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综述
——宋超王刚
1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研究 (2)
1.1 CSR的概念形成阶段 (2)
1.2 CSR的争议阶段 (2)
1.3 CSR的后续发展阶段 (2)
2 企业社会责任维度研究 (4)
2.1 国外学者对CSR维度的研究 (4)
2.2国内学者对CSR维度的研究 (5)
3 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研究 (7)
3.1国外关于CSR评价的研究 (7)
3.1.1 声誉指数法（Reputation index） (7)
3.1.2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7)
3.1.3 Fortune指数法 (7)
3.1.4利益相关者模型 (8)
3.1.5 KLD指数法(the KLD Index) (9)
3.1.6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10)
3.1.7 FTSE4good (10)
3.1.8 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10)
3.2 国内关于CSR评价的研究 (10)
4 CSR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 (13)
4.1负或无相关的文献 (13)
4.2 正相关的文献 (13)
4.3 我国学者对二者关系的研究 (13)
5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 (15)
5.1 CSR信息披露的外在驱动因素研究 (15)
5.1.1 来自规章制度的压力 (15)
5.1.2 来自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15)
5.2 CSR信息披露的内在影响因素 (15)
5.2.1 成本和利益 (15)
5.2.3 企业规模 (16)
5.2.3 行业属性 (16)
5.2.4 企业财务绩效 (16)
5.3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 (17)
5.3.1 国外相关研究 (17)
5.3.2 国内相关研究 (17)
1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20世纪初期就已经凸现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诸多学科领域中，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才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热门话题。
1.1 CSR的概念形成阶段
“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概念最早于1924年由英国人欧利文·谢尔顿(Oliver Sheldon，1924)提出。他提出企业经理们需要采用三个社会标准来进行管理：“①工业的政策，情况和方法应当有助于公共福利；②管理将努力达到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标准，并将社会正义应用到工业实践上；③管理应当导致普遍的伦理标准和社会正义的提高”[1]。他将企业以主动方式履行社会责任的思想引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和模型。但是根据卡罗尔(Carroll，1999)的观点，直至1953年霍华德·博文(Howard Bowen)发表了他的《商人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一书之后，人们才真正地开始了这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现代讨论[2]。他将博文称作“企业社会责任之父”。霍华德·博文(HowardBowen，1953)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中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下的定义是：企业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府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这一定义较为笼统和模糊，它没有指出企业应负何种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博文之后，更多学者参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研究对象开始从关注商人个体转向关注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60年代，戴维斯强调“责任铁律”，即“商人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他们的社会权力相称”。基于这个观点，戴维斯认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回避将导致社会所赋予权力的逐步丧失”。因此，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考虑或回应超出狭窄的经济、技术和立法要求之外的议题，实现企业追求的传统经济目标和社会利益”[3]。
1.2 CSR的争议阶段
20世纪70年代，对于企业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展开了激烈争论。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平衡企业权力与责任；阻止那些政府法规所不允许的行为；促进企业长期效益；关心利益相关者变化的需求；解决由企业引起的社会问题。而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者则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利润和经济效益；加剧了竞争者之间的不平等成本；加剧了将隐性成本转化给利益相关者；要求企业要有社交技巧,而多数企业并不擅长将责任置于商业(利益)层面而不是个人(利益)层面。
1.3 CSR的后续发展阶段
进入8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1979年，Carroll提出了公司业绩的三维概念模型，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走向结合。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自行裁量的期望”[4]。20世纪末期，美国企业伦理学家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在《有约束力的关
系》一书中提出了综合性社会契约论，他们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遵循的所有契约形式总称为综合性社会契约，进而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统一起来。他们认为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必须做出反应，这是因为企业是社会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利益相关者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载体。倘若企业忽视其社会责任，那么它的长久生存和持续发展就很成问题了。
虽然学术界已有很多 CSR 概念和分类的实证研究, 但近年来有关 CSR 的维度和相关概念依然层出不穷( Swanson, 1995;Wood, 1991; Rowley & Berman, 2000)，目前比较流行的是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RI）所确立的概念表述：企业社会责任区别于商业责任，它是指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即创造财富之外，还必须对全体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1] Oliver Sheld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anagement,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M]. London: Sir Isaac Pitman and Sons Ltd., 1924: 115-118.
[2] Carroll, A.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olution of a definitional
construct[J]. Business & Society (USA), Sep 1999 Vol 38 No 3.
[3]Davis, K., 1960, Can business afford to ignor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3), pp.70~76.
[4] Carroll, A. B. A Three- 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 .
2 企业社会责任维度研究
2.1 国外学者对CSR维度的研究
CSR研究作为学术理论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M.A.Gallo, 2004)。在Dennis R. Beresford 的指导下, Ernst & Ernst( 1971)运用文本分析，对财富500强披露出的社会责任进行跟踪研究，归纳出CSR的六大范围：环境(污染控制、产品改进、环境治理、废旧物回收)、机会平等(种族、妇女、弱势群体、地区平等)、员工(安全与健康、培训、个人咨询)、社会(公益活动、健康、教育与文化)、产品(安全、质量)以及其他(股东、信息公开等)。
Sethi(1975)在McGuire(1963)研究基础上，指出社会责任即“将企业行为提升到与当前流行的社会规范、价值和目标相一致的层次”，并提出了一个企业行为的三维模型来满足社会需要：社会约束、社会责任、社会响应[1]。
1979年，Carroll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来被学术界广为采用的CSR四层次模型，一层次，经济责任，即企业要确保股东的利益，追求利润最大要为员工提供好的工作，生产出让顾客满意的产品。第二层法律责任，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要符合法律规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要遵纪守法。第三层次，伦理道德责任，即企业要遵守商业道德，公平、公正的竞争，避免恶性竞争。第四层次，慈善责任，即企业要为社会、教育、娱乐和文化活动等做一些慈善性工作，为慈善事业捐财捐物，用企业的财富造福社会，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在他的模型里提出6个CSR维度：①用户至上主义；②环境；③种族/性别歧视；④产品安全；⑤职业安全；⑥股东[2]。
Gallo( 198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家族企业的CSR维度模型：内部社会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内部社会责任包括：①向社会提供满意的产品/服务；②创造经济财富；③企业内部人员的全面发展；④确保企业的持续发展。外部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纠正或阻碍对社会良好事务破坏行为的努力。2004年Gall通过对176个(回收44个)家族企业研究学术机构的问卷调研和半结构访谈，证实了他1980年提出的CSR维度[3]。
Isabelle&David(2002)通过对美国和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的CSR调研，得出了5个方面的11维度的CSR：①社会：艺术与文化建设、赞助教育、提高全民生活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②顾客：产品/服务质量和安全；③员工：平等的机会、健康和安全；④股东：创造利润承诺、信息公开、公司治理；⑤供应商：机会公平。Isabelle&David与Ernst & Ernst 有着近似的研究结果，且两者的研究发现都是经过了实证检验的[4]。
通过以上回顾，剔除那些重复维度，我们得到了在西方文献中提及的8个CSR维度：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环境保护、顾客至上、股东利益、员工发展、平等和社会捐赠/慈善事业。表 1 列举了西方文献归纳出来的 CSR 维度及来源。
2.2 国内学者对CSR维度的研究
国内研究者采用的CSR概念和维度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欧美国家学术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的，较少有学者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CSR概念的实证测量，本土化研究相对缺失。国内较早且较为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当属卢代富，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并提出四个特点，即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包括对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所在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5]。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 2006)发表了一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评价体系与标准》，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指标划分为：股东权益、社会经济、员工权益、法律责任、诚信经营、公益责任和环境保护。金碚等(2006)通过对986家企业的CSR调查显示，最能体现中国CSR的三个指标为：生产性环保支出、劳工社会保障投入以及纳税额[6]。
李立清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手段，从劳工权益、人权保障、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等五大要素出发，建立了一个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囊括了目前国际较为流行的 SA8000 所包含的主要内容，而且增设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
两类评价因素，秉承了我国文化结构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价值观念[7]。
徐尚昆通过对来自12个省区市630位企业总经理(或企业所有者)进行开放式调查，收集了2811个关于CSR的事件描述。从中发现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9个维度，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环境保护、客户导向、以人为本、公益事业、就业、商业道德和社会稳定与进步，其中后3个是中国特有的维度, 同时还发现在西方得到普遍认同的股东和平等两个CSR 维度没有在中国得到体现[8]。
金立印基于消费者视角, 参照Churchill(1979) 的测评指标开发程序,开发了一组用于测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量表体系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这组测评体系共包含16个具体的指标, 构成回馈社会、赞助教育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自然环境、承担经济方面的责任等五个维度[9]。
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中国 CSR 进行探讨(陈宏辉，贾生华，2003；杜中臣，2005；万莉，罗怡芬，2006；杨帆等，2006)。以上研究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有益73探索，但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对现有的、完全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基础上的 CSR理论的检验，很少有学者对中国情境下的 CSR 概念进行研究。
[1] Sethi, S.P.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75, ( 3)
[2] Carroll, A. 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
[3] Gallo, M.A. The Family Business and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4, (6).
[4] Isabelle Maignan, David A.Ralst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urope and the U.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 9) .
[5] 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6-104．
[6] 金碚,李钢．企业社会责任公众调查的初步报告[J]．企业管理研究，2006，(3)．
[7] 李立清．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南方经济，2006
（1）： 105- 118．
[8] 徐尚昆，杨汝岱．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范畴的归纳性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
[9] 金立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测评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消费者视角．中国工业经济，
2006．
3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研究
3.1国外关于CSR评价的研究
3.1.1 声誉指数法（Reputation index）
声誉指数法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用于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常用方法之一。所谓声誉指数法是由专家学者(甚至MBA学生)通过对公司各类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主观评价后得出公司声誉的排序结果。
Moskowitz在1972年选出了14家他认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并根据自己评定的社会责任表现的标准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指标体系，把企业分成了“优异的”、“值得鼓励的”和“最差的”三类。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的指标评定依据是什么，指标的主观性很强，可信度及应用性较弱[1]。Folger和Nutt采用了CEP指数对1971年3月至1972年3月间9家造纸公司的污染情况进行实证研究。CEP指数又称为污染指数，是美国经济优先委员会(CEP)公布的造纸、电力、钢铁和石油四个行业中的公司在控制和减少污染方面的情况。Folger和Nutt采用了三个污染指数，从水资源、微粒子、气体和异味等四个方面来对公司的表现加以衡量[2]。
所以总体而言，“声誉指数”主要是引用某些权威人士对企业的总体印象进行评价的结果，但问题是这些权威人士对企业某一方面的印象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企业的总体评价，主观性太强，而且不同行业聘请的专家不同也会使其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
3.1.2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20世纪70年代例外一种社会责任的评价方法就是“内容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分析公司已公开的各类报告或文件，特别是公司年度报告来制订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评价标准。研究者一般会根据自己对社会责任的理解，确定归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各个特定项目，从报告中找出相应的数据或赋予一定的分值。
Bowman和Haire对82家美国食品公司1973年的年度报告内容进行分析，将年报中用于报道公司社会责任和社会活动的篇幅作为公司社会参与度的衡量标准[3]。Abbott和Monsen根据Emst和Emst所编制的《财富》500强年报摘要的内容，按照其是否体现出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情况来构建所谓的“社会参与度披露(SID)指标”，该指标从环境、机会平等、人力资源、社区活动、产品及其它等六大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进行量化[4]。
内容分析法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其一，一旦确定了变量，内容分析法的衡钻步骤较为客观;其二，内容分析法可用于较大样本的检验。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企业是根据自身的意愿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披露的真实性较低，而且不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同，披露的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
3.1.3、Fortune指数法
从1982年开始，《财富》在每年秋季对超过32个行业中的300家大公司展开调查，由超过8000个高管、外部董事和财务分析师从四个财务指标(财务稳健、长期投资价值、资产
使用、管理质量)和四个社会责任指标(创新、产品和服务质量、人材吸引、培养与使用以及社区和环境责任)共八个特征指标，对本行业内最大的10家公司按照零分(很差)到十分(优异)进行评分，最后得出一个总的评级，并在次年一月公布评级结果。
Griffin与Mahon指出，Fortune指数对企业社区和环境社会责任评估是研究中应用最普遍的工具之一[5]。Preston和O’Bannon在1997年的研究中就是从Fortune声望指数中选取“社区与环境责任、挑选和留住好的员工以及产品和服务质量”等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评价企业在对待三类重要的相关利益者—员工、客户和社区的利益上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6]。
Foriune声望指数的优点是：采用了大样本数据；由熟悉和了解所在行业及相关问题的专家进行评估；不同公司间具有可比性;数据的有效性及可检验性等。它的缺点是：难以排除不同专家对不同企业好坏印象而造成对客观事实的误评；测评内容中财务业绩表现的指标较多且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测评内容中社会责任概念的不清晰且指标数量较少；测评结果体现的是企业的声望而不是企业社会责任。
3.1.4利益相关者模型
（1）Jeffrey Sonnenfeld评价模式。Jeffrey Sonnenfeld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应是企业为了完善自己的管理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管理，让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价，应更多地考虑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社会影响(社会敏感性)，如是否合法地进行生产经营、是否导致严重污染、是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员工、是否恰当处理社区关系、是否正确处理顾客问题等。
他在1982年通过对美国林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从社会责任和社会敏感性两个方面对六家林业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通过与这六家企业103位经理反复面谈确定了调查内容和对象。问卷要求利益相关者们(包括投资分析家、工会领导、环保主义者、政府监管员、联邦监管员、国会议员、行业协会官员、学者等)对这几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敏感性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对社会敏感性的七个维度分别评价，评分标准为5分制，4-5分为较好，3分为一般，1一2分为较差[7]。
Jeffrey Sonnefeld评价模式的优点是通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调查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价，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维护利益相关者权力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有利于企业不断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缺点是忽略了企业内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如职工)，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七个维度没有权重区别。
（2）Clarkson的RDAP模式。Clarkson认为：企业不是政府或慈善机构，只需要处理利益相关者问题，不需要处理社会问题。而且因为很难准确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敏感性的确切涵义，以及社会责任与社会问题的区别，所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模式不应建立在概念上，而应该以企业利益相关者管理框架为基础建立评价模式。
他把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主要利益相关者是指一旦没有他们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投资机构、职工、顾客、供应商和政府。次要利益相关者是指可以影响企业也可以被企业影响的群体，但他们不介入企业的事务。
在公共利益相关者方面的数据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搜集：公众健康、安全与保护；能源保护与原材料节约；环境保护；公共政策参与；社区关系(指企业在社区联系与沟通方面的计划和政策，及企业对员工在这方面的考核)；社会投资与捐赠(指企业是否有详细的社会投资与捐赠的政策、计划、准则)。在此基础上，Clarkson借鉴了Wartick和Cochran描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四个术语，建立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RDAP模式，这四个术语是：“对抗型”、“防御型”、“适应型”和“预见型”[8]。
3.1.5 KLD指数法(the KLD Index)
20世纪90年代后，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KLD指数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KLD指数从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八个方面的关系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其中主要是社区关系、员工关系、自然环境、产品的安全与责任以及妇女与少数民族问题等五个方面。KLD指数涵盖了列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及列入多米尼社会指数中的150家公司，共超过800家公司。
KLD指数的具体测评方法是：(l)先用定性筛选法淘汰从事以下领域活动的企业：军备、酒精、烟草、赌博、核能以及近期内卷入重大的违背社会责任事件的企业。(2)设置8个与企业社会绩效相关的变量来评价企业对其各个利益相关者(员工、顾客、环境、社区和社会)的责任，它们为：产品安全、社区关系、环境保护、妇女及少数民族问题、员工关系、核能、军事消减和南非问题等。(3)根据量表项目对目标企业进行评分。单项评分标准为五点:一2，一1，O，1，2。以上各个方面占指数总分的权重相同。
Waddock和Graves是最先使用KLD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他们从KLD数据库中抽取出标准普尔五百强企业多年的企业社会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数据，对研究期间的企业社会表现分别与前期和后期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9]。Berman等人以1996年《财富》杂志列出的世界500强前100件公司为初始样本，然后从KLD公司的数据库里挑选出具有完整数据的81家公司，分析公司在1991一1996年与履行社会责任有关的直接和间接的财务绩效。他们挑选出员工利益、多元化、社区利益、环境保护、产品安全及质量五个方面的数据作为评价公司社会责任的指标[10]。除此之外，Griffin和Mahon[11]、McWiiliams和Siegel[12]等学者也在研究中使用了KLD指数衡量社会责任。
KLD指数之所以被众多研究学者运用，并被誉为是研究设计最好同时也最容易理解的方法，是因为它与以往的评价方法相比，有三大突出的优点：(1)KLD指数涵盖了列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及列入多米尼社会指数中的150家公司，样本跨越的行业多，数量大，而且允许研究者跨越时间纬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连续评价，可以较好地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状况的变化。(2)企业是由独立于其他企业的第三方进行评估，KLD公司雇用专门的研究机构派驻到各地，每年同一时间对各个企业进行评估，采用同一测量工具，从而保证了测量工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以及评估者之间评估标准的一致性，能反映整个社会投资者的关注。
(3)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设置多种指标并分类，研究者能根据自己对社会责任所应涵盖内容的理解，选取相应的指标进行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直接反映出研究者对社会责任概念
的论释。KLD指数的缺点是没有加权，在条件不明朗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依靠个人倾向性做判断。
3.1.6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道琼斯社会指数（DJSI）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标准，每方面又同时考虑一般性和行业性：经济———公司治理、风险和危机管理、行为规范/遵守法制/贪污腐败、行业特有的标准；环境———环境绩效、环境报告、行业特有的标准；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吸引和留住人才、劳工实践指标、企业公民/慈善事业、社会责任报告、行业特有的标准[13]。
3.1.7 FTSE4good
欧洲FTSE4Good 指数系列从五个方面的筛选标准，包括：支持环保工作、与利益相关者发展正面关系、支持普遍接纳的人权准则、确保良好的供应链劳动标准和反对贿赂；就五个筛选标准的每方面，FTSE4Good 指数同时根据该标准的政策、管理和报告进行考核；这样，一共有15 项考核，每项考核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和建议指标。其中的建议指标可根据该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13]。
3.1.8 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SA80 00 即社会责任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适用于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和企业。SA8000 标准体系中所规定的企业或组织社会责任所指的是：企业或组织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14]。
目前国际影响最大的评价标准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由1997 年美国经济权益促
进委员会认可局(CEPAA)成发起并联合欧美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它规定了企业必须承担的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主要从9个方面规定了最低要求: ①童工问题: 企业必须按照法律控制最低年龄。②强制雇佣问题: 企业不得对员工使用或支持使用强迫性劳动。③健康安全问题: 企业须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对事故伤害的防护, 健康安全教育, 卫生清洁地维持设备和常备饮用水。④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企业必须尊重全体人员组成和参加所选工会并集体谈判的权利。⑤差别待遇问题: 企业不得因种族、国籍、伤残、性别, 生育倾向、会员资格或政治派系等原因存在歧视。⑥惩罚措施问题: 不允许物质惩罚、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制和言词辱骂。⑦工作时间问题: 企业必须遵守相应法规,雇员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 小时, 加班必须是自愿的, 雇员一周至少有一天的假期。⑧报酬问题: 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 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⑨管理体系问题: 公司应制定社会责任和劳动条件的政策[15]。
3.2 国内关于CSR评价的研究
马学斌、徐岩(199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所涉及的大多没有量值的概念，如何将定性概念转化为定量指标并能用于定量判断就成为评价技术的关键所在。他们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线性插值原理，突破了传统的评价方法，建立了定量判断的科学评价模型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了检验评价程序的可行性，他们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某大型电站锅炉制造企业
为参照系进行了评价研究[16]。
陈留彬（2007）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员工权益保护、环保及可持续发展、企业诚信、消费者和债权人权益保护及社区关系、社会公益与慈善活动、社会责任管理六类评价因素；包括一级指标6项,二级指标19项,三级指标51项。并随机抽取200家山东省规模以上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显示：能源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状况，明显差于其它行业；中小规模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明显差于大型企业和超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盈利能力差(亏损)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明显差于盈利能力较好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17]。
李立清（2006）从劳工权益、人权保障、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等五大要素出发，通过对13个子因素、38个三级指标的定义和分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并请4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者、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专家，根据权数分配调查表提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权数，对不同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进而得到最终的社会责任的最终得分；通过运用上述方法，根据企业的规模、所有制形式和行业的不同选取了湖南省90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回收426份，结果显示：CSR在企业规模、行业类型和所有制形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规模小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能力较弱、效果较差，不同的行业特征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水平有所差异，非公有制企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加强劳动安全生产措施、尊重员工人权地位等方面应该积极努力并加快前进步伐[18]。
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数( 南开治理指数CCGINK) 从股东权益、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六个纬度评价上市公司治理状况, 其等级设置为CCGINK Ⅰ (治理指数90 %～100 %) 、CCGINK Ⅱ ( 治理指数80 % ～ 90 %) 、CCGINK Ⅲ ( 治理指数70 %～80 %) 、CCGINK Ⅳ(治理指数60 %～ 70 %) 、CCGINK Ⅴ (治理指数50 %～60 %) 、CCGINK Ⅵ (治理指数< 50 %)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报告》在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治理状况的基础上, 又描述出不同股权结构性质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19]。
[1] Morskowitz, Milton R. Choosing Socially Responsible Stocks.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1972, 1: 71-75.
[2] Folger H, Nutt F. A not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ock 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mal, 1975, 18:155-159.
[3] Bowman E H, Haire M. A Strategic Posture Towar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lifomia Management Review, 1975, 18(2):49-58.
[4] Abbott W F, Monsen R J. On the Measur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lf-report Disclosure as a Method of Measuring Social Involv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mal, 1979, 22(3):501-515.
[5] Griffin Jennifer J, Mahon John F.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Debate: 25 years of Incomparable Research. Business and Society, 1997, 36(l):5-31.
[6] Preston L E, O’Banner P. The Corporate Social-Financial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 Typology and Analysis. Business and Society, 1997, 38: 109-125.
[7] Jeffery Sonnefeld. Measuring Corporate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Proceedings, 1982, 6: 7-11.
[8] Clarkson M.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1): 92-117.
[9] Maddock, Samuel B, Graves. The Social Performance Financial Performance Link.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mal, 1997, l: 44-47.
[10] Berman, Shawn L, Wicks，Andrew C，Kotha Suresh. Does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Mat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 Management Models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mal, 1999, 42(5): 488-506.
[11] Griffin J, Mahon J.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debate: Twenty-FiveYears of Incomparable Research. Business and Society, 1997, 36(3): 1-3. [12] Abagail McWilliams, Donald Siege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heory of the
firm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26: 117.
[13] 帅萍，周祖城．欧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比较．统计与决策．2008 (23 )．
[14] 张向前．和谐社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经济界．2005，(6)．
[15] 唐艳．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估问题研究．科技经济市场．2008(6)．
[16] 马学斌，徐岩．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技术应用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5．
[17] 陈留彬．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实证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7．
[18] 李立清．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南方经济，2006．
[19] 李维安, 张国萍．公司治理评价指数:解析中国公司治理现状与走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 (9)．
4 CSR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
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可以分为区别显著的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专注于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和完善，属于规范性研究；另一部分集中于公司社会表现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1]。时至今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问题，国外学者并未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Griffin and Mahon（1997）统计了1972—1997年的51篇论文的研究结论，其中正相关33篇，负相关19篇，无相关9篇[2]。
4.1负或无相关的文献
McWilliams and Siegel（2000）用一种回归模型检验了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他们用DSI400（又称KLD）作为企业社会绩效的评价，用企业的1991年至1996年年度价值的平均值评价财务绩效，以财务绩效为因变量，以企业社会绩效、产业、研发投资作为自变量，发现二者并无联系[3]。
Harrison and Freeman（1999）的研究表明，不合法规的表现或不承担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4]。然而，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存在正相关：Ruf et al.（2001）基于KLD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动与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5]。4.2 正相关的文献
Preston 和 O’Bannon（1997）比较了美国67户大企业1982年至1992年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他们用财富企业社会名誉调查代表社会绩效，用总资产利润、净资产利润和投资利润作为财务绩效的代表，也发现二者之间有着积极的关系[6]。
Stanwick和D. S. Stankwick（1998）对115户企业1987年至1992年的情况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他们用财富名誉调查排行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评价并依次作为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用企业的销售利润、规模、以有毒废弃物排放报告为基础的环境绩效作为自变量，最后发现，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有着积极的关系[7]。
Simpson and Kohers（2002）对美国所有的国有银行1993年至1994年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以企业社会再投资行（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为排序作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用总资产利润和贷款损失率评价财务绩效，也发现二者之间有着积极的关系[8]。
尽管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说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积极关系的文章还是占多数，之所以会出现出现两种结论，很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各种文献使用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评价方法不一致；许多研究很少考虑产业、企业规模、企业的历史对研究的影响；变量的控制。
4.3 我国学者对二者关系的研究
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陈玉清（2005）研究了2003年年度报告中社会责任信息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与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相关性不强[9]。李正（2006）以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相关性问题，
结果表明，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其价值越低。但从长期看，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10]。温素彬，方苑（2008）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但社会责任的披露信息仍然很少；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为负；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11]。总体而言，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样本量较少，基本上都是基于截面数据的分析，分析结果难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1] Rowley, Tim, and Berman, Shawn, 2000, A Brand New Brand of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Business and Society, Vol.39(4), 397-418, p397-398.
[2] Griffin J., Mahon John.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Debate：25 Years of Incomparable Research[J]. Business and Society, 1997, 36(1).
[3] McWilliams A., Siegel 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heory of the Firm Perspectiv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1).
[4] Harrison J.，Freeman R.Stakeholders，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42（5）.
[5] Ruf B.M.，Muralidhar K.，Brown R.，et al.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 i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A Stakeholder Theory Perspectiv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1，32（2）.
[6] Preston, L. and D. O' Bannon (1997), The corporate social-financial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 Typology and analysis[J]. Business and Society 36(4), 419-429.
[7] Stanwick P A, Stankwick S D.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size,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ial examin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Jan 1998, 17(2):195～205.
[8] Simpson W.，Kohers T.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2，（35）.
[9] 陈玉清.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市场反应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5，（11）.
[10] 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2）.
[11] 温素彬，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8．
5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
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社会信息披露的外在驱动因素主要有两种：一是来自规章制度和立法的压力；二是来自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而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在影响因素主要有：成本和利益、战略、企业绩效、公司规模、行业属性等。此外，国内外研究对于CSR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还集中在关于信息披露的内容和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上。
5.1 CSR信息披露的外在驱动因素研究
5.1.1 来自规章制度的压力
用于分析企业社会信息披露行为的理论很多，例如决策有用性理论、经济理论、社会政治经济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法律理论，然而，Gray[1]et al.(1995)认为合法理论最能解释组织披露有关环境和社会信息的行为。Mark J. Epstein and Martin Freedman(1994)认为遵守信息披露法规是公司进行社会信息披露的主要原因之一。Deegan and colleagues(1996,1998,1999) And Patten(1991,1992)的研究表明，当组织或者组织所在行业要面对环境污染、违反人权、法律诉讼等困境时，环境和社会信息披露的数量更多。
5.1.2 来自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透明性。这些利益相关者主要以投资者和顾客为代表。研究表明，顾客和投资者们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这类信息强烈地影响购买和投资决策(Companies Fail,2001;Laurita, 2001) 在有关个人投资者对社会信息需求的研究中，Mark J. Epstein and Martin Freedman(1994)对个人投资者的调查表明非机构投资者对社会信息也很感兴趣，并且他们对有关产品安全和质量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有更加强烈的需求[2]。1996年美国一个全国性的消费者调查显示，近80%的购买者表示不会购买在血汗工厂(指工人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工场或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衣服(McCabe,2000) [3]。
机构投资者对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也是很明显的，很多实证研究主要以机构投资者为研究对象。Buzby and Falk(1978)较早地对共同基金经理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绝大部分的基金经理在做投资决策时会考虑一些社会信息，但他们也承认并非所有的社会责任信息都同等重要。Simon Knox (2005)也强调，最近这些年非政府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要求公司解释有关公平贸易、人权、工人权利、环境影响、财务健康及公司治理领域的政策[4]。我国学者吕立伟(2006)通过对上市以来违规被处罚的295家公司进行分析得出, 公司董事会规模及结构与其税收、保值和信息披露等社会责任履行有显著关系,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专家董事的人数及比重的增加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5]。
5.2 CSR信息披露的内在影响因素
5.2.1 成本和利益
进行财务报表之外的信息披露决策取决于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成本包括由于私人信息披
露而导致的政治和竞争成本，也包括准备和散布额外信息带来的成本。利益包括较低的资本成本，改进的公司股票销售状况和增加的公司形象(Choi et al.,1999;Meek et al.,1995)。
Arieh A. Ullmann(1985)认为，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是因为公司相信这种信息披露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有价值的，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前提是投资者对信息的评估会使公司受益，且这种利益会大于公司收集、编撰及发布这些信息的成本[6]。对于我国而言，裘丽娅、徐植(2006)在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分析时指出，披露成本过高是影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于一些小型企业而言,成本甚至超过提供这些信息的最终产出,极大地影响了披露的积极性[7]。
5.2.3 企业规模
Patten(1991)证明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随着公司的规模增大而增多，并且在高度可见的和政治敏感的行业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更多[8]。Deegan and Gordon(1996)也发现了公司规模和行业特征与信息披露的相互关系，指出在敏感性行业中公司规模效应更加明显。李正(2006)选取了沪市2003年829家上市公司,运用OLS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的公司在自身出现生存危机的情况下较少考虑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重污染行业披露了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表明信息披露确实存在着行业相关性[9]。
5.2.3 行业属性
由于企业的公共责任及受社会关注的程度不同，不同行业部门中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本质有差异是符合逻辑的。处于其他对环境有明显影响行业的公司，例如采矿行业和石油开采行业，可能为了降低股东对特殊事件的关注程度和抵御法律的威胁，会自愿提供更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Julia Clarke and Monica Gibson-Sweet(1999)对英国前100家公司年报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表明，在石油、燃气及核行业中，只有一家在年报中没有披露环境信息；在共10家的水和电行业中，只有两家没有披露环境信息；而所有两家化工公司和唯一一家矿山公司及所有的4家提供建材和服务的公司都披露了环境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行业都属于容易造成环境危害和自然资源损耗的行业，也就是说，Julia Clarke and Monica Gibson-Sweet的研究结论表明社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的行业/部门属性具有内在的联系。
5.2.4 企业财务绩效
关于企业绩效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结论也呈现多样化趋势，从正相关到不相关到负相关。Bowman(1978)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是正相关的关系。Preston等(1997)提出的“提供资金假说”认为，好的财务业绩使公司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去，因此也更有可能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Hooghiemstra(2000)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随着公司社会绩效的增加而增加，这意味着公司愿意报告“好消息”但是不愿意/根本不报告“坏消息”，以及将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当成是“自我赞美”[10]。Frost(2000)对60家澳大利亚采掘业公司年报进行的实证研究表
明，一些公司没有披露任何环境信息，总体来讲，规模大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高。而且，利润较高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要高于利润低的公司；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高[11]。
5.3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
5.3.1 国外相关研究
Carroll(1991)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具有不同的层次：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和公司绩效自由决定的类型，企业领导人必须确定他们在哪个层次上经营企业[12]。Hamann(2003)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仅关注股东，而且还要从人权、员工福利和环境等方面来关注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顾客、受影响的社区、公众[13]。Gray R, Kouhy R and Lavers S. (199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应分为环境信息和社会信息。环境信息披露指披露自然环境、环境保护和资源使用方面的信息；社会信息披露指披露公司与社区、员工和社会等方面关系的信息[14]。Mark J.Epstein and Martin Freedman(1994)将社会信息披露广泛地理解为由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组成，其中，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员工、供应商、顾客、政府和社区[2]。他们还把社会信息归纳为：(1)公司对环境影响(污染)的数据信息；(2)与消费者的关系；(3)人力资源(例如平等的工作机会)；(4)能源保护；
(5)工人安全和健康；(6)产品安全(包括生产的危险或者不健康产品)；(7)受政府强迫的交易信息。
5.3.2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CSR信息披露的内容研究近些年又开始有所关注，但是关于实证的研究相对较少。黎精明(2004)指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很不全面，散见于会计信息中，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进行独立报告的意识，披露的内容也很不完善[15]。阳秋林(2005)认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除了财政部公布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中的社会积累率和社会贡献率外，还应该包括改善生态环境的贡献、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提供产品和维修服务的贡献、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企业收益方面的贡献[16]。沈洪涛、金婷婷(2006)分析指出，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主要集中在社区方面，而对环境、员工、产品安全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较少[17]。
由于各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不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形成规范的标准。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1)许多国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很强。
(2)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规模、行业特征、盈利能力等企业的内生因素都会导致企业间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差异。(3)各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的差异性很大。到目前为止，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影响因素上，并且还停留在实证研究阶段，相关理论研究较匮乏。此外，针对我国现状，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1)就研究的对象而言，无论是理论性的文章还是以实证为主的文章，已有研究大多是针对经济发达国家企业的，对我国企业的探索略显不足。(2)很多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并且，即使是同一理论，已有实证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3)针对我
国企业现状，制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外在影响机制。比如，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激励机制等。
[1] Gray, R., R.Kouhy and S. Lavers, 1995.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UK Disclosure. Accounting,Auditing,and Accountability Journal,8(2),47-77.
[2] M J Epstein, M Freedman, Social Disclosure and the Individual Investor,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1994.
[3] McCabe, D. M, 2000. Global Labor and Worksite Standards:A Strategic Ethical Analysis of Shareholder Employee Relations Resolu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3(1), 101-111.
[4] Simon Knox, Stan Maklan and Paul French, 2005.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ploring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 and Programme Reporting across Leading FTSE Compani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61,7-28.
[5] 吕立伟．企业税收保值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履行的实证分析．财会通讯，2006．
[6] Arieh A. Ullmann, Data in Search of a Theor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Performance, Social Disclos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U. S. Firm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0, No. 3 (Jul., 1985), pp. 540-557.
[7] 裘丽娅，徐植．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基于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分析．技术经济，Vol. 25, No.10．
[8] Patten. D. M, Exposure, legitimacy, and social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1.
[9] 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2月．
[10] Reggy Hooghiemstra, 2000.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New Perspectives Why Companies Engage in Corporate So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7, 55-68.
[11] Frost G, 2000.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Practices by Australian Companies. In:12th Asian Pacific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issues.Beijing, October,21-24.
[12] Carroll, A. B, 1991,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Business Horizon, July-August.
[13] Hamann R, 2003. Mining Companies’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Why”
and “How”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South Africa, 20(2), 237-254.
[14] R Gray, R Kouhy, S Lavers.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uditing and Accountability Journal, 1995.
[15] 黎精明．关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
[16] 阳秋林．架构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指标分析体系．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年3月．
[17] 沈洪涛，金婷婷．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年5月．
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文献综述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21世纪以来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际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已经从号召转变为一种具体的行动。近 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主要对有关企业社会 责任的理论观点、内容及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进行整理归纳。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美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Olive Sheldon，1924）在其著作《管理的哲学》中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企业社会责任是基于当时出现的一系列 社会矛盾与西方经济活动的问题, 诸如贫富分化、社会穷困，尤其是劳工问题 和劳资冲突等而提起的。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 依然存在，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研究焦点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 关于社会责任的内涵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一）国外主要观点 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都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但是 不同的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具体包括什么，具体责任之间是否有层级关 系等持有不同的观点。而在此只提出具有代表性的国外观点。 1、同级观。在这种观点下，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应履行的具体社会责任没有主 次之分，是并列关系。Eells & Walton（196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当企 业在与社会领域发生互动而产生的问题以及治理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麦克奎尔（Mc Guire，1963）认为，“社会责任的观点假定企业不仅有经济和 法律责任，同时有超越这些义务的社会责任”。阿齐?卡罗尔（Carroll，1979）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还包括道德责任和慈善 责任。而J.J.Brummer（1991）又进一步把企业责任划分为经济、法律、道德 和社会四种责任，其中经济责任是指企业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责任;法律责任是指为法律规定的企业义务；道德责任则包括企业就其性质和可能的后果具有 充分的理解能力，对人类福利具有重大影响力及有能力对行为及其后果加以控制；社会责任是企业行为低于社会要求的标准,及引起的后果,应受到惩罚。斯 蒂芬?P?罗宾斯则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 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 2、层级观。在此观点下，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履行具体的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 层级观念，以著名的金字塔模型为代表。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阿基.B.卡罗尔（197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 德和慈善期望，并形成金字塔形状。底层为企业的经济责任，也是企业最基本 的社会责任，指企业首先负有生产、盈利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责任。第二层为 企业的法律责任，即企业需要在法律要求下履行其经济使命。第三层为企业的 道德责任，包括道德标准、规范，反映了股东、员工、消费者和社区关心公平 公正的期望，以及对利益相关者道德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等。顶层为企业的慈善 责任，即企业自愿开展行动或者项目来促进人类福利的发展，体现了社会要求 企业成为优秀企业公民的愿望。
审计专业文献综述
2008 级 学院：会计学院 专业：审计班级： 08A 学生姓名：谷欣星学号： 2113808A07 完成日期： 2011年8月20日 2011 年 8 月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摘要：中小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中小企业存在着内部管理薄弱、经济效益较差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致使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加强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随着2007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及2008年6月财政部等五部委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中小企业在内部控制的设计、制定、实施等方面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近年来，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众多学者作了分析，促进上市公司的良性发展发表了意见。但是，对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为此，进一步研究其内部控制建设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 关键词：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正文：1内部控制的概述 实施内部控制是新时代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其经营效率的必然要求。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立足并获得长远的发展，巩固基础、完善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至关重要。企业会计内部控制是内部控制机构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内部控制整个体系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1内部控制制度的含义 内部控制制度是指企业为了达到其预期的经营目标，是资产得以完整、安全，是会计资料能够保持可靠、准确，使会计资料能够保持可靠、准备，使经营方针得以贯彻落实，使企业所有经营活动能够高效、经济而在企业内部开展并且实施一系列的自我评价、约束、控制、规划、调整等措施、手续、方法的总称。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是提供企业的经济效益、完善其经营管理。内部控制是伴随着强化经济管理的理念应运而生的，并且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其发展并且日益完善。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02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 “战略”原为一个军事术语。战略的思想古已有之，最早见于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孙子兵法》一书。美国的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在《大战略》中指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从军事方面来看，《孙子兵法》已形成了系统和完整的战略思想体系（杨庆山，散襄军，苏锦江，陈炳富，2001）。1938年，美国学者切斯特?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第一个将战略的观念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当中，首开战略研究的先河。他认为，把战略因素局限于管理活动和交易活动的某些方面是没有必要的，在需要做出决策的任何情况下，企业组织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都必须考虑到战略因素。 从此以后，有关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已形成了众多流派，大有成为丛林之势。当代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Mintzberg）将其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分成了十个流派：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识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和结构学派。本文将从战略的概念、战略的形成与制定、竞争优势的来源与获取、战略与结构的关系、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几个方面，来总结企业战略管理不同学派的观点。 一、什么是战略 1. 军事学家眼中的战略： “战略”原为一个军事术语，战略的意义历来为中外军事学家所重视。西方著名军事家博弗尔认为，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行动；我国台湾著名的军事研究者钮先钟认为，“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一切战略理论，就概括的意义而言，为也都是行动学……从较广泛的意识来说，计划即为战略”（钮先钟，2003）。毛泽东认，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 2. 管理学家眼中的战略： 设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最早提出了“企业战略”的概念。他认为，企业战略是“确定企业的长期基本目标与目的，选择企业达到这些目标所遵循的途径，并为实现这些目标与途径而对企业重要资源进行的管理”。（ Chandler，1962）这一定义虽然侧重于企业成长方法和资源管理，但为企业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并且，在他看来，战略管理就是“决定企业基本的长期目标与任务，制定行动方案，配置必要的资源以实现这些目标”（ Chandler，1962）。 计划学派的安索夫（H. Igor. Ansoff）在《企业战略》一书中提出：企业战略是一条贯穿于企业经营与产品和市场之间的“连线”。他的“战略四要素”说认为，战略包括产品市场范围、增长向量、竞争优势、协同效应四个方面。其中，产品市场范围即公司经营的产品和市场的范围；增长向量指企业打算进入的产品市场的变化；竞争优势，即明确在该范围内企业较之竞争者所具有的有利的竞争地位和特长；协同效应，即将企业的不同部分有机结合起来以取得单个部分不能实现的方法（Ansoff，1965）。在此基础上，安索夫于1976年在《从战略规
社会福利理论文献综述
社会福利理论文献综述 在准备课题《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对相关国内外着作进行了选读，并对已发表的相关领域论文进行了研究，以此寻求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现状，了解与本论文有关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总结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存的问题，从而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吸取经验，并有所创新。 （一）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福利”一词，英文为“Welfare”，意指人、动物或群体的健康、安全、快乐的一种总体状态，亦指多由政府为有需要的人或者动物提供生活条件、经济帮助等等①。我国社会保障学专家郑功成对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对“福利”概念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福利包括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其中个人福利通常被解释为‘幸福’、‘快乐’的同义语，是指个人对物质生活的需要与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的满足；而社会福利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福利的总和或个人福利的集合②。对于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而言，它的内涵和外延很难确定，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去理解。在最广泛意义上，社会福利是指一切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措施，不仅包括社会保障的内容，也包括就业政策、公共文化、免费教育、公共卫生和家庭津贴等等。其覆盖对象是全体国民，包含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在英国出版的《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社会保障”不单独列目，而在“社会福利”条目下包括两个主要的子项目：一是社会工作——个人社会服务；二是社会保障——政府的福利项目。在中层意义上，社会福利基本上是社会保障的同义语，是西方普遍用来替代社会保障的一个概念，涵盖了政府和社会为国民提供的各种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的各项内容。狭义上的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张海鹰（1993）认为社会福利作为国家的社会政策，由国家或社会为 ①参见美国传统词典第4版、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柯林斯高级英语学习词典第5版 ②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6页。
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分析2015春季MBA2班 任彦乐 学号：1550301221 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本文分析的是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一个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集合体。企业社会责任既是社会对企业的道义要求,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工具,是企业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动态整合,是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伦理道德责任、慈善责任的综合。随着企业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影响能力的增强,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不断高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日益受到“赚取工人血汗钱”的指责，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开始在各国被提起，到9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CSR 运动，跨国公司纷纷开始要求其供应商接受有关劳工标准和CSR的审查。这股声势浩大的CSR浪潮，要求企业在营利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发展要合乎社会道德规范，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一个企业为什么存在的“企业使命”问题，也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经济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它不仅是道德呼吁，而且是刚性的制度约束，它不仅是一种理念，它更是一种需要付诸实践的法律制度。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渊源 （一）社会责任的定义 1.社会责任（Society Responsibility SR），它没有一个标准而且统一的定义。美国的一些学者通常认为：企业社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决策者采取保护与促进社会福利行动的义务；琼斯福.马可圭里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仅负有经济与法律上的义务，而且更负有超越这些义务的其他责任;而我认为社会责任是一种企业在追求利润和经营的过程中对这个社会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或者义务来回馈给国家和人民，也是一种需要国家规范的法律制度，还是一种企业寻求长久发展的经营战略。一个企业想要长久发展必须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企业必须承担保护环境，对公众不造成不利影响，有助于规范社会风气等措施。即要求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社会公众及国家的利益，履行保护环境、消除污染等社会责任，将企业的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 2．企业社会责任性质：正是由于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事实上的客观上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性，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企业所采取的一些行为兼具自身与社会双重影响属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就是一种企业自身对人类社会所承担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对企业组织的外在要求。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组织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二）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企业组织是存在于社会组织当中，两者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也正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对国家屐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做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更要承担起一份社会责任。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两者的关系应该是“鱼水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企业建立和发展与社会环境休戚相关，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来源，这就要求企业通过对这个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改善社会环境，使得这个社会整体环境更适合企业更好的发展。企业的经济活动需要在社会环境中发生，企业应承担自己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分类 1.从法律角度可分为：法定和非法定的企业社会责任 法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性条文规定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比如，企业所缴纳的税金，企业的产品质量等。非法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除国家法定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外的，企业愿意自主承担的社会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de7657353.html, 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作者：高晓方 来源：《北方经济》2011年第12期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从提出到得到广泛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更是引发了关于企业 社会责任必要性的两次学术论战。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未对企业社会责任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着重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之辩、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之辩以及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希望能对我国企业管理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必要性内涵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源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开始思考企业与社会的关系。1924年，欧利文·谢尔顿在《管理的哲学》中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概念，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自谢尔顿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各国学者都在争论企业是否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其中最著名的讨论莫过于贝利-多德、贝利-曼恩之间的两次学术论战。 （一）CSR两次学术论战 第一次论战：20世纪30年代，贝利-多德之间关于企业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论战始于对企业经营者职能的讨论。贝利认为，股东是企业的唯一委托人，企业管理者应该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多德教授则认为，企业既有社会服务功能又有营利功能，企业管理者作为多方受托人，应该树立对职工、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的社会责任感。之后，贝利和多德争论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多德放弃了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而贝利反而认为多德原来的观点是对的。 第二次论战：20世纪60年代初，贝利-曼恩之争使得贝利-多德之争得以延续。曼恩批评贝利没有讲清楚为何企业管理者的职责是执行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企业财富的问题，贝利则认为企业经营者适合担当企业利益相关者受托人和财富分配者角色。之后，曼恩的思想逐渐转变，有条件地接受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 （二）CSR反对派和支持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发展述评
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３０卷（总第１３４期）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知“撇ｚ旷肌ｅ，ｚ，，田塘Ⅳｏ舰以‰面ｅ倦渺细ｃ泓ｓｃ拓船ｅ尉ｉ砌州 №２．２００６ Ｖ０１．３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１３４ 【管理学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发展述评 郭媛媛，王季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４） 【摘要】战略管理理论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间涌现了许多学派和理论观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理论产出了三大成果：竞争战略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和超越竞争理论。并每种理论观点都体现出特定的前沿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战略管理；竞争；企业 ［中图分类号】Ｆ４２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ｌｏｏ睢５２２６（２００６）０２一０１３７一０３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经历了２０世纪初至５０年代的经典战略理论和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统战略理论阶段后，进入了８０年代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的战略管理理论更加重视竞争，强调企业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协调；更注重企业间的合作，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竞争。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成果可概括为三大主要理论：竞争战略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和超越竞争理论。 一、竞争战略理论 １．竞争战略理论的主要内容 迈克尔?波特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竞争战略》和１９８５年出版的《竞争优势》中，曾运用产业经济学的ｓＣＰ范式进行了阐述，大意是企业在制订战略时必须考虑其所处的行业环境；行业结构决定企业的竞争范围，从而决定企业的利润水平。 波特的竞争战略认为，在决定企业赢利性的因素中，市场结构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企业如何在各种竞争力量中确定合适的定位是取得优良业绩的关键。理解行业结构永远是战略制定的起点。同时，波特还提出了五种竞争力量分析模型。这五种力量分别是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讨价能力、供方讨价能力及现有行业内企业的竞争。他认为一个行业的竞争状态和盈利能力取决于五种基本竞争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其中每种竞争力量又受到诸多经济技术因素的影响。五种竞争力量分析模型的结果在于对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的选择，即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在企业制定战略时，它们分别强调企业通过努力降低产品成本，追求产品差异化和专一在某一产品或细分市场来创造优势，并以此战胜竞争对手。波特认为，竞争战略的选择由两个中心问题构成：噬择有吸引力的、高潜在利润的产业；堰在已选择的产业中确定自己的优势竞争地位。 波特还提出了著名的价值链分析模型。价值链是采用系统方法来考察企业所有活动及其相互作用，以及分析获得企业竞争力优势的各种资源。为了认识成本、行为与现有的和潜在的经营差异性资源，价值链分析方法是将一个企业分解为战略性相关的许多活动。企业正是通过比其竞争对手更廉价地或更出色地开展这些重要的战略活动来赢得竞争优势。 ２．竞争战略理论的评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处于战略管理理论统治地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该方面理论的缺陷，对后来的理论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该理论给我们提供制定战略的全新角度，深化了人们对产业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一０９—１１ ［作者简介】郭媛媛（１９７８一），辽宁辽阳人，女，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辽宁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王季（１９７８一），辽宁沈阳人，女，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辽宁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 ?１３７? 万方数据
审计需求理论文献综述
审计需求理论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加快，审计的地位也在不断地加强。审计作为一种新的商品形式同样具有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对于研究审计需求的理论也越来越多，我从审计需求的作用，产生审计需求的原因，审计需求的变化，审计需求与审计独立性，审计需求的不足及改进，和审计的新需求这六个方面对审计需求进行文献综述。 一、审计需求的作用 潘克勤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发表的《公司内部治理、外部审计需求与财务报告质量》一文中指出审计需求的理论解释有信号传递、降低代理成本、保险功能,等等。信号传递理论认为,由于内外信息不对称及市场评价的重要性,优质公司或内部治理较好的公司会聘请具有品牌声誉的审计师来传递信息,使得市场不低估企业价值; 降低代理成本理论认为,内部治理越好的公司外部审计需求越低,因 为内部治理已经解决了对管理层或大股东的监督;保险理论认为,独 立审计的作用在于让审计师分担风险,如果被审计公司出现财务舞弊,损害了相关方面利益,则在审计失败情况下审计师要承担部分民事赔偿责任。信号传递理论是建立在市场有效基础上的,中国证券市场评价效率较低,公司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的动机不足;保险理论是建立 在独立审计民事责任相关法律规定和实施机制健全的基础上的,目前我国尚不具备该条件。所以,降低代理成本需求或监督需求是中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需求的最合理解释。再者,大型审计师一般会索取品牌溢价,如果信号传递动机不足,聘请大型审计师并为之支付品牌溢
价就是一种不经济的支出。 单吉荣在审计广角中发表的《强制性审计需求与审计质量研究》一文中指出强制性审计需求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他认为由于我国正处于特殊的经济时期，市场失灵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当市场失灵时通常会寻求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其实国家干预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是广泛存在的，政府干预可以推动审计业务的发展，同样，政府干预也可以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消除管理层压力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有利于消除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有利于消除市场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有利于消除审计费用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强制性审计需求与自愿性审计需求并不冲突，强制性需求同样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审计质量。从我国目前状况来看，自愿性审计需求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又受到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制约，直接从自愿性审计需求角度来提高审计质量，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影响我国审计质量的原因还在于被审计单位与注册会计师的共谋行为，而政府参与审计活动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有限避免这种共谋行为，因此可以说来自于政府的强制性审计需求对提高审计质量是有效的。 《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问题研究》课题组在会计研究中发表的一篇题为《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与审计质量问题研究———供给与需求的视角》从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方面分析了审计需求的作用。需求环境是指影响审计服务需求数量和质量的环境因素。需求环境可分为微观的公司环境以及宏观的政府与公众期望环境。公司环境直接影响审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 (2)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 陈世荣<越南留学生》行研09级 一、关于国内外战略管理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企业战略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呈现出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理论学说及典型案例，对于指导各行各业企业发展发挥了作用。国际学术界对企业战略管理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可将国外企业战略管理发展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1）早期的企业—环境综合分析范式阶段。进入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企业出现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重大变化，国际市场逐步开放，大多数大企业以并购方式采取多元化经营。企业不满足于年度预算，开始采用运筹学和预测技术进行规划，形成了战略规划学派。该理论认为企业战略应当使企业自身条件与所遇机会相适应，实质上是认为企业战略应当放到如何使公司能力与竞争环境相匹配的框架上，寻求发展商机。 （2）以环境适应范式为中心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环境变化加快，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环境是不确定、不连续的，从根本上动摇了战略规划关于未来可以计划、可以预测的思想。以环境变化分析为中心的战略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仅从分析外部环境的变化出发制定战略具有局限性，因此开始出现基于企业内部分析（如价值链理论）的战略理论及基于企业社会关系分析的战略理论（如网络优势理论）。环境适应范式认为战略决策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强调战略的动态变化，认为最适合的战略制定与决策过程依赖于环境波动的程度。这个学派包括：安索夫的企业战略行为是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及由此导致的企业内部结构化的过程思想，伊丹敬之的战略适应性观点，奎因的逻辑改良主义等。产业组织分析也可以视为一种环境适应理论，只是更重视环境中的产业结构分析。1980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产业分析竞争战略思想，既可以视为早期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也可以视为环境适应理论的深化。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理论，从企业内部价值创造过程寻求竞争优势来源，弥补对企业内部因素不够重视的缺陷。 （3）多种范式并存阶段。进入90年代后，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步伐加快，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及产品设计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客观要求企业通过提高自身 能力，全面考虑企业内部要素和企业外部环境要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这种背 景下，基于企业内部分析和企业内外部综合分析的战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 包括：①资源论。1984年沃纳菲尔特的发表“企业的资源基础论”，意味着资源论的诞生。
浅谈大数据背景下内部审计文献综述
浅谈大数据背景下内部审计文献综述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浅谈大数据背景下内部审计文献综述，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进来看看，参考参考，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内部审计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大数据背景下内部审计的定义相比传统内部审计得到了延伸，并且大数据对于内部审计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变革。通过分析大数据对内部审计产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提出国家政策；公司管理；审计人员素质等方面的措施。 关键词：大数据；内部审计 一、引言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出现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变革。随着会计行业信息化的出现，传统的内部审计已无法满足信息化的要求，大数据内部审计应运而生。2008年制定的《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28号———信息系统审计》对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做出了具体规范，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及大数据一词并强调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对我国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表明大数据内部审计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最新产物。 二、内部审计新理念
在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内部审计的定义已无法适应大数据的复杂环境，内部审计定义需要创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大数据环境下的内部审计新理念进行了总结。国外对于信息化审计研究较早，对于信息化审计的定义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美国Annbarry教授（1989）曾预测未来审计工作的重心将转变为对数据库的审计。日本通产省情报协会（1995）从信息化审计的过程出发，认为信息化审计就是在审计过程中充分利用计算机系统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全面的评估。可见国外学者对于审计信息化已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对于信息化审计的研究进行的较晚，并且尚处于初级阶段。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认为内部审计具有评价并改善风险水平、控制并治理审计过程的作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学者发展了内部审计理念，不仅拓宽了内部审计的覆盖范围，同时也对内部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汤靖（2016）提出大数据内部审计是新时期审计事业发展的方向，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规章为准绳，并且能够推动组织架构、盈利模式、管理流程方面的变革。在内部审计工作内容方面，刘荣（2015）认为大数据内部审计是对数字、文字、视频、音频等一切有用信息进行的全面审计。李若文（2016）认为内部审计工作以数据信息为核心，同时以数据的流向为关注点，对相互关联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挖掘有效的审计信息。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概念界定、测评体系、并对国内外CSR维度进行比较，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单描述，并提出企业在处理CSR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针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CSR）研究现状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 （一）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渊源 在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系统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不过20余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我国第一篇以企业社会责任为题的文章——《企业社会责任——访南化公司催化剂厂》发表在《瞭望》杂志1985年第三期，而第一本以企业社会责任命名的著作是1990年袁家方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此后，法学家刘俊海将企业社会责任首次引入公司治理研究，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存在的唯一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社会利益。”随后,我国学者相继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视角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 2008年全球性金融爆发以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视角。盛斌、胡博（2009）阐述了由金融危机到来引发的政府与企业一系列问题。在经济繁荣之时，政府力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当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该任由企业倒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否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追求？而且，这些问题在不同社会文化类型的国家势必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另外，做为金融危机导火索的商业银行，关于它的社会责任也是备受关注。有学者甚至认为正是因为作为企业的商业银行忽视自身的社会责
任的贪婪性，引爆了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大灾难，并且致使全球经济到目前为止仍发展缓慢。 200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09）》，文中用了“四位一体”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实践对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做了统计。其理论模型主要有四部分，分别设计以责任管理为中心，以市场责任为基础，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为两翼。整个模型围绕责任管理这一核心，以市场责任为基石、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为两翼，形成一个稳定的闭环三角形。 现阶段我国的学术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1.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数量上升较快。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SA8000标准认证的调查，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是否存在相关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等。2.对环境责任和慈善责任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呈井喷之势。随着国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再加上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也陡然增多，人们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环境污染的问题上来。自然而然，企业作为环境保护的关键一环，对其是否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也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争议。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更是引发了学者们对自然灾害中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的大量探讨。此后中国相继出版了一引些慈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专著，如《中国慈善蓝皮书》等，既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也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慈善与企业的相互影响机制。 （二）企业社会责任在外国的发展历程 早在19世纪企业社会责任还处在萌芽时期，关于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
关于绩效审计含义和目标的文献综述
关于绩效审计含义和目标的文献综述 【摘要】从世界审计历史看，绩效审计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传统财务审计向绩效审计为中心的转变。绩效审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均衡性。总体来看，实施绩效审计较早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处于世界经济领先领域，比如北美的加拿大、美国，西欧的英国和北欧的瑞典等。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绩效审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实践，还总结出一些相对成熟的绩效审计方法和规律。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审计制度建立后不久，我国审计理论界就开始探讨经济效益审计（或称绩效审计）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企业经济效益审计研究，80年代后期开始承包经营责任制审计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后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换经营机制审计研究。2000年加入WTO以后，审计界开始思考：中国如何开展绩效审计，如何与国际接轨，并如何付诸实践。直到21世纪初的效益审计研究，也即开始了绩效审计研究。我国的绩效审计因为包含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审计内容，与英美等国的那种纯粹独立类型的绩效审计存在一定一定区别，却接近于加拿大的综合型绩效审计。我国专家学者们借鉴了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作了大量的探讨和分析，创新性地引导了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开展。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认可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实务操作指南，只是经验上总结和创新。本文在两个方面对政府绩效审计进行了文献综述，对其含义和目标进行阐述和分析。 关键词：绩效审计含义目标
一、政府绩效审计含义 （一）国外绩效审计含义 “绩效审计”这一概念首见于1948年3月阿瑟?肯特在美国《内部审计师》杂志上发表的“经营审计”一文。1953年公布的《英国国家审计法》对绩效审计的定义为：“检查某一组织为履行其职能而使用所掌握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情况”。 1986年第12届国际会议上，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发表的《关于绩效审计、公营企业审计和审计质量的总声明》一文中，将绩效审计定义为：“除了合规性审计，还有另一类型的审计，它涉及对公营部门管理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评价，这就是绩效审计”。 1994年，美国会计总署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认为：“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采用纠正措施的有关各方进行决策以便实施监督提供信息”。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认为，“绩效审计的目标是向用户提供独立的业绩信息和系统的认定保证”。 （二）我国绩效审计含义 我国学者大都将政府审计机关从事的对行政事业单位的非财务审计称为“绩效审计”，对企业进行的非财务审计称为“经济效益审计”或者“效益审计”，而民间审计组织和内部审计部门从事的非财务审计称为“经营审计”、“管理审计”或“经济效益审计”。 王光远在《管理审计理论》（1996）一书中指出：管理审计是评判受托人对受托管理责任履行情况的审计，其目的在于建立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互
战略管理关联理论综述
战略管理关联理论综述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钢材加工配送公司发展战略探究 【第一章】钢材加工企业战略调整研究绪论 【第二章】战略管理相关理论综述 【第三章】首秦加工公司外部环境分析 【第四章】首秦钢材加工企业内部状况探析 【5.1 - 5.3】加工配送公司SWOT分析 【5.4 - 5.6】首秦加工公司战略管理实施途径 【第六章】首秦加工公司发展战略实施保障措施 【结论/参考文献】钢材加工企业战略体系构建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2 章战略管理相关理论综述 2.1 企业战略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2.1.1 企业战略的含义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对于企业战略的理解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西方诸多着名学者提出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定义。战略管理着名学者对企业战略的具体定义见表2-1:综合上述观点，可将企业战略定义为：企业确定其使命，根据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设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和实现进行系统的谋划，并依靠企业内部能力将谋划付诸实施，
同时进行控制的动态管理过程[32]. 2.1.2 企业战略的构成要素 企业战略的构成要素是企业制定战略的基础，通过了解掌握构成要素的情况，企业才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合理的企业战略，才能使战略具有现实意义。通常来讲，其构成要素涵盖以下四大方面：（1）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的定义为：在商业活动中企业所从事的生产经营范畴。 经营范围是一个企业与外部环境联系紧密与否、相互影响程度高低的具体反映，同时体现企业发展规划与其外部环境发生作用的要求。 在明确使命后，企业综合考虑当前所在行业情况、所生产的产品以及具体的市场需求情况，最终确定自身的经营范围。企业确定其经营范围的途径有很多，可根据自身经营产品特点及其所含有的技术种类等等来确定自己最终的经营范围。此外，虽然企业初期可能只确定了某个经营范围，甚至规划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做变动，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很少有企业一直坚守某个固定的经营范围，总体来说企业经营范围应是动态的。 （2）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定义为：在过去、当前、未来三个不同时段，企业对自身所拥有资源和技能进行分配的一种模式，也是其对企业资源运用水平的具体展现。 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能够极大地影响企业自身目标的实现程度，是企业需提高重视的一种特殊能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以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发表时间：2018-09-18T09:53:27.603Z 来源：《知识-力量》3中作者：向思[导读] 企业社会责任从提出到得到广泛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更是引发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必要性的两次学术论战。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未对企业社会责任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在回顾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帮助。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从提出到得到广泛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更是引发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必要性的两次学术论战。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未对企业社会责任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在回顾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帮助。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文献综述; 近四十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否与财务绩效(CFP)有关，以及影响财务绩效的路径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Lu et al., 2014)。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为现有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最初，国内外学者仅仅是对CSR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开展研究。部分学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Freeman, 1983;Jones, 1995)提出CSR与财务绩效正相关，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获得并增强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从而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大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都发现二者是正相关关系(Reverte et al., 2016; Wang and Sarkis, 2013;Flammer, 2013; Goll & Rasheed, 2004; Tsoutsoura, 2004;徐二明,2013)。但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利于财务绩效的提升，如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1970)认为企业的根本目的是盈利，实施社会责任将占用企业有限的资源，并且CSR的实施成本远远超过其带来的收益，因此它并不会带来财务绩效的提升。Brammer, Brooks & Pavelin(200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CSR和财务绩效负相关。另外，Galashiewicz(1997)基于代理理论指出由于大部分企业对CSR行为缺乏有效的管理，高管可能将本应用于提高企业绩效的资源用于企业实施CSR，从而获得个人名誉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因此CSR与财务绩效负相关。也有学者的研究结论为CSR与财务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关系(Aupperle, 1985; Fauzi, 2009; Mulyadi & Anwar, 2012)或者存在混合关系 (e.g., Barnett and Salomon, 2012;Lu et al., 2014)。除了实证分析外，相关学者还采用元分析方法对CSR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Orlitzky (2003)认为CSR正向提升财务绩效。多数学者元分析的研究结论都为CSR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为正相关(Beurden & Gossling 2008; Boaventura et al. 2012; Orlitzky et al., 2003; Margolish & Walsh, 2003)。Boaventura(2012)的研究结论表明65.5%的研究文献认为CSR与财务绩效正相关，19%认为负相关，剩下31%认为二者相关性不强或相关关系不确定。 Endrikat(2014)和Javed、Reverte(2016)认为由于没有考虑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或对其考虑不够科学，导致现有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而沈戈(2017)认为对CSR和财务绩效的定义、衡量方法，数据的收集与处理，理论框架与模型设定不一致，导致学者们对CSR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很难形成统一的结论(Malik, 2015)。由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CSR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可能是通过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间接形成的。国内外学者为探究二者的真实关系，开始从战略管理、公司声誉、无形资产、研发投入、顾客满意度、媒体关注度等中介视角展开研究(e.g., Bear et al., 2010; Park et al., 2014;Bear et al., 2010; Park et al., 2014)。Cheng(2014)、刘计含(2012)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利益相关者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谢雪梅(2017)研究发现顾客满意度在CSR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中国制度环境正向调节CSR和顾客满意度的关系，而在越南制度环境正向调节CSR和销售收入的关系。徐二明(2013)认为在 CSR和财务绩效中市场发展、政府所有权起调节效应。 Brammer and Pavelin (2006)引入公司声誉这一变量，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实施一系列积极的社会行为，这些积极的措施将会形成企业良好的声誉，但这CSR对公司声誉影响程度并不一定。周丽萍(2016)也将公司声誉作为中介变量，对266家上市公司2000——2014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证实了短期内CSR与财务绩效负相关，但长期来积极履行CSR将会提升财务绩效，并且公司声誉的中介作用十分显著。Surroca(2010)将无形资产作为中介因素研究它在CSR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0) 得到一个有趣的研究结论：CSR和财务绩效之间直接关系不明显的原因是没有考虑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会对产品创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CSR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陈胜军和李勇坚(2013)构建了周边绩效作为CSR和财务绩效中介变量的绩效影响链条，指出CSR影响周边绩效，周边绩效推动财务绩效的提升，因此建议企业积极履行CSR。陶文杰和金占明(2012)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发现媒体关注度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财务绩效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随着广大学者的深入研究，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认清影响CSR和财务绩效的中介因素十分重要，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结果、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Mercedes Rodriguez-Fernandez(2016)以西班牙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三大理论即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探究了CSR与财务绩效的双向关系。研究发现CSR与财务绩效二者是正向的良性循环体系，即履行CSR有助于企业获利，企业盈利状况越好越愿意积极履行CSR，从而形成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并且还发现公司治理在CSR和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公司治理得越好的企业，其通过积极履行CSR获得的财务绩效越高。Xiang Liu and Chen Zhang(2017)对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2008-2014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公司治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重污染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履行CSR的一个重要方式，高水平的公司治理可以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确保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Agan et al. (2016)指出某一特定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和财务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Reverte et al. (2016) 认为企业创新将协调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Zhihong Wang and Joseph Sarkis(2017)基于合法性理论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果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和财务绩效之间的的中介效应，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果从而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参考文献 [1]王曼.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系统研究[D].天津大学,2008. [2]于洪彦,黄晓治,曹鑫.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J].管理评论,2015,27(01):169-180. [3]杨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J].法学研究,2014,36(05):13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