遭劫掠，损失巨大，战火冲击了徽商家园，致使徽州一府六县呈现出一片凋零的景象。又，咸丰三年，地方官府为募集镇压太平军军费，开征厘金。咸丰四年厘金成为全国性税种，大为民累，各地徽商更是深受其害。《歙事闲谭》记载：“徽商满天下，西省厘金半出于徽商。”1另外，太平天国时期，徽州驻有徽防军、湘军、外来兵勇以及徽州团练等多支武装，这些武装的活动费用主要靠就地捐资助饷。据载，仅张芾在徽州用兵六年的时间里，“六邑捐输数百千万”。2《歙事闲谭》也指出：“徽郡六邑，地当冲要，山险民稠。自军兴以来，助饷捐赀，盈千累万。”3“徽郡六邑……递年捐资助饷，不下数百万两，以期固我藩篱，保我疆域。”4这其中，徽商就是捐资助饷的一个主要承担者，大量的商业资本被战争化为流水。要言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区域是徽商经营活动的主要区域，其吴楚贸易大动脉被切断，使得长江中下游的商业限于瘫痪，徽商赖以壮大的支柱产业影响最大。徽商本土的破坏更大，致使徽商大量资金积累被劫掠一空，徽商家园遭受严重破坏。在经历了十余年战乱之后的徽州商业元气大伤，给徽商以致命打击，从此之后徽商加快了衰落的步伐，逐渐褪去了昔日的辉煌，一个自明中叶开始执掌商界牛耳几百年的商帮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明清时期的徽州还是一个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地区，战火之下当地文化教育也在劫难逃。限于篇幅，这里暂且略去不论。要言之，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人口素质很高且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很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明中叶之后在大量徽商挈资返乡建设下，徽州社会一度达到了高度繁盛的状态。然而在咸同兵燹严重破坏下，尤其是徽商遭到致命打击，致使徽州元气大伤，万难恢复。从此，徽州社会经历了一段较长的衰落时期。

四、余论：兵燹与徽州社会的衰落

咸同兵燹给徽州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深远影响，其中清军和地方团练无疑是祸首。清自顺治至道光，先后六朝近二百年，徽州地区不见兵革，乡民安居乐业，人口滋生自繁，社会呈现一片繁盛景象。然自咸丰四年始，徽州受兵祸特重，在清军剿杀太平军的十余年中，徽州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一个主战场，人口和经济遭受了极大破坏。如此“非常之奇祸”5的制造者，清军乃至地方团练显然是祸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肆屠掠，致使徽州人口锐减。清军进剿太平军时，滥行残杀，往往杀良冒功，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剿洗”，以绝所谓“祸种”。而曾国藩驻兵徽州数年，不仅大肆劫掠财货，而且也杀戮无常，致使“万山之中，村落为墟”。6由于生者寥寥，昔日良田美园，变成荒原旷场。二是长年筹饷，致使徽州民财殆尽。驻扎在徽州的清军、兵勇和地方团练主要依靠就地筹饷。战争一开始，大批在外经商的徽州商人挈资返乡，因此咸丰五年时“故令下而数十百万金立办”。然而随着军队数量增加以及战火的破坏和持续，至咸丰六年时，“然糜饷益众，遂复议户捐矣。”到了咸丰七年，由于户捐一

1[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31《徽郡难民公檄（咸丰十一年辛酉正月日）》。

2[清]黄崇惺：《凤山笔记》上卷。

3[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31《徽郡难民公檄（咸丰十一年辛酉正月日）》。

4[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31《休宁县众绅士公禀曾督宪》。

5[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21《豁免皖省钱漕粮折》。

安徽通志馆编纂：《安徽通志稿·食货考》。

再复举，致使“素封之家，力已不继”，1更不要说普通家庭了。这其中遭到致命打击的是一度创造明清商业奇迹和推动徽州社会走向繁盛的徽商。三是大肆掳掠，致使徽州破坏加重。据近人陈去病《五石脂》记载，曾国藩驻师祁门，借清剿太平军之机，就曾“纵兵（按，指湘军）大掠，而全郡窖藏（按，徽州窖藏一般主要为钱财之物）一空，故至今（按，指民国时期）谈湖湘者，尤为切齿”。除了湘军，入徽的外来兵勇，如台勇、贵州勇，在徽州也是大肆掳掠，“颇为民患苦”。2与湘军、兵勇一样，徽州团练也参与了本地掳掠，绩溪文人曹向辰所作的《徽练难》就曾尖锐地指出了地方团练之掠害：“团练难难难，徽州未曾驱民害，反觉添民残。养兵千日养你抢，为勇即系为盗端。”3总之，清军、兵勇和地方团练的大肆杀戮、长年筹饷以及大肆掳掠，使得徽州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民财殆尽，最终导致战后徽州在人口和经济等方面的恢复能力骤降的严重后果，徽州社会从此陷入了衰落。

对于徽州社会的破坏，太平军也负有一定责任。据时人黄崇惺目击记载，太平军在徽州，“其焚掠之惨，胁迫之苦，较他郡为尤烈。徽人向之累于捐输者，今且为贼掳胁，火其居，拘其身，而索其财矣。向之惮于迁徙者，今且无地可迁，无物可载，壮者不能挈其家，老者不能顾其子。其始奔窜山岭，惟畏贼至；其后则寒饿困殆，求一饱而不可得，不复能奔窜，亦不知贼之可畏矣。”4这段记载和前文叶氏、朱氏两个宗族个案所提供的信息基本契合，其中固然存有污蔑之词，但都共同反映了太平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徽州社会造成了人员死伤、财物毁损等一系列严重破坏的事实。这些记载有过分夸大的可能，也确有将清军等所造成的破坏尽推太平军的事实，但是客观地说，太平军对当时徽州社会的破坏确实应当负有很大责任。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运动，太平军在进军途中，打击了官僚、豪绅、地主，焚烧了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猛烈扫荡，但在现实中太平军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乡民。因此，尽管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值得肯定，但徽州社会所遭受的深重劫难还是透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太平军所到之处给当地乡民带来了相当沉重的灾难，其与广大乡民关系的紧张（至少在徽州是这样），应当是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不容低估的原因。

咸同兵燹的严重破坏，是导致明清以来的徽州社会从繁盛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战争问题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斗争问题，自有战争始，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总会综合引发剧烈的人口波动、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文化浩劫等一系列深远的社会问题，战争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拐点。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徽州僻处皖南山区，其一府六县行政格局自宋代以来即已形成，并一直延续至近代。近千年来，徽州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和农民运动的战乱，但除了极少数诸如明末清初奴仆起义以外，历朝兵火鲜有波及。相对稳定的行政格局和社会秩序，尤其是自明中叶以来，在徽商的大力建设下徽州社会显示出了勃勃生机，诚可谓“郁郁乎盛矣”。5这期间，徽州在商业、文化、教育、科举、宗族等诸多方面创造了一个个神话和奇迹，始终是一个经济文化发达且为众多人所向往留念的地方，堪称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颗“夜明珠”。6然而，徽州“盖自咸丰三年设防，至同治四年幼逆就擒，凡十三年，合江南、浙江、江西三省之兵力驻于境上，其军事实与金陵相终始。”7由于长时间处于社会动荡之中心，加上多支武装在此频繁激战和劫掠，从而给徽州

1[清]黄崇惺：《凤山笔记》上卷。

2[清]黄崇惺：《凤山笔记》下卷。

3[清]曹向辰：《徽练难》，参见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中编《诗歌》，抄本，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

4[清]黄崇惺：《凤山笔记》上卷。

5万历《歙志》考卷5《志六·风土》，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6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前言”，第1页。

黄崇惺：《凤山笔记》上卷。

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

社会造成了人口锐减、人口素质下降、纳税负担加重、乡村经济凋敝、徽商一蹶不振等一系列深远影响。直至宣统年间，徽州几个县依旧尽显一幅幅“承平四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1“元气未复”2的衰颓景象。因而，咸同兵燹可谓宋代以来徽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乱，它对徽州社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深远影响，则是徽州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所难以相比的。在咸同兵燹严重破坏之下，明清以来徽州社会数百年高度繁盛的景象逐渐风光不在了。

徽州社会的由盛转衰，也是近代江南社会演迁的一个缩影。太平天国时期，整个江南地区的激烈战火主要集中在徽州、南京、苏州和杭州一线，而这条线所贯穿的恰恰是当时江南乃至全国的高度繁荣的经济文化圈，堪称为“江南黄金线”。然而，长达十余年连绵不断的战火以及太平军的统治，促使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中心发生重大转移，战争前后呈现出了极大反差。在徽州，这期间的徽州宗族和徽商深受重创，陷入了重振乏力的困境，整个徽州社会在人口、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与战前相比呈现出了极大反差。例如在婺源县，“乾嘉之间，五乡富庶，楼台拔地，栋宇连云。兵燹以来，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四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生计既极艰难，商贾迥不如前。”3“道光以前，婺邑商战大竞，家裕户饶……发逆而后，商业衰颓，十室九空。”4可以说，正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当口，徽州社会饱受前所未有之摧残和劫难，其元气尽衰、重振乏力，尤其是徽商群体急剧衰退并逐渐被沿海商帮所取代，诚可谓致命一击，从此徽州社会进入了由盛转衰时期，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经历了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低谷，最终失去了一个向近代化转型发展的契机。而在南京，由于太平军的统治以及接踵而来的外国银行的大举侵入，致使此地以典当等行业为代表的商业经济日益衰落。尤以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杭等地为典型，战火驱使此地大批避难的官商、富绅和文人以及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迁移至上海，富商庞大的游资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破产的农民则为上海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廉价劳力。5各地的人、财、物等资源可谓积聚上海，上海工商业由此迅速崛起，一步步迈向了近代化，迅速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而苏州、杭州等地则日趋衰落，经济中心地位逐渐失守，迈向近代化的步伐趋缓。繁盛了千数百年的江南黄金线由此黯然失色。

[参考文献]

[1]张海鹏，王廷光.徽商研究[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2]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1[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婺源风俗之习惯·居处》。

2[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休宁民情之习惯·受学者百分之比例》。

3[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婺源风俗之习惯·居处》。

4[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婺源民情之习惯·共产析产之趋势》。

相关学者的评议，参见艾洁、王涛：《“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