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一)

论文关键词：冯友兰；新理学；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贡献论文摘要：冯友兰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大师之一。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他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中西哲学互释、展望未来世界哲学等思想。

冯友兰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他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并从中西哲学的比较入手,创立了“新理学”体系，并且还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中西哲学互释等思想，这些都是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贡献。

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诠释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言论中分析出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思想。冯友兰在说“哲学无所谓新旧，是说哲学的道理大致相同”时，所说的言语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基本思想。他说：“各时代之哲学家，各以其时代之言语说之，即成其时代之新底哲学系统。”〔1〕原因有三：首先，“一时代的哲学家，必是将其自己所见，以当时底言语说出或写出者。因其所见,不能完全与前人不同，所以其哲学不是全新底哲学，但其所说所写，是其自己所见，所以虽有与前人同者，但并非转述前人。”〔2〕其次，“今人之新经验之尚未经哲学分析解释者，一时代之新哲学家，可分析解释之……一时代之新经验之分析解释，亦即可成为一时代之新哲学。”〔3〕第三,“人之思之能力虽古今如一，而人对于思之能力之训练则可有进步。逻辑为训练人之思之能力之主要学问。今人对于逻辑之研究，比之古人，实大有进步。……用训练较精底思之能力,则古人所见不到者，今人可以见到，古人所有观念之不清楚者，今人可使之清楚。〔4〕由此之故，一时代虽不能有全新底哲学，而可有全新底哲学家，较新底哲学。〔5〕

冯友兰所指的第一点是说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论述基本的哲学问题，第二点是说哲学家必须分析他的时代经验，第三点是说后人的哲学逻辑优于前人。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新阐发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讨论分析现代的经验和问题，必须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由此产生的哲学，才是现代中国哲学。在冯友兰看来，现代中国哲学或现代化了的中国哲学应该是中国哲学家用现在的语言重新阐释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自己时代的问题，并将新的经验与原有的哲学结合起来，现代中国哲学应该有较强的理性和逻辑性。冯友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贡献

1、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

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区别，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在《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6〕冯友兰将研究哲学史归为“照着讲”，将哲学创作归为“接着讲”的，他说：“哲学史家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而哲学家是接着哲学史讲哲学”。〔7〕尽管写的“哲学史”与“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写的，而“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接着讲”就不同了，“接着讲”是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变化和创新，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8〕

冯友兰就是在他的“接着讲”的哲学方法上，创立了新理学体系。他的新理学体系是在继承中

国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要让自己的问题“接”上传统，同时也让传统“接”上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是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第二层涵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最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中国哲学的实质是“通天人之际，”通过对“通天人之际”的现代分析，从而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

冯友兰的“接着讲”是接着中国哲学讲，它将时代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讲出了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在这方面，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新理学体系中的人生四境界说。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境界说。四境界指依次由低到高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境界源于人的“觉解”，而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觉解就是自觉和了解，觉解也就是对人所做之事的意义有了解，并自觉人与事物是处在某种关系中，即“在做某事”。人因有觉解，事物以致整个宇宙人生对于人就有了某种意义，这个意义就构成了人的境界。冯友兰多次讲到，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境界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友兰的“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就是让现代问题接上传统的思想，从传统的思想中找出现代问题的答案，使传统哲学现代化，以把握现代思想中的时代精神。新理学体

系的产生就是哲学现代化的标志，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之一。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复习笔记(《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圣才出品】

第8章《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一、老聃与李耳 1．《老子》一书之时代考证《老子》一书，相传为系较孔子为年长之老聃所作。其书之成，在孔子以前。今以为《老子》系战国时人所作。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之作品。（1）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2）《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3）《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2．老聃、李耳之考证李耳为“隐君子”，其讲学必不愿标自己之名。传说中恰有一“古之博大真人”之老聃，故李耳即以其学为老聃之学。既可隐自己之名，又可收庄子所谓“重言”之效。故《荀子》《吕氏春秋》《庄子·天下篇》，皆以《老》学为老聃之学。及司马迁知李耳为《老》学首领，而又狃于世人之以《老》学为老聃之学之说，故遂误将老聃及李耳合为一人矣。今当依司马迁认李耳为战国时《老》学首领，但认李耳为历史的人物，而老聃则为传说中的人物，二者是二非一也。二、《老》学与庄学 1．《老》学

《老子》之学说，《荀子》批评之，《庄子·天下篇》称述之，《韩非子》“解”之“喻”之，《战国策》中，游说之士亦引用之；故可知其在战国时已为“显学”矣。 2．《老》学与庄学之考证（1）汉以前，无道家之名，《老子》之学说与庄子亦不同。上文谓《老》学为杨朱之学之更进一步者，而庄学则为其更进二步者。（2）《老》学注意于先后，雌雄、荣辱、虚实等分别。庄学则“外死生，无终始”。《老》学所注意之事，实庄学所认为不值注意者也。（3）战国以后，老学盛行于汉初；庄学盛行于汉末。（4）《老》学述应世之方法，庄学则超人事而上之。三、楚人精神楚人为新兴民族，本无较高文化，孟子又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可见楚人慕周之文化者，须至北方留学，方能得之。然楚人虽不沾周之文化之利益，亦不受周之文化之拘束；故其人多有极新之思想。四、道、德 1．道（1）古时所谓道，均谓人道，至《老子》乃予道以形上学的意义。以为天地万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总原理，此总原理名之曰道。（2）《韩非子·解老》云：“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具有东方特色的内容十分丰富的中国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哲学约300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先秦时期出现了很多学者，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最盛。有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墨翟为代表的墨家理论，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惠子、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当时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以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为研究讨论的重点。先秦哲学中提出了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重要哲学范畴，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秦汉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崇尚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哲学思想几无发展。汉初记取秦亡教训，缓和矛盾，休养生息，黄老之学盛极一时。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谶纬之学兴起，同时出现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东汉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社会危机频仍，哲学思想呈现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以及古今、人性等问题展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儒学的统治地位被打破，新的富于思辨性的玄学应运而生；佛教在中国逐渐传播，道教体系逐步建立；上述变化使得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极为活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如“有无”、名教与自然、言意、形神等。隋唐隋唐两代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统治者采取了儒、释、道兼宗的政策，提供了三教互相批判又互相吸收的条件。佛教哲学关于心性、理事问题的讨论；韩愈的道统说；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宋元明清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科学、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以理学为特征，理学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吸收道家和佛教思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围绕理气、道器、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承上启下，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时期。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许多哲学家运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他们的辩证思想，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等。他们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它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有机性与连续性。它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中国哲学这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凝结着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在中国哲学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范畴被不断地充实、丰富，赋予新的内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

2011年7月（总第282期）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7，2011 (Cumulatively，NO.282) [摘要]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本文旨在针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便于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路程走的更好。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现代化；普适性一、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西方文明，是人类智慧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中国法治现代化亦在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然而，由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先天性的经验不足以及中国国情的影响和限制，存在了诸多的问题和阻碍，现就其原因进行浅析：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法治现代化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真正的“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起源于城市里的自由民，而城市里的自由民就是由商人阶层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①原有的贵族和封建主为主导的社会被打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平等的人组成的，在商人之间的没有土地依附关系的一个自由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 其次，计划经济强烈的行政命令性，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治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②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治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治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治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中国古代儒学对等性人伦大多只停留于理想人格的局面，而至现代法治社会亦然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治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变革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阻碍性。再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阻碍了法治现代化进程。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 “刑不上大夫，法不下庶民”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均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③虽然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最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西方国家主要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发展的计划也会毁于一旦。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 “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 —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是合乎时宜并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二、浅谈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解决办法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实行法治现代化会成为治国安邦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理了几千年封建伦理社会洗礼的国家来说，实行法治固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以下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 “攘外先安内，师夷长技以自强”。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法治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郭春生（新疆大学研究生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15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的世袭传授者周朝后期这些官吏丧失职位流落民间讲学从而产生各个学派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刘歆的理论，在详细情节上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他试图哲学就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从一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寻求各家起源，这无疑代表着一种正因为上帝有人格化倾向爱上帝是准超道德价值确观点。对超乎现世的追求在中国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哲学完成的封士建国制度被秦朝始皇帝于公元前221年正式废除。中国的哲学主题是寻求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内圣外王但是在正式废除以前的几百年，它已经开始解体了，而在几哲学不但是知道它更是体验它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千年后，封建的经济残余仍以地主阶级权力的形式保存着。人的哲学就是他的传记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七至三世纪，是一个社会、政治明晰与暗示不可兼得大转变的时期。对前人著作的翻译终归只是一种解释周朝解体的真实意义，不只是某个具体的王室的解体，翻译工作就如同嚼饭喂人而更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的解体。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四海之内的地理环境农的意识和思想反者道之动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

小农的简朴生活——》道家家族制度——》儒家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三四世纪接近儒家的新道家十一二世纪接近道家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的新儒家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道家对精神自由的赞美中国画的山水自然两种概念直觉的(已区分的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区分第四章孔子第一位教师的概念) 假设的直觉哲学家偏爱无区别的假设哲学家偏爱有区别的中国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中国哲学里知识论(有孔子是周朝之前的商朝王室的后裔区别的认识)的缺乏语言的含混与模糊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前期贵族教育的基础。有些希腊哲学:商业数学假设概念知识论语言的明晰和贵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靠教授典籍，逻辑性城邦非独裁(中国为家邦独裁 ) 在婚丧祭把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中国的农强调自然谴责人为西方商业为技术进步提孔子"述而不作"，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释，在"述"里"供动力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哲学往往包括局限特定社会情况和超越特定社会情况的人传之永久，写出了无数的注疏。两个部分儒家的理想人生:虽然对宇宙有极高明的见解却仍然置孔子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身于普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

浅谈中国管理哲学

浅谈中国管理哲学前言：中国管理哲学是目前中国管理学界中比较热门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看法，利用文献综述的形式写出对中国管理哲学理论部分的思考，又利用“球迷”对足球的深刻认识，添加了足球中反应管理哲学的例子，从而对中国管理哲学进行了思考和探讨。关键字：中国管理哲学，中庸，足球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伴随着中国式管理的提出和应用，中国管理哲学也被中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热烈探讨起来。首先是管理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即对管理本质的理解，管理学源自西方，西方人比较崇尚科学管理，认为“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侧重于如何管别人。而中国管理强调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诸子百家也对管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的科学。这一点上是中国管理与西方管理的本质不同，也是中西方管理哲学对象的本质不同所在，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的以修身为起点的管理学。人是感性与理性的复合物，人的心理和情感对人的行为有着巨大影响，针对人的管理一定要注意“安人”，否则，管理的结果将是无效和失败。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两次足球队“将帅失和”的实例中可见一斑。在针对人的管理中，管理者“安人”的同时要注意自己的“修身”，就如朱镕基总理所说：“为人要正，正人先正己”。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迟尚斌带着自己的弟弟去深圳队，多梅内克把戈武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这样带上“有色眼镜”看球员，必然只会看到各种颜色的抗议的拳头。其次是中国管理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西方崇尚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管理，日本喜欢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中国人自古喜欢中庸之道，不爱走极端，因此中国的管理哲学也一样，除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结合的刚性管理之外，也包涵了很多柔性管理的因素在里面。正如中国管理哲学在强调“修身”的自我管理的同时，也不忽视对“治人”的管理模式和手段的探讨。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如此看来中国的管理包涵了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的特点，并将其揉碎提炼，结合中国长久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相对西方与日本来讲相对中庸一些，也正是因为中庸导致其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用心，又不能太出格。实际管理中，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凡事既不能不用力又不能用力过猛。例如：英格兰足球队球星众多，实力不可谓不强，可是近年来每次征战世界杯都铩羽而归，杰拉德、鲁尼们一到国家队就发挥不出在俱乐部的水平，对此很多球迷认为“他们在俱乐部踢不好球会没饭吃，在国家队踢不好球又有什么

现代化的哲学和哲学的现代化(改进版)

现代化的哲学和哲学的现代化庖丁解牛 2015.6.6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哲学角度概括现代化的内涵，研究现代化的体系，进而探讨哲学的现代化。关键词：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的体系，哲学的现代化。现代化，人们对其见仁见智甚至见勇。正如中国现代化理论专家罗荣渠所说：“现代化内涵包含丰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各取所长。”① 笔者试图从哲学角度，概括现代化的内涵及其体系，并以此为指导，进一步探讨哲学的现代化，以便集成“砖”“玉”之和。一、现代化是一个“集大成”的过程所谓现代化，是指善于吸取众长之和，以适应现代状况，并顺应未来趋势的过程。以上为现代化的内涵。下面需要对其中的重要概念加以界定。 1、关于“长”。第一，应该是可以借鉴之长，而非高不可攀之长；第二，应该是经实践证明为长，而非自以为是之长。 2、关于“和”。第一，是体系内（或有关的）多数的、根本性的长之和，而非少数的、非根本性的长之和；第二，是众长之融和，大于众长简单之和，而非众长之杂和，更不是能够内耗之长和。众长之和是现代化的内涵的根本。没有众长之和，绝不会有现代化。

3、关于“适应”。主要是指比之以前和它处更有利于促进现代状况发展，包括适应现代状况的要求、水平、性质等。只有适应现代化的众长之和才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适应现代状况，绝不能称现代化。 4、关于“顺应”。主要是指根据事物发展规律预测并经实践证明与未来趋势根本一致，而非 (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只有顺应未来趋势的众长之和才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只适应现代状况，但不顺应未来趋势，也不能称之为现代化，可称之为“昙花化”。而仅顺应未来趋势，但不适应现代状况可美其名曰“未来化”。 5、关于“过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持续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6、善于吸取众长之和，用中国一句古语概括，就是“集大成”②的过程，即：过去与现代之长我采集；过去与现代之短我抛弃；顺应未来之长我独持。如此“集大成”的现代化过程，谁人与我匹敌? 二、现代化是一个严整多层的体系现代化的严整体系，通俗地说，就是心灵，技巧，管理妙，环境好。四位一体，才是严整意义上的现代化。 1、心灵，就是思想现代化。即把思想之众长“集大成”（或日集思广议）。没有“集大成”的思想，绝不会有思想现代化。思想现代化，是全部现代化的灵魂与核心。没有思想的现代化，是没有灵魂的现代化，不但不是严整的现代化，而且也难以“技巧”，难

浅谈中国哲学

浅谈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大纲》读后感何谓哲学？还记得第一次正式接触是在高二的政治课上，只感觉一谈到哲学就很高大上，很深奥的感觉，虽说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懂，但看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后，算还是有一些理解吧。这本书，在我看来，算是比较通俗易懂的，不像印象中哲学那般高高在上。正如先生所说：“不免被讥为朴素，然而，如是真理，朴素何害？如非真理，纵讲的精微，亦不过善于诡辩而已。”虽朴素，但更易看懂。适合像我这种第一次接触这方面书籍的读者。本书它先介绍了中国从先秦到清朝时期，中国哲学的特点与发展和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思想。接着介绍分析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主要内容。读完正本书后，收获不算太深刻，但我国古代主要的哲学发展了解了许多。我国古代思想最开放的时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而在“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思想就不像那时那般百花齐放，很多思想只能默默的发展，有些甚至是昙花一现。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思想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像封建时期的主流思想--儒家学说，更多是因为里面很多思想，例如：三纲五常等，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而像道家的“无为而治”一些的佛系思想显然不符合封建社会的统治需求，于是统治者就大力发展儒家思想。这也是道家、墨家等不能发展为主流思想的其中原因。但此看法相对来说还是存在很大局限性及片面的，我国的哲学思想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正如书中所说，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众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赖宗教。我国哲学包含了道德、天、地、人、自然、思维等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的哲学，可以说中国哲学在世界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我看来，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并无好坏之分。还记得高中时，我曾吐槽我国的封建迷信现象，对他们烧香拜佛等行为不是特别理解。但现在看来，这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行为表现，虽说其做法不科学，但这又何尝不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呢！中国哲学，简简单单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或许尽一生都无法将它读透。虽然哲学是一个人文学科，但无论是学什么专业的，它都需要我们去了解，尽自己所能去学习，并且在生活中去践行与应用。曾经的我觉得哲学遥不可及，但现在看来，我们平时都说要看待事情都要两面看待，而这不正是哲学重所讲的辩证法吗?其实，生活中处处有哲学，我们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我们每个人对世界、对人生都有自己的思考与看法，我觉得这就是哲学吧。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而读哲学又何尝不是呢?虽然看完张岱年先生的书，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我会更多的去思考问题，思想变得更加的开阔，对一些东西的认识相对会更加的深刻。我相信接下来我会看更多此方面的书籍，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

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一)

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一) 【论文关键词】现代化落后国家外源性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论文摘要】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目标，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于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爲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爲長歎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瞭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爲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至於馮君之書，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識，請略言之：以中國今日之考据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僞；然真僞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僞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僞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僞材料，若逕認爲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産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僞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爲一真材料矣。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産物。昔人籠統認爲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爲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齗齗致辯於其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而馮君之書，獨能於此別具特識，利用材料，此亦應爲表彰者也。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國之史學，則史論者，治史者皆認爲無關史學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論之作者，或有意或無意，其發爲言論之時，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時代之環境背景，實無異於今日新聞紙之社論時評，若善用之，皆有助於考史。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藉此增加瞭解，此所謂廢物利用，蓋不僅能供習文者之摹擬練習而已也。若更推論及於文藝批評，如紀曉嵐之批評古人詩集，輒加塗抹，詆爲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後讀清高宗禦制詩集，頗疑其有所爲而發；此事固難證明，或亦間接與時代性有關，斯又利用材料之別一例也。寅恪承命審查馮君之書，謹具報告書，並附著推論之余義於後，以求教正焉。六月十一日 ------------------------------------------------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原本是冯友兰先生1947年在宾西凡尼亚大学讲课的英文讲稿，后由其学生翻译成中文出版。先生在自序中开篇直抒胸怀：“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非全史在胸，克臻境。惟其如此，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祥也。”先生自然是全史在胸，大有“小范胸中百万兵”之气势。先生抽筋扒皮，把两千年的哲学脉络清晰地展现于大家眼前。囫囵吞枣读完此书，我仍有许多不解，实在是自己资质愚钝。所谓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之精妙也；识者，选材之精当也；学者，史料之精熟也。先生虽然强调著小史意在通俗，难展其学。我觉得此书已是三者兼备，方才领悟有人说，49以后大陆已鲜有可读之书（译著除外）。我自己归纳出一些基本的问题。一，哲学和宗教。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更少。这种思想，之所以称为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产生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思想本身就是知识。宗教，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必要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二，中国的三教。

人们常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其实不然。儒家不是宗教，道家只是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才是宗教。道家与道教是有很大区别，两者教义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道教教人反乎自然，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类宗教）。三，道德价值和超道德价值。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宇宙）是超道德价值（更准确地说，爱上帝是准超道德价值，按斯宾诺莎，爱宇宙才是超道德价值）。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地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例外。中国人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人们往往通过宗教来追求超道德价值，但科学往前进一步，宗教就往后退一步。幸好，出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途径——一条比宗教更为直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替宗教。因此，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四，“入世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 人虽有各种，但各种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中国哲学家的答案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

谈谈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

谈谈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不论有多少纷纭繁杂的学说理论，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使人类真正从蒙昧中睁开眼睛，推动人类意识实现了大觉醒，引导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马克思的名字始终和工人阶级的事业紧紧相连，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的晨曦照在古老的东方，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使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走向自为，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被动转为主动。它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日出东方，开天辟地，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的耀眼光辉和巨大威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崇敬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就产生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同，结果大不同。马克思是怎样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的呢？他在自己理论活动的初期就申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他终生站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最前线，但从不对自己不熟悉的斗争指手划脚。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日子里，尽管他对公社的事业十分关注，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但他始终认为，身居伦敦，对巴黎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发号施令是根本不行的。他终生注视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根据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立者恩格斯，同样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一些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可以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恩格斯撰写的《反社林论》——这部被马克思誉为他和恩格斯理论的“百科全书”——发表八年后，恩格斯在新版序言中说，本书有许多地方是应该修改的，例如“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 恩格斯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去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许可以用列宁的两句话做出概括：“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从这种态度出发，列宁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已经不适合“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历史条件，

中国哲学论文之透视现代性(1).

中国哲学论文之透视现代性(1) ：科学把宗教的真理的桂冠争夺了过来，并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现象，但笛卡尔以来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为科学作真理辩护的努力并未成功，科学主因为对自然的巧妙控制得到了社会的青睐，但在科学划定的秩序下生活的现代人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感。关键词：现代性理性主客统一世界图像焦虑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编识码： A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种种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从七十年代开始,西方许多人文学者提出了“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说法，用来界定新的文化现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紧跟这一文化现象，介绍和评价后现代思潮的文献层出不穷。本文认为想研究后现代，首先理解什么是“现代”或“现代性”。当然，这个问题想说清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等多个角度来阅解。但这不是一篇论文能完成的事。故本文选择一个角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透视“现代”或“现代性”，希望勾勒出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纵深背景。一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按照瑞士著知名学者汉斯?昆的说法，现代这个术语“最初用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它用以表明西方由怀旧的文艺复兴阶段进展到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意指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它包含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基本观念和原则。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和中世纪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时期，其实，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仍然和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有共同点。在中世纪宗教文化里，上帝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真理、道德和价值都源出于上帝。但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发展，上帝在15世纪左右开始遭到欧洲人的冷漠甚至批判。以至最后“上帝死了”(尼采的话)。在这样一个主流文化渐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新确立真理、道德与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的问题。但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慢长而又令人痛苦的过程，实际上直到17世纪以后，失去了上帝关爱的欧洲人才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怀旧感和沮丧心理，找到了一种新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其基础是从哥白尼和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成果。”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证实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哲学则试图说明理性的胜利，人们对以一种独立的姿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理性就被思想家们(主是哲学家)逐渐推崇为真理、道德和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科学也被逐渐推崇为理性的“代言人”。康德在他的著名的“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这样说道：启蒙运动使人民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人不依赖于外界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

中国哲学精神浅谈

中国哲学精神浅谈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问题，首先要明白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说到哲学，就必须谈到宗教，这样也就要明白什么是宗教？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不同人可以有不同解释。这里讲的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宗教也和人生有关，每种宗教大多有一种哲学思想，而宗教则是以某种思想外加教条、组织等构成的。哲学是以人生为研究对象的，它以反思也就是思想自己的思想作为基础从而产生了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我们自然应当把自己当作宇宙中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开始思想我们的思想，就有了思考宇宙的思想，得到了思想思想后的思想，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一切存在之全”，也相当于惠施所云的“大一”。只有反思自己思想后得到的思想才是知识，才是认知世界的能力。关于中国哲学的地位问题，还要牵扯到“超道德价值”这个概念。所谓超道德价值，是高于道德价值的。比如说爱人是道德价值，而爱宇宙则是属于超道德价值范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超道德价值就是对超乎现实的追求，中国人对于超乎现实的追求的欲望也是存在的。因此，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不是注重增加一个人的知识。道家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区分了为学和为道两个概念，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中国哲学是属于为道范畴的。

二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们力图要解决一些问题。其一：如果一个人要获得个人与宇宙的统一，那么是否要远离社会或是要否定“生”？这个问题，道家和佛家的观念是差不多的。佛家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所以必须要脱离尘网，脱离人生这个痛苦的根源。道家认为“以生为附赘悬疣”，也就是说，要成为圣人，就要脱离社会，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生。显然这种哲学思想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有消极意义的。如果人人都想成为圣人，即完成个人与社会的完美统一，那么他们都会远离社会，这样和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他们的思想显得过于片面。还有一种哲学与这种所谓的“出世思想”相悖，即普通的入世哲学。这种哲学，不是超道德价值论，而是普通的道德价值。然而，孔子无疑是持这种入世思想的，这也成为出世哲学者的批评理由，即太过于现实主义，太过于肤浅。其实，无论哪一派，中国的中哲学都是出世和入世的统一体，他们都会提到政治、道德。当然，中国哲学的关注点在于人伦日用，注重实际社会，而不是空泛的指天、宇宙。即使是宋代新儒学和明清之际，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都是关注人的，如格物致知等，他都是为人服务的。总的说，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是如此的，实际上，中国哲学很实用，但又并不肤浅。说到入世与出世，就可以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联系。这两者是对立的，而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将二者有机统一。要完成这两个对立

有关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

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篇一：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心思想摘要：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和“三史”成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形成了与熊十力、梁漱溟所建构的新心学相对峙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提出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这里仅

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特点及贡献。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例如，1920年底作的《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一文，其中谈到要把中国的旧东西(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他所作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主张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的统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运用的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的比较方法；192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于1924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已初步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1925年以后，他在研究、讲授、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扬弃了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和“宋学”方法，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于30年代初出版了具有中国哲学史典范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37年与人合著的《怎样研究中国哲史?》一文，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即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哲学，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他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出，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系统论述，丰富、深化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并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五六十年代，他在自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