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术巡礼教案

篇一：第四单元20世纪中国美术巡礼(1)

第四单元20世纪中国美术巡礼

第1课20世纪中国美术巡礼（1）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20世纪中国画的创新与继承的大致发展历程。2．过程与方法：对代表画家及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同时了解中国现代美术变革的特点。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本课的学习，激起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教学重点

中国美术变革。西画的写生、写实技法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变革作用。教学难点

中国传统美术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术观。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引起学生兴趣

知识回顾。

关于中国传统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区别于西画的主要特点，接着展示20世纪以来的多幅中国画作品。

提出问题：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与传统绘画相比有何不同？

引出课题—板书：《20世纪中国美术巡礼》

二、讲授新课

20世纪中国画创新与继承的历史背景

1．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高举起了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大旗。

2．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

3．写实改造中国画——中西融合

以徐悲鸿

为代表的艺术家，提出“写实改造中国画的观点”，主张引进西方绘画观念与方法，使其与中国民族传统相“融合”或“协调”，以振兴中国绘画。代表画家：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等

a、徐悲鸿：

（1）生平简介及主要作品。

（2）《泰戈尔像》与黄慎人物画比较，学生讨论并回答两者的异同。黄慎人物画：写意，运用线条塑造形象，强调了用笔的书法式表现和韵律感。《泰戈尔像》：写实，中国画笔墨与西方解剖、明暗相结合，注重对形象特征的刻画。

（3）欣赏《愚公移山》

极具现实意义的作品。

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

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

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关键词：刘海粟美术教育美学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

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论文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

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美术.doc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_美术论文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

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 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巫鸿教授访谈录［美］巫鸿1，朱志荣2( 1．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及东亚语言文化系，伊利诺斯州芝加 637; 2．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 按语:巫鸿( Wu Hung) 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 －1978 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 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 －1987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 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 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 Guggenheim) 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 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 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 年 5 月 5 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 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作者简介: ［美］巫鸿，男，汉，北京人，1963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78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 －1987 年入哈佛大学攻读并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1994 年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获终身教职，后为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艺术史专业方向教授，并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2000 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朱志荣( 1961 －) ，男，汉，安徽天长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曾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研究方向: 美学，艺术理论。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 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

20世纪西方美术史家对中国山水画的谬见评析(一)4页

20世纪西方美术史家对中国山水画的谬见评析（一）一切艺术家和艺术现象都是生存在一定的地域或国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这种状况在古代尤其如此。作为西方美术史家来研究和书写中国的美术史，首先要克服种种的思想、文化障碍。尽管美术作品是形象化的视觉艺术，但要真正理解也必须转换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要了解另一种艺术语言和表现系统。如此说来，西方史家在阐述中国美术史时出现偏差和谬见，也是在所难免的。虽然可以理解，但问题却不容忽视。本文所选定的七部单卷本世界美术史著作，均为20世纪西方著名美术史家所著，并有中译本，在中国流传甚广，被列为艺术史专业的必读或参考书目。七部单卷本美术史著作分别为： 1.《世界艺术史》，[法]艾黎?福尔著，张泽乾、张延风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 2.《艺术史》，[法]热尔曼?巴赞著，刘明毅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 3.《艺术发展史》，[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林夕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名《艺术的故事》，1992年第二版更名《艺术发展史》。 4.《世界美术史》，[英]休?昂纳、约翰?弗莱明著，毛君炎、李维琨、李建群、罗世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月第一版。 5.《加德纳的世界艺术史》，[美]弗雷德?S?克莱纳、理查德?G?坦西、克里斯丁?J?玛米亚著，诸迪、周青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6.《艺术的历史》，[英]保罗?约翰逊著，黄中宪等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7.《艺术的历史》，[法]雅克?蒂利耶著，郭昌京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绘画是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山水画是中国绘画的精髓。一些西方美术史学者对中国山水画的理解和评价就有明显问题：有的曲解中国山水画；有的不重视中国山水画，认为写实性人物画地位和成就高于中国山水画；有的只是照本宣科，并不了解中国山水画。福尔对中国绘画的理解是，绢画和自然毫不相关，心境才是最需要表现的内容。贡布里希认为中国山水画家的作画方式有危险性：画家不到户外写生，而是用参悟和凝神的方式进行学习，学习技巧以后才进行观摩，以此体会山水意境，然后根据自身体会将所见山水重新组织在绢本上写诗作画。保罗?约翰逊认为画人物、动物、花鸟、树、山水、全部涉及大自然，但并非不造假。雅克?蒂利耶认为，由于山水的非写实性，外国人只需欣赏，无需澄清。要了解中国山水画的内涵，首先要了解中国山水画的哲学基础。在中国绘画中，根据儒家、道教、佛教思想所创造出的山水画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因此，要了解中国山水画就要首先分析出儒、道、佛的哪一家主要影响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对此，一些西方学者也深明个中道理，并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贡布里希就认为：“影响中国艺术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恐怕来自另一个宗教，即佛教的影响”。与之相反，《加德纳的世界艺术史》的作者就认为佛教从未对中国艺术产生主要影响。客观地说，佛教思想的确对中国艺术产生过明显影响，但又难以说是贯穿始终的重要影响力量。

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与现状

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与现状 20世纪中国音乐史也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音乐史和音乐史学的区别：音乐史是指客观存在过的人类的音乐活动及其发展过程。音乐史学是音乐史学家以音乐历史为对象，进行专门研究的一门学科。二、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目的鉴往知来以史为鉴探求历史的发展规律 ▲音乐史学：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人类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史学是通过尽可能客观的描述，或对其发展动因和结果的系统科学阐释，达到音乐文化传承、积累和传播的目的并使人们在不断完善和健全对音乐艺术发展途径的自我认识中，增强后人创造新的音乐文化的能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是对相去不远的音乐文化历史的研究，与当下的音乐文化发展进程具有更直接、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就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具备特有的现实借鉴价值。三、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本体性征 ▲音乐史学是研究一定范围内音乐文化动态的发展过程。音乐史学的研究必须关注音乐文化历史展衍中的连续性。 ▲音乐本质上是音乐艺术史，音乐史学的主线无疑应当是人类在音乐审美创造与审美实践中的历史发展过程。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时期的音乐审美创造与审美实践相关的历史人物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发展历史概述陈聆群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20世纪》这篇文章，对20世纪音乐史学发面具有重大影响。 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发源于20世纪初期清末，有部分学者做了大量关于音乐的笔记，包括赴海外留学的

学生，他们最初的笔记是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的史料，正式成文是1936年李树化的《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 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的任务。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的观点。阐述了“五四”前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并对中国文化战线发展历程作了具体的评论。 20世纪40年代新音乐运动史研究的直接影响： 1、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及用“新”“旧”的准阶级分析的标准，对音乐现象、人物和作品进行甄别的方法。 2、通过初步开展的“新音乐运动史”的教学，将教学与史学研究进行了较早的联系。 3、对20世纪四十年代前的史料作了一定程度的汇集。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的真正建立在1957年至1958年间。195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一个小组，提出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纲”。随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各自建立了研究小组，开始了史料调查、搜集和整理工作，并制定教学大纲草案。在“大跃进”年代，人们鼓足干劲争上游，在1959年先后形成书稿大概有四部，都为油印本。一部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铨民为组长，汪毓和为副组长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稿编写组，编写成果有：黄翔鹏、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稿》一共为五编。还有一部较为重要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一共20册。这一小组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汪毓和根据自己的观点又编写了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上海音乐学院以陈聆群教授为主的音乐组编写了《中国现代音乐史纲》；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刘再生老师编写的《中国现代音乐史讲义》。 1961年，在北京（香山）召开了由文化部音乐教材编写组组织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对美术发展的研究，起步很早。在瓦萨利(Giorgio Vasari)写出第一部西方美术史《意大利著名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传记》的七百多年前，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847) 已经成书，而且形成了既重视视觉性又重视文化性，既有叙论又有评传的传统。从十世纪到十九世纪，古代中国的美术史著述持续不断，成果亦多。可惜发展到明清，史料的价值增多，史学的意义却减少。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古代的局面。虽然百年来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早已越出了中国的国界，成为一门有愈来愈多国外学者参与的世界性学问，但研究条件最充分也最需要研究成果的，还是中国本土。因此，对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自应从回顾中国本土(特别是大陆)的研究开始。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先后经历了三大时期，逐渐形成了相对古代和外国的五大特点。了解这三大时期的演进，思考这五大特点的形成与得失，对于展望新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可以提供若干启示。一第一个时期从一九零零年至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美术史研究改步变古的时期。在此以前，美术史研究者大多是收藏鉴赏家，著述的范围大体只限于中国美术，撰述的形式主要是与鉴赏关系密切的美术家传记和美术作品著录，著述的方向则以文人美术为要务，使用的数据来自文献与见闻，至于研究方法也已丢失了张彦远奠立的传统，重记载而轻论述。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学的引进，学堂的兴办，公众艺术博物馆的出现，出版机构美术部门的设立，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以及新史学(含考古学)、新美术的兴起，既造就了若干吸收西学并任教于美术校科的美术史作者，又开辟了美术史研究的新方向；既增加了美术史研究的考古数据，又提倡了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于是，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其改步变古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撰述中国美术史著作，与传播西方美术史知识齐头并进，成为前古所无的现象。本世纪之初，由中国人推出的第一本美术史，不是中国美术史而是西方美术史。为学校授课而编写的第一本美术史教材，不限于中国，而是中西兼容。在民国成立之前的一年(1911)，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澄编写的《西洋美术史》1。其后从民国元年(1912)至新中国成立(1949)，据不完全的统计，至少已有五十七种外国美术史，约占全部美术史论著出版量的三分之一2。尽管这些外国美术史的编着和译着没有甚么深入的研究，但它们却在中国普及了外国美术史（主要是西方美术史）的知识，也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变古为今。在吕澄一书出版翌年，亦即民国元年(1912)，美术史这一学术名称正式出现在政府文件上。当时教育部颁行的《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在图画课程内列有「美术史」科目，但注明「得暂缺之」。而五年以后，即民国六年(1917)，毕业于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姜丹书，填补了这一空白，出版了内容涵括中西的《美术史》教材3，虽然作者自谓「行粗浅之文字，述中外之大略，自惭獭祭成篇」，却标志着美术史研究划时代的变化。 (二)撰写系统而非片断，有见解而非仅史料的通史，成了反映美术史研究新认识的主要著作方式。明清以来，古代美术史著述在仕绅商贾赏鉴需要的引导下，日益陷于关涉美术家生平和作品流传的具体知识，所著多传记、著录，片断零碎，不成系统，罗列材料，淹没见解。对此，接受了新学洗礼的历史学家兼美术史家朱杰勤指出：「前人之说，率多东鳞西爪，破碎支离，且语多抽象，难索解人。而致力于有系统的美术史之编着，则阒无其人。」4画家兼美术史家郑昶亦指出：「欲求集众说，罗群言，冶融抟结，依时代之次序，遵艺术之进程，用科学方法，将其宗派源流之分合与政教消长之关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之美术史，绝不可得。」5况且，在美术史著作中解决上述问题，不仅关乎科学方法，而且涉及普及美育。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即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指出：「文化进步的国民，

中国20世纪早期美术学校与校长

中国20世纪早期美术学校与校长 20xx年，时值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等高等美术、艺术院校华诞，《中国美术》特策划“中国20世纪早期美术学校与校长”系列专题，本期推出的“刘海粟篇”是继徐悲鸿与林风眠之后的又一续篇。将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遗产，以更为宏大的视角审视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是开辟这一系列专题的初心。故此，选取民国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与上海美专与相关校长作为个案，进行专题研究。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先人的筚路蓝缕，是对后人的鞭策与启迪，而对“脚下土壤”的充分认知，就是对未来路径的展望。刘海粟（1896—1994），原名槃，字季芳。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江苏常州人。1912年12月，年仅17岁的刘海粟与乌始光、汪亚尘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7月1日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9年7月，刘海粟任该院第三任院长。直至1952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合并入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前后存续40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美术学校。 1915年，刘海粟在上海图画美术院开设了人体写生课，最初只是以男孩为模特儿（人体模特儿首倡者为李叔同，因时间短，故未形

成影响）。1920年，刘海粟再开风气之先，在画室采用中国第一例女人体模特儿，“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的“恶名”不胫而走，后即以“艺术叛徒”自励。随着“模特儿事件”不断升级，1926年，军阀孙传芳出面“规劝”，刘海粟公开复信：“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决定。”干预未果，孙传芳遂下令通缉逮捕，事件发展到高潮，刘海粟名噪大江南北。相较于徐、林的“科班”，刘“边用边学”的经历更富有江湖色彩。刘海粟艺术语言与美学思想的成熟是在他对上海美专的“经营”，以及他的“自我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不同于徐、林的“体制内”色彩，上海美专的“经营”全有赖于刘的上下奔走，这就逼得刘海粟磨炼出必要的城府与社交策略，积累起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从办学谋生、赴洋游学等不同时期，刘海粟对运用媒体造势、炮制噱头等手法的谙熟，就可窥见一斑。因此，对于历史，刘海粟的争议也更大于徐、林二人。本专题也即从刘海粟的职业生涯“校长”谈起，其中涉及其教学、求艺、传播、办展、交游、婚恋等多个方面，力求客观、完整地还原刘海粟及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专题中，《前刘海粟时期上海美专（1911—1919）》以民国各大新闻报章、上海美专档案为线索，着重叙述上海美专创办初期的诸多细节，具有“补白”之功。《转型时代的摸索——以刘海粟与上海美专早期的西画实践为例》一文，将刘海粟及上海美专西画等教授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结合当时的作品与教学实践，在社会转型的大历史视野下，考量上海美专——“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正规美术学校”

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内容摘要：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李大钊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

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综述.doc

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综述- 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综述一、导言美术教育作为艺术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培养手段，是把美术作为教育的媒介，注意学生的智力开发，培养学生感情和发展学生能力的教育。而且美术教育在培养人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创新精神等人的艺术素质方面，又有着其他学科教育不可代替的作用。二、关于民国时期中国美术研究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和日本的美术教育通过实业教育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受，模仿日本欧美的学校制度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的私塾和书院制度。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中国社会维新变法的呼声高涨。维新派人士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力图找到一条真正振兴中华的道路。民国晚期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原因，中国美术史写作总体来说较二三十年代减少。但战争的破坏主要在交战的地区和时间内，不在交战区内的一些地方，一方面由于没有直接受到战火侵扰，同时也因政治力量的分割和相互抵消，反而给思想文化的发展留出较大的自由空间，使这些地方包括美术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极其活跃、生机勃然。即使是在抗战八年时期，那些非日寇占领、实行民族压迫的地区，如云贵川、延安等地，因民族正义之战的激励，美术史研究反而异常活跃。同时，在民国时期也涌现了许多的优秀的美术著作。以下是美术史的著作：中国绘画史著作

三、美术史的变化发展中国美术教育是在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口号下发展、壮大的。美育救国在今天仍然具有发展国家，提高人们审美意识的时代紧迫感。因此，美术教育在今天作为大众化教育的主力军，其本质仍然是美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教育。对于美育救国的意义，我们也通过其它一些著作对其进行更深刻的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我们国家开始效仿西方的教育模式，教育改革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反映。 20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继承了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传统，在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下，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变过程中，欧美的美术教育影响、日本的美术教育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主义美术教育的影响，逐渐占据主要的位置。在外来影响推动和内在变革力量的合作作用下，20世纪的美术教育出现与传统教育迥异的面貌。美术教育不断追究现代性的实现，初步实现了中国美术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现代化浪潮波澜壮阔，西方现代艺术和现代教育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四、当代美术教育的意义美术教育是实现美育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它主要通过视觉审美的感受来提高人们对美的感知，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受教育主体的直接参与获得美的真切感悟，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有着明确的个体效应与社会意义。美育是美术教育的灵魂，美术教育的体现形式。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与历史时期，美育与美术教育的关系却具有复杂性，其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环节中予以调整。五、总结

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著述卷帙浩繁，蔚然可观。据统计，从东晋至清代（1919年以后者不计）仅画学著作，已达814种。如果再加上书法、工艺、雕塑以及建筑等方面的史论著述，数字就会更大。当然，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中，主要以书法和绘画为对象，其他门类的著述则比较零碎和少见，而且，史与论以及鉴赏、批评区分不明，往往融合为一体，再有，论述多为经验性的、感悟式的，文体近乎随笔、杂谈一类，较少理论色彩和系统性。这些，是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美术研究的一些主要特点。自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美术研究受到西方艺术研究方法的影响，特别是1949年以后，更多的学者和书画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使中国美术的研究方法有了重大突破。艺术院校培养了美术史论研究的专门人才。随着美术考古发掘不断取得的新成果和美术创作的繁荣，美术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回顾本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果，拟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研究以及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和研究等三个方面，逐一论述之。一中国美术史研究 “美术”一词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ART，是“五四”时期移入中国的。在此以前，中国古代的有关著作只有画史画论、书史书论等专史专论。直到本世纪中叶，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变。用现代方法研究和写作的比较系统的专史出现于20年代中期。1925年出版了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随后，陆续出版了郑昶《中国画学全史》（1929）、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滕固《唐宋绘画史》（1933）、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34）、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1 934）、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等多部史著。50年代以后，才有所谓综合性的美术史出版，如胡蛮《中国美术史》（1952）、李浴《中国美术史纲》（1 956）、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1956）、王逊《中国美术史讲义》（1956）等，同时，也有一批专史和断代史出版，如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和《中国连环图画史话》（1957）、王伯敏《中国版画史》（1961）、郭味蕖《中国版画史略》（1962）王伯敏《中国绘画史》（1982）以及王伯敏主编的8卷本《中国美术通史》（1988）、毕克官、黄远林合著《中国漫画史》（1986）、张少侠、李小山合著《中国现代绘画史》（1986）、薄松年《中国年画史》（1 987）、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1988）、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1985）、

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

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论著述卷帙浩繁，蔚然可观。据统计，从东晋至清代（1919年以后者不计）仅画学著作，已达814种。如果再加上书法、工艺、雕塑以及建筑等方面的史论著述，数字就会更大。当然，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中，主要以书法和绘画为对象，其他门类的著述则比较零碎和少见，而且，史与论以及鉴赏、批评区分不明，往往融合为一体，再有，论述多为经验性的、感悟式的，文体近乎随笔、杂谈一类，较少理论色彩和系统性。这些，是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美术研究的一些主要特点。自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美术研究受到西方艺术研究方法的影响，特别是1949年以后，更多的学者和书画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使中国美术的研究方法有了重大突破。艺术院校培养了美术史论研究的专门人才。随着美术考古发掘不断取得的新成果和美术创作的繁荣，美术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回顾本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果，拟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研究以及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和研究等三个方面，逐一论述之。一中国美术史研究 “美术”一词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ART，是“五四”时期移入中国的。在此以前，中国古代的有关著作只有画史画论、书史书论等专史专论。直到本世纪中叶，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变。用现代方法研究和写作的比较系统的专史出现于20年代中期。1925年出版了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随后，陆续出版了郑昶《中国画学全史》（1929）、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滕固《唐宋绘画史》（1933）、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34）、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1934）、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等多部史著。50年代以后，才有所谓综合性的美术史出版，如胡蛮《中国美术史》（1952）、李浴《中国美术史纲》（1956）、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1956）、王逊《中国美术史讲义》（1956）等，同时，也有一批专史和断代史出版，如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和《中国连环图画史话》（1957）、王伯敏《中国版画史》（1961）、郭味蕖《中国版画史略》（1962）王伯敏《中国绘画史》（1982）以及王伯敏主编的8卷本《中国美术通史》（1988）、毕克官、黄远林合著《中国漫画史》（1986）、张少侠、李小山合著《中国现代绘画史》（1986）、薄松年《中国年画史》（1987）、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1988）、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1985）、王子云《中国塑雕艺术史》（1988）、陈少丰《中国雕塑史》（1993）等。本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的初始阶段，其突出成就表现为对古代美术史料的系统化梳理，并开始对一些门类——主要是绘画发展历史的整体把握，逐渐地形成了叙述性艺术史（以绘画为代表）的现代形态。郑昶《中国画学全史》、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以及滕固《唐宋绘画史》代表了当时美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郑昶将绘画史的发展划分成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的分期是独有创见的。俞剑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