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十王栋生(吴非)

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十王栋生（吴非）：我的教师生涯及对教师发展的思考

主讲人：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王栋生

（笔录者：倪孟达）

“于漪茶座——全国名师报告系列活动”在于漪老师的“娘家”杨浦高级中学拉开帷幕，首位登台演讲的，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老师。王老师是著名的杂文家，笔名吴非，曾获首届“林放杂文奖”，出版的许多教育随笔，如《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受到教师们热捧。

“非常抱歉，让大家星期六来听我说话，”王老师以这样一句略带南京口音的话开始了他今天的讲课，“家中有老人、小孩的老师可以先回去，我不会在意。”当然，不会有哪个老师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

（为便于行文，以下内容根据笔记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有关的事例和观点都属王栋生老师所有，若所记与原意有出入，则是我的责任。）

任何职业都有危险性，教师职业有没有呢？“教师是一种高危险的职业！”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误人子弟”，可以这么说。我们做的事关系到别人的未来，要考虑以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本来应该在上午赶到上海来的，可我上午在学校里还上了两节高三复习课。这是一种现实。”我们的教育假如都在忙着这些东西，这样的教育还有前途吗？”

教师的危险性在于三句话：

其一，用反科学的方法搞科学教育；

其二，用不道德的方法搞道德教育；

其三，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搞应试教育。

我与商友敬老师在一个地方见到一群老人为了抢超市派发的营养品

打得头破血流，感慨很多，联想到教育的问题。这些老人，当他们正值最好的年龄，最应该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干吗？他们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都在街头打打杀杀，如今为免费营养品而大打出手，只不过是他们的历史延续而已。

古希腊称教师为“智者”，说明教师角色之特点在于多智。故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素养，要回到常识。

我曾开玩笑说，“我们学校成问题了，连我都成人物了”。“在五十年前，如果以我这样的水平去‘中大附中’应聘，门都不敢进。”引用教育家杨启亮的一句话：“我最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这句话现在轮到我来讲了。” （苏格拉底说“自知无知故求知”，“我之所以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就是因为我是天下最有自知之明的人。”） 有一年我在档案馆里查民国时期教师的工资，看到中央美院一教师月入230块大洋，而当时普通职员月薪20多块。如今老师们都在抱怨待遇低，我们首先应该反问自己：“你值几块大洋？”横向跟别的国家的教育工作者比一比，纵向跟先辈同行比一比，我们的付出与所得匹配吗？

有一个大学校长面对台下500多位中学教师说：“师范生的水平太差了，比你们还差！”这话引起了台下的公愤。作为大学校长，不了解中学的实情，讲这话有其不严肃处，但关起门来，我们老师应反思自己，我们究竟如何？

最喜欢讲的三句话：

我是犯过很多错误的教师；

我是不断地在教育教学中改正错误的教师；

因此，我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对于名誉，那些我毫不在意，我唯一看重的是，学生能够成长为有用之才。

教育不是工业、商业，教育是农业、林业，我常说我是一个农夫。作为农夫，我要抓住农时，对天气特别在意，最后才能收获果实。在我的土地上，我可以做什么？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在社会中，有很多不平等的关系，如官与民，但在教室里，师生是平等的。

教师从事的是理想化的职业，因此每个教师都应有理想。我们的教育口号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我们更应该办对得起民族的教育。 《中国教育报》记者问我现在的理想是什么，我这样跟他说：早晨

孩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嘴里哼着歌，一路上还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在学校里跟老师同学们愉快地呆在一起，课堂里积极地探讨问题，有许多收获；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向妈妈深情吟诵今天刚学会的诗歌，跟她谈论自己的理想。（大意如此）其实这不能算理想，在我们的过去，这些都是真实有过的生活，怎么就成了理想呢？

小学教育研究专家于永正（音）说，教了50年书，把自己教成了孩子。我起先不懂这话的意思，但忽然有一天领悟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个吃馒头但不做诗的民族。教师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在理想中提升自己。老师有理想了，学生才会有理想。

我有这样一段经历：

有一天遇到一个学生，跟他说，你最近语文成绩好像没有提高啊！学生回答道，老师，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看世界的眼睛变亮了。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听到这话多么令人欣慰啊！

我有一个课代表，长得高大帅气。有一年的12月13日，学校要搞一个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活动，要排诗歌朗诵节目，物色人才，我这个学生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一个历史老师听了几句之后，就非常激动地说，“就是你了！”学生对他说，请别打断我，诗是不能打断的！ 我们如今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让这样的学生更多一点。

教师职业的危险之二，是当下老师们把教育当作名利场。

我们有一套独特的制度，评职称，非常详细，且等级分明，在世界上恐怕不多见。我主张取消职称和各种荣誉，一切归零。这话以前不敢说，怕别人说我“酸”，现在得到了那么多荣誉，也就可以大胆地讲了。

许多老师的名片上有一大串头衔，我不会记住他那许多内容，只知道他是哪一个县的老师。教师只要刻苦钻研，把课上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有一个老前辈说：“我得到过所有的荣誉，现在退休了，把所有的还给社会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情’字”，多么感人的话啊！

我有很多次路过杨浦高中，看看校园中蓊郁的树木，就想到于漪老师，想她在这里度过的那漫长的岁月，她刚来时，这些树应该还是小苗吧？如今大树参天，它们都是见证。

在今天这个名利场中，年轻教师都把目光盯着考试成绩，在那些微小的分数和名次上斤斤计较。评职称时，材料里无一例外会提到成绩，

说“高考成绩名列年段前茅”，其实分数就差0.2。这有意义吗？

你是不是好老师，要看的是：

其一，学生是否喜欢你的课？你上课前，学生是以期待的心态还是以恐慌的心情等你到来？课堂中，学生是不断地看表，还是不知不觉又一节课过去，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其二，学生是否喜欢语文？只有真正让学生喜欢上了这门学科，语文老师才算是成功的；

其三，由于你的教育，学生是不是养成终身学习祖国语言的意识？ 我有一个女学生，嫁到了日本，回来后跟我说了这样的事。有一天她在家里接到丈夫的外婆打来的一个电话，老人家92岁了，一个人固守在老家的一亩地的茶园边，她打电话给外孙，是要告诉他，自己新得了一句诗（日本俳句）：“薰风里，茶道已万事俱备了。”而这个女学生的72岁的婆婆，在家里做完家务，闲坐着时，也不时感慨道：“啊，那逝去的岁月！”这是明治以来，日本的教育在国民的心中播下的种子还在发芽。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老师和学生都在追求着分数，而背后还有大量“卖狗皮膏药”的高考专家。

有一个校长说得好，一个愚蠢的教师，如果勤奋地工作，那将是教育的灾难。他该去吃喝玩乐。他勤奋的结果是，学生被迫害，被误导；学生不喜他，家长怕他，同事气他。他是一个奴隶式的人，站惯了就不敢坐。但校长喜欢这样的人，他会说勤能补拙，非常投入地做练习，也要学生跟他一样投入地做练习。但专业修养不够的教师，越努力结果会越糟糕，他越想弥补自己的愚蠢，造成的灾难就越大。

因此说，做一名合格的教师，除爱心之外，还需要智慧。学校里最可怕的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是，一个愚蠢的老师管50个智力正常的学生。 如今又有新的灾难来临：应试教育培养起来的学生现在当老师了，他们之前所有的压抑现在终于有一个释放的渠道了。这些老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给学生排名次，而不问这样做是否科学。

我看过一张希特勒的照片，那是他从林茨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老师按照学生的成绩排顺序，成绩好的学生站前排，越好的跟老师靠得越近，而希特勒的成绩很差，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进入中学，希特勒学的是文科，他成绩依然不好，有一个同学，是犹太人，叫维特根斯坦，成绩也不好，跟他同班，后来成绩好起来，跳级了，而希特勒依然

享受“差生”待遇。这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希特勒的孤僻和变态性格，跟早年受教育中形成的自卑不无关系。

于漪老师从不用“差生”这个词，我也不用。

中华民族是个残忍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在自相残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相斫史”；而今天社会上屡见不鲜的“灭门案”，跟我们功利的教育有无关系？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跟教育有无关系？

我曾对大四的师范生讲，讲台并不神秘，却很神圣。它最适合有民主平等意识的人。

学校、教师都应该有精品意识，要严肃认真地从事科研工作。有的学校一年完成十几项课题，有的教师一年结两项课题，问他具体都做了什么，却支支唔唔说不出来。“十年磨一剑的人是侠，一天磨十把的是菜刀。”

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一般都会很快完成了自己的课题，然后找工作，买房子，结婚生子。而美国的学生，却很喜欢当博士后的经历，虽然收入不高，却可以呆上13年，做着枯燥却有意义的事。而十几二十年后，诺贝尔奖就会被这样的人捧走。我有一个学生留学美国，说自己正在做着一项研究，“不长，才做了五年”，他说再过个十三四年，就可以完成这项课题，将对攻克红斑狼疮有作用，他在其中有1%的贡献。他说人类真了不起，全球有5万多人在研究，不用多久，就可以攻克红斑狼疮了。我问还要多久，他说，大概也就七八十年吧！言语背后是如此真诚的理念。这话让我如何能不激动？让我如何不以他为骄傲？于漪老师说62届的学生是她的榜样，那么这样的学生也就是我的榜样了。

对于学生，我们的做法要改善的还有太多。

在加拿大，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学生做了这样一道题，3＋5＝6，老师说，了不起，你快接近正确答案了。而我们的老师很少能有如此的器量。

某学校有一个网络作文教学的经验，即把所有学生的文章传到网络上，处于公开状态，任何人可以看到任何文章，并作评论。我说这样不妥，因为“写作是一种私秘性的事”，学生有权拒绝把自己的文章公开，尤其是写作能力较差的学生，我们该尊重每个人的隐私权。以前我曾打算在课堂里朗读一个学生的作品，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拒绝了。她写的是悼念外婆，不想公开此种情感。这种文章只能给老师看，因为老师是学生最信任的人。

同样，学生的日记也不是教师可以随便翻看的，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力。家长不该去撬孩子的抽屉，更不该偷看他们的日记。

西方的家长在进子女的房间前，轻轻敲门，问：“我可以进来吗？”正是这轻轻一敲，诞生并延续了他们的民主传统，形成他们的民主社会。

下面要讲的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

首先一个，教师应该自觉地读书，沉潜下去。

看赵志伟、于漪老师的书，一个感触是我们教师平时花在备课上的时间远远不够。如今有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苏教版教材配备了全套的教学设计，每篇课文都有几套教学方案，教师上课前看一下课文，再参照这些设计，一堂课就能应付过去了。编写者说：“与其让他们瞎讲，不如让他们照着讲。”“这样教师能成长吗？”“管不了！”

教书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当前的课堂缺少创造，许多公开课听起来都似曾相识，都是重复的工作。

鲁迅的《祝福》，最初有人设计课堂思路：“二进鲁家，三幅肖像”，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延用这种上法。教第二遍的时候，我换了一种构思，鲁迅有很强的记财意识，我就让学生专门研究“钱”的问题，跟祥林嫂有关的各种各样的钱，包括每月工钱五百文，婆婆搜刮走的三个半月的全部收入一千七百五十文，被婆婆嫁进深山的“卖身钱”八十千，捐门槛的十二千（即十二元鹰洋）等，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祥林嫂的命运是跟四个方面相联系的。（钱理群概括为“四条绳索”的旧说，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活活勒死了祥林嫂。）

第三遍教《祝福》又换了一套思路，让学生读过一遍文章之后，写300字的《论柳妈》，思考：如果祥林嫂跟柳妈的遭遇对换一下，祥林嫂会说出人死了要进地狱、二婚的女人会被锯成两半这样的话吗？研究的结果是，祥林嫂不会这样说，因为她“天生善良”，以此为基础展开课文内容的研读。

教师应当不断有创造，我们不能把教研难题当作懈怠的理由。

应该从小事做起。

日本邮政大臣野田圣子，大学刚毕业时任某饭店的卫生总管，有一天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工人在清洗完便桶之后，随手舀起一

杯水喝下去，她很错愕。但后来她自己做卫生清洗工作时，她也这样做了。这是日本人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可怕的认真！用一丝不苟还不足以形容。1962年，冰心挨批斗，被“罚扫女厕所”，后来人们发现，她打扫的厕所是最干净的。

关于教师的成长，有这么三个思考。

其一，教师是思想者。

有没有独立的人格，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儿童读经这件事，如果出发点是培养孩子们的语感，我是赞成的，但要说建立有道德的人格，我则是反对的。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学生的人格？英国哲学家罗素被人问到一个问题：英国的教科书说拿破仑是英国人打败的，德国的教科书说人拿破仑是德国人打败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罗素说，很简单，把两种说法都收入教材里。那人说，这不是要让学生疑惑吗？——我们正是要让孩子们产生怀疑的精神，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是罗素的回答。 每个教师应该敢这样说：上出一个“我”来，要有自己的风格，要自信。

很多年前，有人听完我的课问，你属于京派还是海派？我说不懂是何意，他又说是北派还是南派？我说“初出茅庐，无宗无派”，但我的心里说：“老子是王派！”为何要强行把自己归于哪个门派呢？

要敢于怀疑权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

大科学家袁隆平，几十年研究农业，人长得像土地一样，但其实是公子哥儿的出身。他是南师大附中的校友，我曾问他在文革期间为何能够那么顺利，他说怎么顺利呢，也是有凶险的呀。毛泽东有农业八字宪法之说：“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有同事说，你要当心，这是毛主席说的！袁说，毛主席不是学农的。换作其他人，这句话在文革中早已足够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可当时的湖南革委会作了批示：不要动袁隆平（因为革命也要吃饭）！ 八十年代我教马识途的《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四川抗洪救灾纪事》一文，这是一篇通讯稿，时间是下午第一节课，当时有来自山东某地的一个教师考察团听课，为了不让他们在辛苦的观光之后，在课堂里被催眠，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课堂任务：这是一篇新闻报道，在严密的同时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把它找出来。这个问题激起了学生的兴趣，也调动了听课老师的情绪。17分钟后，有一女生眉头一皱，要求

发言。她提出疑问：这场水灾，共造成多少人死亡？我回答说8100人。可为什么文章里没有提到？——这就是问题所在！

一篇报道自然灾害的新闻稿，居然只字不提人员伤亡的情况。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作者却把它“忽略”过去了。这节课就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我说总有一天我们的报道里会提到人员伤亡情况的，到1994年，一篇有关灾害的新闻在财产损失之后，报道了人员死伤的数目；1999年，人员伤亡被作为最重要的信息加以报道。 92年我教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这是一篇难上的课文。我对学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文章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邓小平说毛泽东最讨厌别人引用他的话，可自己在全文引用了多达16处，这是为什么？ （此时王老师提到一篇文章《史可法上多尔兖书》，我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存疑。但他引出了一个结论：实力不够，不能强攻。）

邓小平在1978年3月为了扳倒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保守势力，批驳“两个凡是”的荒谬，实力尚不足，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因此这篇文章就定位在两方面的解读：学习任何文章都应了解其背景；了解政治家的智慧。

作为思想者的语文教师，应该有反思自我的能力，对传统语文教育要有所认识，要了解百年语文教育史。

其二，教师是学习者。

“把学习当作智慧的酵母。”

“一个老师应当在没有行政命令和社会压力下自觉从事教学研究。”

一个年轻教师问我：“一年写了80多篇文章，读了7本书（实则有数十本），难道不浮躁吗？我三年都没读完一本书。”

如果他这三年里读的不是《资本论》，这句话真难以理解。整年读不了一本书的教师，还成其为教师吗？

南京的一家饺子店，环境干净，饺子也好吃，但最值得称道的是店里的一景：老板办了个墙报，让员工们每个月写一篇作文，抄在上面，那天我看到他们作文的题目就是《说说我的家乡》。

一个当大老板的大学同学，布置公司里的中层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写一篇读书笔记，这样可以让他们“少做坏事”。

这些都是我们教育的希望。

按江苏省的规定，像我这样的人（教授级中学教师）可以干到65岁，但我到60岁必定要退休。人生很短，剩下来的时间我要学习，学数学，学理化，学外语。我身边其他学科的老师也在学习写作，写读书笔记。有个历史老师写《我与地坛》读后感，比很多语文老师都深刻。《新语文学习》杂志上也发表数学、化学老师研究语文的文章，给我们语文教师增添一点压力。

俞正声到上海履新时，视察某报社，说报纸也要有文学性，趣味性。他在去湖北前，读过池莉、方方的小说，到了武汉一看，果然如此。来上海前，他已读完《长恨歌》，到了那些弄堂里，才明白王琦瑶之所以会是王琦瑶的缘故。

读书要博，也要杂。但书是读不完的，知识也是无穷尽的。

1997年江苏某报采访我，题目叫《我的读书很可怜》；2007年《中国教育报》采访我，题目叫《我的读书仍然很可怜》。

在无书可读的时代，我读《联共（布）党史》，从中学到了表达的方式；跟陈白尘读《太平天国史》，学到了方法。学习是无处不在的过程。

其三，教师是一个实践者。

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有没有一双善于倾听学生的耳朵？

能不能尽可能准确、优美、生动地表达？

能不能不用教参而读深读透文本？

写作水平如何？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吗？

从85年到87年，我每天坚持写两则笔记，一是教育笔记，记下当班主任的趣事，记录教育过程中的失误。再是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要敢于面对学生的挑战，跟学生写同题作文。学生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谈谈错误这东西》，我一口气写了两篇，以后让他们写文章，就再也没有情绪了。

陈桂生教授搞了个调查，一个学生在高中阶段，大概要经历60－90位老师，当他们毕业之后，真正能记住的有几个呢？你是不是属于学生能记住的那个行列？而我记住了我早年的一个老师，他在我写不出文章的时候，亲切地拍着我的脑门说：“你一定会写好的！”此后我果然就会写起来了。

让我们和学生一道成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