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经过10余年历史的沉淀，加之人们主观上的不懈反思，现在有条件对其主要方面作出评估和预测。

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本人作为前知青，有必要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做些也许是未必公允的评论和预测。

一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55—1965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的说来，起到子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得当的，尽管在其间受到“左”倾的思潮的某种程度的干扰，在某些具体工作环节上出了些偏差。1966年，国家的政治形势骤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后者，知青上山下乡被融进了那场“文革”，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沿着自己正常的成长轨迹壮大起来，而是靠外部强制力量刺激起来，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人们对它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当外部强制力量消失时，它的崩馈于一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说“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理由如下:

第一，上山下乡的主要既定目标没有实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我们党对修正主义有了高度警惕，并绝不容此类事件在中国重演。为此，要造就千百万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现这一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号召城市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去锤炼一颗颗反修防修的红心，而实际上是事与愿违。知青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农民祖辈重复的劳作，生命完结之日才是毕业之时，初时的热忱和激情冷却下来。知青们体察到上山下乡运动同其母体“文

革”一样，爆发突然，应有的准备远远不够。他们在学习和羡佩贫下中农吃苦耐劳品格的同时，也探知了他们当中某些人为私利而工于心计。知青们并不否认“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同时，也切实感受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依然是至理名言。

缩小以致消灭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使命之一。当知青们兴冲冲注销了城镇户口而失去了吃商品粮资格时，还没来得及沉思这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迎接他们的却是那样巨大的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要缩小这差别，远非红卫兵横扫“四旧”那样神速顺当。这需要他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出一辈子牺牲。他们中的大部分尚未具备这样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林彪事件”爆发后，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他们无心独自担起反修防修而在农村劳作终生的殊荣，以为，他们这代人为缩小三大差别已奉献够多，因而提出“落实政策”即返城的要求。随着千百万知青的返城，这场运动的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缩小三大差别的目的便付之东流了。

第二，从经济角度看，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约1700万人，没有安置在城市就业自然省下一大批费用，但在其他方面却花费了更多的费用。按照1973年的标准，国家为每一位知青提供安置经费平均500—550元。按1700万人核算，国家共拨款100亿元。这仅是国家一级的直接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也拨出数额巨大的知青专款，知青所在地区也需要花不少钱。中国农村缺少的是劳动效率，多的是劳动力。知青到了农村，基本上被用作劳动力，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剩余的程度，同时，相应地减少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可以肯定，从经济角度讲，上山下乡运动是负效益。

另外，在城市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之际，城市企事业用人只能从农村招于是形城乡劳动大对流的反常现象。10年间从农村招工进城约1300万人，这显然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当成千上万知青重返城市时，本是城市大家庭一员的知青反倒成了待业者。为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国家不得不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去消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以安置待业的知青。这一举世罕见的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大出大进与大进大出，造成了严重经济问题。

第三，上山下乡运动给人们带来无法言尽的心理重负和精神损耗。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人们承受着政治高压。知青上山下乡的动机，表层高度一致，但深层次却千差万别。“文革”后期领导干部为当知青的子女“走后门”，办返城，

固然不对，但从中透露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上山下乡子女们的状况成了广大家长最大的心病，加速了他们心身的衰老。

在农村，知青们在领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乐趣后，逐渐领悟了自己要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沉重。在城市人面前，他们多疑而敏感，自卑感很重，承受着劳作之苦以外的另一种重压——文化贫困。他们的文化要求得不到起码的满足。

知青公开提出返城的要求，并诉诸行动，确实从国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认定了实现他们要求的可行性。各界人士对知青返城的要求给予理解与宽容，对上山下乡能否照以往的样子搞下去，表示怀疑和异议。

第四，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制定、具体政策的实施存有重大失误。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应有周密的论证。但在当时，人们则是更多地去制造和维持发起这场运动的政治氛围，去宣扬这场运动伟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上山下乡的“一锅烩、全锅端”政策，加之缺乏细致深入的说服动员工作相辅佐，大大超过了一般群众思想觉悟的实际水平。具体政策的反复多变，加剧了人们心态的不平衡。人们觉得，下乡与返城，留城都是有着极大的随意性。从而，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统性、严肃性受到了怀疑。

第五，上山下乡运动后患极大，至今尚未消尽。大批知青涌回城市，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安置待业知青成了头等重要的事。知青返城后，在住房、工作待遇、子女入托入学，继续学习、婚恋家庭、两地分居、工农兵大学生的待遇等问题上，解决起来颇为棘手。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时间和力量。上山下乡的后患不仅涉及知青及其父母，而且对下一代也有着负作用。目前，“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年轻人中较难实现。这同他们对这场运动失误的认识不无关系。

二

如果从上述文字中得出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澄有任何正效应的话，则不是笔者全部本意。当步入中年的知青叙述当年上山下乡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各种创伤时，直言不讳，毫无粉饰之辞；同时，他们也十分动情地记叙起那段经历将他们锤炼得深沉、练墩坚韧了，遇事不易冲动、偏激和随波逐流了，备加疼爱自己的祖国和热爱美好的生活了。

首先，上山下乡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知青们亲眼看到并亲身体驻到，中国城乡差别是多么大，地域间发展是多么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多么贫穷。他们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变农村的现状，并为此抛洒了汗水，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在奋斗中，他们清醒认识到，改变中国贫困面貌是如此之艰难，从而，他们对我党和政府在治国方面的失误，往往都能予以理解和谅解。他们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相当稳定的和可以充分信赖的群体。

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在三大实践活动中，他们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从农民乡亲们那儿学到了勤劳、纯朴、智慧、韧性和忍性。他们并不否认农民身上还沉淀着祖辈因袭下来的消极因素，同时也认识到，正是这些农民，才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尽管知青返城多年，仍同农民们保持着割不断的深情和联系。

再次，上山下乡使知青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切民族命运，希冀中国稳步发展的政治品格。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感受。上山下乡运动的流产，并没有使他们淡薄政治，而是以一种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政治。

最后；知青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在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三

无庸讳言，知青自有知青的缺陷，而有的缺陷正源于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实事证明，像“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不应再搞的，但这绝非意味着对上山下乡这一社会现象的一概否定。上山下乡并非是“文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上山下乡仍会继续搞下去。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应当堪续搞下去的，也是可以继续搞下去的。但这绝不是以往上山下乡的简单复制，必须在观念和具体措施上予以革新。

城市知青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意识，农村、山区、边疆是需要这些。最适于发挥知青优势的岗位不能再是挥锄头、舞镰刀，而是把知青放到农业科技、教育、第二、第三产业等领域中，发挥其特长。在安置地点上，不一定

把他们都安置到自然村。目前，我国逐步形成的农村小城镇，可以作为城市知青的主要安置点。

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相结合，这是新中国第一，二、三代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也应当是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同样也应当是知识分子健康成长不能舍弃的道路。要告诫城市知青，千方百计地抵制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所带来的持久的忧郁感、痛苦感以至绝望感。

鉴于当代城市知青思想水准的多层次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需要制定灵活多样的上山下乡的具体政策，不可简单划一。对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待遇要从优从厚；上山下乡的时间长可至终生，短可至数年；上山下乡知青的子女教育要从优解决。只要政策适于知青的思想实际，并得到切实贯彻落实，新的时期条件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另外，鉴于人们对“上山下乡”这一概念所抱有的逆反心理，可以换一种提法。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山区、边疆对知青需求的状况；研究当代知青的价值取向、身心承受能力，使上山下乡的内容和形式顺应新时期发展的趋势。

社会发展的城市化是人类进步的一大特征，中国农村中小城镇的逐步形成，是中国农村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由此，有人认为，如今再搞上山下乡，是对历史的反动，笔者认为，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农村中小城镇化正处于起步阶段，这一过程的完成要经过很长的年月，这期间，需要众多的城市知青做出自己的贡献。没有中国墟市知青的参与和奉献，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是无法最终消除的。

中国知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这一传统会为、并已经为新一代知青所继承。知青上山下乡会以某种新的名义、新的内容和形式缮续搞下去。这就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命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

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3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

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这道轨迹，蕴涵着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又留下了多少经验和教训啊!

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渊源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1956年1 月21日，团中央派专人到浙江温州，向在大陈岛开荒的2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了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祝贺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人为强制实行的，它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光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60年代，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

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60年代我国又连续出现灾荒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决定要大量裁减职工。苏联又催还贷款，致使我国经济出现低谷。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针对具体国情，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

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

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运动目的】

一种解释是: 中共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对手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

【评价】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迫害。据说是林彪等人所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

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邓小平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1968年,毛主席讲话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因为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象柬埔寨共产党也干过。

“变相劳改”“三个不满意”也有道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但是当时政府是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青年面临着失业, 编了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大有作为"之类好听的词, 实际上当时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下乡的,要不怎么后来那么多人闹着回城. 这个问题被删除一次了，其实也没有删除的必要。即便是当事人也是当时不理解以后想通了。不那样怎么办？谎话当然是有的，不那样说怎么办？治国方略不允许竹桶里到豆子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

张曙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91)

一、成果述略

知青上山下乡，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牵涉面相当广的社会活动。作为一种就业途径的“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明显的不同。“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文革”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极左思潮鼓荡下的一场狂热的政治运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中国学者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西方学者则早在70年代就已开始。到目前为止，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第一，发表了较多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目前已发表了三四十篇，其中有些具有较高的学术和科研价值。如张化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罗世荣的《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关海庭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3］、米鹤都的《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4］、柳建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兴起原因初探》［5］、王一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劳动就业》［6］、吴林根的《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析》［7］、刘文杰的《周恩来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8］、刘小萌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9］、《“血统论”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10］、史卫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与“困退”问题》［11］、潘一的《知识青年大返城风潮动因探寻》［12］、郑承军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13］、杜鸿林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14］等。

第二，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90年代，有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著作主要有：火木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25年史》［15］、杜鸿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16］、何岚与史卫民合著的《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17］、《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18］、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20］、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21］等。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是由原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部分同志和部分当年下乡的老知

青编写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定宜庄、刘小萌著的《中国知青史》，共100

多万字，资料翔实，立论比较稳妥，是国内目前研究知青问题的集大成著作。在上述著述中，“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均占据了很大篇幅。

第三，整理和公布了许多资料。主要有：刘小萌等著120多万字的《中国知青事典》［22］，该书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主要概念、重要专题和国内外研究状况等分别加以阐述，对制度、组织、政策、会议、文献、事件、人物等逐条说明，是第一部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工具书；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23］，以中央级办事机构的工作活动为主线，适当选编地方的重大活动和突出问题，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口述式的知青回忆录有王江主编的《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24］、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25］等；由下乡知青集体编写的纪实性作品有：《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26］、《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27］、《北大荒风云录》［28］、《草原启示录》［29］、《回首黄土地》［30］、《难忘鄂尔多斯》［31］等十几本。还有一些纪实作品集打破了地区界限，从全国范围收集有代表性的知青作品，如李广平编的《中国知青悲欢录》［32］、余夫等编的《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33］、胡发云等主编的《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34］等；一些当事者撰写的回忆录如任毅的《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35］、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文字狱》[36］等，以及《知青日记选编》［37］、《知青书信选编》［38］和一些农场的农场志等的编辑出版，均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第四，召开了几次以知青上山下乡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讨论会或笔会。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所1994年12月16日在京召开的“知青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座谈会；1996年10月4日该所在京举办的“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1998年该所与《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举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专辑等会：

“让历史在此聚焦”；《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1995年举办的“我看老三届”笔会；武汉《今日名流》杂志社1998年举办的“热心冷眼看知青——关于知青问题的对话”座谈会等。通过这些研讨会、座谈会或笔会，大大推进和深化了对知青史的研究。

第五，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有关研究著作和观点。1988年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美国阿妮达·陈的著作《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为研究知青问题提供了不少背景材料；《海南纪实》1989年第4期发表了法国汉学家米歇尔·波恩(潘呜啸)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1968—1988》一文，其观点在中国国内反响强烈；1993年警官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专著：《上山下乡一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最全面、最翔实、影响也最大的著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翻译出版了《理想与现实——外国学者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此外，有些信息动态类党史刊物还摘要介绍了国外学者的有关观点。这些都对拓宽国内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进展及争鸣

从已有的成果看，研究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不仅探讨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历史进程、内部矛盾、结局及影响、评价等，还对“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红卫兵运动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再教育”与“血统论”理论、国家在推行上山下乡运动中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及其演变、知青主体的生存境遇、上山下乡运动中众多的事件人物、知青现象、知青回城后的生活状态等进行了研究。在资料的占有和引用上，不少研究者运用了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文革”初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知青办公室形成的历史档案；“文革”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的与上山下乡运动相关的宣传品、文件集、资料集、统计年鉴、大事记、劳动史志、知青的回忆录等。从研究手段上看，有些研究者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研究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应当说，目前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浩繁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初步理清了运动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一些重大的事件、人物等均给予了较恰如其分的评价。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研究者占有的材料多少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因而在一些问题上仍存有分歧。限于篇幅，本文仅略述学术界对一些主要问题的研究进展及争鸣。

(一)关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问题

作为安排知识青年劳动就业措施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文革”中，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并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持续了十几年。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因，研究者均认为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并在诸如结束红卫兵运动、解决老三届学生的出路问题等成因上形成共识。但在基本动因的解释上，则说解纷纭。主要有两种倾向性观点：

一种观点着力从经济方面去探讨。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理由是：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与城市就业压力紧紧纠结在一起，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病”的产物。庞大的上山下乡计划，即为缓解这种压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所以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现象，是与经济建设中一再重演的“过热”与“紧缩”密不可分的。即便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蜕变为一场政治化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的考虑仍是服从于劳动就业的实际需求的，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政治方面的种种因素，如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在“三大革命”中锻炼成长，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来“缩小三大差别”的理想等，给这场运动不断注入活力[21](P852--853)。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山下乡之所以能如此庞大和持续十几年，则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理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估计，导致在主观上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以培养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5］（P31）。有的研究者着重探讨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高指示等思想中的诸多因素，如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知识”的定位；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消灭三大差别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接班人问题的考虑等，从而得出上山下乡运动“其所以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10年，其政治原因应当说要更加浓厚一些”的结论［4］（P94）。有的研究者在肯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时特别指出：“文革”时期片面强调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济极大地受到政治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几乎达到了决定作用的程度。因而不可形而上学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论［16］(P85)。有的研究者认为，70年代末下乡运动结束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就业

人口最高的时期，事实上，就业问题对下乡运动的继续与否没有决定性的影响[39]。“文革”10年间，在大量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及其后，大约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倒流入城市，其中包括几百万农村劳动力。这两者的高峰值虽不同，但它清楚地表明，“文革”中后期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定的需求。所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去解释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的”。

(二)关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进程问题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7年10月，以北京中学生曲折等人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标志。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迅速掀起高潮。对1968年12月以前的上山下乡，研究者按其发展历程，又划分为两个阶段：(1)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4月，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自发阶段，或前奏阶段。该阶段主要是首都红卫兵带动下乡，青岛等地的青年学生响应。 (2)从1968年4月中共中央对毕业生的分配要求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到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前，为国家有目的宣传与知青自发上山下乡相结合的阶段。此时，上山下乡浪潮已迅速波及全国城乡，并向中国四面八方展开。

1968、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黄金时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96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即达199.68万人。1969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达267万。1968年 12月22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迅速被推向顶峰。1969年1、2月，仅仅两个月时间，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对于运动出现高潮的原因，研究者的观点主要有：受动乱的影响，1967、1968年的国民经济状况恶化，就业渠道狭窄；“教育革命”使学生升学受阻，导致“老三届”学生大量积压在城镇；毛泽东的推动；等等。

1970—1972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大滑坡，下乡人数分别是1969年的39.8％、28％和 25.1％。造成运动大滑坡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是70年代初经济过热，造成盲目招工，使下乡知青逐年减少。再一个是由于知青生活困难，受迫害现象比较严重，非正常死伤较多，血统论肆虐以及“走后门”之风的猖獗等因素，使动员下乡的阻力空前加大［21］（p,275)。还有就是积累多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基本安排完毕；一些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1970年恢复招生[19](P，112)；等等。

1973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以毛泽东复李庆霖信和第一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国家在安置知青政策上显示出种种变化。上山下乡运动在1974—1977年再次出现高潮，全国有近769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第二次高潮的结束时间，略有分歧，刘小萌在其《中国知青史》中，将第二次高潮的时间界定为1974—1976年）。出现第二次高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过热而导致出现“三个突破”（“三个突破”指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克服，包括压缩招工指标等；毛泽东复李庆霖信的推动；第一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国家对知青政策的大调整等。

1978—1981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急剧衰落和结束阶段。一方面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又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知青大规模“返城风”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调整政策，逐步缩小和结束上山下乡。

(三)对知青“返城风”及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原因的探讨

1979年前后，发端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返城风”，迅速波及下乡知青的集中安置地及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形成规模空前的知青返城风潮，并最终导致知青运动的提前结束。对于知青大返城的原因，研究者均认为不仅仅是一些偶然的突发事件所能铸就，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动因(如“文革”结束、真理标准大讨论等造成的日趋宽松的政治环境)；经济动因(由城乡经济改革的启动和城市产业布局的扩大带来的对城市劳动力的增加，国营农林场经营不景气造成的亏损严重及人浮于事的状况等)；文化动因(知青从反修防修“新”文化价值观撤出，重新认同“文革”前17年的教育体制及其相应的文化价值观)[12]；国家对知青政策的重要调整；社会舆论对知青命运的广泛同情；农民以“挤”、“撵”的特殊方式表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等[21](p,732)。

在阐述知青回城的原因时，多数研究者认为，上山下乡运动不顾客观效果地强行长期推行，已走到积重难返的地步。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所在地的落后面貌，反而给知青生理、心理、思想和生活上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即严峻的现实生活导致了知青队伍的不稳定，是导致知青返城的客观因素。也有个别研究者认为：知青返城，根本的主观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广大知青在中国农村、山区、边疆的贫困落后面前退却了。“他们确实是一群打了败仗的士兵，说逃兵也不过分。他们极少公开承认这一点，不仅仅是出于顾及脸面。[16](p,288)

上山下乡运动在1980年前后结束。所以有此结局，主要原因是：“社会的**力量引致实事求是的政府让步”。社会**力量的集中表现是1978年底和1979年初各地掀起的大规模的“返城风”。“返城风”引起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强烈震荡，最终导致了知青运动的提前结束。有两个因素促成这种**发生效力，一个是政治局势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领导人的地位得到确定，并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领导人批评了“文革”并为“文革”受害者平反。在这种环境下，知青公开表示不满．比较容易被接受。二是长期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为此，就要重新建立社会对党的信心，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顺应民心，最终放弃了上山下乡政策。

有的研究者还提出，70年代末，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中国领导人首要考虑的“大局”，“与其说中国领导人在‘返城风’面前对广大知青的回城要求做出了让步，还不如说中国领导人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作出了长痛不如短痛的果断决定”。［15］（P，338－339）。

(四)关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问题

对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论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次重大的失误”［2］（P，27)，“‘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14］（P，34）)。研究者之所以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理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一项成熟的政策，而是较多地反映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及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之一”［13］（P，19）。知青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革”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它没有长远的整体规划，采取高压的动员手段，造成了不少青年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严重地破坏了党同青年的关系，造成了不必要的裂痕；在“再教育”的“左”的指导思想下，不切实际地强调城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下扎根；其决策机制、具体政策的实施存有重大失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社会发展趋势而论，它也违背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人口的逆向流动，其实质是对工业文明的反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在生理、心理、思想和生活上给知青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40］；使大批知青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使许多有志青年更高的理想化为乌有，客观上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

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拉大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它加重了国家、企事业单位、学生家长和农民的负担；给人们带来无法言尽的心理重负和精神耗损；它的后患极大，至今尚未消尽；“上山下乡运动是形成中国社会十多年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后，知识青年的大返城，基层衙门的贪赃枉法，部分干部对知识青年的残酷勒索，又催化了部分干部的不廉洁，使中国社会政治的腐败迅速恶化，形成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及其以后‘后门之风’的流行。严重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政治清明和‘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宗旨”［2］（P，25)。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使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得到改观，也没有使城市、乡村间的壕沟有所填平，甚至连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目标也随着下乡知青的大举返城而完全落空。[21](p，857)

也有的论者并未完全否定“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知青运动曾经一度对开发和保卫边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15](P，450)知青运动的积极作用，尽管在“文革”时期“愈失光彩”，但毕竟对于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撑国民经济，控制社会动乱，缓解政治危机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显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41]；知青运动促进全国性的地域联结和沟通。这种人为的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客观上冲破了地理藩篱，密切了全国城乡、地域间的联系与沟通，改变着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为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知青运动实现着上千万城市学生与数亿农民之史无前例的结合，促进着奇异的地域、城乡文明的交织和碰撞，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青年[4]。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否定“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等于抹煞下乡知识青年在艰苦条件下为建设农村、开发边疆所做的贡献。有的研究者指出，“知识青年”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定在“文革”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但“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悲剧性质的前提下，也应指出广大知青在这场磨难中得到了锤炼。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实事求是地阐明了这一点。指出，知青上山下乡，给广大农村，特别是对那些边远偏僻的农村以劳动力的支援；给农村以文化科学的支援；给农村以领导人才的支援；在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是活跃在农垦战线的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他们与转业官兵、老农垦队员、当地群众一起，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上山下乡的经历，也使知青真正悉知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解脱了当年红卫兵的狂热、迷信和盲从，从而能够冷静地审视过去，面对现实，思考未来。上山下乡塑造了这个群体中许多人的自强、自立、自信与自重的品格，以及他们身上

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对祖国、对民族特别是对农村对农民的深情和热爱。在困难面前有一种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改革大潮中，有一种胸怀全局、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风采。老知青的这种素质，是新时代所需要的，是社会所敬重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上山下乡是一场“教育人的运动”。当然，对于知青对所在地的贡献，也存在不同的异议，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知青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开发边疆方面，在建设农村方面则收效甚微”。[40]

三，困难与不足

“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震动和深刻影响的运动本身相比，目前取得的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很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资料的收集困难。从目前研究者引用的资料看，有国务院知青办的部分档案资料，吉林、河北、黑龙江等几个省知青办及保定、南京等地知青办的部分历史档案，知青题材的纪实性文学和知青回忆录、农场志、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劳动史志、统计年鉴等。但总的看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知青办的档案资料公布的并不多，已经公开或披露的，也往往散见于各种回忆录、纪实文学、资料集或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很不系统，很不全面，有些甚至是零星的片段；只有几个农场有农场志；有些知青的回忆录虽有一定的代表性，毕竟很有限。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持续十几年、牵涉面极广的群众性运动，从中央到地方有关知青的档案文献，民间散失的史料，和1700多万老知青中蕴藏的口碑资料，浩如烟海，且其中还会有虚假的文献资料，故需要研究者进行长期艰苦细致的收集、整理和鉴别工作。其次是研究力量的薄弱。从现有的研究队伍来看，主要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首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地方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共约数十位同志，有较深研究的不足10人。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没有相应的研究经费，缺乏经常的学术交流，信息不灵，自然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再次，从研究方法上讲，研究者整体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哲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能力不很强。

为了加强和深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除了希望有关方面适当公布尽可能多的档案资料，研究者加强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外，似乎还有必要重视对以下问题的研究：

第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起因的社会心理内在机制问题。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之所以能够形成那样狂热的

局面，是否在社会层面上还有其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它对知青运动起了什么作用?

第二，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一代人日后生活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少研究者在这方面有过论述，总的看来，比较简单、笼统，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第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教训及其历史启示?通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省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有哪些弊端?对今天的社会发展有何启示?

第四，上层领导及决策过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除此之外，同时期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王震，甚至江青、张春桥等都参与或直接领导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同时，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部委，如国务院知青办、农林部、国家劳动总局、国家计委、民政部等单位及部分领导都参与或领导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知青问题上，中央领导层认识上有无分歧?对知青运动的发展有何影响?中央和各部委是如何参与和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

第五，横向比较运用的不够。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同时，国外的青年在做什么?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对日后他们个人及国家的发展有何影响?同时期国外的政治、经济情况怎样?世界大势如何?把知青运动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可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系，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第六，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农本主义、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等思想有何关系?

除上述问题外，还有其他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国际环境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等。尽管对“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仍有许多争鸣及未涉及的领域，但毕竟研究者已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厚的基础。有理由相信，随着有关研究资料的逐渐公布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必将进一步深化。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张化 2011年06月03日11:12

曾经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经沉寂了。对于这个一度牵涉到千家万户，对一代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反思、探索，以期得出一个公允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所谓"社会上义新生事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应予以否定；还有的人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不仅不应否定，还应继续坚持。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些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同志。

（一）

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50年代中期。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已经把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以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与当时的就业状况联系在一起的。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劳动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制度，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而城镇能容纳的就业人数，往往取决于计划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对于计划内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便号召上山下乡予以解决。正如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做好