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活动

（一）“以夷制夷”思想

鉴于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李鸿章为了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以致力于对内自强的洋务运动，他采用了林则徐、魏源早已提出的“以夷制夷”思想。这一外交策略日后则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起源于春秋时代。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列强虽有联合但也有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也积极采取“以夷制夷”思想。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他鉴于此种情况，就竭力想利用各国矛盾，来达到“以夷制夷”进而以求自存的目的。

李鸿章运用这个方法最得意的一招就是处理与英国有关云南马嘉理案的交涉。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英法两国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英国驻北京使馆派翻译官玛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领探路队擅自入境。因于当地曼允山寨景颇族群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打死，此即“嘉理案”。英国政府利用此案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的侵略要求。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以绝交、战争相恐吓。李鸿章故意将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中的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用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当时俄、德、美、法、日、奥六国公使都在烟台观看海军操练。李鸿章通过赫德的调停，把威妥玛接到烟台会晤，并对此次会谈“故示整暇，往来谈宴”，[1]315表示不急于商谈此事。在清皇帝万寿节那天，请各国公使及提督等赴宴庆贺。各国公使议论纷纷，觉得马嘉理一案中，滇抚岑毓英下令杀人一事并没有确凿证据，不应该提岑来京问罪。次日，李鸿章与威妥玛会谈时，威妥玛取消了这一要求。李鸿章通过此次谈判的胜利，被外国人视为外交能手，他本人亦对此次谈判之结果甚为满意，也对“以夷制夷”的效果感到很高兴。

李鸿章还积极向朝鲜输出他“以夷制夷”的高见。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日韩江华条约》，为其吞并朝鲜奠定了基础。1879年8月26日，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致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书中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1]301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把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尤其是后来发生的还辽事件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就连西太后也主张“一意联络俄人”，以牵制其他列强。于是，李鸿章前期“以夷制夷”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1896年6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事前通知清政府派专使参加。最终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在清政府的授意下，5月3日李鸿章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秘密谈判。并于6月3日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使其牵制日本。至此，他以为找到了一个真心帮助中国，又足以牵制日本侵略野心的盟友。在他回国途中，对自己“联俄制日”的成果沾沾自喜，并在上海时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2]

（二）“外须和戎”思想

在四面环敌，且国力无以对抗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努力争取和平局面，并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变法自强，以图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这种“外须和戎”的思想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策略方针。在李鸿章看来，弱国与列强打交道应尽力避免战争，即使暂时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扩大部分利益，只要能够保全和局，也应该忍痛为之，并相信中国总会有强盛的一天。因此，李鸿章在遇到中外冲突时，总是尽量避免战争，主张“衅非自我开”，力求“息事宁人”。

但是，李鸿章为达到“外须和戎”的目的，可以不问是非曲直，甚至可以置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于不顾。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人被杀而侵犯台湾。当时日军在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依照两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不但处于有理的一方，而且有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台湾。当时清政府已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福建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等筹划设防事宜。而李鸿章却惧怕开衅，他认为在福建设防并不是要用武力，而是“统筹大局，不能不姑示羁縻。”[3]就连总理衙门也惧怕日本铤而走险。日本方面摸透了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心思，就此要挟中国。李鸿章的目的只是日本撤军，保全和局，为此甚至不问是非曲直，竟然承认日本所为是“保民义举”，并接受日本提出的赔偿50万两军费这一荒唐要求。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息事宁人”、“外须和戎”的思想暴露得更为彻底。他在1883年奉命督办越南事宜，统率两广云南军队时，既不去前线布置防务，又不赞成抵抗法军的挑衅。他说：“若与法人开衅，彼必分遣兵船扰我海口，顾彼失此，尤与根本大局有防”。[4]21在中国军队在北越战场上溃败后，法国提出让中国放弃越南，并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等四项条款，并委托前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带至天津交于李鸿章。李鸿章接信后认为机会难得，遂于1884年4月20日将信报送总理衙门，“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动摇，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5]97

李鸿章还在增派援兵问题上从中作梗，以致清军遗失战机。法国舰队侵犯基隆失败后，清政府命南北洋大臣拨调兵舰增援福建水师，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却拒绝派援，并且自弃信心道：“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5]89就连其亲信刘铭传在台湾被法舰封锁而向李鸿章电请派援时，李鸿章仍然按兵不动，回电：“毁闽船不过数刻，难与之敌。”[4]24最终在李鸿章“力保和局”这一大局的目标之下，中国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二、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其活动的评析

（一）二重性

过去史学界认为李鸿章办外交是一贯地妥协投降，其实他在对外交涉中也进行过努力的抗争，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迅雷论文发表https://www.360docs.net/doc/d817617139.html,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论文发表网请联系客服民族的利益。这种既妥协投降又积极抗争的特点就是其外交思想的二重性。妥协投降的一面，前文已有叙述，积极抗争的一面在他几次主要的对外交涉中也都有具体体现。

在中日马关谈判中，张荫恒、邵友镰被日本赶回国后，李鸿章被清政府授予和谈全权大臣。在赴日谈判前夕，李鸿章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企图凭借“以夷制夷，联夷制日”的外交手段阻止日本割地、赔款的要求。李鸿章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调停，田贝却说：“他的行动是应当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完全放弃企图获得干涉的想法。”[6]李鸿章又请求俄、英、德等国公使调停，均遭拒绝。李鸿章煞费苦心地寻求列强出面干涉日本的目的是为阻止日本索地赔款，尽管目的未能实现，但他的这些活动，却给日本造成了威协。致使日本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获得英、俄两国好感，从而加紧了与列强之间的勾结。当时日本提出了非割地赔款即不能罢休的要求，李鸿章对此极其愤怒，他说：“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揩，户部恐无此款……窃以为中国壤地固难轻以与人……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之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1]220李鸿章到日本后，在与伊滕博文等人谈判时，其态度也是“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

[1]231 他被日本浪人刺伤后，愤然地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廷宕误国乎?……我宁可无割，此血以报国也……舍予命而有盖于国亦有所不辞!”[1]240这至少可以说明李鸿章并非把主权、赔款随意送给日本。在谈判中，李鸿章还抓住日本库存银以及日本报界所揭露的此次军费只花八千万两的情况，极力与日本交涉，要求日方减少赔款数目。日方开始提出赔款三万万两，后经李鸿章力争减至二万万两。此后，他仍数次请求日本再减少五千万或二千万两，然而日方却仍“一毛不拔”。

关于割让台湾。三月十七日，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电说：“惟台湾倭兵未到，即欲相让，无理已极，断难轻允。”[7]17次日，总理衙门复电说：“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1] 241十九日，李鸿章回电说：“即使会晤，再行磋磨，割台之半，亦不必允。”[7]22二十日，总理衡门复电“即遵前旨与之订约”。[1]245由此可见，李鸿章在赔款、割地问题上，在赴日前后都进行过抗争，最后同意割让辽东、台、澎，也是遵循清廷的旨意办事的。

1873-1875年中国同秘鲁订约时关于华工问题的谈判也显示了李鸿章的这一面。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华工被骗往秘鲁做苦力，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又备受虐待直至大量死亡。1873年秘鲁遣使来华谈判通商条约，李鸿章对秘鲁虐待华工情况表示强烈抗议,并说如这个问题未能得到正当解决,就不与之立约。1874年中秘再次谈判后签订了商约,作了禁止拐骗掠卖华工的规定，同时订立调查华工境况的专条。当时驻美副公使容闳奉李鸿章所派前往秘鲁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取得华工仍然遭受迫害的证据。

1875年秘鲁遣使换约时，李鸿章即以这些证据使对方无法狡辩,不得不通过照会的形式再次作出维护华工权益的保证。虽然腐朽的晚清并不能使保护海外华工的问题得到真正解决,但总使秘鲁华工情况有所改善。

总之，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使贫弱的中国在夹缝之中能有一个立足之地而不至于亡国灭种，并且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所遭受的损失。“外须和戎”的方法也使中国能有一个较为缓和的外部环境来进行洋务运动，增强国力。他的这种既抗争又妥协的外交手段对当时内政外交困窘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这就是李鸿章对近代外交和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二）李鸿章外交失败的原因

李鸿章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值得浓墨重笔的人物，与他主持的洋务运动和外交是分不开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全部内容。然而他的外交也像洋务运动一样归于失败。其原因固然众多，根本的还是清政府的腐朽落后。一个封建专制帝国绝不可能战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历史大势所趋。

单从个人方面讲，当时朝廷中能够对国际局势认识较为深刻的，李鸿章算一个，他认识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变。但是，李鸿章的国际意识和知识相对于当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来说则是明显地稍逊一筹。这主要体现在他把“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奉为不二法门。虽然，他曾经利用这个策略，成功地解决了“滇案”。但是，这只是个例，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策略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他在所有的对外交涉中都对某几个或某一个列强抱有很大的希望，则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在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能够使列强之间暂时把矛盾搁置起来。正是由于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个根本的问题，以至于他在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是步步失误，最后导致了难以挽回的局面。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靠自己的真正强大，才能在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当时的中国恰好与此相反，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在对外交往中根本就不被看重。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狂潮，列强们随时都准备独霸中国，中国面临着亡国之危。这些是当时国际形势的显著特点，而中国的外交正是处于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有说，李鸿章的外交，有可取之处，也对近代中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没有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转引自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11页.

[3]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北京：三联书店，1980：第1卷第78页.

[4]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卷3.

[5]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奏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卷3.

[6]蒋世弟等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第238页.

[7]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卷4.

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 “毬”字的音译。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当中的 “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另外，马球运动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都是与汉语“毬”的读音相同的发音，而“毬”是在中国汉代以前就有的发音，就是指球类运动，所以也不会是对波斯语的音译。所以笔者认为，波斯语当中的giu 或guy 是从中国地区引入的，而且是通过官方渠道。根据上述论断，笔者认为，马球运动起源于中国的西藏地区或者西北地区，其传播出去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民间传播，另外一个是通过官方的传播。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就比较清晰了。马球运动是一种在马背上的运动，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参与，在唐代以前也很少有记载在民间的官员和富商当中有从事大规模马球运动的，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一定是通过皇室，后逐渐扩大。而皇室当中的马球运动虽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大规模的推广一定是在唐代时期，因为，从唐代以后关于宫廷、官员乃至书生从事马球运动的记载就非常丰富了。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不是从民间的辐射式传播，而是通过官方的影响力进行的传播，即先兴起于都城，之后逐渐在各地兴起的。参考文献 [1]戴伟谦，袁俞光.中国古代马球运动起源论断的比较[EB/OL].[台湾地区]国立体育学院论坛，民91,13卷1期. [2]韩丹.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0（5）.[3]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 [4]姜伟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历史溯源[J].音体美， 2010.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其外交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难以回避。从1863年荣升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晚清外交生涯，直至1901年因病去世，近四十年为晚清政府服务，主持操办一切重要对外交涉，因此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写照。当时清政府衰微没落，资本主义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加紧对外扩张和殖民活动，一系列的国内外客观形势造就了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策略以及外交行为。一、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 1.“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形成。李鸿章形成这一外交思想是基于对晚清的时局和国际局势清醒的认知。在他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李鸿章看到了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以求生存。国家间的交往并非只依靠外交家的聪慧才智和灵活手段，外交是基于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的。但晚清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微，“弱国无外交”，靠李鸿章一人之力难以改变局势，晚清政府更不可能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以订立不平合约而避免战争，减小损失，维持稳定局面，为自强创造有利环境是当时晚清政府唯一的出路，“外须和戎”的思想正是由此而得。李鸿章还认识到，铁枪火炮是西方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闭关锁国”已使得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学习西法是自强的重要手段，“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李鸿章对晚清所处的客观环境的认识，促使其形成“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的外交思想。这一外交思想的最终形成除了客观因素起作用之外，李鸿章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忽视。其父李文安进士出身，对李鸿章教育尤为严格，自幼所受的教育均为儒家传统思想，一生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纲常，忠于君主，忠于朝廷。这就使得李鸿章在与坚船利炮的列强交涉中，为保清廷免遭推翻的厄运，推行对外 “和戎”的政策，衷心维护清廷的利益。其次，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深受其师曾国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灵魂人物，其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和中国的对外交往产生了主导性影响。本文将结合历史背景，对李鸿章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外交思想进行概述、分析，从而阐明笔者的一己之见。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交策略应用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刘海荣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43

李鸿章“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思想成因

浅析李鸿章“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思想成因摘要：有人曾用“一生功过在和戎”来形容李鸿章，可见“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思想在李鸿章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此思想形成的原因。 abstract:”merits and failure all due to coping with external enenmy” is a sentence to summerize li hongzhang’s whole life. so we can see that the thought of” external cope with enemy, internal political reform” accounts for a lot in li’s political ideology. this article mainly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se thoughts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关键词：李鸿章和戎变法 key words: li hongzhang ,coping with enemy, political reform 在晚清统治集团中，李鸿章可算是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提到“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可见李鸿章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李鸿章不仅在政坛活动时间长，而且活动范围广，参与的事件也比较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也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外须和戎，内要变法”便是其重要的政治思想。本文主要是从历史背景出发来分析此思想形成的原因。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张“外须和戎，内修变法”，遵守已定条约，避免发生冲突，以维持和平局面来争取国家发展空间，与他涉外经历所见中外实力悬殊、秉承清政府外交原则、继承曾国藩“诚”思想等原因有关，其思想虽着眼现实，但过于妥协求和而易受列强利用恫吓。清流派的思想主要主张强硬主战，与其置身事外具有密切关系，其理论也由此常脱离现实，但是其在限制妥协派发展，引导鼓舞舆论具有重要作用。两者实为互补关系，各有长短，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两者没有实现融合统一，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标签：外交思想；和戎；主战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列强加强“条约口岸体制”为核心的体系，通过修约谈判或者武力威胁，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优惠条款，保障贸易有利可图，或者通过赔偿割让条款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同时这一时期教案纠纷不断，边疆问题纷至沓来，清廷内部派系不断加重，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重。无论是李鸿章①还是清流派②，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但因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外交思想也存在差异。一、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修变法” 李鸿章外交思想以“外须和戎”为中心，这是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时的总方针。主要表现在于主张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在关乎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对外关系上，李鸿章都极为谨慎，避免冲突，为晚清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建设条件和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对外战争方面，李鸿章更是尽力维护一个中外和平的局面，避免战争。他同时主张主动了解外情，办好交涉，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反对仍然闭目塞听、不承认现状的顽固态度。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来源于他对于国际时局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在早期是与外国合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在随后几十年与西方的交涉活动中，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外时局变化“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而由此带来的实力悬殊，他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观。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李鸿章写道：“臣向在江南办理外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稍减……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李鸿章认为只有“严兵”，即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和局”。然而当时中外实力差距悬殊，晚清政府虽然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大军备建设，但是落后的经济制度、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不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腐朽的官僚体系难以支持建设的开展，也难以改变中外实力对比。因而，在他看来通过实力的对抗带来和平这条路是行不通的。1883年的中法战争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条路在现实条件下不但不能带来“和局”，反而将会把清朝拉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战争中原本就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事实力的落后，清军的损失相较于列强将会更多，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约有10000人伤亡，但是法军则仅有2100人伤亡。即使是一场战争胜利了，

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

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从文献来看，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和策略的把握，既存在着完全否定的意见，也有赞誉有加，甚至把李鸿章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的观点。下面是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供大家参考。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范文一：晚清风云人物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

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

李鸿章外交思想

李鸿章外交思想内容摘要：李鸿章几乎承办了清末所有重大对外事务，为清廷所倚重，名扬国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又是封建地主的一员，生活在封闭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的认识世界的机会,因此其外交思想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多是封建地主阶级自身利益，丧权辱国。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卖国贼”。其实不然，纵使他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纵使他的“遵循外交”、“利益均沾”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权益，然而谁愿意背上卖国的骂名？当时清廷形势使其力不从心，加之统治者思想的左右，使之难施其政，国家步步陷入危难实是必然。李鸿章出于当时形势、所处的位置的考虑及自身的局限性的桎梏等综合因素最终使其思想、行为使然。关键词：内政、外交、和戎、自强、遵循外交、以夷制夷、李鸿章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内政外交相结合，以“和戎”为途径，“自强”为目地。主张变法自强。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失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完全否定。 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利用坚船利炮叩开紧闭的大清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竞相叩关逼迫清廷就范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列强的肆意侵略下，中国主权不断的沦丧，领土大片的被割占，疆界频繁的变更，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步步加深，社会矛盾被不断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危机四伏。外忧未除，内患又起，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突发。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国力几乎消耗殆尽，积贫积弱，国势日下，清廷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李鸿章正是在此时局下粉墨登场主持清末外交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接手清朝外交。在如此严酷的情势下，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竟毫无警觉，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区区“夷狄”不足重视。而李鸿章清醒的认识到形式的危急。清醒地、深刻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在此时李鸿章就已不再不盲目的称列强为“夷人”，敏锐的察觉的此时与以往的不同，意识到中国要面对时局进行变革，学习西方：“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日本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2）面对天下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观念，封建伦理道德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体系已经无法应对面临的巨大挑战，无论是出于自发还是被迫，这时候的晚清外交都面临着一个近代化的问题。中国传统的以自身为中心的上国外交已无法适应国力衰弱，国势日下的晚清中国。面对上国衰落，列强不断入侵，步步紧逼而清廷无力抵抗的现实，李鸿章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自当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也必隐图其狂逞。”（3）他认

评价李鸿章

评价李鸿章张龙兴内容摘要：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就在于，他一生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要全面、正确评价李鸿章，就不能不探讨他一生中较大的所做所为。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外交思想；评价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是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梁启超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有所欠缺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这样来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理所当然是欠缺的。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达到某种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的一无是处。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为现实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但不是面团。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评价李鸿章，一是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二是李鸿章创办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三是李鸿章晚期的外交活动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这三个大的方面入手，就可以较为客观地对李鸿章进行评价。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考中举人。翌年，通过父与曾国藩的关系，师从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1852年），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咸丰十一年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是，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得以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左右手。咸丰十年，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只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淮军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彷湘军章程”。曾国藩

简论李鸿章与近代外交

简论李鸿章与近代外交关键词：李鸿章近代外交一、引言 21世纪的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更是无须多言，而这一切与我们国家的积极正确的外交方针是密不可分的。而回顾历史，从1840至今，从被迫打开国门，签订条约，到如今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在国际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百多年可以说是多灾多难，我们不得不感叹，近代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屈辱被动到自立强大的奋斗史。在当下，重新思考那段令人尴尬的外交史的依旧十分必要，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吸取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现在的形势和任务，在外交中取得更多成就，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奠定基础。这部近代外交的奋斗史由数不清的人共同谱写，其中的心酸屈辱与艰苦卓绝旁人或许可以想象，却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这些人物就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始终饱受争议的人物——晚清名臣，李鸿章。二、正文很久以来，外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非常之高，而国人对其的评价却远远不如外国。在当时，西方把李鸿章与德国首相卑斯麦、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并称为“当世三杰”，认为他是国际外交中的佼佼者：而国人却大都怒斥其为“卖国贼”，只因为他代表清政府签下了“卖国的条约”。其实，在以79岁高龄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前，李鸿章作为清帝国的朝廷重臣，他的功劳有目共睹。他向朝廷上奏挖掘煤矿、请开铁路、建设海军，兴办洋务运动，推动着已经没落的帝国艰难向前。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认为他是成也外交，败也外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鸿章在清廷初展身手就是天津教案的成功处理。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法国当时忙着应对普法战争，无暇顾及清国，但李鸿章的外交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他作为外交大臣的第一场漂亮仗。然而，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面对一个将亡的大清国，既是卓越如李中堂，也难以力挽狂澜。他能做的，不过也就是努力让风雨飘摇的王朝再苦苦支撑几年。纵观李鸿章外交生涯，上上下下总共签订了

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综述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d817617139.html, 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综述作者：李梦雪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20期摘要：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在文革前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出现大量的新观点。随着研究气氛的开放与自由，学界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也涌现出一部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关于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研究以及洋务思想的内容研究更加的详细深入，洋务思想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评价也有更多不同的观点。关键词：李鸿章洋务思想综述一、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的研究概况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晚晴重臣李鸿章一直以来饱受争议。而由其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故而史学界通常将李鸿章与洋务运动联系起来作为研究对象。总体来看，国内关于李鸿章与其洋务运动的研究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中国成立之前，对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的研究目的多为救国图存，冯桂芬、郑观应、梁启超等在其著作中均对洋务运动进行总结，也涉及对李鸿章的评价，较为中肯多肯定其军工否定其外交，这一时期的评价毁誉参半但仍不失公允;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因受政氛围的影响，研究著作并不多，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的评价多为负面评价;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时期的学术氛围宽松，学术研究活跃，1988年的“李鸿章与近代经济学术研讨会”将关于李鸿章级洋务运动的研究推向高潮，在李鸿章的历史作用方面诸多学者开始采用辩证的审视眼光，一改全盘否定、过激评论的局面，将李鸿章、洋务运动放在变革中的近代中国以及其国际背景中进行研究，是这一阶段研究中的突出特点。综合分析近年来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可以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研究方向，增加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总体来看近年来关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洋务思想内容、洋务思想的评价。此外围绕李鸿章洋务思想进行研究的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二、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洋务思想萌芽源于李鸿章对当时时局的清醒认识。李鸿章清楚的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从华夷隔绝发展到了中外联属的状况，这是李鸿章一系列洋务思想的起点。郑春奎认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经历了由“戎和”到“变法自强”“求富”再到“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发展过程，主要强调李鸿章洋务思想发展过程的上下衔接环环相扣的发展特点。彭代璞将李鸿章洋务思想的演变过程分为“从‘经世致用’的新儒学思想到‘喜谈洋务’”、“提出洋务的总纲‘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到‘必先富而后能强’”、“从‘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到

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摘要：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关键词：李鸿章外交避战求和以夷制夷清政府正文：他以一身之计负九重之忧，但能争回一分是一分；他处事棘手之际，力争骄悍之异国，哀叹“若舍我命而有利于国，我也毫不吝惜啊”；他“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四子，翰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李鸿章其宗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①。他少年聪慧，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他 20岁便作《入都》诗安徽庐州府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②其胸怀之广之大不由得令人惊叹。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 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他以军事起家，纵横于晚清外交界，弛名于西方，为晚清一代“兵家”、“外交家”,代表晚清政府主持签订了近代史上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大不平等条约。因此就有人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而李鸿章正是其中一个。从天津教案中初涉外交，台湾事件中舌战日本来使，中法之战中极力斡旋，马关议和中血溅袍服，割让辽东后联俄制日，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始终能看见李鸿章的身影。同时他又对晚清近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史学界中也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始人”。1901年11月7日，大清王朝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李鸿章终于不堪沉疴而溘离那个风雨动荡的年代。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略述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

!" 收稿日期：#$$#—$!—#!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广东省丰顺县汤坑人。他虽然不是专门的外交官，也没有出使过西方国家，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但却“谙熟洋情”，办理了众多的对外交涉事件，并就对中外关系问题多次向朝廷建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的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仅对其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对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丁日昌对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是其外交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的外交是“天朝上国”以理藩对待外来民族，“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仍守着“天朝”的威严，并力图恢复传统的“华尊夷卑”的国际秩序。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主权进一步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巨变，尤其是进入%)世纪*$年代中期以后，以日本侵略台湾为发端，造成中国边疆危机加深，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为了挽救危亡的清朝统治，清政府内部一批关心时局的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几千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巨变，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强敌”。并已明确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这场变化的根本原因，于是不得不重新估计华夷的国际地位，逐渐抛弃传统的夷夏观，向西方学习国际公法等等，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原则，从而促使外交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认识到西方国家及潜在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丁日昌对于时局即常常发出“多事之秋”+%,（-"）的感叹。早在%&!’年，丁日昌调至上海主持炸弹局时，就向李鸿章建议设厂造船并提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的主张。.《引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台湾中央研究院编，第"页/%&!*年，他又指出：“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且身受其害。” +#, %&*0年他在《海防条议》中又进一步写道：“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家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丁日昌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变局”完全是外国侵略所致。因此，他十分关注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军事侵略。他是这样分析中国的边疆形势：“法据安南与我云、贵、广西毗连，英占印度，与我云南、四川边境相接，俄占据黑龙江以北，染指新疆、包裹我东西两端，东南沿海数省更为洋船随处可到……从古中外交涉，急于陆者恒缓于水，固未有水陆交通，处处环伺，如今日之甚者也。”+’,（ -%0）他在《临危口授遗折》中还写道：“方今时局多艰，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衅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 +",（-#*" ）因而极力呼吁“……惟望内外臣子，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实事，勿分畛域，勿惮浮言。”+",（-#*0）丁日昌对世界形势的这种认识，足以体现他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自强的要求，与同时期一般士大夫的认识是有区别的。与此同时，丁日昌也较早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还在%&!"年，丁日昌就认为：“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蔽。”+",（-%%*） %&!*年，在《上曾候自强变法条陈》中再次就日本的侵略企图发表见解：“日本自与西人通商之后，立意自强……现在驾驶轮船自船主管炉以至水手皆无须雇用西人，关口亦无须延西人管其税务……中国所买枪炮，皆日本选余之物，以为欲东略欧米各部，则鞭长莫及，然则彼之生聚教训，秣马厉兵，其志果何为哉？”+#,（-#0）这样的见识，在当时朝野之中实为鲜见。病退之后，丁日昌还心系日本对中国之威胁，呼吁国人要加倍警惕和防范日本，“亟谋自强”，作好反侵略的准备。遗憾的是清政府统治者当时并未对此加以重视，其结果先是%&*"年日本侵台引发边疆危机，进而于%&)"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这正好验证了丁日昌的预料。 #、认识到建立新的中外交往方式已成必然趋势丁日昌认为，当时清政府对外正面临“邻气日逼”之势，而国内却是“积习太深”的“穷极之时”。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摘要：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形成于%)世纪!$1*$年代。这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内容有：坚守条约的和平外交思想，“自强为本”的实力外交思想，“遣使设领”、“保护华侨”以及主张实行“均势外交”的外交策略等等。从三方面对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略述。关键词：丁日昌；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社会关系；地域中图分类号：2#0"3’ 文献标识码：4 文章编号：%!*#($""5.#$$’/$%($$!"($’ 龙岩师专学报6789:;< 7= >7:?@;: AB;CDB9E F7<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李鸿章的妥协外交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李鸿章的妥协外交天下第九首先李鸿章不想当卖国贼这是肯定的。其次外国人每次都点名要李鸿章谈判也是肯定的。由此观之，不能因其不想当卖国贼而大谈李鸿章的悲情，称之为腐败朝廷的替罪羊，为其翻案。在内外政治斗争中，晚清中兴三杰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曾左善斗争，惟李喜妥协。晚清崛起的汉军中的湘军与淮军，湘军擅斗争，淮军好妥协。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要么过于看到敌人的优势，要么过多夸大自己的劣势。不擅用辩证法来分析形势的利弊。李鸿章的妥协外交基本上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国至深而不自知。这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有体现。台湾琅峤事件谈判中,李鸿章中日本诡计失言承认琉球是日本的而不自知，一错再错，一意妥协退让，竟赔兵费50万两，更用自己的愚蠢事实证明日本对琉球有管辖权。以此为借口，从此琉球正式被日本强占，永远脱幅。云南“马嘉里事件”与英国交涉，《中英烟台条约》完全被英国主导，被别人牵着牛鼻子走，按英国政府的意图结束了滇案，而且英国由此实现了它十余年来企图在华扩大通商特权的愿望，得到了入侵我国西南边境（西藏和云南）的所谓“条约权利”。其它列强纷纷效尤，得寸进尺，要一体均沾，李鸿章只好来者不拒。自毁万里长城、开门揖盗。中法战争李鸿章先是主和，言称“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终于与法媾和，但法人豺狼也，言而无信、贪欲无穷，要将我越南完全占有，法攻取谅山，撕毁和约，和谈不成，此事本应惊醒国人放弃幻想。后左宗棠驻福建，刘铭传在台湾基隆、沪尾拖住法孤拔舰队，冯子材、刘永福、唐景崧在镇南关大捷，乘胜收复谅山，法国内阁垮台。李鸿章等颜面扫地，怕左宗棠等主战大臣乘胜得势、压制淮军，扣住张之洞的镇南关大捷电文不报，一心求和，先行签订《中法条约》，造成既成事实。不败而败。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你追我赶，在朝鲜角逐。中国凭雄厚的经济实力，北洋海军主力装备都是购自英法德的当时最先进的驱逐舰等主力舰，船坚炮利，比明治政府海军实力雄厚得多，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长崎事件“，三名北洋官兵在长崎被日本人杀害，中日主战大臣都欲借此事件膺惩对方，扬威耀武。双方剑拔弩张，此时若当机立断，与日本海军决战，我定可封锁日本，降服倭寇。然在主战的关键时刻，李鸿章身为统帅，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口口声声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北洋草创，不宜开战。”却不知日本明治维新才20年，国小力弱，远不及洋务运动，情形更加不堪。瞻前顾后、畏敌如虎，错失膺惩日本，将其野心扼杀在萌芽状态的良机。李鸿章同时对日本心存幻想，甚至狂想联日制欧，令其子李经方任驻日公使，简直是与虎谋皮。日本恰恰相反，从天皇至百姓，节衣缩食，上下同仇，终于使日本5800万元五年造舰计划顺利实现。买回了吉野号等一批先进铁甲舰。是否拥有一艘先进舰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不管信史中慈禧有没有挪用海军军费修清漪园（颐和园）、有没有让八旗子弟在浅浅的昆明湖操练海军。李鸿章的昏瞆的外交眼光和瞻前顾后、畏敌如虎的腐朽军事、外交方略，使其统帅的军队想胜而不可能。甲午海战，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灰飞烟灭。台湾、朝鲜皆脱幅而去，再加白银二亿

黄遵宪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学科名称：战争与近代中外关系指导老师：黄小用（老师）论文标题：黄遵宪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浅谈“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姓名：唐丽清班级： 08 历史学号： 2008070509 交阅时间：2011年6月24日

黄遵宪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浅谈“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摘要：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外交官，在其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坚持“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的外交思想，在列强推行强权外交的国际背景下，黄遵宪力主反对侵略，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倾己所能保护海外华侨的切身利益，为近代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而且给后人留下极其宝贵的外交经验，这些对我国外交史研究和推动当前外交工作有着较好的史实价值和借鉴意义。关键词：黄遵宪国家利益华侨爱国外交思想黄遵宪（1848—1905），清末杰出的爱国外交家，著名诗人，政治家，教育家。广东省梅州人，光绪二年举人出身。字公度，自号人境庐主人。历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曾为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订购机器设备。光绪十七年（1891），任新加坡总领事。甲午中日战争期间，黄遵宪被召回国，此后投身洋务运动，积极推动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之后，黄遵宪被免职，回到广东梅州故里人境庐。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酷的现实，使黄遵宪对清廷和主持外交工作的李鸿章的“一意主和”的投降外交政策深为不满，认为“今日大势，在外患而不在内忧”【1】，这说明黄遵宪已认识到外交对于内政和国家的重要性，也说明他对西方侵华的危机有较深刻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黄遵宪的“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的外交思想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黄遵宪作为一名外交官终其一生的外交目标和原则。在其近二十年的外交活动中，黄遵宪以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始终不屈不饶，以渊博的外交知识和灵活的斗争手段“无辱国权”，不仅始终坚持了“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使中国这样一个当时极为落后的封建国家以积极斗争的姿态出现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事务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华侨的正当利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境遇。黄遵宪极为丰富的外交经历，开拓了他作为外交家的民族气质和政治视野，处处体现了他矢志于外交报国的政治情怀。本文将勾勒黄遵宪“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的外交活动概况，并对他的外交思想作些简要的评析。一、“伸自主之权”，捍卫国家利益 “伸自主之权”黄遵宪外交思想及其活动的核心思想。所谓自主权，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统一与独立，以及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门被迫敞开，主权逐渐丧失，领土完整权、关税自主权、司法权等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中国逐渐沦为任人鱼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致“国将不国”，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可谓危在旦夕。面对这样空前泛滥的民族危机，黄遵宪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为此，他积极为捍卫国家利益而奔走呼号。 1877年到1881年的琉球交涉事件，是黄遵宪实践“伸自主之权”的典范。琉球交涉事件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冲突，其引发的根本原因是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以至蓄意将其吞并。日本对琉球觊觎已久，1609年日本萨摩藩曾经征服琉球此后不断向琉球渗透其政治势力，明治维新后，凭借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1871年11月，琉球国有66名渔民因渔船遭遇飓风漂流至台湾牡丹社，被当地土著居民误杀54人，其余12名生存者由中国政府送回琉球。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急于把琉球并为己有的日本得以借题寻衅，并以此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读后感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读后感以前一提到李鸿章就特别厌恶这个人，就是他使中国经历了那么黑暗的时期。以前读的历史书总给我灌输李鸿章就是一卖国贼，一千古罪人。所以内心给李鸿章的定位完全就是负面的。但是自重上次在中国近代史课上看的视频之后让我对李鸿章有了新的看法。我读的是《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其实一开始读这本仅仅是为了这本书上有马关条约签订的情景，但是读后让你给我受益匪浅，也让我更辩证的去看待李鸿章这个人。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书中有说到当时在签定条约之前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背负这个以后会被落下骂名的重任，是啊，当这个时候那些所谓的忠臣都成了哑巴，这已经成了朝廷官员一贯的做法，有好事时大家都争着上前，但一遇到外交谈判或签条约，谁都不会在此刻要表现一下爱国。当然这不仅是让李鸿章出场的唯一原因，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的封建，不开明，而李鸿章刚刚是那个朝代最见过世面，最开明的一个吧，所以而各国也都认为只有李鸿章一个人才能胜任，也只会同李鸿章谈判，所以他是不去也不行，去也不行，处一于两难的一个境地。不过他还是去了我觉得就已很不易了，试问普天之下能有几人有勇气能够承担得了这种千古骂名，而等他签定和约回来之后就被会“架空”，而后受到那些同僚的排挤和白眼。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签定马关条约谈判时说的话和做的事。条约内容为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四、中国再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在各口岸可以自由通商设厂。其实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朝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而且签约之中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李鸿章被刺了，赔偿金额由三万万两降至两万万两，身为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异国谈判又遭遇了刺客可想而知当时的李鸿章是多么的悲惨，但他还是坚持着谈判，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看到这句话我真的有种想流泪的感觉，一个如此大官，低声下气几近哀求，不为自己只为国家能少赔点钱，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他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打一枪一万万，那你再给我两抢好了”……试问凭什么说他是卖国贼？就因为他签订了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请告诉我，在那个背景下，他不签行吗，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办？他不签，中国还要死多少人？能屈能伸大丈夫，区是他完成的，伸的时间等的太长了。。。还是很佩服他在外交上的措辞，一个成功的外交官是离不开他的口才。

李鸿章—近代化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摘要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1】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也许是由于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曾对撒切尔夫人说过“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2】中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更倾向于是卖国贼，误国贼，把他的功绩都抹去了，留下的只是他去签了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其实，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未有之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是对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海防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键字李鸿章卖国贼工业近代化海防近代化李鸿章（1823—1901），本名铜章，字渐甫，号少荃，出身与士人家庭，他少年聪慧，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青年时就有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尤其是他早年师从曾国藩，并两度入曾幕，为曾所赏识和提携，又受曾指派招募和编练淮军，由此奠定了他早期纵横晚清政坛的基础。在太平军起义时，他就显示出自己在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实际才干，但是当他于1862年到上海出任江苏巡抚，领导同太平军作战时，他平生第一次面对西方武力和侵略的威胁。他非凡的务实品性，以及有不平常的机会深刻了解西方武器和西方军事人才，使他在对西方作出反应中处于一种无可匹敌的地位。他是一个杰出的官员，他能够提请朝廷注意革新和改革的建议。从1862年开始30多年中，他成为中国自强的首要倡导者，自强政策要求以采用西方技术为主，发展中国武力和财力，以便能够应付西方侵略。由于他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1870—1895）的作为，他时常被同时代的作家看成是“中国的伊藤博文”，甚至是“东方的卑斯麦”——这不仅由于他在清朝外交中的作用，而且还由于他通过军事建设和工业化，追求国家的强盛，他的所作所为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一般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三十两银子，一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十九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一百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水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3】。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长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思想上的前瞻性。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海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