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辽金元法律制度

第九章辽金元法律制度

重点、难点：

1、元朝立法指导思想；

2、辽金元法制的特点；

3、元朝司法制度的特征。

辽、金、元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宋代对峙的几个团体，他们的法律深受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同时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一、辽金法制概况

辽金两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保留本民族传统习惯，又受到汉族法律文化的影响。在仿效唐宋法制的基础上，它们分别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1、辽代（916—1125）立法概况

契丹人源自辽河流域，“渔猎以食，车马为家”，没有成文法律，沿用民族习惯法。辽太祖执政之初，仍然适用习惯法，对一般犯罪“量轻重决之”，对重大案件则“权宜立法”随着辽政权的不断扩张，渐受宋朝法制影响，开始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分治原则。在加速汉化的进程中，辽代不断扩大汉法的适用范围。圣宗即位后，着手改革辽法，组织大臣翻译南京（今北京）所进唐宋律文，作为法律改革的基础。这次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契丹人与汉人发生冲突而适用法律轻重不均的问题。

辽代大规模地编纂法典，开始于兴宗时期。重熙五年（1036年），参照唐律修订太祖以来法令，正式编定《新定条例》547条，又称《重熙条制》，颁行全国，成为辽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为由，对《重熙条制》进行删修增补，编成《咸雍重定条例》789条，简称《咸雍条制》。这部法典对契丹、汉人同样适用，是辽代法律进一步汉化的标志。

大康以后，又对新律续补过两次，分别增加36条和67条。至大安五年（1089年），道宗以新律繁杂，“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下令恢复行用《重熙条制》。

2、金代（1115—1234）立法概况

金代建立之初，主要沿用本民族习惯法。“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即使皇帝违法或违誓，也要承担罪责，甚至被杖打。直至太宗即位，仍继续“依本朝旧制”。自灭掉辽政权，进入黄河流域后，开始依照辽、宋法律进行治理，出现了多元法制并存的局面。熙宗皇统年间，以“本朝旧制”为基础，“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定并颁行了金代建国以来的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

海陵王正隆以后，法制逐渐完备，以《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世宗大定十九年

（1179年），设专门机构，由大理卿主持校定皇统以来法令律条。大定二十二年，颁布《大定重修制条》12卷1190条。

章宗时，正值金国极盛时期，立法进入高潮。明昌元年（1190年），以制、律混淆，仿宋制设详定所，审定律、令。明昌五年，兼采历代律、令，并取《宋刑统》疏文进行注释，编成《明昌律义》，但未颁行。

泰和元年（1201年），在《明昌律义》的基础上，经过七年的大规模修律活动，编成以《唐律疏议》篇目为蓝本的《泰和律义》12篇30卷563条和《新定律令敕条格式》53卷，后者包括律令20卷、《新定敕条》3卷、《六部格式》30卷。这是金代最大一次立法活动，其《泰和律义》对元朝立法影响巨大。

（二）法律特点

1、维护奴隶制残余

辽代建国前，契丹已有不成文的“籍没之法”，“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据《辽史·国语解》的解释，瓦里即宫帐部落所设官府奴婢服役场所，“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属没入于此”。辽政权建立后，继续推行宫帐制度，各宫帐共设瓦里74个，“内族、外戚及世官之家犯罪者，皆没入瓦里”。这些因罪籍没的契丹奴隶被编入瓦里，或成为皇室宫帐的著帐户，由著帐郎君院、著帐局或著帐户司掌管，或被皇室赐给臣下做奴隶。

在宫帐制之外，辽代还推行头下制，即将汉族居住区的俘掠人口驱赶至契丹故地，建立州县寨堡，集中驱使奴役，变为头下军州的奴隶。根据辽代法律，奴隶主对奴隶拥有生杀与夺之权。直到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才下诏规定：“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不得擅杀。”这一诏令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制止各级贵族以私刑处决奴婢。但是，如果奴婢逃犯盗其主物，仍可黥刺其臂颈，而且对于主人的一般犯罪，奴隶不准告发。

金政权建立后，也保留大量奴隶制残余。如女真部落平民负债，可卖妻子为奴；无法生存，可依附贵族为奴；因犯罪无力自赎，也可为奴。在对辽及北宋的战争中，金代曾将华北及中原大批民众强掠至女真故地，或俘没入占领军中，役使为本族奴隶。金代法律明确维护奴隶制残余，如对死罪重囚，即籍没其家人为奴婢。熙宗以后，开始仿效唐宋法律改革旧制，但仍允许主人对奴婢使用决杖私刑，只是有一定的法律限制。按当时规定，“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不得滥施责罚，否则“亦论以违制”。

2、沿用残酷刑罚

辽金兼采唐宋刑罚制度，但仍保留本部族的一些习惯法，并常常法外施刑，故其刑罚非常残酷野蛮。

辽代刑罚有死、流、徒、杖四种。死刑为绞、斩、凌迟三等，其家属财产籍没入官。流刑依轻重分为“置之边域部族之地，远则投诸境外，又远则罚使绝域”三等。徒刑分为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分别附加决杖五百、四百、三百，并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以皮制沙袋击打。至于法外酷刑，还有木剑、木棒、铁骨朵、投高崖、五车、枭磔、生瘗、射鬼箭、炮掷、支解等等。金初以习惯法为主，刑罚较为混乱，“轻罪笞以柳葼，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辩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至章宗时制定《泰和律义》，才仿效唐律建立五刑制度，但其中徒刑改为七等，新增四年与五年两等，并分别附加决杖六十至一百。同时，还保留劓、刵、击脑、黥刺等法外酷刑。

3、实行民族压迫

辽金统治期间，推行民族分治政策，法律制度体现民族歧视压迫特色，对本民族和异族人适用不同的法律，实行同罪不同罚的原则。如契丹人与汉人发生争执，相互殴斗，重治汉人，轻罚契丹人；汉人被契丹人殴死，仅“以牛马偿之，弗诛也”；反之，汉人殴杀契丹人，

“汉人则斩之，仍以亲属为奴婢”。辽圣宗以后，开始纠正“贵贱异法，同罪异论”现象，要求“一等科之”，但汉人与契丹人地位仍不平等。

金代法律规定，女真人“杀人偿牛马三十”，“盗贼征偿三倍”；而汉人则要受到死刑等严厉处罚。

（三）司法制度

1、辽代司法体制

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2、金代司法体制

金初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二、元朝法律制度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参照唐宋旧制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同时仍沿袭原有的民族传统。由于他们以征服欧亚大陆者自居，怀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偏见，因而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1、立法指导思想

蒙古族游牧部落时期，主要以习惯法调整社会关系。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后，主张遵循祖宗旧制，仍以习惯法为主。忽必烈即位后，不断扩大征服区域，并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一国家，开始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受到汉族政权的法制影响，他逐渐接受旧臣汉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等立法指导思想，既吸收唐宋法制，又保留蒙古旧制，实行民族分治，形成了元朝独特的法制特点。

2、蒙古国立法活动

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曾采纳金国降将郭宝玉建议，制颁《条画五章》。其大体内容包括出军不得妄杀，刑狱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具体条文十分简单。这是蒙古国立法的开端。

随着蒙古帝国的发展与扩张，成吉思汗的权力不断强化，他所发布的各种命令成为不可触犯的法令，被编写在纸卷上，称为“札撒”。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下令编纂颁布“札撒和训言”，史称《大札撒》。其内容十分庞杂，包括刑事、民事、军事、宗教、审判、治安等各个方面。凡违反“札撒”者，要受到处罚，甚至处死刑。成吉思汗还要求后继者，即位时必须隆重宣读并严格遵守《大札撒》。“札撒”对元朝立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民族性与准军事化特征，在元朝历代成文法中都有体现。成吉思汗的部分语录与训令，在后来不

断纂修新法律时，也以“诏制”形式固定下来。

蒙古国入主中原之后，《大札撒》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蒙古新汗窝阔台曾制颁《条令》。忽必烈继位后，开始适用仿照唐律修订的金代《泰和律》。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下诏禁用金代《泰和律》，着手制定元朝法律。

3、元朝主要立法

元朝统一政权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立法活动，先后编撰了多部综合性的法律汇编。

第一部是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颁行的《至元新格》。它汇辑了元朝建立以来的条格、成例等法律法规，内容包括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等十个方面。

第二部是仁宗（1312年—1320年在位）时编辑的《风宪宏纲》，这是一部关于纲纪、吏治方面的法律汇编。“风宪”原指风纪法度，中国古代常指监察官员整肃吏治。延祐二年（1315年），曾参照元朝历代条格编纂法律，包括诏制、条格、断例三部分。第二年纂成，但未颁行。后将现行格例、条画中有关风纪的内容汇辑成《风宪宏纲》，作为专门的监察条令予以颁行。

第三部是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完成的《大元通制》。它汇集世祖以来的条格、诏令和断例编纂而成，是元朝最系统完备的法典，包括诏制94条，条格1 151条，断例717条，令类577条，共2 539条。

第四部是英宗时期由地方官府编辑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这是一部世祖以来50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各方面圣旨、条画的汇编，内容共有60卷，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十类，下分373目，目下又列有条格。《元典章》按六部行政机关分类的体例，直接影响到《明律》的篇目结构，并为《清律》所继续沿袭。

最后一部是元末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颁行的《至正条格》。它基本沿袭了《大元通制》的编辑体例，其内容共2 909条，分为诏制150条，条格1 700条，断例1 059条。

4、元朝立法特点

元朝立法受两宋编敕、编例的影响较大，经常将皇帝敕令及成例加以整理编辑，具有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各种法规汇编的性质，而且其中诏制、条格、断例占有很大比重，往往是一事立一法，因而律条庞杂，结构松散，致使法律内容很不规范。

（二）法律内容的主要特点

元朝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旧制，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政策，确立了民族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僧侣特殊的法律特权，形成了元朝法律的显著特点。

1、公开肯定民族间的不平等

元朝建立以后，推行野蛮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以法律形式公开肯定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将不同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女真、契丹人），第四等是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地区各族）。不同等级的民族之间，其政治、法律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在政治上，蒙古人地位最高、最优越。如官员选任，中央丞相必须是蒙古勋臣；大宗正府由清一色的蒙古王公贵族执掌；刑部、御史台主要控制在蒙古官吏的手中；各道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都以蒙古人为正职。地方路、府、州、县均设达鲁花赤（断事官），主要由蒙古官吏垄断；蒙古人无合适人选，则由色目人充任，与汉人、南人无缘。汉人、南人冒充蒙古人而被委任的，以“违制”罪严加惩处。在科举考试方面，蒙古、色目人为一组，只考两场；汉人、南人为一组，要考三场。同是科举出身，汉人、南人要降级使用。为了防止汉人、南人的不满和反抗，元朝颁布大量禁令进行限制和防范。如严禁汉人、南人私造、私

藏兵器，违者处死，甚至不得制造一切铁制器物；禁止汉人、南人习武或聚众狩猎，严禁私养私用马匹。在反元斗争激烈的江南地区，还长期实行宵禁制度，夜间禁止行人上街，居民不许燃灯，不准集众祠祷或聚众买卖，违者予以治罪。

在法律上，元朝公开维护蒙古族特权，对不同民族实行同罪异罚。例如：一般人犯盗窃罪，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对蒙古人则不准刺字，司法官若“辄将蒙古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并“将已刺字去之”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告官申理，否则将治罪。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而汉人殴杀蒙古人，则立即处死，还要向其家属征烧埋银。蒙古人犯轻罪，一般不被监禁；必须收监的逃犯或重犯，单独关押，不受拷打，并由官府提供饮食。汉人、南人犯罪，则倍受拘捕、监禁、拷打等各种折磨，并由家人提供饮食。

2、极力维护僧侣的特殊地位

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其僧侣不仅享有法律特权，甚至可以干预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为国师和帝师，由他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及藏族地区政务，其法旨在西土地区（今西藏、青海一带）与皇帝诏敕并行。此后，元朝各代皇帝都尊封帝师，帝师的弟子等也被封为国师、国公等，享有种种法律特权。

元朝寺庙是一种经济实体，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其土地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皇帝“赐田”。元朝法律严格保护僧侣财产所有权，许多寺庙有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僧尼凭此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

元朝僧侣常常干预司法，最突出的是以“修佛事”、“作功德”为名，要求朝廷释放在押重犯。《新元史·刑法志》即指出：“赦令历代所同，独以修佛事而释重囚，则惟蒙古有之。”据文献记载，从元贞元年（1295年）到至顺二年（1331年）的36年间，国师奏请释放罪囚567名，其中死刑犯181名，其他各类人犯386名。历代大赦通常由皇帝颁发，而元朝宗教领袖获得这项权力，是对国家司法权的干预。

元朝僧侣享有司法特权，他们违法犯罪，一般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的管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正式设立宣政院，管理宗教事务，并负责审理僧侣的重大案件。由于僧侣凭借特权飞扬跋扈，直接危害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成宗以后开始对僧侣加以制约。一些重大案件，改由御史台与宣政院共同审理。

3、继续保留蒙古传统旧制

元朝法律制度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难免受到蒙古传统的影响，因而继续保留其原有的习惯法。

首先，元朝法律继续维护奴隶制残余，允许蒙古贵族占有和役使大量奴隶，并强化主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例如：俘虏、因债务无力偿还者、一部分罪犯及其亲属等往往成为奴隶，奴隶的子女也永远为奴隶，导致奴隶数量不断增加。元朝称奴隶为“驱口”、“驱丁”等，并有官奴、私奴之分。元朝法律虽然强调奴隶犯罪归官府审断，主人不得擅杀，但因奴隶殴骂，主人将其殴伤致死者，法律不予追究；主人故意杀死无罪奴婢，仅杖八十七。相反，奴隶杀伤主人，则处死刑；故意杀死主人，凌迟处死；甚至控告主人，也要处刑。奴隶与一般良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良人因斗殴杀死他人奴隶，杖一百零七，征烧埋银五十两；因嬉戏杀死他人奴隶，杖七十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而奴隶杀死良人，一律处死。

其次，元朝法律维护地主与佃户的不平等关系，允许地主对佃户进行奴役。元朝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但杀死佃客却不包括在内；地主殴死佃客，只杖一百零七，征烧埋银五十两。法律禁止佃户私逃，但地主主却可随意撤佃，并将佃户与土地同卖；而且地主犯罪，可由佃客替主人入狱服刑。

再次，元朝法律保留原有的一些婚姻习俗。元朝不拘泥于儒家纲常礼教的束缚，在婚姻制度方面，对蒙古和汉人适用不同习俗和规定。例如：法律允许良贱之间通婚，良男与婢女

所生子女为良人，良女与男奴所生子女为奴隶；蒙古人父、叔、兄、弟死后，允许子、侄、弟、兄“收继”庶母、婶母、嫂、弟媳为妻；对居丧期间或亲属之间的相奸行为，处刑也较轻；如“居父母丧，奸收庶母者”，仅杖一百零七。

最后，元朝刑罚制度也明显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元朝基本沿袭唐宋五刑制度，但死刑增加了凌迟，并新增了劓、黥、醢、剥皮等酷刑；又以“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为由，将隋唐以来的笞杖刑改为以七为尾数，分为笞七至五十七共六等，杖六十七至一百零七共五等。元朝刑罚往往株连亲属，重罪除本人处死外，妻女强行改配他人，甚至“族灭”。

（三）司法制度

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司法制度也受其影响，带有民族色彩和多元化特征。

1、司法机关

元朝司法机关变化很大，机构多重设置，互不统摄，体系杂乱，与唐宋时期形成了显著区别。

（1）中央司法机关

元朝废除大理寺，新设大宗正府为中央司法审判机关，主要审理蒙古宗室、王公贵族及京师地区蒙古、色目人犯罪或诉讼案件。刑部作为司法行政机关，除拟议刑名律令、掌管刑具狱政外，还负责审理复核重大案件、谳录系囚、审辨冤讼疑罪等诉讼审判事务。宣政院负责审理宗教僧侣重大案件纠纷。枢密院与中书省负责审理涉及军事机密的重要案件。中政院有权审理宫内人员的违法犯罪案件。道教所也可兼理与道教有关案件。元朝中央司法机关交错重叠，各部门同时兼理司法，各领其事，不相统摄，造成了司法机构的多重性与适用法律的混乱。

（2）地方司法机关

元朝地方设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地方重案须通过行省上报中央，刑部判决也经行省下达执行。行省之下设路（道）、府、州、县，均置达鲁花赤一人为监临官，凌驾于各路总管及府、州、县行政长官之上，有权干预或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各路设有推官，专掌刑狱。府、州、县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元朝地方司法权，也同样由军、政、教等不同机构分别掌管。军人、军户案件由各管军官奥鲁审断；佛教僧侣案件，州有僧正司，县有都纲司或寺院住持自行审理；道教案件由道观职事审理。

2、监察制度

元朝御史台仍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同时监督司法机关的诉讼审判活动。元朝在地方设有江南、陕西两个行御史台，简称“行台”，是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它们统辖全国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提刑按察司，后改称肃政廉访司，监察地方行政与司法事务。从御史台经由行御史台，到各道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构成了一整套行政监察与司法监督体系。

思考题：

1．以《大元通制》和《元典章》为例，总结元朝的立法特点。

2．元朝法律内容的主要特点。

3．元朝司法与监察制度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