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的重担_李清照_词论_中的思想与早期对她的评论_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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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视角，用文本细读法和历史还原法，重新建构李清照的历史语境，指出宋代男性作家对女性写作普遍持轻视态度，所以不少人对李清照质疑、攻击甚至是辱骂。李清照的《词论》就体现了她在这种困境中的抗争和希望。

关键词：宋词李清照《词论》女性作家困境和梦想女权主义批评

今天，当我们想起李清照的时候，首先会想到她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一位有着出色的诗歌才能，并将自己的才华与女性身份完美结合的、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坐标式人物的女作家。在她之前，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女性有她这样卓越的成就，并被如此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之后也很少。

我们往往忽视李清照在她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完全不同的际遇。李清照从年轻时候开始，便以其卓越的文学才能吸引了人们注意并获得了相当多的赞誉。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注目于这些正面评价，或者假装认为这些正面评价就是人们对待李清照的唯一态度，这显然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重新构筑李清照生活的世界也许并不容易，但尽量历史、客观地再现她当时的境遇，却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决心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李清照的话。

一

对李清照时代人们对女性写作的态度进行归纳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在当时大量的观点中，部分看法彼此冲突，也是很自然的事。富裕的家庭往往让他们的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中的一部分创作了诗歌或其他形式的作品。史料中记载了很多女性作者，有的是具有早熟的文学天才的女儿，有的是能够替丈夫写诗的妻子，还有的是一位能够把学识和写作技巧传授给儿子们的母亲。很显然，她们的家庭为她们感到自豪。然而对女性写作所抱的偏见也很普遍，而且毫无疑问规范多于特例。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在他的著作《家范》中，明确地将写作“歌诗”列入年轻女性不允许掌握的技能的名单之中

这些说法之所以让人感兴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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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引材料及其所注解的《家范》语句，均不见于司马光作品的现行版本。此处所引，出自真德秀（1178—1235）《西山读书记》第21卷第40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美国]艾朗诺(Ronald Egan )

郭勉愈译

才女的重担：

2009?2李清照《词论》中的思想与早期对她的评论（上　）

242009?2因为司马光实际上强烈主张女孩应该有足够的文化修养，要能够阅读典籍

。程颐的母亲幼时接受了教育，据说十分喜欢阅读史书。她的父亲非常喜欢她，为她的聪明才智感到骄傲。他习惯于询问她各种治乱兴废之事，而她的回答往往使他欣喜。她的父亲评论说：可惜她不是个男孩

看来她有意将她的作品都毁掉了。程颐说她的作品只有一首诗留存下来，并且在文章中引用了它。这是一首写给她丈夫、程颐的父亲的诗，当时他派往遥远的北方执行公务。她在诗歌中说，对丈夫深深的思念使她夜不成寐，她将自己比作四世纪的女诗人苏蕙，这位女诗人曾经将自己写的一首回文诗织在锦缎上，寄给被流放到远方的丈夫。程颐的文章接下来叙述了他母亲阅读史书的见解，并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提到了母亲的弟弟侯可世。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有着出色的才能和丰富的知识。尽管如此，这位学者承认在某些方面他的学识不如他的姐姐。

从上述程颐对母亲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对于妇女、学问和写作的态度中往往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有知识的妇女无疑是受到尊重的，她们在这方面所拥有的甚至使男人相形见绌的潜能无疑也是受到认可的。但是妇女写作却是如此地成问题，以至于一个女人写的越少，就会被认为越具有美德。写作的妇女也有，而且她们当中的一些允许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但是道学家们（男女都有）却强烈反对这种行为。对于受过教育的妇女来说，最好的做法是只阅读而不写作。如果她们实在无法克制通过写作来表达自我的冲动，那么她们至少应该尽量使作品的数量降至最少。某些创作主题比另外一些更容易被接受。表达自己作为妻子的忠贞以及丈夫不在时的寂寞之情毫无疑问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主题之一。除了这类作品之外（这类作品其实也只能控制在很少的数量之内），妇女们必须谨慎地确认她们的作品并没有存留于世。在程颐和他母亲看来，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一个女人轻率地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到家门以外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说，程颐作为一个坚定的儒家思想家，他在这些事情上的看法应该是十分极端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妇女写作，特别是对作品流传的反感态度实际上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中。这在彭乘《墨客挥犀》里的一条记载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这条记载说，天圣（1023—1032）年间有一个姓卢的妇女陪同她的父亲在汉州（今四川）地方官的任上。任期结束后，父亲和女儿一起踏上返回京城的漫长旅途，他们在泥溪驿（这个地名在今天的四川还保留着）停留的时候，女儿在墙上题写了一首词，内容是关于旅途的辛劳：父女两人告别了汉州的舒适生活，还要走上千里地才能到达京城。而且，具体情况也有点特别：一位成年的女儿陪同她的官员父亲一同跋涉遥远的路程。在这种情———————————————

25形下，面对前方漫长的旅途，这位女子情不自禁地用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不奇怪。她在词前小序中所说的话很有启发性：“登山临水，不废于讴吟。易羽移商，聊舒于羁思。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聊书于壁。后之君子览之者毋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显然常常写作并吟诵诗歌。她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诗人（从她题写的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她能够熟练运用文学语言，对词这种文体的写作惯例也非常了解）。但是这个受过教育、有文学修养的女人却预见到将来看到这首词的男性旅行者会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将自己的作品题写在墙上任人观看。她料到他们会说一个女人这样做是违背了女性的行为规范，她提前请求他们重新思考他们头脑里固有的传统观念，对她的批评不要过于强烈。也许，她暗暗地期望她诗歌的出色技巧能够使他们忽视她的“冒犯”。

二

现在让我们回到早期人们对李清照及其写作的反应上来。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条关于她的评论不提及她的女性身份，即使是那些赞扬她的言论。这其中的暗示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她只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人，或者说，无论她的作品多么出色，她毕竟只是一个女人，所以她永远不可能超过某个水平线。周煇是李清照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也是完整引用了（因而也使之得以保存下来）李清照关于浯溪中兴颂碑的两首长诗的人。在记载了自唐以来大量写作这一主题的诗人之后，周煇这样评价李清照：“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

周煇和朱熹

都是非常真诚地在称赞李清照的诗歌才能，然而，他们也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时代的局限与偏见。这样，他们的本意是赞扬，在我们听来，却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然而，比我们对其评论的反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能像男人一样有力而聪明地写作的女人会被人们视作异类。然而这一事件却发生了，或者说被认为发生了，尽管它发生的几率是那样的微小，它依然使人们陷入了惊讶甚至惊愕之中。

还有另外一种对待李清照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相比起来，这种态度更为复杂一些，它把对她诗歌才能的赞许和她再婚的情况结合起来，有时候还涉及到她的离婚。这种对待她的方式在南宋以及更晚一些的材料中可以找到。下面举三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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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见《李清照资料汇编》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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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溪渔隐曰：“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上述几条评论显然有一个共同的模式。首先，李清照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得到肯定，而且引用她的一些诗句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接下来重点转向她后半生的品行。赵明诚死后她又再嫁这一事实被直接或间接地点明，以及她不幸福的、事实上是很不幸的晚年也被提及。随着关注点的变化，叙述的语调也发生了变化。评论诗歌时赞美、欣赏的语调变成了轻视甚至嘲笑的态度。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胡仔和朱彧的评论。胡仔引用了李清照致綦崈礼的信中关键的语句。綦崈礼是当时的一位翰林，他设法将李清照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此前她因为告发自己的新丈夫张汝舟而被囚禁（在宋代，如果丈夫或妻子告发自己的配偶，不论案件的价值和结果如何，原告都会因此而被监禁两年）。胡仔引用的句子是李清照信件中相关部分的核心语句，该部分描述了她是如何受骗与张汝舟结婚，以及她在发现张的真正兴趣在于她剩下的财产而非她本人之后的震惊之情。当胡仔给出他对于李清照事件的最后评论“传者无不笑之”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仔对这一流传颇广的对李清照的嘲弄持宽容态度，而且他本人也抱着这种嘲笑的态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否则我们很难理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使他将这句话纳入他的评论之中。有了上面那句话，李清照从一位受尊敬的妇女转变成一个遭耻笑的女人的过程就十分完整了。朱彧的结尾似乎更微妙一些。他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同情李清照吗？事实是他已经向我们强调指出，她未能在晚年保持住她的名节（这显然是指她成为寡妇后的再婚事件）。所以当我们读到“流落以死”这句话时，考虑到她此前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明白这个困苦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自己的错误行为。我们也很难不去猜测“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这句话中暗含的讽刺意味。因为我们已经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降临到她身上的不幸不能完全归咎于天，她本人也难逃其咎。

这些批评家们将对李清照作品的评价和对她品行的评判结合在一起。这两者的结合并不奇怪。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往往将两者联系起来。类似的、发生在男作家身上的典型例子是，政治上的不道德或不忠行为，会削弱其文学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觉到，除———————————————

朱彧：《萍州可谈》，见《李清照资料汇编》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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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妇女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学才能如此稀少，如此具有争议性之外，人们对待李清照的特殊态度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我们知道李清照的词在她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刻版印刷并广为流传。它们“多脍炙人口”，并给李清照带来了很大的名气。她的一些诗歌也被欣赏她的文人们引用和传播。然而，伴随着人们对她的赞赏，另外很大一部分人却认为，在这样一个由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引发的现象中，有一些很不合适，甚至违反常规的东西。从胡仔的嘲笑态度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针对她作为作家的狼藉声名的激烈反应。作为一个才华出众的女性，她的存在以某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强有力地挑战了现存的社会和文学秩序。以前也有一些女诗人曾经赢得过某种程度的赞誉，但没有任何一个获得过李清照这样大的名声。如果在人们的头脑里存在着对于那些敢于越过樊篱，进入一向为男人们所占有的文学领地的女人的怨恨，不论这种怨恨是隐蔽的还是直露的，它都极有可能通过攻击那些最著名的女作家来得到宣泄。由胡仔表露出来的嘲笑态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利用李清照的作品反过来攻击李清照，它用李清照自己写下的字句来嘲弄李清照本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力的说明，一个女人绝对不应该写得如此出色呢？正是那封写给綦崈礼的信，使李清照落入了批评者之手。李清照用学识深厚同时又充满感情的语言，描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她的批评者们却无情地嘲笑她所作的决定，以及她用来叙述这些决定的充满动人力量的语言。

那些持反对态度的评论有着很明显的投机性。看起来就好像是那些批评者们正等待着一个理由好对这位少见的野心勃勃的女人进行抨击，这样，从她的再婚，更妙的是，从她第二次婚姻的早早解体中，他们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结果是，这些批评者通过两个步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承认李清照的文学才能以及她作品的广泛流传，同时却质疑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品行。没有人否认她作为作家的才能和技巧。很显然，要想否认她的文学才华是太困难了，尤其是面对着对她作品的普遍赞扬。所以他们不得不退让一步。他们顺从了流行的看法，承认她的确是一位有才能的作家，然后另辟蹊径地提出品行问题，从而给此前对李清照才华的认可蒙上了阴影。

早期持反对意见的批评者采取上面步骤的目的，是想在李清照文学才能的出众和德行的欠缺之间建立完整的联系。这不同于单纯地同时提及她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现在，李清照的写作被看作是导致她不当行为的性格特点的一个表征。让我们看一下王灼《碧鸡漫志》里的一段话，该书是一本重要的词学评论集。王灼的这段话是最早的对于李清照的较为全面的评论：

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陈后主游宴，使女学士狎客赋诗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不过“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等语。李戡尝痛元白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破坏，流于民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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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止此耳。温飞卿号多作侧辞艳曲，其甚者“合欢桃叶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学曹组诸人鄙秽歌词，则为艳丽如陈之女学士狎客，为纤艳不逞淫言

。

这段话的开头几句赞扬了李清照的诗歌才能，称她为整个宋代最有才华的女诗人。接下来王灼突然提到她的再婚、第二次婚姻的解体以及她晚年不幸的、孤独无依的生活。接着，王灼转而谈论她的词作（词是《碧鸡漫志》最主要的论题）。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如何从对她词作的感染力、创新性以及内容范围的讨论，迅速地、令人吃惊地转向对这些词作语言的粗俗、无品位以及她整体上缺乏节制和作家应有的品质的批评，尽管她是一位出自搢绅之家的妇女。接下来王灼用较长的篇幅谈及另外的相关话题，他提到历史上另外三位写作艳诗的诗人（陈后主鼓励文人们写作宫体诗，元稹、白居易的具体诗作，以及温庭筠的诗歌）。对于每一位诗人，王灼都引用了他们的具体诗句，同时解释他们的不合礼法不过如此而已。其着眼点在于说明尽管这些更早的作品因其艳情色彩而遭到人们的非议，实际上它们的过失只是很轻微的。接下来王灼指出，近期的文人在曹组（进士1121）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写作“鄙秽歌词”的风气，这些人所喜好的内容即是早期那些勇于突破常规的诗人也“不敢”去创作。这样，我们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到目前为止，当代的艳情词已经超过了前代艳情词所做的任何让人质疑的尝试。王灼的结论是，这一令人叹息的写作艳词的风气已经波及“闺房妇女”，她们在写作艳词方面互相争胜，“无所羞畏”。王灼认为李清照的写作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事实上，有无数理由可以证明王灼将李清照的词描述为艳情和低俗是不正确的。在那些最早的、确定无疑属于李清照的词作中，完全没有这样的作品。从《乐府雅词》中辑出的李清照的二十三首词，没有一首象王灼所说的那样。在所有归属李清照名下的词作中，仅有两三首可以被那样形容，但即使对于这两三首词来说，这样的形容也会让很多读者认为太过分。事实上，用“活泼轻俏”来形容这几首词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似乎更准确一些。而且，《点绛唇》（蹴罢秋千）、《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和《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等词，都是很晚才划归李清照名下，在十六世纪末期才首次被发现，距王灼写作《碧鸡漫志》已经将近四百年了。没有理由认为王灼知道这几首词或者将它们和李清照联系起来。除开这几首词，很难看出李清照的作品与王灼的评论有任何共通之处。王灼的评论能够成立的唯一可能是，除非在王灼的时代存在着大量内容和风格都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李清照词迥异的李清照词作，但这些词作后来散失了。但是，既然从李清照去世到王灼写作《碧鸡漫志》之间相隔几十年，其间至少有三种含有李清照词作的词选问世，所选李清照作品没有一首符合王灼的描述，那么这种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考虑到王灼对其他作家的评价，他对李清照的评论不仅不正确，而且不公平。显然，王灼在词学观点上是个保守派。他对于风格通俗、大众化、描写艳情和感官刺激相对自由的词作毫不留情。他对柳永词的“浅近卑俗”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并且轻蔑地指出，柳永的词作，“不知书者尤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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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他无力地宣称欧阳修集中的词作只有三分之一是欧阳修自己写的，其它都是欧阳修的政敌冒名伪造的，目的是毁坏欧阳修的名誉

王灼对秦观的这类词的评价同样也很温和

李清照那时大约是七十岁。但这个提议却被女孩自己拒绝了，她说：“才藻非女子事也。”

据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记载，孙氏死于1193年，终年53岁。那么她10岁时应该是1150年，当时李清照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