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司马迁的历史观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观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观

浅论司马迁《史记》历史观

历史一词包含两种意义。它即指在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过去那种发生现象的记述。1而第二种意义的历史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即历史观。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从哲学的角度说:历史观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史观,一种是唯物史观。

中国古代历史观十分丰富,有老子的复古史观、阴阳家的循环史观、韩非的朴素进化史观、《周易》的变易史观等等。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史记》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从《史记》的总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来看,司马迁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史学体系。他的历史观涉及史学的各个方面。

本文将阐述分析迁历史观的具体内容并分析其来源。

一.大一统历史观

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司马迁具有大一统的历史观。中国古代“大一统”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将其解释为:“大”乃为“推崇、重视,”之义,“一统”乃“元始”之义,是根基、基础的意思。“大一统”最早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后来引申为封建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而先秦诸子大多有“大一统”的思想,主张天道一统,江山一统,治权一统,政令一统,帝位一统,王道一统,文化一统,华夷一统,天下一统。墨子提出“一同天下”的说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认为只有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大一统”的观念在秦朝以后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2《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就对司马迁大一统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做了透彻的分析。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确立和巩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分裂,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所谓大一统历史观,就是对这一先进制度的赞颂。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演化的春秋公羊学,都是应运而生的大一统理论。尽管邹衍和董仲舒,对大一统历史的发展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提出了历史循环论的理论,但其旨归是宣杨大一统,在当时来说无疑地是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继承了前代思想家大一统的理论,用以作为考察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而又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史记》独具的大一统历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来说《史记》一书的结构和内容上就充分体现了大一统思想。

(1)结构上,《史记》首开了纪传体史书体例,用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五种体例反映了大一统的封建等级秩序。

本纪是以朝代先后为序记载的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各朝代或皇帝的历史。世家是世代相传的诸侯王的历史。书是专门的分类史。表是以表格形式记载的以年月为纲以事件为纬的历史重大事件。列传是除本纪和世家以外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传记。十二本纪作为主线贯穿全书,象征着帝王在大一统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其他八书、三十世家、十表、七十列传都是围绕十二本纪所展开的。司马迁自己就把世家和本纪的关系比作“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总的来说五种体例相互补充形成了完整的大一统历史画卷。

(2)内容上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时代的统一写到秦始皇的统一再到汉武帝时代的大一统。下图表结构可以形象的将这种大一统的历史表现出来。

1(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年2月第一版第三版序言

2李修贵,《浅谈中国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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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内容大体上反映了《史记》的大一统结构及其内容。

二.发展、变革的历史观

从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来看,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是变的。所谓“通古今之变”就反映了这一历史观。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是具有进化史观的,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由“上古”、“中古”、“近古”到“当今”的过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而司马迁汲取了韩非朴素进化论的思想,认识到历史是连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在《史记》一书中就有大量“变”的实例。十二本纪通过记录王朝的兴盛衰落以致不断更替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发展变化;八书通过记述从远古到汉代的礼乐制度沿革也反映了世事的变迁。“天人之际,承蔽通变(《太史公自序》)。“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淮书》)。“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秦楚之际月表序》)。总的来说,这些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分析反映了司马迁领先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观,相较于他的老师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无疑具有进步性质。

3张大可,论司马迁的历史观,兰州大学校报,1984年,第三期

三.具有矛盾的朴素的唯物史观

从历史发展的动因看:司马迁具有朴素的唯物史观,但又有其自身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这里所指的朴素的唯物史观与近代社会的唯物史观有着很大差别。现代唯物史观描述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而说司马迁具有的唯物史观也仅仅指在司马迁的历史观中有唯物史观的一些要素,一些朦胧的想法思想。故称为朴素唯物史观,就如王船山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两者是一个道理。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史记》中《货殖列传》集中反映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物质观。“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十分明了的说出了本传的主旨:肯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即“商不出则三宝绝”。更深层次的来说司马迁通过为春秋到秦汉以来的大商人(货值家)作转,考察了商品经济的一些特征,分析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提出了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富足国家的理论。4

其次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司马迁的历史观则存在两组矛盾。

其一在关于历史是怎样向前发展的、是谁在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司马迁存在矛盾的历史观。一方面司马迁把帝王放在了国家发展的中心位置。包遵信先生就曾指出: “《史记》帝王以外的人物都是以帝王为灵魂,为依归的。”5而司马迁自己也不讳言“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另一方面司马迁也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他在《陈胜世家》中肯定农民起义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可看出这一点。此外司马迁也未将帝王的作用绝对化,帝王要想成就大业也必须要他人辅佐,如“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

其二在是上天(或说神)在创造历史,改变历史还是人类自身在创造改变历史这个问题上司马迁也存在矛盾的历史观。一方面司马迁承认存在天人感应关系,而且用它来解释现实政治。如“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宿)。羊城之围,月晕参(宿)、毕(宿)七重。诸吕作乱,日蚀,尽晦。吴楚七国叛逆, 彗星数丈,天狗(星)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由是观之,末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史记-天官书》)另一方面却又不信星占术之类的迷信,不相信鬼神。如《封禅书》一文中对帝王迷信的批判以及对方士们骗术的揭露;又如《陈涉世家》中对陈胜吴广为推翻秦王朝而用的政治骗术司马迁有着清醒的认识。即使后来在写《高祖本纪》中有对斩蛇起义神话的描写以及对高祖出生的神化描写,也可以认为这是在当时汉武帝大一统的背景下所做出的妥协。

总之,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无疑具有朴素的唯物史观,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司马迁又在帝王与民众;上天与人本身之间徘徊犹豫。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在司马迁思想上所反映出的无法逾越的局限性。

四.总结

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是对西汉王朝政治制度的肯定;发展变革的历史观表现了他先于时代的先进思想;具有矛盾的朴素的唯物史观既体现了司马迁先进的社会经济思想也反映了其身上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一点也无可厚非。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而司马迁历史观的形成也具有多方面因素,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汉代以来的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个人二十年广泛游历的生活经历;广泛的知识积累,这一切最终造就了《史记》这一史家离骚。也成就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4刘素琴,浅谈《史记-货殖列传》的唯物史观,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12年6月

5包遵信,《司马迁和他的名著(史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35页

10.2高考满分作文经典素材[司马迁篇]

高考作文素材例文——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1、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2、素材运用 话题1: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 材料加工: 独自踯蹰在冰冷的寒夜,你是否在为遭遇挫折而痛苦不堪:徘徊于夜色仍明的街头,你是否在为生活的不顺而将痛苦放大?…¨其实人生中挫折与痛苦时常有之,但调整好心态,以正确的方法面对挫折与痛苦,才能快意人生。身受腐刑的司马迁,生遭尽世人的白眼,死无颜面对己逝的宗族,他的挫折足可以放大内心痛苦郁郁而终,但平静的心境与坚强的意志使

从_史记_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张 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关键词:司马迁;生死观;《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5)01-0019-02 收稿日期:2004-03-09 作者简介:张黎(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对生死的独特看法。他的观点就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表现了司马迁对生死的评价,而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偏向于解释为勇者往往不能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在义理的感召下,反而能为义舍生。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真正的勇者不是会激于意气而死的人,而怯懦的人因为一时的血气之勇也会慷慨赴死。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就会影响到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理解。 “勇者不必死节”这是一个肯定句,而解释“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的分歧就在于“何处不勉焉”的“勉”是勉死还是勉生。从这句话的下文看,司马迁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样联系起来理解,“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就应该是怯夫勉励自己去死。在司马迁心目中“勇者”和“怯夫”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史记》中有着明确的答案。 在《史记》的人物长廊里,有的让人赞赏,有的博人同情,也有的遭人轻视,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们最终都难免一死。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观点将人的死分为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区分的标准就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话并不是在强调死亡的可怕,而是为了说明人一生只有一次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和如何使死亡变得有价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司马迁赞叹那些为理想和道德而慷慨赴死的义勇之士,也赞赏那些功成身退,逍遥远祸的明智之士,但更让他由衷敬佩的则是那些能够忍辱就功名的英雄,因为只有在面对生死抉择之时,仍能保持冷静,慎重决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不论他们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事迹都足以让人为之感动。 因为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所以对于那些只是单纯的因为一时困辱而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司马迁决不认同,认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勇者。在他看来,生命是可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但如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应贪图生存而畏惧死亡。真正的勇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会经历各种困境,需要忍受各种折磨,有时还会给人以贪生怕死的错觉。但只有慎重对待生死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机会实现。所以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说道:“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因此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才会对伍子胥不吝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对伍尚来说,从父而死是以仁孝为人生价值,而对伍子胥来说,不从父召是以报仇为人生目的。一死一生都是出于理智的选择。虽然对于伍子胥的作法有很多人认为是不符合忠孝之道的,而且他对楚王的报复还祸及楚国百姓,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更着重于他对生死的抉择 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Jan.2005 V o l.20 N o.1

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

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 任大卫 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长青的学问。历史学之所以长青,固然以其深厚扎实的学科底蕴为基础,但不断创新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给学科注入的持续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历史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探讨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关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关于主体地位和作用的阐述、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等,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离开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论的解说,史学理论将无从谈起。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史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 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 自身修养的认识,史家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 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使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里的“官书”虽非专指史籍,但必然包括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正如柳诒徵所说的:“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从“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而春秋时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确的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恶事的贬斥而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吸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唐太宗所谓“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即为此意。读史、习史吸取鉴戒的观念,成为古代公认的思想准则,在史学和政治上均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扬。《左传》明确地指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指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这里,史家和史学已不仅仅向政界和社会提供鉴戒素材,而是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指导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史教化的观念是以史鉴戒和以史惩劝的延伸,教化的内容大体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但教化宗旨的实施则有着新的特点,一般是由史家与统治者联手,自觉地将教化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终达到辅治的目的。教化的对象也突破了申叔时那样专指太子等一类人物的狭窄范围,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续春秋传》的提议,即将“正人伦而美教化”作为宗旨,明宪宗认为史书“劝于为善,惩于为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司马迁十分景仰游侠的情怀,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的准则。在著述《史记》时,他打破了历代史家着笔于“帝王将相兴亡盛衰”之事的先例,在“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历代关节中倏忽一现却光芒四射的游侠身上。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谈及自己为游侠树 碑立传,书写春秋的初衷时,抑止不住对游侠的钦佩之情,认为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要求,然而说话算数,行动坚决,应允过人家的话一定要办到,即令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他们见义勇为,济人急难,为人奔走于存亡死生间。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为人做了好事,从不夸耀自己的本领,羞于声张自己的恩德。由于史料的匮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只记述了西汉初年几位大侠的事迹,其中对朱家、郭解两位着墨较多。 朱家,曲阜人,秦末汉初名闻当世的大侠。他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在法苛刑酷的年代,竟然不顾自身安危,挽救了数百著名之士的生命。朱家济人急难,不惜倾囊相助;乐于助人,胜过己事;施恩于人,怕人知道,怕人回报。然而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大侠的生活却极其俭朴,家中并无多余的财物,他衣着破旧,吃得非常简单,出行仅靠小牛拉车代步。

朱家与楚、汉名将季布有一段被人称颂的佳话。季布早年以“为气任侠”而闻名于世。秦乱时投身西楚,为项羽手下悍将。在与汉军的交锋中,季布多次围困刘邦,使其处于危险的境地。项羽灭亡后,刘邦始终不肯原谅季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邦通令全国,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对敢于藏匿季布的人则诛三族。季布先藏匿在濮阳一位周姓人家。然周氏害怕祸及家人,为转嫁危机,于是想到了豪侠朱家。在与季布商量后,周氏将季布的头发剃掉,在季布的脖子上带一枷索,然后赶往曲阜,将其当作奴仆卖给朱家。尽管季布破衣垢面,然而眉宇间却流露出一股英气,给人不怒而威的感觉。朱家一眼就认出是季布,惺惺相惜之情蓦地涌起。出于对末路英雄的关怀及保护,他安排季布耕田种地,以此掩人耳目。 对朱家来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彻底”,能使季布重见天日,早日脱离困境,是其应尽的义务。经过深思熟虑,朱家赶赴洛阳,前去拜会汝阴侯夏侯婴。在其处呆了几日后,朱家问夏侯婴:“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皇上为何对他穷追不舍?”夏侯婴毫不隐讳地告诉其实情。朱家听后坦率地说道:作为人臣,各为其主,季布过去所为,正是其忠贞的表现。如今皇上已取得天下,应该展露其宽宏大度的襟怀,以德报怨,争取叛臣的投诚。如果执意报复,将当过项羽的臣子都斩尽杀绝,势必造成新的动乱。季布被逼急了,势必

浅析《史记》中的悲剧精神

浅析《史记》中的悲剧精神 摘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中的首部,它既是一部气势磅礴、内容宏富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深刻的悲剧意识、博大的悲剧精神的文学巨著。书中的这些悲剧意识、悲剧精神、悲剧人物,使这部巨著更具有震撼力,而司马迁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念形成《史记》的悲剧精神,使《史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悲剧精神 一.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对其悲剧精神的影响 1.从司马迁的思想组成上来看: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二帝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黄老道家思想。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他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在这六家之中他独钟情于道家。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以至道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被贯彻到了他后来的史学活动之中。道家思想中对个人生命的珍惜,使司马迁认为人的生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对生命的珍视,使司马迁分外不忍对于生命的摧残,更加反对随便的抛弃生命。 2.司马迁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所以,司马迁对孔子推崇备至,将他列入世家。所以,在《史记》中也处处可见他以儒家道德标准来减否人物的痕迹,例如,司马迁认为商鞍、吴起、晃错等人虽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强盛,但是以儒家道德来看,他们又是刻薄寡恩,从而自取灭亡的。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情怀,包含了对人生和人世的关怀与热爱,这就造就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深沉的理解和同情,这也使《史记》的悲剧性分外强烈。 3.同时,这与父亲司马谈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 年)司马谈垂危,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而司马迁的人生以“李陵之祸”为界,分为了两个阶段。他青年时期的游历和他奉使西南以及跟随汉武帝出巡,都使他真切的接触到了现实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开阔了他的眼界,并使他的思想中产生了一种浪漫的情怀,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在遭受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形成了他的“发愤著书”说。在遭到人生的沉重打击后,他忍辱苟活,发愤著书,希望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为自己洗雪耻辱,以文章使自己名传后世,实现自己对儒家“三不朽”人生理想的追求。司马迁深刻的悲剧意识则由于“李陵之祸”而最终形成。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悲剧意识,使得司马迁从生活的苦痛磨难中体验到更深层次的悲剧意识,并以写作表达对命运悲剧和历史悲剧的反抗与悲枪。 二.《史记》中悲剧精神的体现及这些人物的特点。 1.众多的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史记中写了大量的悲剧人物。据统计,《史记》全书所塑造的大大小小的悲剧人物形象达120多个,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悲剧性的人物当中,有的虽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气节,但由于种种外在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走进司马迁

走进司马迁 导读:走进司马迁 一、教学目的: 1、通过本单元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以及四篇传记文学的学习,了解司马迁百折不挠、发愤著书的精神,了解《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文学性及史学性。 2、《报任安书》重在引导学生了解课文所涉及的有关文学常识,写法上融记叙、抒情、议论为一体,行文反复曲折,跌宕生姿的特点,思想上深刻的内涵。多诵读多领悟。 3、《廉颇蔺相如列传》重在引导学生通过三个故事,体会文章结构和人物刻画的精妙之处。 4、《屈原列传》重在引导学生与所学过的屈原的作品进行对照阅读,以领会屈原的精神及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还有屈原的遭遇与作者的相通之处。 5、《信陵君窃符救赵》重在引导学生列出结构提纲,举出集中表现信陵君、侯嬴性格的言论和行动,进一步了解《史记》纪传作品的主要特点。 二、教学重点: 通过本单元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以及四篇传记文学的学习,了解司马迁百折不挠、发愤著书的精神,了解《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文学性及史学性。 三、教学难点:

《报任安书》的阅读理解。 四、教学设想: 本单元的教学是新教材的安排体例,将司马迁的作品编排在一起集中学习,并且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将初中、高一、高二所学过的司马迁的作品沟连到了一起,连同《读本》共13篇作品。 将《报任安书》放到本单元的第一篇进行阅读,有利于了解司马迁的精神,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然后将初中、高一、高二学过的作品进行回顾,重在了解《史记》写人物的特点。然后引导学生学习课本中的一篇知识短文,重在概括了司马迁《史记》的史学性与文学性。其他三篇的传记文学重在诵读,并引导学生领悟司马迁传记文学的特点。 还可引导学生在网上查找一些资料,以拓宽学习的渠道,最后让学生以司马迁的文学及精神的某一点,举行一次研究性学习报告会。 五、课时安排:12课时 六、教学步骤: 报任安书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了解司马迁写作本文的背景,学习他百折不挠、发愤著书的精神,了解《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文学性及史学性。 教学步骤: 一、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关于史记的论文标题摘要范例

关于史记的论文标题摘要 范例 Last revision on 21 December 2020

7.解读《史记》中“发奋自强”之精神 【摘要】:本文通过条析《史记》历史人物的兴衰成败及论赞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反复强调发奋自强精神的重要性。发奋自强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取胜的法宝之一。 【关键词】: 【正文快照】: 《史记》历来被人们所称赏,其原因固然是多种而复杂的,但文中处处闪耀着的中华民族之精神,不能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何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古代伟大的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概括为八种:一是热爱中华、首倡一统的爱国精神;二是调查研究、勇于探索的求实精神;三是…. 8.从“豫让”形象和司马迁的悲剧人生看《史记》的悲剧美 【摘要】:《史记》以其悲剧篇目之多,悲剧人物之众,悲剧类型之复杂,形成了全书浓郁的悲剧氛围。在《刺客列传》中,通篇以报知遇之恩为叙事的主线,成功地刻画了一大批知死勿让,杀身成仁的刺客形象。其中豫让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色彩又最为浓重。作品是灵魂的回声,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就是作家人格的物化形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特色。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对《史记》悲剧美的形成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悲剧美是《史记》中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史记》文学性的精髓所在。 【关键词】: 【正文快照】: 《史记》有人物传纪120余篇,其中57篇是直接以悲剧人物命名的,加上涉及悲剧人物的二十几篇,《史记》全书共有70余篇悲剧性作品,记载悲剧人物近120人。单从统计数字上看,《史记》就是一部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着作。一、知死勿让的抗争———从“豫让”的复仇行动看《史记》悲剧美 10.从《报任少卿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摘要】:从《报任少卿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他衡量生死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实现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关键词】: 【正文快照】: 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应该是追求真理,到了孟子更进一步提出…. 11.论《史记》“以兵驭文”的文章风采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中国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诸如《春秋》、《尚书》、《国语》、《世本》等史学著作,这些历史著作,或以国为别,或以年为纪,或如《世本》仅录黄帝以来至春秋帝王公卿士大夫之世系,不得不说皆是零散破碎的历史著作,且尚无一套完整的历史写作方法,体例上也无一定之规。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有汉代经学家以为亦属史书,现在看来不过是诸子为了论证个人观点而援引的例证,虽有一定史学价值,但并非专门历史著作。而对历史有了专门记述和研究方法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因此司马迁有着很深厚的史学基础和家学渊源。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及道论的史家,尤为推崇道家学说。也因此,司马迁受其父影响,理论基础虽兼采百家,但以道家为重。他在《自序》中引用其父《论六家要指》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而说到道家时,则多溢美之词:“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其学术思想。也难怪班固说他“先黄老而后六经”了。 另外,司马迁早年游历名山大川,参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也为其《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体例上看,《史记》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书写历史,即是所谓的纪传体的体例。司马迁的最大功绩,也在于这种崭新历史写作方法的创立。 然而,纪传体的历史写作方法,以今天通史写作的标准来看,着实割裂了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缺少史实的联系,而将历史看做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家史。纪传体天然有助于研究个体命运,而缺乏对于大历史的`关照,因此也难以从中找寻到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认识。而《史记》所着重记录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不得不说,这种体例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纪传体的开创,无疑是天才创举。 但是,正因为体例的缺陷,才更凸显出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史记》游离于帝王家史之上,不在意个人琐事而重视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 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 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 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 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 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 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 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 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 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 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些论述我国是个有五千年以上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些论述 我国是个有五千年以上历史的国家,文化传统十分丰富,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固然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等为不少人信奉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广土众民,自古以来天灾人祸频仍,不仅十年九灾,而且不断受到异族的侵害掠夺,为了群体、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必然产生以群体意识为主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特别体现在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上,代代相传,不绝为缕。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体现在对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看法上 中国人自古向往的大同理想,可以说体现了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礼记?礼运大同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中国人追求不朽,是建立在为国家社会立德、立功、立言的基础上。 “民之所好好之,民主所恶恶之”。(《礼记?大学》) “利于国者受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乐以天下,爱以天下”。(魏征)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壮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为山”。(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穷年忧黎之,叹息赐内热”。(杜甫) “百姓多忧天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白居易)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白居易) “丈夫贵兼济,独善其身”。(白居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必有天下之大志,而后能立天下之大事,夫以天下之志素存于心中,贫贱患难不足以动其心,而其志虑未始不为经国之谋也”。(陈亮) “但得众生皆约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李纲) “与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司马光)

司马迁汉代史学

司马迁汉代史学 汉代经文的大同路线,三代历史经验的辩证综合,形成关于中国制度 孔子理想在新时代的重构,好的政府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革命+井田+封禅+擗踊(天子临雍讲学)+灵堂(天子来咨询三老)……(6项) 国子监和孔庙配合——中国制度的形式,董仲舒“小康”的实现,而不是“大同”,失去了民主议政的含义 对汉代思想的发明,古人在小康之时中,不能自觉大同的理想。 司马迁的史学——史官设计,但汉代前没出现独立的史学,以前是放在目录学,编目分类规到系统中去,对社会、政治、人事的理解来分类,一般按六义(六经)。司马迁的史记算在春秋这类理解,六经皆史,史也是经,春秋经的地位。 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精神上是继承孔子作春秋,形式上是对六艺的整理,熔铸六经成就了纪传体的体裁。 Eg本纪——编年体(春秋一体的特点); 列传——第一篇伯夷叔齐(隐士)show讲我的列传精神,看待历史人物中寄托理想,历史对人的看法不是说功业大小,而是寄托的人格精神,只要有精神就可以成为人物,应该表彰历史中被湮没的精神,多元化的。坚持自己选择和认定的价值观的态度,可能不会富贵显达,但对于历史是会有贡献的。 世家 表——把复杂的人物、时间、大事……做成表来说清楚,年表…体裁的创制 书——历代创制的整理编排(描述制度变化能看到历史变化的重大环节) 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通”的概念很重要,中国人讲历史一定要贯通的讲。中国史学的追求。和周易历史观有关。“往来不穷谓之通”,遇到困境挑战时(穷),通过变化(变),来继续发展下去(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服务于自己历史的存在。历史意志,自己在变在成长。这也是中国文明连绵千年不断的原因,变化的主体还在,源自中国对历史的经典化,把未来历史纳入自己的体系中。 损益:制度损益的精神,承弊易变,道德敏感支撑,有清明的状态,并不是价值好制度就好,制度永远是价值的有限承载形式,要不断调整,改变,制度的有限化。历史和天道一样是自然地扭转,周而复始。(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道) 要成为人物,要坚持成为我们自己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真正的富贵显达。——看的历史长河中自己的位置,历史感是生命感的依托。断灭的世界,历史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在历史中寻找自我,列传中要书写的人物。 史学:无论是孔子作春秋,还是司马迁写史记,都是私家著述。(虽然都是国家史官,但属私家行为) 司马迁的史记是后世楷模 勾勒事情发生的原始本末,传记是人参与的,结合纪传和史料,需要自己通过人物来勾勒。

出自“西汉·司马迁”笔下的成语

西汉·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除了《史记》之外,还著有《报任少卿书》(任少卿即任安)等。] 《报任安书》: 成一家言(chéng yī jiā yán): 词意:学问能自成体系或另立派别。 藏之名山(cáng zhī míng shān),也作——藏诸名山: 词意:把自己的作品保存在名山中,一般指留给志同道合的人。古人以著作不便问世因而藏在山中,以待后人发现。 愁肠九转(chóu c háng jiǔ zhuǎn),也作——愁肠九回: 词意:愁闷在胸中重重缠绕,难以排遣。 从俗浮沉(cóng sú fú chén): 词意:指随从世风进退变化。 大谬不然(dà miù bù rán): 词意:完全错了,根本不是这样。指大错特错,与实际完全不符。 待人接物(dài rén jiē wù): 词意:指与人相处及一般的交际应酬。 奋不顾身(fèn bù gù shēn),也作——奋不顾生: 词意:奋勇向前,不顾性命。 苟合取容(gǒu hé qǔ róng): 词意:苟且迎合他人心意,以取得容身之地。也指不讲原则地附和讨好别人。 鸿毛泰山(hóng máo tài shān): 词意:比喻轻重悬殊。 画地为牢(huà dì wéi láo),也作——画地为狱:

词意:相传上古时,在地上画圈作牢狱,让犯罪的人站在里面。比喻束缚在狭小的范围内。 回肠九转(huí cháng jiǔ zhuǎn): 词意:形容焦虑忧伤,十分痛苦。 九回肠(jiǔ huí cháng): 词意:形容胸间的愁闷,痛苦已到了极点。 九回肠断(jiǔ huí cháng duàn): 词意:形容痛苦、忧虑、愁闷已经到了极点。 九牛一毛(jiǔ niú yī máo),也作——牛之一毛、九牛一毫: 词意:许多牛身上的一根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少数,相形之下微不足道。 救死扶伤(jiù sǐ fú shāng): 词意:抢救垂危的人,照顾受伤的人。 绝甘分少(jué gān fēn shǎo): 词意:指自己生活节俭艰苦而待人优厚。 辇毂之下(niǎn gǔ zhī xià): 词意:指天子的统治之下。 勤勤恳恳(qín qín kěn kěn): 词意:勤劳诚实,为人实在,让人信任。也比喻工作勤劳踏实。 轻于鸿毛(qīng yú hóng máo): 词意:比大雁的毛还轻。形容价值极轻或毫无价值。 身非木石(shēn fēi mù shí): 词意:自身并不是毫无感情的人。 拾遗补阙(shí yí bǔ quē): 词意:拾取他人遗漏的,补足别人缺失的。唐代设谏官为左右拾遗、左右补阙。 死轻鸿毛(sǐ qīng hóng máo):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的现代阐述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著书”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因李凌而获罪,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能出手相助,在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旦你升官加爵,他们就会跟在屁股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被贬,他们也就一个个跟着落井下石,能有多远就躲多远,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划清界限。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当然,历史这东西,我们也无法完完全全地了解到真相。我更相信人心并没有那么的黑暗,远古的人类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只是后来人在读这些历史的书籍时根据自己的了解添油加醋理解出来的吧。不说其他人,司马迁他本人身为史官,也无法做到大公无私。在《史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陈平、蔺相如的偏爱,对公孙弘、赵高的不屑,对项羽、荆轲的同情,对刘邦、苏厉冷嘲热讽……虽说《史记》是历史的印记,真相的起源,也不免参含了作者个人的情感。 其二,同样是因为李凌之祸,他遭受了宫刑之冤。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我相信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多少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里不可居,志不可恃”,他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以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又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在高风亮节与理想之间抉择,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他觉得“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一个人要名垂青史,如果以死可以立功名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的才能未尽,功名未立之际,死节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能产生任何的社会影响,那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于是,他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发愤著书,这份郁郁不得志的愤慨在《报任安书》中也有提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其三,司马迁之所以要奋笔著《史记》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有很大的关系。司马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天才而博学的历史家,他官至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但是事与愿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禅大典在泰山之巅举行,他却因病留滞周南(即今洛阳市),未能参与,这时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陈桐生中国史记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中国早期史学就有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和未来帝王政治提供史鉴的传统,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更将史学提升到指导帝王政治的理论基础之高度。《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在作《春秋》时?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就是说孔子的著述宗旨本来是要制定一套王法,但他却没有采取正面论述的形式,而是把自己的政治文化学术观点蕴含在寓有褒贬的字里行间,例如他的历法思想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借论载日月的?书法?来表达,他把正礼乐的意旨寄托在记述列国诸侯朝聘的过程之中。《汉书》的说法代表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汉人对《春秋》的看法。《史记》以上继孔子《春秋》为旨归,司马迁的史书著述重点显然是放在作为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学术内容之上。也就是说,记述史事是?表?,史事中所寄寓的政治文化学术观点是?里?;史事只是载体,史事中的文化学术观才是精髓所在。因此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这个文化学术史是《史记》通史的灵魂,通史赖文化学术史而获得了生命,司马迁本人的全部人生期望值也都建立在这个文化学术史观之上。把这个文化学术史观从《史记》的通史文字中离析出来,我们就可以对《史记》的内容、结构、主导思想倾向等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从《史记》内容来看,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大体上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对文化学术巨大价值的认识而注意论载历史上文化人

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人物;三是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指导下将诸子百家之学整合在《史记》学术体系之内;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将王官学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整合成自己的?一家之言?。此前学者们对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讨论,显然这个重要问题被忽视了。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此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提纲式的讨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方家的批评与指导。 司马迁对文化学术价值的认识来自两个途径:一是从自身发愤著书的痛苦生命体验中感悟到文化学术著述是士人补偿人生灾难、使自己流芳千古的最好方式,《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对此均有深刻生动的阐述。二是从孔子、战国诸子、汉代经师等先贤的文化学术活动中获得启示,体悟到学术创造是文化人以学术思想批评历史、指导现实和未来政治的安身立命的根本。特别要强调的是,司马迁写《史记》正值汉家高举孔子旗臶从事受命改制事业之际,因此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以当王法?的风范尤其使司马迁认识到文化学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价值。 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为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学术建树的文化人作传,将立言放到与立德、立功同等重要甚至高于后者的地位。《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相如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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