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民族觉醒讲座稿

甲午战争与民族觉醒

引言：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农历甲午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它折射出民族屈辱、觉醒和复兴的历史内蕴，标示着国家奋进、崛起和强盛的历史进程。

甲午战争改变了整个国家。自甲午后，每一种企图改变或者说拯救这个国家的势力，都在拿那场战争“说事儿”，对它提出各种各样的解构与诠释，利用它表达自己的主张。本就记载模糊却给整个国家带来椎心之痛的史实，随之被有意无意地误读，越来越偏离本来面目。而国人对历史的敷衍传统，为后世的还原真相带来极大的困难。

观察中日甲午战争，双方胜败的一个侧面，便是对这场战争的历史研究。日本是官方修史，档案公开；中国则无官方修史，档案不公开且保存不善，只能依靠极少数当事者的私人回忆录。

一、如何了解甲午战争？官方战史VS“报告文学”

从甲午战争后期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其中以战史著作为主，主要有两类：一是私家著述，如川崎紫山著《日清陆战史》（1896）、川崎三郎著《日清战史》（1897）等这些战史著作，大多为长篇巨帙，以史料丰富见长。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战，战后搜集了中日双方有关战争的文献资料，以及西方人士的记述和评论，并遍访日军参战将领，据以撰成此书。二是官方著述，如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等。至于官方著述，系日本军事当局组织编纂，资料搜罗既易，叙述尚称详尽，自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日方著作，除从军事角度叙述战争过程和总结战争经验外，在观点上则着力为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歌功颂德，并歪曲事实，掩饰日方蓄意挑起衅端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故决不能以信史视之。

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未免相形见绌。可称为战史著作者，仅寥寥数种而已。其中，应首推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5卷（1897年刊本）。甲午战争发生时，40岁的姚锡光在山东巡抚李秉衡门下做幕僚，算是战争参与者。百年来，任何一个甲午战争的研究者都绕不过这本书。然而，对甲午战争的误读，也由《东方兵事纪略》肇始。这是一本硬伤满眼的书。连某个将领的名字、黄海海战损失了哪几艘军舰、有没有击沉日本军舰，都搞不清楚。中国史家不讲实证与逻辑，凭道听途说和想象为当事人添加台词的弊病，在这本治学极不严谨的书中亦有体现。而这些无任何根据，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文字，成了百年来许多历史研究的源头。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有一面名录墙，刻着目前博物馆掌握的全部官兵姓名。我在现场看到，这面墙上的名字，包括洋员在内不过四百余人。而根据日方战史记载，北洋海军12艘军舰上的定员合计2625人。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用不到10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事。”陈悦说：日本人编撰的极端细致和严肃的战史，构建了甲午战争基础性的研究平台。“在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研究记录，到现在都没有。”

二、关于甲午战争的各种谬误如何而来？

谬误一：北洋海军最终困守威海卫、坐以待毙的原因何在?

北洋海军最终困守威海卫、坐以待毙的原因何在?源头就出自姚锡光笔下。他在山东，却能绘声绘色地描写丁汝昌与李鸿章在天津会面的对话：丁汝昌请求海军全力出击，“决死战”;被李鸿章斥骂：“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由此，李鸿章被钉上“保船避战”的耻辱柱。从晚清、民国直到新中国，无数研究甲午战争的著作都将北洋海军的最后覆灭，归咎于他这个“罪魁祸首”。

“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往来电报，我从《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篇篇对照过。李鸿章从来没有让他避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许华说：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舰队“出海

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只是在1894年8月1日的电令中有一次“保全坚船”的指令。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更连续指令，“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李鸿章全集·电稿》，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上海图书馆编撰出版，但未出全。从此，这份档案才被中国的历史学界列为研究材料。

但看不到电报，恐怕并非《东方兵事纪略》出错的全部原因。

该书成于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后。朝野大哗，李鸿章沦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姚锡光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又是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嘴上抗日派”，李鸿章的政敌。北洋海军最后在威海苦盼援军不至、全军覆没，与他有直接关系。战后，他居然成了清算战败责任的朝廷大员之一。

谬误二：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最为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之一，便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这种说法，符合从晚清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多种政治势力对清政府执政能力的否定，以及对慈禧太后本人的丑化需要。而出处，正是维新派的首领、文豪梁启超。

1899年，梁启超写出一篇随笔：“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皆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括全国之膏血以修国防，而其实乃消磨于园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卒令一蹶不振，割千余里之辽、台，偿二百兆之金币，元气尽断，国丑全露。”

近年来，国内多位学者均为此写过考据文章，主流观点已渐渐统一。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在其最新著作《沉没的甲午》中下的结论为：“所谓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一说其实完全是讹传。”

海军衙门负责的事项不只有海军建设，还包括开矿、铁路、电报等洋务;而海军的军费，也不能与海军衙门经费混为一谈。自建立起，海军衙门便被清政府视作财政周转的一条金融通道，时常通过海军衙门经费腾挪款项，用于其他用途。修建颐和园堪称其中的“代表作”。而海军建设所需的经费，尤其是购买军舰的银子，几乎都不来自海军衙门日常下拨的费用。

1898年起，梁启超进入一生思想最为偏激的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好友谭嗣同等人被杀，梁本人被迫逃亡日本，转向暴力排满，鼓吹“破坏主义”。这则短短的随笔，正写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梁启超不仅推出“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一说，且在其主持的《新民丛报》上刊出数首托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伪诗，以激发民气，鼓吹革命。

梁启超的排满暴力思想并未持续多久。1903年他即转变观点，转向开明专制。但这篇感情充沛、鼓动性极强的文章迅速流传，已非他所能控制。几十年后，这种说法几乎成了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识。

谬误三主炮晾晒衣物？

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之说流传久远，称北洋舰队在访问期间被日方军官东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证明军纪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这则不靠谱的故事却被国内许多人引用，最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1940年在《整建月刊》上发表洋洋数万言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文中多处引用小笠原长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上面那一段，只不过“平远”舰的名字换成了那次同样没有访日的“济远”，到了唐德刚先生那里，“济远”舰又变成了“定远”舰。

我们先来看看“定远”舰主炮晾晒衣物有无可能。

“定远”级铁甲舰，是洋务运动中国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巨舰。其主要火力是四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落有致的两座炮台

内，这四门巨炮便是现代“主炮晾衣”说指正的晾衣事件发生地。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行测量，其305毫米口径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三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两米（“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属于旧式架退炮，平时为了方便保养，炮管大部分缩回炮罩内，装弹时再将火炮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一个离地接近3米、长度仅不足2米、直径接近0.5米的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困难，甚至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的事故。纵观“定远”舰，无论是栏杆、天棚支柱均为可以用来晾晒衣物的方便设施。就算北洋舰队官兵军纪涣散，似乎尚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着摔断腿的风险。

主炮晾衣的故事在中国衍生变形出的“济远”主炮晾衣说、“定远”主炮晾衣说、东乡平八郎从“定远”主炮管里一摸一手灰等说法，皆因没有史料依据而被证实为以讹传讹。尤其是后一种说法额外荒唐，“定远”舰主炮炮管距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东乡平八郎的身高不足一米六，怎样才能从“定远”主炮的炮膛摸到灰？

误解一，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完全归结为是甲午海战的失败造成的。120年前的甲午海战战败是历史事实，但从整个甲午战争来看，除了海战场还有陆战场，甲午海战只是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整个甲午战争的失败一味地归结为海战场的失败，显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从甲午海战的失败来看，有其必然性和深层次原因，但应当说，清政府腐败没落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何以战败？

1、中国何以战败？——两支军队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1888年以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时而正为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多年未置新舰，部份应进行之更新工程如更换新式火炮亦未能进行。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

成军近10年未更新装备，购置新舰，要知道军事技术是飞速发展的，怎能耽误这近十年时间。而北洋官兵们就是用性能上与日本相差了一、二十年的军舰去战，而且又有如此多战斗外的因素捆扰着他们。

舰船吨位、马力、参战兵力、火炮数量、速射炮数量、鱼雷发射管数量日本都是明显优势。海战中的机动力、火力北洋水师都处于劣势，而且就连弹药也是严重不足，这种战斗，换了是谁去都是难以取胜的。甲午海战失利，败在整个国家的弊病，不能简单的责怪北洋水师的官兵，不能简单的以一、两个将领承担全部责任。

“军人可以打赢战争，但是有的战争，无论如何军人都是无法打赢的。”

2、中国何以战败？——两个皇室

清政府：光绪大婚庆典，耗费银子500万两。为迎接慈禧六十大寿，修建颐和园，总耗资约在六百万两左右。

今日令吾不欢者吾艺令其终生不欢

1874年，天皇诏令：从即日起，天皇开始撙节内宫开支，进餐时的四碟八碗撤了，入夜的笙管笛箫停了，什么锦衣玉带，什么钟鸣鼎食，天皇不要享受，不要排场，只要海军。

一天宁可只吃一餐也要建立强大海军

3、中国何以战败？——两种准备

1894年6月9日，日军登陆仁川，进占汉城。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摘编自《盛世之毁》

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

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松阴1855年一个仓促应战准备不足，一个蓄谋已久，充分准备

4、中国何以战败？——两种改革

187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与驻华公使森有礼有关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中服饰改革的对

话（故事略）

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

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长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 ——俾斯麦（德）

一个中体西用，一个脱亚入欧

今天，我们在甲午战争发生120年之后重新思考这场战争，可以发现它所蕴含的内容：

它并不是简单的武装冲突、军事斗争，实际上是一个‘文’的争夺，是一种文明的争夺、

文化的争夺、制度的争夺。从一定意义上说，甲午之败，虽败于日本，实质上根在制度，

根在清廷，根在清军自身。“国势蹙也，财源匮也，民心涣也，威柄失也，而四者皆国之命

脉所系，失之何以自立？”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西方列强战后在中

国恣意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沦为虚弱的大国、待宰的肥羊，陷入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沉沦甲午，亡国感、危机感、毁灭感深深刺痛着中国人，如近代思想家

严复所言：“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

四、敢问中国勇气？

1、民族忧患意识

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

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2、民族救亡意识

1896年11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保守的中国正在觉醒。"

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

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

——章开沅

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永志难忘的一段血泪史、羞辱史。它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谷底，

但同时也是转折的节点。“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

致败之由，是死人也。”冷眼观察天下大势，重新审视国家现状，理性思考民族前途，中国

人从此真正开始了民族觉醒。在此后60年的甲子时空中，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成为历史的

主旋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轮番登场，以各自的方式拯救民族危亡。

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第五次进京应试在礼部会试取中第

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四月殿试时得中一甲一名状元，授以六品

的翰林院修撰官职。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遭失败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

途之无聊，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

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不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

孝，从此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

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

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

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

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

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清廷力图以维新方式革故鼎新。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变法图强为口号，提倡向西方学习，变革制度。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诏定国是”。维新派所主导的“戊戌变法”犹如脱缰野马驰骋，维新思潮汹涌澎湃。但变法触动的是庞大的封建专制集团利益，依靠的仅是皇帝和少数激进官吏的力量，缺乏社会基础，很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仅维持103天，就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告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方式推动历史，克隆西式民主政制改造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终止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实现五族共和，建立西式政体，“民主”、“自由”、“共和”的口号激荡全国，三权分立、总统内阁制、党派议会政治成为现实。但西方政体在中国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很难落地生根，西式民主实验昙花一现。

甲午留下的精神遗产首要一条是，学习西方的目标是中国本身的现代化。“甲午最大的教训是把‘现代化’片面地理解为‘西方化’。事实上，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和中国的本土制度必然冲突。”马勇认为，中国要生发出自己的工业文明，要生发出自己的商业文明，必须介入到经济的大循环、大贸易当中。但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当时没能通过社会的主动释放来完成，而是战争打醒了中国，进行了被动转型。“一个社会要对自己的发展、对世界的大势有一种清醒的估计。回望甲午，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转型仍然能够有所启迪。”

五、结语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不应拒绝反思失败，而应认真吸取失败教训，找出原因，深挖根源，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把教训转化为民族振兴的契机和动力。

●中日两国观念、制度、文化上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仅败在战场，也败在软实力上。这虽然是百年前的教训，但举一反三的反思仍有价值。

●海洋事业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也关系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利益，决不可等闲视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代中国的惨痛教训、当代中国的战略需求都明白地告诉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在当代中国人的肩上。

回望甲午，我们不应沉湎于“中国悲情”，事实上，正是从这次失败中，中国找到了再出发的动力。“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了。两个甲子积淀着几代中国人的经历、痛苦与思索，留存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当新的甲午年来临，当新的甲子轮回启动，中国既展现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底气，更表现出沉思历史、反省历史、总结历史的理性。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幅画卷已渐显渐美，但还远未到驻足欣赏、品味成就的时日，我们绝不能陶然自得，还必须不懈奋斗。2014年，甲午之年，在中国闪耀的是改革呼唤、改革精神、改革举措，它将以改革之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留下又一个醒目的红色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