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

与政派利益》书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一系列战争，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的瓜分达到最高潮，中国沦为半殖民的半封建社会。外交上，虽然近代外交官尽力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但由于中国的实际国力的衰弱，国际地位的不断下滑，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列强维护自身的牺牲品，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劣势地位。在国内，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内政。不过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建立广东军政府后，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南北分裂，政派林立是当时中国内政的特点。中国内政、外交百废待兴，急需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式下，挽救中国。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1914年夏天爆发的欧战对地处远东的中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第一，1914年8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青岛，由此中日之间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又形成了新的山东问题；第二，1917年北京政府因对德宣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结果导致南北分裂；第三，1918年在段祺瑞集团的安福系支持下，徐世昌当选总统，在“一战”的最后阶段对德宣战，有资格参加来年在巴黎召开的善后会议。第四，欧战的结束推动了南北停战，召开南北和会，中国内政发生转机。第五由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被一大批职业政客，尤其是失意政客敏锐的嗅到，并积极展开政治动员，引发政潮，纷纷加入学潮和政争的行列。而当时南北政争激烈，政派林立，北京政府更迭频繁，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一个长远的通盘的考虑，也没有连贯的持续的方针政策，很多时候就是临时应付、临时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的谈判表现，导致最终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不利地位。

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主要从政治层面讲述了巴黎和会和中国政局的各自演变以及相互作用。公元1919年，中国在外交与内政两个方面同步展开，即巴黎和会和南北和会。这年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由这两个和会直接或者衍生出来的。

这本书主要对一下几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第一，作者指出中国在巴黎和会遭遇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与日本发生了山东问题的争执，即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由日本继承，还是直接归还中国。由于起关键作用的美国，因出于对日妥协的政治需要，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山东权益，承认日本拥有山东的继承权。故作者得出“政治的永恒的规则，就是论据服从于需要。”第二，对德合约是签字还是拒约的问题。由于对德和约从始至终都被摆在全民的视线之下，成为全民争论、全民参与的一件事，所以被无限放大，极大地制约执政当局的选择与决断。中国代表团在北京政府推诿下最终决定“公同决定，不往签字。”作者通过考证得出，其本来的意思并非断然拒绝签字，而是要留一个补签的余地。但是北京后来并未训令签字，事实上成为拒绝签字。第三，作者认为五四学潮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它既是学潮，又是政争。作者举例说明了广东方面力图将五四导入护法的轨道，指望将抵制对德和约的呼声，变为对非常国会的支持。以及研究系最为活跃，扮演了一个政坛上的复仇者的角色。它实际上是社会舆论的主要的引导者。政客的搅局，对北京政府构成相当的杀伤。第四，南北和会主要解决南北两个国会，哪个合法，哪个非法，哪个

保留，哪个取消。徐世昌企图以解散安福国会为条件，换取南方对其总统的承认，导致总统和国会的关系急剧恶化。接下来，政府关于签署对德和约的决定，未能获得国会的支持与合作。南北和会的召开，不过是为南北政客提供了一个施展谋略和宣传的舞台，其破裂是必然的。第五，作者认为在此期间中国产生了两个明星人物，一个是吴佩孚，在内外两敌锁定之后，站出来扛起抗敌大旗的就是他。吴佩孚展现的一个敢于对日本言战的硬汉形象极大地迎合国民心理；一个是顾维钧，作为外交界代表人物极受作者青睐，认为他“在技术上的十分专业的素养与表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外交的形象”。作者更表示，中国代表团最为重要的交涉活动，几乎都是由顾维钧担任的。

这本书就像书名所说的，讲的是“内外博弈”，是多线型的，更加近似网状。作者从外交与内政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以巴黎和会和南北和会为核心，以中外关系和中国内部政治关系为线索发展文章。通过一系列史实、史料真实地重建了在当时巴黎和会中中国举步维艰的处境；描写了当时中国人政治从业者的心态和做派。了解了这些，现在的人才能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么“蠢”，才能体会到当时的外交官的不易，并非想后人认为的那样是卖国贼。以递进的方式，层层深入，让读者不断深入地了解巴黎和会上对德和约的发展变化，北京政府不断面临危机和解决方法，以及中国各个政派的宣传造势，汪洋恣肆，互相攻击。

这本论著论据考究精细，叙述引人发思，思考有力。邓野遍采巴黎和会期间，国内军政各界的电报、文书、报刊报道以及关键人物的日记、书信。并且作者在史料的提取拿捏上极为老到，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抓住巴黎举行的世界之和议与上海举行的中国南北之和议，把派系林立、矛盾冲突纷然杂陈的那段历史“驯”得服服帖帖，纲举目张，井然有序，而且简明扼要的叙述中充满了历史张力，甚至试图勾勒出徐世昌、顾维钧、吴佩孚等人的形象，让人手不释卷。《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这本书语言平实，通俗易懂，是一本大众化的历史著作，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毫不枯燥。以往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著大都侧重于论述思想启蒙、民众运动，此外关于巴黎和会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作者改变历来的写作方式，从两个方面重新论述这道课题：其一，从国家政治的视角，侧重于研究五四学潮前后，北京政府的各项考虑、主张与措施尤其是主要政派之间的不同利益关系。其二，从国家外交的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全过程，尤其是围绕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这个核心问题，北京政府的前后考虑，以及中国代表团的具体交涉。在大陆地区，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范式。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承认的，“因篇幅和体例所限，分析与论述未能充分展开，不少材料也未能充分采用”，这不免造成该书在一些问题上判断失误。书中的叙述就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比如，邓著一边说代表团不重视山东问题，一边又说顾维钧在战时就曾着重研究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包括收回山东主权；一边说代表团第二次会议没有提及山东问题，可是次日陆徵祥为什么要介绍山东密约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