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阎锡山山西村治的读书笔记
（一）贺渊《1912—1927 年阎锡山治晋思想初探》
一、借用军国主义
二、召回儒家思想（宋明理学）
他把“中庸之道”分成二部分: 首先, 以“心”为社会的基石; 其次, 以“中庸”概括中国文化, 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和行为准则。
洗心社自省
三、实施“人治”
无论是借助军国主义, 还是推崇宋明理学, 相伴而来的都是对法律的轻视和人治的再现。
阎锡山在追述辛亥革命的原因时指出, 民国的建立是一种机遇, 并不是中国有民主制的条件。
他主张“权”、“法”、“情”三位一体, 其中,“法”从属于权。
标榜德礼、教化为先, 刑罚为辅是他治晋的又一特点。当权法并进的方式效果不佳时, 阎锡山往往退而求其次, 以“情”佐“法”。
阎锡山指出成立息讼会的原因是: “世上吃亏事情, 没有比打官司再厉害的。你看那亲兄弟不说话的, 本家不一块儿祭祖宗的, 本村不一块儿办社事的, 大半都是由打官司闹成的。”1息讼会的目的是“人民遇事自己解和”、“不花钱、不费事、不劳心、不伤和气, 冤枉不了人”。
阎锡山上台之后, 对以往的统治方式提出了疑问, 以为我国政治只在“安民”,造就出不知自立、进取、爱国的人民, 使国家无有用之人。因此, 他借鉴日本军国主义, 提出了“用民政治”。
所谓“用民政治”,就是按照人们的发展要求因势利导地把他们纳入政治的轨道, 通俗地说就是采取养鸡取蛋的方式, 使人民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 为他所用。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树立民德、民智、民财。民德要求人民发扬信实、进取、爱群的精神; 民智在于发展各种教育事业, 民财则在发展农工商各业。“用民政治”具体体现在六政三事上。六政为水利、种树、养蚕、禁烟、天足、剪发, 三事是种棉、造林和发展畜牧。
阎锡山认为, “村本政治”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 是唯一可行的。其理由是, 首先, 尽管民主是历史的大趋势, 中国迟早也会走上这条路。但由于人民程度太低, 难以胜任, 所以, 人民主动参政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是将政治变得质朴, 把“政治放在民间”。其次, 村本政治合乎人的本性, 顺乎自然。许多政治团体都是自然形成的,村即为人类第一具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它比之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组织, 较少亲情色彩, 较多政治气氛; 比之于县、省、国, 范围较小而便于使用。所以, 以村为施政本位, “既无过泛之痛, 又不虑其无由措施”。第三, 借助于村政, 才能使公道得以显现。村本政治依靠的是公道心, 启发的也是公道心。其他主义, 非“过”即“不及”。他甚至把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套在村本政治上, 表示由村民组成村民会议, 由村民会议实施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 即村监察委员、学董、息讼会委员和村长村副的选举、罢免, 村公约及其他应当公议者的创制复决由村民会议执掌, 达到村民自治的目的。阎锡山自诩村民会议为民权初步, 村治为民治打下了基础, 沟通了横竖文化。
（二）祖秋红“山西村治”述论
“山西村治”的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 村自治制度不是由乡村社会自发地、因地而异地进行的; 相反, 它完全出于国家行政的主导, 完全是作为国家行政的一项举措而在全省统一推行的。
第二, 村自治组织同时也承担某些国家行政职能, 可以视为是国家行政伸向农村社会的神经末梢。
第三, 各项村自治事务, 或者直接受国家行政的统辖, 或者受到国家行政的严格监督。
国家行政与乡村自治整合的得失：
积极意义：1、坚持了具有高效动员力的中国传统强势行政。
这种行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和优点, 就是具有很高的自上而下行政效率, 令行禁止, “如臂使指”。这种优点使得它具有很大社会动员力, 可以高效地组织和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来进行经济建设、战争和其他政治社会运动。这种行政体制在其二千多年的发展中, 在行政运作制度化和体制内行政监督方面也沉淀
了许多经验, 相关制度日趋成熟完善。然而,当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接受的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 一时难以对它有全面、正确的理解, 难以在作为“国体”封建专制的和作为“政体”的强势国家行政之间作出正确的区分, 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于是, 当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时, 中国就面临“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危险。当时, 不仅军阀和各种地方势力纷纷祭起“民主”、“自治”的旗帜, 来摆脱中央行政、国家行政对自己的约束, 割据一方, 横行乡里；即使是真诚向往民主共和制度的进步人士, 在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时, 也往往难免触及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华的强势国家行政。北洋政府时期乃至国民政府时期出现新旧军阀割据一方、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的社会政治局面, 与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和强势国家行政的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 “山西村治”当时在这方面却是反潮流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山西村治运动的开展也是阎锡山割据山西的结果, 但它以“官治”统率自治, 力图整合国家行政与地方自治, 坚持了强势国家行政这一中国政治文化的精华。它通过强化国家行政来推行村制改革, 推行“六政三事”等地方建设和乡村建设, 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 它在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方面所坚持的强化而不是削弱国家行政的做法, 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2、首次创设了区乡一级国家行政和具有自治与“官治”双重性质的行政村。
山西村治运动是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建立区一级国家行政的。而“山西村治”在全省范围内统一编设实行自治同时又履行国家行政的行政村( 山西村治运动称之为“编村”) , 这在全国各省区中也是第一家。
3、建立了一整套村自治制度。
弊端：“法弊”和“时弊”
“法弊”
1、中国的传统“官治”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侧面, 它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只有体制内“以官制官”的行政监督机制, 而没有体制外“以民制官”的民主监督机制。由于缺乏民主机制, 总是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山西村治以“官治”统率乡村自治, 强化了国家行政, 但却和传统“官治”一样, 没有建立切实有效的对于国家行政官员的民主监督机制。
传统“官治”中官员循规蹈矩、遇事敷衍等官僚主义积习也为“山西村治”所承袭。
2、山西村治所实行的村自治制度往往名实不符, 制度设计与实际实行情况之间存在相当
大程度的背离。
3、村自治制度的实行缺陷源于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内在驱动力。
“时弊”（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
1、农民的文化、政治素质较差。
2、经济发展水平过低导致财力不足。
3、政治社会形势动荡。
（四）韩玲梅民智: 阎锡山村治思想主题析论
民国时期,阎锡山实行了旨在全面发展山西的“村制”,其核心思想就是“用民政治”, 即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而启发“民智”又是这一思想的核心任务。谓“民智”就是通过国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社会教育等提高民众的素质, 以便更好地用民。
（五）张万学论阎锡山的政治思想
用民政治的内容有民德: 即以信、实、进取、爱群、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 以使人民成为服服帖帖的顺民；民智: 即国民教育、职工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 以此培养为军国主义卖力的人才；民财: 着眼于农、工、商、矿,要人民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作为推行军国主义的财源。
所谓村本政治, 就是:以村为政治单位, 也就是以编村为政治单位。
阎锡山的哲学思想, 一部分口“母理”, 一部分叫“子理”。据他说,“母理”是永远不变的, “子理”是经常变化的。他的“母理”总的说来就是“存在”, 就是“巩固政权”。他说:“一切为了存在, 存在
就是一切, 抗战只是手段。”他的“子理”是随时应变的。如何掌握事物的变? 他用的是“中”的哲学。所谓“中”的哲学, 不是唯中, 也不是哲中, 而是适中。他认为事物都有个恰到好处, 这就是“中”, 能把握住这个“中”就可以左右逢源,驾驶局势了。总之, 阎锡山的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我”为中心, 以“存在”为第一的唯意志论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前者使他的军国主义的实质不变, 后者使他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变化。
（六）董江爱军阀首脑与村治领袖
在山西，阎锡山的军阀政府是唯一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政权机构，也是唯一合法的权力分配机构，其军阀政治对村治的控制主要建立在权威性资源（行政力量）和配置性资源（物资）增长的基础上。政治上，阎锡山通过村治在山西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政治机构，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指挥系统，阎锡山位于塔顶，命令指挥一切。经济上，军阀政府广泛参与农村经济活动，控制了农村的经济命脉，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个体农民的超常榨取。此外，阎锡山在以行政警察手段直接监督人们行为的同时，又通过改良社会风俗、实行强迫教育和掌握舆论工具等手段，控制了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该统治系统第一次将国家权力真正下沉到村一级，村是执行阎锡山村治政策的基本单位，村长副则是其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影响乡村秩序的三维因素是农民的被剥削程度、主导意识形态状况和国家行政能力，其中农民的被剥削程度越高，构成反抗国家的可能性就越大；主导意识形态越强有力，其内化程度就越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也就越大；国家行政能力越强，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也就越容易。
阎锡山选择村治，首先考虑的就是在力量弱小情况下的自我防卫与如何通过启动农村资源和整合农村社会以达到转弱为强的问题。阎锡山通过编村使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由原来的无序转为有序。
学者对山西村政的考察：
（1）胡适在1919年10月陪同杜威夫妇访问山西，看到山西摆脱游民困扰的景象时，高兴地说：“气象很好，使我很喜欢。”
（2）梁漱溟也对山西实行村治后社会秩序的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山西盗匪素少，现在实为全国最安静太平的地方。此其原因甚多，但也得力于村政，因为村的编制，稽查甚易，在防卫行政上，上下有系统，前后左右有联络，匪患真无从发生。
（3）1926年,黄炎培来山西考察后,因山西局势较为安定,把忻县城郊樊家野场村作为办职业教育的试点。
（4）湖南省考察山西村政代表吕振羽发现“夏季之期，行走正太道上，及省署各汽车道上，恍怫如入绿叶丛中矣。”
（5）陈西滢在他的《长安道上》一文中写到：“我们在河南的黄河边上坐着骡车往陕西进行，隔河望山西，草色青青，回首观豫陕，牛山濯濯。
经济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之大小，控制财富之多寡，不仅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关键，也是国家能否按自己意志动员和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关键。
台湾曾华壁认为阎锡山对于晋军，已能做极完整而坚固的控制，征兵制的实行，使山西既可省欲军饷的耗费，晋军也能做有效的动员，加上以儒家学说训练晋军，更使晋军纪律严谨。
太阳兵工厂（山西陆军修械所）发展成为与当时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齐名的国内三大兵工厂之一。
真诚地向往农村自治的梁漱溟对于山西官治的批评——上力下推而非自力自动。
美国学者季林认为要求获得较大部分的农业收入是阎锡山和地方士绅对抗的原因之一。
（七）董江爱山西编村制度研究
一、村的编制与国家政权的下移
村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基层组织大小不一、负担不均的缺陷, 但基本上解决了以前农村行政区划混乱无序的状态, 村级组织随之正规化, 政权化。这样, 自清末以来的国家政权下移才真正得到了实现, 军阀政府的权力不仅延伸到县以下的村级,而且延伸到以五户为单位的邻, 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二、绅权确立与农村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
1. 基层行政领袖的选任及其职责
2. 绅权、区、村两级行政系统的主导
三村组织的建立与军阀政府的权力在农村社会的渗透
在加密和下沉行政网的基础上, 阎锡山提出了“把政治放在民间”的思路。这条思路的核心是将基层政权下沉到村落一级, 实行“以村为本”的政治建构和政治管理。按阎锡山的话说, 即是以村为单位,“组织成有机的活体”, 使人民有自动的能力。
这是阎锡山将西方的民治思想和孙中山提倡的民治主义向山西军阀极权建构的嫁接和移植。
阎锡山试图通过村组织的建立, 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孙中山的民治思想的某些内容引进山西。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现的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对村民政治参与的保障, 民众的政治参与有了一定的规则和目的。
四官办组织的特征与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
（八）徐凤华浅析阎锡山的“用民政治”思想
阎锡山“用民政治”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代统治者“止求安民，不求用民”，施行“适时的政治作用与人生之发展企图相反”的安民政治，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景况：人民群众长久处于专制制度之下，对一切已习以为然，不思进取，官吏墨守成规，一味追求安富尊荣，造成政治“达于最腐败、最涣散、最消极之时代”，致使国家无可用之人。所以，他要消除这种消极政治，实行“适时的政治作用与人生之发展企图相顺”的“用民政治”，使得“无论军政民政，当趋于同一之正轨，不但上之官绅一德，又必使下之人民，各能其用，以发展其能力”，最终巩固统治，求得发展。
阎锡山给用民政治下的定义是：“适时的政治作用与人生发展的企图相顺的为用民政治。”他用“不亏负”三字来阐述“用民政治”的精神，他甚至认为这“不亏负”三字也可称作是欧美列强人才发达的原动力。阎锡山用炭作比喻，详细解释了何谓“不亏负”：炭在中国，只是供蒸饭燃烧之用；而在欧美，炭的使用方法很多，如可作蒸汽之用、可供化学之用，使用方法可达七八十种之多。同样是炭，在中国用途这么少，而在外国用法却很多，是中国亏负此炭，而外国不亏负此炭，即炭在中国没有被充分利用，没有发挥出其全部功用。自然界如此，具体到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他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力并不逊于外国人，而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成就却不如外国人，因为“是国家之政治，与社会之习惯，有亏负于人民”。所以，他积极主张“用民政治”，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对人民的“不亏负”即是“人人不亏负其才智，以求进于高明，尤须为官吏者，先尽其聪明才力，以期不亏负其职守”。就是要把人人的聪明才力全用上，他认为“这是用民政治的起点”。
（九）谢泳山西村政建设中的“制度设计”
山西村政建设是晚清地方自治背景下发生的一场宪政实践。地方自治本是西方传来的政治制度，它是宪政体制下必经的一个过程。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山西村政建设是一种先有“制度设计”，然后由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地方自治模式，以村为本位，对于以农民为主要社会成员的中国来说，作为原初的宪政训练，以村为本、由上而下，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阎锡山认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
因为在此之外，作为一种宪政训练，今天也还没有设计出比山西村政建设中更有操作性的制度，中国农村今天普遍实行的村民自治，无论“制度设计”还是操作实践，都远在山西村政建设的成绩之下。山西村政建设主要依据的是地方乡绅力量，而不是一个政党的力量，它的目的是让好人当政，而不是“党人”当政。
中国是一个“后发宪政国家”
（十）王宇雄阎锡山“用民政治”浅释
阎锡山基于自己对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化的认识, 从与安民政治相比较的角度给用民政治做出了解释:“适时之政治作用与人生之发展企图相反者,为消极的安民政治；与之相顺者, 为用民政治。”
阎锡山所说的“时”是指时代背景, 他认为中国古代成周时的井田制和战国时管子寄军令于内政的做法,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属于用民政治。但从秦朝开始,历代政治“皆维持现状之政治也,号称统一天下,所最虑者,国内之世族豪民耳,故以弱民愚民为唯一无二之政策。”“止求安民，不求用民”，“其民知依人而不知自立, 知守旧而不知进取, 知爱身家而不知爱群, 以此为国, 是曰无人；非无人焉, 无有用之人焉。”他把这种政治称之为夜间政治, 也即休息政治或安民政治。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国力不断增强,它们不断向外拓殖,形成列强争霸世界的局面。而我国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面,军阀相争,内战不断,内忧外患接连而至,和西方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阎锡山认为传统的安民政治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如果继续施行的话,国家必定要灭亡。他的观点是只有实行用民政治, 使得“无论军政民政,当趋于同一之正轨,不但上之官绅一德,又必使下之人民,各能其用,以发展其能力”,才能实现“必竭国人之智力、体力、财力, 以御外侮。”这样才能够救亡图存, 求得发展。
他所说的民德是指国民的道德, 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信、实、进取、爱群。
他所说的民智是指国民的知识程度。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 救国的方法在于“用民”, 而“用民”首先要教育民众,“将欲用之,必先教之养之。”
他所说的民财就是国民的财力。阎锡山提倡发展民财,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以及增强自己的实力,“彼泰西各国,战品之完全精利充足,何一非民财所为。”而要实现发达民财的目的, 就必须发展实业。
用民政治事项繁多,其实施的突出表现是办理六政三事。阎锡山要通过实施六政三事, 使山西社会得以改造,民财得以发达, 为其“用民”提供基础。
阎锡山推行用民政治的实质,是要按照人们的发展要求因势利导地把普通民众纳入其政治轨道,使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以为他所用。他在对官吏的一次讲话——《强迫教育》中曾明确指出,“行政上之极致, 在能看得住百姓”, “何谓看得住? 国家要人民上学, 则人人均来上学；要征兵,则人人均来入伍；禁烟,即无一人能吃烟；禁赌,即无一人能赌博；如此方算看得住。”阎锡山用民政治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把人民看住, 集广大民众的德、智、财为其统治服务。
（十一）昝爱民论孙中山“三民主义”对阎锡山村政思想
的影响
阎锡山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他的村政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村政是“三民主义”的基础,他说“:今欲推行全民政治之三民主义,如果就乡村施行,必能事半功倍”。“我们要想实现三民主义,村政的关系很大,简单说去,是除了村政以外,想实现三民主义, 无法下手”,“余向有村政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基础之说”。同时他还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改造利用,目的是使他的村政思想有据可依,为他的村政变革争取更多的拥护者。
张东铭曾指出山西村制是符合三民主义乡村自治制度,因为村制中有行使直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办法, 而“村公所、息讼会、村监察委员会, 合之村民会议,与中山先生所
讲政府五权内的行政, 司法、立法、监察, 可称相当,虽无考试一项,却处处以选举代之,亦足相副”。
阎锡山借鉴了孙中山的建国三步骤战略、“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思想。
（十二）智效民阎锡山的“六政三事”与“用民政治”
——民国初年山西新政初探
民国初年的山西新政,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一个重要举措。新政内容繁杂,大致包括推行六政三事、倡导用民政治、创立区村制度、整顿各级吏治、改革财税体制、励行村本政治等诸多方面。新政不仅展示了阎氏政治思想的初步框架,确立了他统治山西的基本模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为他进而问鼎中原、退而固守晋绥奠定了较为强大的实力基础,而且也使山西以北洋政府“模范省”的声誉而名噪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以“用民政治”为基础, 实行一种“无论军政民政, 当赴于同一之正轨”,“不但上之官绅一德, 又必使下之人民各能自用”的统治。
为了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 阎锡山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新政期间, 他不仅在城镇乡村普遍张贴标语口号, 大量印发《人民须知》等小册子, 而且还以“晓谕民人, 俾众周知”为理由, 要求官方文告必须使用白话。
在科学面前,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术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
（十三）邸晓星阎锡山的执政理念与为政之道
A study on Yan Xishan’s administrative concept and principles
在阎锡山看来，“政治是国家的生命，有适时的政治始能适应环境的需要，保证国命之永存。环观国之衰亡皆由于政治之腐败与落后。故必须有适时的政治始能保证国命的永存。”[2]适时之政治，乃识时、识机、识势，随机、随势而动，方能事成。论及政治的功能，阎锡山认为，政治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因为“人有理性因优于禽兽，人之性欲亦大于禽兽。同类相残禽兽所不忍，人类反优为之。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皆人类之缺憾，必须政治制裁之保护之弱寡贫愚始能以生。”[3](卷二)政治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必要工具，更是国家强盛的关键：“国无强弱，惟民是视；民无强弱，惟正是视；举政则民强，民强则国强，未有政不举而国能强者。”[4](p33)政治不是空中楼阁，它与生活息息相关。“切实以言之，政治是保障安全生活的有效办法，生活是政治所由以形成的母体，所以政治与生活，应当打成一片。在生活之中，建设政治；在政治支配之下，求谋生活。如是，才能互相推进不已。”[5](p327)他十分注重生活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认为不从生活中谋求政治，政治必亡。
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1917年阎锡山出任山西省省长后便开展了一系列的“革新运动”。他以“村”为基本单位，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以“六政三事”为建设内容，开始了对山西的全面治理。尤其是有关“村本政治”的思考与实践，不仅在当时为他赢得了“模范省”的赞誉，而且为后世留下了“基层自治”的诸多经验。阎锡山从统治山西的全局着眼，将行政管理的制度性规定实施至乡村。在他看来，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6](p1)对此，他进一步阐释道：“村为人群聚集最小团体，适合行政之单位。办理行政，如不从村中着手，纵有良好政策，不能达到民间，即使勉强收效于一时，终难持久。”[7](p519）他反复强调：“政治的目的，在美满人类的生活，增进人类的福利。村是政治效用的表现处，政治文化的胚胎地，政治收获的储藏室，政治机能的培植所。综合来说，村是政治事项的实行处，也是政治福利的享受者，舍村而言政理是玄虚，舍村而言政事是画饼。因村为群生的最小单位，村以上是村的集合体，村以下不够一个健全的群生机构，所以我主张政治放在乡村。”
关于“村治”的具体做法，阎锡山有一整套的组织思想，他说：村制“就是把村子编成个活体，有管事的人，有管事的权，县里区里管不到的事，应该交付村办。村里能自了的事，不必到区里县里办。”
[9](p3)为了将自己的“村本政治”落到实处，1918年阎锡山设政治研究会，为用民政治之常设讨论机关；1921年冬，阎锡山又主持召开“进山会议”，使其村治思想日臻完善。在其后的“村治”实践中，阎锡山不仅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包括水利、畜牧、蚕桑、种树、种棉、造林、编织等，以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注意发展商业和矿业，如筹设纺织厂，设省银行、整理货币、划一度量衡、整顿商会、奖励产业组合以及恢复西北商务；同时提倡仿行西法，利用外国资本，开发山西矿产，具体措施包括保护小煤窑、创设矿物管理局、调查矿质、改良土法、整顿公司、奖励远销、建立铁厂、创设铁业公司等。
阎锡山的“村治”取得了巨大成效，不仅强化了阎锡山政权的行政能力，而且在基层社会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治秩序，完成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双重建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评价的：“村治是阎锡山实用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更是其建立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手段。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一种‘善治’上，使一般社会民众由衷地认同和拥戴该政权，这是阎锡山较之同时代其他割据者的高明之处，也是阎锡山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10](p350）通过制度建设强化行政能力，为阎锡山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二、如何为政
阎锡山的为政之道主要体现在他的“用民政治”上。他说：“政治之用民，是为保障人民之安全，增进人民之幸福，实即民之用。”[8](p141) 在他看来，其政不良而国亡，其罪在官吏“不会用民”，而不在民之本身。因此官吏“为政”应做到：
其一，用众。阎锡山认为，共和时代的建设全赖国民，只有全体国民投身其中，才能建设新政治。所以，治理的关键主要在于如何“用民”。要用好民众，首先要为民着想，使百姓“做好人，有饭吃”，这也是他实施村政的具体目标。他说：“原来纯纯粹粹之政治，即是为百姓做好人有饭吃。现在内外政治之精神，均未臻此境。”[11](p12)具体到“做好人，有饭吃”的标准，他认为不耍钱、不吸烟、不贩卖金丹，这便是好人；能种树、种棉、牧羊、勤俭、积蓄，这便是有饭吃。
如何用民？阎锡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官民关系”的卓见，以及合格官吏的标准。他强调：“能自管是好人，能管人是好官。”[1](p141)正人先要正己，“不善于管自己者，绝不能管人。”[1](p144)因此，为官者要公道正派。
身为官吏，“何以领导人？看住人做事，不若鼓励人做事法子好。因看住人，人是被动的。鼓励人，人是自动的。被动的是表面的力量，不能长久。自动的是里面的力量，能长久。且看住人做事，只能管理少数人，鼓励人做事，能管理多数人。”[1](p15)他断言，“不承认他人聪明，即是自己不聪明。不察觉他人糊涂，即是自己糊涂。”[1](p114)因此，他反复强调，为官之人必须学会用人，在调动民众中成就大业。
其二，诚信。取信于民是阎锡山吏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政”是其核心和要旨。他说，信为“政治生命，立国之本，必须人各守信，立国始有根本。”[2]在他看来，“政治的生命就是政信。”[1](p210)“为政最怕失信，失信等于自杀。”[1](p200)因此，“行政第一须言行相符。”[1](p93)谈到“信政”的作用，阎锡山强调：“信即是生命，人信是人的生命，政信是政的生命。人要失了信，虽活的亦等于死了。政治要失了信用，虽有政治亦等于没有政治。处事第一要保守人的信用，才能表现人的效用。为政第一要保守政的信用，才能表现政的效用。”[1](p143)他经常告诫即将赴任的县长们：“使人民信什么？”“皮面上是政信，说到哪里做到哪里，绝不以政罔民。骨子里是人信，信你这个人，不会偏私自私，做不利民之事。”[1](p12)他认为，信政即是踏踏实实地工作，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取信于民。
其三，亲民。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是阎锡山为政的又一要旨。日记中记录了许多新任县长“请训”时阎锡山的教诲，其核心和关键词就是“常下乡”和“亲民”。如新任偏关县长请训时，阎锡山说道：“偏关贫瘠，又处边陲，人民感政惠甚少，汝去应抱亲新二字。亲民以振其心，新民以兴其志，当多下乡，少文告。下乡要与人民说明利何兴，弊何除，使民知其趋向。贫瘠县份施政易显功效，你要父母其心，公仆其身，勤劳热心为之。”[1](p11)太谷县长临行请训，阎锡山说：“太谷县初以商富，后溺于惰怠，烟赌等嗜好普遍，田野荒芜，你到县应拯溺励勤，本己溺己为怀，多下乡，多劝说。”[1](p11)可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关心民众，是为官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在他看来，“多少纸片上的命令，不如一趟面谕有效。”[1](p188)
但是，“亲民”并不是对民众一味纵容，宽严并济、奖惩分明是为官者应当时刻谨记的。“为政之要，
在视民情而定，当宽者宽，则民知感，当惩者惩，则民知畏。若徒以宽为德，宽其所不当宽者，是加恩于坏人，而反贻祸于好人。”[6](p9）在阎锡山看来，当今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是人治、心治，而非法制。因为人治可以统一人心，只有实现从心治到人治的过渡，社会才能和谐有序，法制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综观阎锡山的“用民政治”，他虽然就“安民”、“治民”、“用民”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思想，但它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还是有着很大差别，他所有关于民的思想，最终都是为他的“治理”、“管理”和“统治”的。他反复强调的“道理即是生活，工作即是财富，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处事哲学，是他实用政治具体化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