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心理压力
本文通过对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战场心理现象的讨论，结合军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简要分析战场心理压力的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通过整合Matthews, Zeidner & Roberts（2002）的职场压力沟通模式，以及Gal & Jones（1995）的战场压力模式，提出“战场心理压力模型”，并以模型为架构，用以讨论美伊战争中的战场心理压力行为。此模型中共有七个重要因素，分别是：
既有特性（包括个体、团体与战场因素）、战场压力源（分战斗前、战斗间与战斗后）、领导者、战斗情境的知觉与评估、警觉改变（分别作用于生理、情绪、认知与社会层面）、因应行为（包括问题焦点、情绪焦点与逃避）、调适结果（包括适度焦虑所引起的最佳反应与过度焦虑而引发的战场压力反应CSR，以及战后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此外，由于美伊战争的特点之一，在于可能发生的生化战争所带给人的危机感，因此本文也探讨生化战争下的压力及行为特性。最后，本文依“战场心理压力模型”提出部队面对战场压力时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关键词：美伊战争（U.S-Iraq War）、战斗压力（combat stress）、战斗疲乏（combat fatigue）、战场震撼（battle shock）、生化战（biochemical warfare）。
前言
美国以“自由伊拉克作战”为名，在2003年3月20日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虽然5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战争结束，然而仍然不断有美军在伊拉克遇袭导致伤亡的报道出现，说明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残存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以游击战的战法攻击美军。在大规模地面战争期间，以美、英联军充分运用高科技武器装备，一路势如破竹高速逼近巴格达。然而在4月16日的美军伤亡评估报告中美军有105人死于战斗、18人死于意外或误炸；英军有8人死于战斗、22人死于意外和误炸，这些数据显示在高科技战争中，人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本文希望通过美伊战争中，战场心理行为现象的讨论，结合过去军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简要分析在战场上由于心理压力的问题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
壹、战场心理压力
战争是国家解决冲突而采取的激烈手段，而战场则是战争决定胜负的重要场合之一，该场合是具有声光震撼、复杂多变、死亡威胁与环境剥夺等特征，这些特征呈现出危险的信号，激发人们产生相应的生理心理反应，而这些反应是为了让个体作好决战的准备，以使个体能有最佳的战斗行为。这些强烈的身心反应即是个体压力反应的基本模式，这种压力反应模式是为了让人在面对危险情境时能拥有维持生存的能力，所以战场压力基本上是战斗行为中
必备而有利的刺激与反应。但是人的身心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如果超越了个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就可能引发注意力窄化、记忆力差、各项生理功能紊乱甚至崩溃，而且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极限有个体差异，同时这个极限也会随经验与学习而调整。因此战场心理压力管理是战场中维持人力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压力已被学者们视为是个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Lazarus,1998;Lazarus & Flokman,1984），Matthews, Zeidner & Roberts(2002)依此论点提出职场压力的沟通模式，认为职场压力可由6个因素来阐释，分别是：个人变项、环境变项、工作情境的知觉、警觉改变、因应行为与适应结果。
对于战斗情境，Gal & Jones（1995）提出一个战斗压力的心理模式，此模式主要是从认知理论的观点来探讨战场压力，并置重点于个人的认知评估及主动因应（active coping）历程（Lazarus & Folkman，1984）。模式中认为某些前置变项（antecedent variable）（包含个体、团体以及战场因素）会通过领导者，影响个体的评估历程，进而造成起压力反应及某些有效或无效的因应行为。而这些因应方式不只会影响其战场表现及战斗结果，同时也会进一步的影响其对战斗情境的再评估（reappraisal）历程，而此种再评估则会再进一步地使个体产生新的因应策略。一般来说，如果个体本来采取的是主动的因应策略，则其再评估也比较倾向与产生主动的因应策略，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反之，如果个体一开始就采取无效的因应策略，则其再评估也较容易产生更负面的因应策略，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士兵的战场压力因应行为，是一种评估与再评估不断进行的循环历程。Gal & Jones（1995）的战斗压力模式和一般的压力模式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强调领导者对士兵的压力评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概而言之，此模式认为，领导者所提供给士兵的信息、下达命令的方式会中介认知评估的前置变项与士兵对于压力及其因应能力评估之间的关系。因此，领导者如同一个聚焦镜（lens），它有可能放大或降低客观的的前置变项，对士兵主观评估产生影响力。总之，此模式的核心之一，是认为某些不利于对抗战斗压力的个人特性、团队特性、战斗特性、并不必然会导致高战斗压力，在这之间领导者仍然有很多可以强化士兵抗压能力、提升士兵战斗表现的空间。综合两种模式，笔者提出如图一所示的“战争心理压力模型”，模型中有七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既有特性（包括个体、团体与战场因素）、战场压力源（分战斗前、战斗中与战斗后）、领导者、战斗情境的知觉与评估、警觉改变（分别作用于
生理、情绪、认知与社会层面）、因应行为（包括问题焦点、情绪焦点与逃避）与调适结果（包括适度焦虑所引起的最佳的反应与过度焦虑而引发的战场压力反应CSR，以及战后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以下分别简要说明上述这些因素与美伊战争的相关现象。另外由于美伊战争中生化武器有可能是伊拉克反击美军的“撒手锏”，因此美军在这次战争中，始终为其士兵配备可防生化武器攻击的相关的装备，因此这里也将陈诉生化战的心理压力。
一、既有特性
（一）个体因素
1.人格特质
某些研究显示，有些特质可以有效区辨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如战力高的士兵似乎较为聪明（intelligence）、男性化（masculine）、社会成熟（socially mature）以及有较高的情绪稳定性。不过整体来说，人格特质和战斗压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Gal & Jones，1995）。
2.健康状况（well-being）
很多研究显示，战斗压力和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关。例如一个对40名遭受战场震撼（battle shock）的以色列士兵研究显示：这些士兵中有80%都曾近期遭遇、或正处于某种压力事件之下，如：大约有二分之一的人有怀孕的妻子在家、或是在战争前刚当上父亲；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在最近刚经历近亲的死亡等（Gal & Jones，1995）。这显示：个体当下的身心状况，可能与战斗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3.过去的战斗经验
一般人会认为过去有实战经验的士兵较不容易有战斗压力，不过整体研究显示并非必然如此。先前的作战经验对于士兵们再次面对战争时的反应，可能有强化（enhancing）或抑制（inhibiting）两种不同的效果，而这取决于先前懂得作战经验是否为一创伤经验而定（Gal & Jones，1995）。当先前的作战经验并未为个体带来创伤，则后续战斗个体也较不容易产生战斗压力。然而，当过去的经验曾经造成创伤时，那么个体再次产生战斗压力和创伤经验的可能性也很高。不过即使个体曾有严重的战斗创伤经验，甚至在战斗中崩溃，只要予以适当的危机处理（forward treatment），则他们未来战斗再次崩溃的可能性也会大幅降低。
4.在战斗中所扮演的角色
个体在作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论这个角色是被正式指派的，或是因应战事变化而自然产生的，都对士兵评估其所处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因应策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一般而言，当个体担任一项具有明显任务导向的工作角色时（如小组领导者），可以带来支配感和控制感，有效降低因战斗压力所造成的危机感。此种因知觉到自己在战斗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造成的战斗抗压效果，主要是通过三种心理社会机制运作（Gal & Jones
，1995）：(1)因角色而产生的期望感，特别是领导角色，使自己觉得必须达成某些期望而强化了自我强度；(2)与此角色联结的支配感和控制感，使自己感觉到战场状况并非无法控制的；(3)因此角色要求对于任务的专注，以致于分化了对实际战争危险的注意，大幅的降低了危机感。
5.自信心（Confidence as a Soldier）
个体对身为一个专业士兵的自信心，对其士气会有很大的影响。当士兵认为他的战斗技能可以有效因应战场状况时，他抗战斗压力能力也会较好。因此可借有效的训练，来提升士兵对其专业性的自信，进而提升其抗压能力。
6.价值信念（Ideology, Values, and Commitment）
当士兵自认他是在保卫国家时，他会有比较强的心理能量，去对抗战场压力。过去研究显示：士兵对战争的合法性（legitimacy）知觉，对其士气有很大的影响。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Lebanon）战争中以色列士兵的研究显示，士兵的士气和其认为入侵黎巴嫩是否正当，具有正相关（Gal & Jones，1995）。
综上所述，在此六个个体层次的压力影响因素中，与此次美伊战争较为相关的主要影响压力因素有二：“自信心”及“价值信念”。
就“自信心”来看，美、英二国军力远强于伊拉克是不争的事实，此种双方悬殊的战争能力，对伊拉克士兵之自信心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而此种自信心的丧失会对战场上的士兵形成莫大的压力，不仅影响士气，也间接导致了许多人阵前倒戈，不战而降的行为。此外，美军在战时多次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轰炸行动，其目标之一也是对伊拉克军队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以使伊拉克军民信心崩溃，迫其投降。
在“价值信念”上，美国一开始即强调战争的目的绝非长期占领，而是为了推翻萨达姆的暴政以解放伊拉克，因此作战代号为“自由伊拉克作战”，并将战争目标明确地“昭告天下”：打击政治目标（萨达姆及其政军领导成员）、维护经济目标（伊北及伊南油田）、最低社会损害（以利战后重建）、降低平民伤亡并争取民心（贯彻人权价值与人道精神并为民主伊拉克铺路）。这些师出有名的做法，不只能争取国际及当事国军民的认同，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Gal & Jones，1995），也能强化士兵对战争合法性的知觉，提升其战斗士气，同时也使士兵有比较强的心理能量去对抗战场压力。
（二）团队因素
1.连队凝聚力和士气（Unit Cohesion and Morale）
团队凝聚力和士气对个体的因应行为和团队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低士气与团队成员间的疏离感，都会使个体扩大了所知觉到的战斗压力，并且导致极端的战场反应。反之，高士气和高团体凝
聚力的部队，即使长期暴露于高战斗强度（combat intensity）的情境下，其因战斗压力而失衡，以及因战斗导致精神疾病的罹患率均较低（Gal & Jones，1995）；这显示，在战斗中，同袍的相互支持及扶持，能有效地帮助个体降低战斗压力。
2.对领导者的信心（Confidence in Commanders）
目前的研究显示领导者能有效地提升部队士气、战斗准备状态，并且有利于部队的战斗表现，而对领导者的信赖感有助于士兵的抗压能力。其中有三个因素与部属对领导者的信赖感有关：（1）信任领导者的专业能力；（2）认为领导者是可信赖的（credibility）；（3）知觉到领导者关心他的部队。在平时，这三个因素是一样重要的；而在战时，对领导者专业能力的信任则显得较为重要（Gal & Jones，1995）。
在这次美伊战争中，就笔者所收集到的信息而言，似乎并未特别有报道提及领导者和同僚对因应战场压力的影响。不过，整体来说，连队士气和领导者对战场压力的影响应该是不言可喻的。
（三）战场因素（Battlefield Factors）
1.战场性质（type of battle）
因战斗性质的不同，其战斗压力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攻击性行动和防御性行动其所产生的战场压力就有可能不同。在防御性行动中，通常部队是处于被动状态，而在被动状态下人们是处于未知的情境中，必须随时被迫去面对紧急的状况，因此比较容易历经无助感（a feeling of helplessness）。而在攻击性行动中，由于人们是处于一种主动的状态，因此对于情境会有比较大的控制感。此外，压力也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夜间的防御性行动，人们不只处于被动状态，更有可能因为黑夜增加未知感，而使人感到孤立，并且带来更大的战斗压力。反之日间的攻击性行动，则由于士兵容易看见战友及敌人的死伤，使其所感受的战场压力相比于夜间来得大。不过目前对于这些战斗类型、情境与战场压力的关系，少有特征性研究（Gal & Jones，1995）。
以整体攻防来说，此次美伊战争中，美（英）军攻击性部队，因此他们对于战况有较佳的控制感，士兵因此而衍生的压力相对于伊军来得小。反之，伊军则处于被动的防御状态中，因此其士兵的心理压力是较大的。
2.战斗长度及强度（Length and Intensity of Combat）
暴露于战斗情境下的时间长短与累积性压力（cumulative stress）有关，而战斗强度（combat intensity）则与剧烈性压力（acute stress）有关。前者称之为战斗耗竭（combat exhaustion）或战斗疲乏（combat fatigue），后者称之为战场震撼（battle shock）。
就战斗时间长短和战斗压力的关系而言，目前的研究似乎显示，
适度的暴露于战斗情境下，有助于增强士兵的战斗信心以及对抗战场压力，然而一旦超过一定的阈限（threshold），则反而会削弱士兵的抗压能力，并且导致其崩溃（breakdown）（Gal & Jones，1995）。
而战斗强度和战斗压力也有关，所谓的战斗强度指的是战斗的激烈程度，战斗强度的高低通常可用每天死亡的人数（killed-in-action, KIA）或受伤的人数（wounded-in-action, WIA）来作为指标。有时也会直接用部队在某时间单位内的战斗次数（the numbers of ‘pulses’ of fighting）来作为战斗强度的指标。通常战斗强度越高，所引发的战斗压力也越高（Jones，1995）。
3.战斗预期、不确定性及突然性（Battle Anticipation, Uncertainty, and Surprise）
不只是真实的战斗情境会引发压力，对战斗的预期心理也会引发战斗压力。在二战时，有些学者提出了称之为“前战斗征候群”（precombat syndrome）的现象。他们发现那些准备出任务的士兵常会抱怨一些无明显生理症状的身体病痛。因此他们认为，有时候因预期即将参与战斗而知觉到的压力可能比真正的参与战斗来得更大。此外，从过去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知感和不熟悉感。因此战斗的不确定性、突发性等，都有可能引发战斗压力。从这个观点来看，让士兵了解其任务、战场特性等，将有利于降低其战场焦虑（Gal & Jones，1995）。
此次美伊战争中，美军面对主要不确定性及突然性，为伊拉克的自杀性攻击。由于反美武装的自杀性攻击常常令美军猝不及防，所以非常容易引发一些士兵的恐惧及紧张，甚至会导致一些误击友军乃至误伤平民的事件。
4.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美伊战争何时开打，一直是战前许多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最早制定的出兵时间是2月，专家认为这是在中东沙漠展开军事行动的最佳时间，因为从4月开始，中东的气温将迅速升高，酷热难耐而不适合发动战争。过去研究也显示，处于恶劣环境会让人产生很大的压力（如沙漠、森林等），影响士气，进而影响士兵的战斗表现（Gal & Jones，1995）。此种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也会反映于某些军种上，如海军士兵长期身处于不见天日、船舱狭小、人口密集的环境中，也会产生莫大的压力，而美军过去也曾发展过一个“环境征候问卷”（ Environmental Symptoms Questionnaire, ESQ），以检查处于极端环境中的士兵的心理及生理状态，以便做有效的处置和因应（Sampson, Kobrick, & Johnson，1994）。
二、战场压力源
（一）一般战场压力源
美军一直非常重视战场压力的研究，他们在1993年是建立了“人性向度战争研究团队”（Human Dimension
s in Combat Research Teams）的概念，并同意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正式部署研究人员，进行战场的心理研究（Bartone，1998）。“人性向度战争研究团队”中的人性向度（Human Dimensions）一词，其主要意义即在于张显美军战场压力研究侧重于人性因素的探讨。这个机制的建立，使得美军军事心理学家能够直接参与实际战斗，并且从中收集于战斗压力有关的资料。其中广为研究的一个主题是战场压力源的探讨。
Bartone & Adler (unpublish；引自 Bartone，1998) 综整过去研究后，认为战场压力源主要可氛围五个向度：孤立（isolation）（如因部队远离其他友军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模糊性（ambiguity）（如任务未被清楚界定）、无力感（powerlessness）（如看见民众受苦却无能为力）、无聊（boredom）以及感受到威胁和危险（threat / danger）。
在此次美伊战争中，此五项压力源也多被报道。例如就「孤立感」而言，虽然此次战争并未出现因远离友军而孤立无援的案例，但是对背井离乡参加战争的绝大多数美军士兵来说，最难以忍受的压力之一，仍是心中涌动的对家人的思念。而就“模糊性”而言，此次美伊战争美军所遇到的抵抗远比预期中来得顽强，这使得原本美国允诺美伊战争将很快结束的说法似乎变的无法兑现，战争结束之日显得遥遥无期，而伊军一直扬言不排除使用生化武器，更增加了战争的不确定感；凡此均给美军士兵沉重的心理压力。就“无力感”而言，战争中的不确定感及危机感，使得误击事件频传，误伤平民造成无辜死伤的事件更是频繁，凡此均会使士兵产生无力感及罪恶感。而就“无聊”这个压力源而言，战争初期，美军由于补给不足而采取事物限制措施，因此士兵每一天仅食用一餐。在此种情况下，部队随之停止前进，以避免与敌人过早接触；这些行动，都使得士兵停留在一种缺乏意义感的状态中，而士兵懒散、倦怠的情绪也随之扩散。最后就“感受威胁和危险”而言，伊拉克军民对美军各哨所、基地的多次自杀式攻击，也让美军士兵长期处于生命受威胁的恐惧中，进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整体而言，此次美伊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压力源应该和过去研究并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三、领导者
在战场中领导者担任了预判形势、决定作战方式、分配任务与协调等功能，因此诚如Gal & Jones(1995)所言，领导者象一个信息的聚焦镜，战场压力源通过领导者的诠释提供给士兵们知觉与评估战斗情境的依据。美伊战争中，伊拉克一直宣传以“非传统”战法来对抗联军，又不断以自杀式攻击袭击联军，这使得联军成员心中存有生化战忧虑，且对
于伊拉克平民与敌人的区分变得相当困难，这两种状态都会引起士兵的焦虑情绪，此时领导者对于信息诠释与士兵的标准作为的训练，可以让士兵对战场信息的不确定性有较明确的阴影行为，而达到减低焦虑的效果。
四、改变警觉的影响
个体获得信息后，会进行认知评估工作，一旦评估发现情境要求超出个体的能力或可能危害个人生命时，即改变警觉状态，使生理、情绪、认知与社会等层面做适度调整，以应付此一危机。
五、因应行为
Lazarus & Folkman(1984)将人们面对压力时，采取的因应作为分为两类，一为问题焦点，即个体将资源运用于处理危险警讯时所需的能力，如面对生化战时，个人防生化装备的完善程度、个人操作设备的熟练性等，另一为情绪焦点，针对焦点情绪所采取的作为，如利用放松法来抚平自己的心情。这两种方法都是积极面对危险警讯的方法，然而二者需要同时应用才能有效掌握情境，且让个体有最佳的反应行为。相反的，如果应用逃避策略如否认、宿命等方式，则无益于作战表现。美伊战争中，士兵运用的因应策略目前无法得知，但 Solomon(1988)研究曾参战的以色列退伍军人显示，惯于使用情绪处理因应方式 (emotion-focused coping)的人，较惯于使用问题解决因应方式(problem-focused coping)容易出现创伤后压力失调症（PTSD）。
六、调适结果
由于战场是一个攸关生死的场域，而战斗时的声、光、伤亡都显示个人生命存续于瞬息性，因此其必然引发某种程度的焦虑。对于习惯于战场的老兵而言，已养成一套自动化的作战行为与调适技巧，但对于战场中的新手，焦虑的调适能力若不足，即可能出现“作战压力反应”（combat stress reaction）。所谓作战压力反应是指士兵出现疲惫而无斗志、易于惊惧与焦虑不安、精神涣散与迟钝等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现象。从以色列与二战中的现象显示，作战反应是战场中意外伤亡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军在此次战役也投入了200个以上的医疗人员来处理士兵的作战压力反应，并且成立了十个战斗压力控制单位其成员包括心理医生、精神病学家、社工、牧师及其它心理学专业人员，以有效协助领导者处理战场压力。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调适结果，是在战后出现的“创伤后压力失调症” （post- trauma stress disorder,PTSD）。所谓PTSD是指个体持续出现某些症状，包括一再重新经验战争时间（闯入性经验）、逃避与战争事件相关的人、事、物，以及对生活环境的过度警觉等，而这些反应可能出现个体屡次因噩梦而惊醒，感觉变的迟钝麻木、总是快乐不起来，无法和人亲近，且有失眠、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等情形。长期以来在退伍军人的PTSD现象已广被研究（Van Dyke, Zilberg & McKinnon, 1985; Hermann & Eryavec, 1994;Op den Velde et al ,1993;）。
七、美军生化战争的心理压力
生化武器的运用，已经为后20世纪的战争带来新的健康威胁（Romano,J.A & King,J.M,2002），而此次美伊战争最特别之处，在于生化战争的可能发生。生化武器为美军最顾忌的武器，也是唯一能大量杀伤美军，以及使战争陷入旷日持久的变数。为了因应可能爆发的生化战争，美国国防部甚至在战前做出指示：对于在伊拉克作战阵亡的美军，尸体将就地焚烧，不以尸袋运回，以免遭生化感染。由于生化战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而美军对生化战争的心理研究资料颇为丰硕，1997年的Military Psychology（第九期）与2002 年 Military Psychology(第十四期)都以特别专题方式讨论此一议题。因此以下本文将简述美军生化战争心理研究的现状及成果。
（一）生化战争的心理特性
生化武器可说是仅次于核武器之外，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武器，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它具有以下特性：
1、对大多数人而言，它都是不熟悉的，是超越个人正常生活经验之外的。因此，使人们容易因不熟悉而增加心理的威胁感。
2、其伤害性、影响范围不受空间限制（如病毒），且历时极长（污染）甚或会是永久的伤害。此种特性也强化了其对人的心理威胁。
3、无色、无味、不可见、难以预见、且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对其特性、长期使用后果仍不了解。
4、与重要的生理需求（呼吸、饮食）联结。
5、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由于上述各项不确定性，使其引发假警报（false alarm）的可能性增加，因此从某个角度来看，扬言要使用生化武器比真正使用生化武器更可怕。
由上述的几点生化武器特性可见，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们对它的不熟悉性，引发强烈的心理威胁感和情绪焦虑。
过去研究显示：人们通常高估不熟悉事物的危险性，却低估熟悉事物的危险性。此种情形也发生在人们对生化武器的评估上。
（二）面对生化威胁时所引发的反应
一般来说，面对生化威胁时，人们可能会有两种典型反应，称之为过度反应（overreactions）和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s）（Stoke & Banderet，1997）：
1.过度反应
过度反应包含：（1）情绪上的焦虑；（2）恐惧症（phobic avoidance），如呼吸困难（breathing distress）、过度换气（hyperventilation）、呼吸不足（shortness of breath）、颤抖（tremor）、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c）；（3）恐慌（panic）：如不顾一切地逃窜，且此种恐慌是具传染性的；（4）过度担心受污
染（obsessive concern with decontamination）；（5）聚集于安全防护区；（6）在安全区内的人找理由以让自己不出防护区；（7）在安全区内的人找理由不让他入进入防护区；（8）囤积或是偷窃防护装备；（9）虑病（hypochondriasis），且此种虑病现象也是具传染性的；（10）因过度担心导致心理疾病（如转化症）；以及不适当的自行服用解毒剂。
2.反应不足
反应不足包含：（1）否认（denial），如将注意力转移至较不会引起威胁的事情上；（2）宿命论（fatalism），如认为怎样防护都是徒劳无功（3）、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如找理由拒绝接受生化训练；（4）诉诸理智（intellectualize）整天满口是道理，却从未去执行该工作，以及对于装备的运用、训练过度自信。
（三）美军化学防护衣人因研究
除了上述的一般性生化战争心理反应外，美军还特别着力于人们在穿着化学防护服（Chemical Protective Clothing，以下简称 CPC）时的心理行为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掌握生化战下的官兵心理行为，描述如下：
1、热（Thermal burden）：
生化防护装的透气功能较差，因此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thermoregulation）功能的失常，会导致大量的流质（fluid）及电解质（electrolyte）的流失。因此，在穿着防护装的情况下，不能长时间工作。通常每工作一个小时，需要休息5-15分钟，如此比较能维持工作效能。
2.对工作的忍受度（Tolerance for work）
穿着防护装时，人们对工作的忍受度会降低。在美军的很多与化学防护有关的实验中发现，很多受试者会在实验中途要求退出实验。导致受试者退缩的原因很多，包括压力、头疼、头晕、作呕、不舒服、心力衰竭等。
3.新陈代谢快速变化
穿著 CPC会增加6.6公斤的重量，因此在执行任务时，尤其是需要耗费体力的工作，会使得身体的能量快速流失。
4.身体活动受限（restriction of body movement）
穿著 CPC 会使得身体活动受限，以头部为例：CPC使得人们的头部前后仰俯范围降低约20度，而左右侧转的范围则减少约40至50度。这使得人们在视觉范围上大为受限，同时头部必须作更大的动作，才能看清整个环境并且有效找到来自外界的音源。
5.对心理动作协调性及灵活性的影响
穿着CPC对操作灵活性（manual dexterity）以及心理动作协调性（psychomotor coordination）有很大的影响；在正常状况下，穿着CPC 会立即降低整体的工作表现，包含手臂稳定性（arm-hand steadiness）降低 30%、双手概略灵活性（two-handed gross dexterity）降低 35%~40%、双手精确灵活性（two-handed fine dexterity）降低 55%、单手精确灵活性（two-handed fine dexterity）降低 30%
等。
6.对呼吸的影响
防毒面具对人类呼吸功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包含可能产生呼吸困难（breathing distress）、过度换气（hyperventilation）、呼吸不足（shortness of breath）、颤抖（tremor）、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c）。这些身心上的症状会伴随一些焦虑感。对于防毒面具的熟悉性和训练，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些焦虑感。
7.对沟通的影响
防毒面具会大幅地降低人类的沟通流畅性和精确性。Bensel 等人（1992，引自 Kruger & Banderet，1997）的研究显示：以 Modified Rhyme Test检测正常人对戴防毒面具者所传递的信息接收程度，其平均值为 65%（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为75%）。
8.对人员可辨识性（personnel identification）的影响
CPC会大量的降低人员的可辨识性，这是由于个人的许多特征（如头发、肤色、体型等）等被隐蔽了；而声音也被扭曲了。因此，以其他方式增加个人的可识别性（如名牌）是非常重要的。
9.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整体而言，CPC、防毒面具对较为复杂的认知功能（如反应时间作业[reaction time]、视觉警觉[visual vigilance]、逻辑推理[logical reasoning]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有些研究显示，在连续穿着CPC长达四至五个小时后认知功能会出现明显的衰退现象。
综上所述，穿着CPC对人类的心理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不过，整体而言，多数的场地研究都显示：在穿着CPC的情况下，大部份的军事任务都是仍能被有效的执行，只是其所需时间可能较长。
（四）穿着化学防护装时的心理反应
除了上述的人因工程面向外，穿着CPC时也有一些有趣的心理反应值得参考：
1、神经紧张
穿着CPC会让人觉得神经紧张，进而反应于身体的功能上。例如觉得空气不足、觉得呼吸不正常等。此外穿着CPC时由于人们处于一密闭空间内，所以其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自身，此时即使有些微环境的生理反应也很容易被自己觉察到，加上由于个体可能正处于具有危险性的生化战场，因此有可能对这些生理反应过度诠释，而产生高度的焦虑。
2、孤独感
穿着CPC由于与外界隔离，因此会产生孤独感。过去有学者观察并采访美军的化武训练的受训者，发现这些受训者在执行任务途中，会不自觉地越靠越近，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个被敌军火炮摧毁的明显目标，置自己于危险之中。然而，此种聚集行为是一种不自觉的反应，他们由于内心感受到孤单，而有更高的人际亲近需求。
3、战斗压力后果
最后，许多对CPC的负向心理反应，都有可能受到一些因素强化，这些因素包含对化学武器的认识不足，对CPC信心不足、对自己使用CPC的能力信心不足等。因此适当的教育
训练，可以有效降低CPC的负向心理反应。
贰、部队因应战场压力作为
综上所述，本文仅就过去心理学中对战场心理的研究，提出协助士兵因应战场压力的建议如下：
一、战前的措施
（一）强化训练作为
从过去研究来看，士兵对于其战斗能力的信心，是支持他抗压的重要因素；因此强化战斗技能的训练，使其建立对自身战斗的信心，是协助士兵因应战场压力的根本之道。事实上，以科学而系统的方法来进行训练，早已是心理学研究已久的主题（Desimone, Werner, & Harris，2002）。
（二）灌输并宣传战争的价值
由过去研究来看，士兵对战争的合法性知觉，对士气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师出有名”的士兵会有比较强的心理能量，去对抗战场压力。因此，在战前灌输并宣传战争的合法性，能有效协助士兵因应战场压力。对此，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说服理论（Brem,Kassin,& Fein,2002），也能提供不少助益。
(三）教导正向的压力因应行为
如前所言，面对战斗压力时，个体的可能因应方式有两种（Gal & Jones，1995）；主动因应（如加强战斗技能、检查并确认装备将注意力从担忧中转移等），遗迹无效的因应（如活动量降低、对任务或环境漠不关心、情绪崩溃等）。在战前若能教导官兵了解此两种因应反应的利弊得失、习得正向的因应行为，将有利于战时的抗压能力。
二、战时的措施
（一）对战场压力的正确认知
在战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建立对战场压力的正确认知，不要贸然地进行后送等可能影响士气、产生连锁效应的措施。由于战争对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高压的情境，因此每个参与战争的人都不免会历经程度不同的战场压力反应。不过，整体来说，多数人都具有相当好的心理弹性和适应能力，即使士兵出现了严重的战斗疲乏征候，只要给予他们适度的休息，他们通常仍能正常地执行勤务。只有在经过适度休息，其战斗疲乏状况仍完全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才有必要进行医疗处理。
（二）明确处理原则
承上所述，对士兵战场压力的处理必须明确，以让士兵尽快返回战场为第一优先考虑的因素。由于战斗疲乏为一种短期症状，只要给予个案适度的休息、睡眠、充足的生活需求及干净的环境，通常个案在短期内（不超过两周）就可以恢复。因此，处理战斗疲乏个案的大原则“如何能让个案尽快返回战场”。在战斗疲乏个案的处理过程中，处理人员（如心理医生）必须表现出视战斗疲乏为短期症状，以及要尽快让个案返回战场的态度，以利其康复（Ballenger，1998）。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仍不排除加以转介或后送做进一
步处理。
（三）避免孤立感及模糊性
过去研究显示：孤立感和模糊性为造成战斗压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任务派遣上，应避免单人执行任务；而在战术许可的前提下，也应避免单一部队作战，以防止孤立感所造成的压力。此外，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应尽可能让官兵了解整个战场状况、任务目标、时间等，以避免因模糊性所衍生的恐惧感和压力。
（四）给予明确的工作角色
在战时赋予明确的工作任务，可以让士兵因责任感而提升自我强度、转移注意力及情绪，进而降低战场压力、提升战场效能。
（五）适度休息
从过去战斗时间长短与战斗压力间关系研究来看，暴露于战斗时间的长短，过于不及均不利于士兵的抗压。因此，在人力充足的情況下，应该让士兵采用轮班的方式，使每个人均能在战斗后有适当的休息。
（六）领导者的角色
从Gal & Jones（1995）的压力心理模式来看，领导者是影响士兵压力的最重要中介变项。领导者可以通过信息的传递、信心的鼓舞、凝聚团队向心、以及前面所述的各種措施（如任务指派、避免模糊性等），来达到协助士兵抗压的目的。
（七）专业辅导人员介入
除了前述的措施外，心理辅导专业人员的随军介入，也是一个重要的战时压力因应措施。美伊战争即投入了200个以上的医疗人员来处理士兵的战斗压力，因此专业辅导人员的介入，也是协助士兵因应战场压力的重要作为。
三、战后的复原措施
（一）战后行为模式的重塑
战争时个体为了因应战场的危急状态，培养了一套保护生命的紧急行动，依据柯永河（2001）习惯心理学的观点，习惯是刺激与反应的稳定联结，士兵们在经过战斗洗礼下，获得了对警讯作激烈反应的行动习惯。然而这个行动习惯在战时是克敌的有效作为，但是在正常生活中，就可能成为暴力性格倾向，一些报道显示战后军人回归正常生活时心理调适上的困境，如美阿战争后的新闻中，出现四名美国布拉格堡军事基地的军人妻子接连被杀，而凶手竟然就是她们的丈夫。而2001年2月，国防部家庭暴力特别小组向国防部长拉姆斯斐尔德提交了第一份报告，指出被派赴战场的士兵在回国后很可能会出现反社会的行为。2000年1月，美国《军队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曾指出，军人丈夫对妻子施加暴力的可能性要比普通人要高28%。这些信息显示，战后行为重塑的重要性。
利用习惯改变的原理，以团体咨询的工作坊形式，设计一些日长生活的冲突刺激，让将回到社会的军人们，可以重新联结适当的反应形式。
（二）战争经验的统整
战时激烈的战
斗情境，就如同巨大的灾难事件般，具有鲜明的声、光、电、火刺激和复杂多变的影象，丰沛的紧张与恐惧情绪，因此对某些个体而言，可能形成精神创伤而伴随一生。美国军事心理学家对美军在战争中的心理状况的调查发现，80％至 90％的参战者都曾体验过恐惧。在中等强度战争中，精神性伤员占伤员总数的10％至39％。因此在战争结束后，除了个体英勇行为的奖励表扬，应进行“战场经验统整团体”，让战争中感受可以意义化，并逐次降低其情绪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